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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所謂“政府”，就是一些“管”我們的人，但實際上問題并不那樣簡單。有關政府的功能，是值得政治學家們專門研究的；而和我們日常生活相關的首當其沖的層面，就是政府維護社會公正的作用。民眾之需要政府，用盧梭的話說，民眾之所以將自己天賦人權之一部分，自動地讓渡給另一些人，由這部分人組成政府以實施對民眾的管理，正是因為公正之不易得，公正不能寄希望于冥冥中的天道，還是需要寄希望于人類自身。
什么叫公正？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闡釋它，公正不是指、或者說主要不是指一個人做了好事后應該得到回報，多數時候它是指一個人如果做了壞事應該受到懲罰。好人好事應該受到表揚乃至嘉獎，固然是引導人心向上的重要一環；但更重要的，或者說民眾更有切膚之感的，恐怕還是一個人如果做了傷天害理的壞事，是否會受到懲罰，以及會受到怎樣的懲罰。這也是元雜劇告訴我們的，元雜劇里有許多公案戲，講壞人犯了罪，官吏們如何撥開層層迷霧破了案，于是，正義得到伸張，罪惡得到懲罰。像《魯齋郎》、《勘頭巾》、《硃砂擔》、《魔合羅》這類劇目在元代想必是經常演出并且深受觀眾歡迎的，它們除了作為典型的公案戲而引人注目，同時更因為其中暗含的壞人做了壞事后必然敗露的公理，而受歡迎。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若不降嚴霜，松柏不如蒿草。神靈若不報應，積善不如積惡”，老百姓十分清楚現世報應對于社會公正的重要性。當然，無論是元雜劇還是其他的什么劇，都很少以做了好事之后得到表揚嘉獎作為題材的——中國近幾十年流行的現代戲除外，現代戲倒是十分傾心于表揚好人好事的。這種所謂現代戲在很多場合是個偽藝術的怪胎，而且關鍵在于它并不在乎有沒有觀眾，既然不能體現民心，也就不能以常理度之。元雜劇這樣的題材選擇，正揭示出一般民眾的心理需求。
所以，雖然元雜劇的作者們口口聲聲“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其實老百姓真想看到的，主要是懲惡，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表揚好人好事的“正面引導”，遠不如懲誡壞人壞事的“反面教材”，更能驚醒人生，更有威懾力。藝術是不會犯錯誤的，一個時代深受民眾歡迎的藝術更是不會犯錯誤的，有什么樣的藝術，正緣于有什么樣的民眾。
現在我們就明白了，讀元雜劇，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元雜劇對壞人壞事“惡有惡報”的敘述模式。從事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理論家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由戲劇家與作為觀眾的普通民眾在有意無意中共同構建的幻覺甚至騙局，因為天底下有許多許多的案子，官吏們或者懶得去破或者雖然努力去破也沒有能破得了，但沒有破的案子是不能成為戲劇題材的，因為它有頭無尾。實際上，就連那些案情過于簡單，無需細察壞人就被繩之以法的案子，也不容易成為戲劇的題材，因為太簡單，沒有“戲劇性”。因此，一個案子要想成為戲劇的題材，就需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案子比較復雜，其二是案子最終大白于天下，壞人受到了懲罰。于是全劇終了，好人們欣欣然地說，好啊好啊，做好事的人或者是受冤枉的人終有好報，尤其是做壞事的終究會受到懲罰，這就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看你們還敢不敢做壞事？
既然“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那還需要政府做什么？需要的，天道要通過人道來實現。畢竟在凡間人世，壞人壞事還是需要通過現實的政府機構給予懲罰。公案戲的實質，就是天道借助于人道。
元雜劇《勘頭巾》是以審案的孔目張鼎為主角的末本，它非常典型地以一個復雜的案子為題材。《勘頭巾》的案子經過是這樣的，貧民王小二經常得到劉平遠劉員外接濟，某日又來到員外門前，卻與員外發生了一場口角；恰好劉員外的渾家與太清觀的王知觀“有些不伶俐的勾當”，便唆使他殺了劉員外，兩人得以做一輩子夫妻。王知觀趁劉員外出門取賬酒醉時殺了他，取頭巾回來為證見。地方官審理劉員外身死的案件，自然聽信劉妻的告訴，將王小二作為疑犯，雖然并無證據，仍然將他屈打成招。但是劉員外所用的頭巾一直沒有找到，負責審案的令史再次到牢里拷問王小二，王小二受刑不過，隨口答道，頭巾藏在城外劉家菜園里井口旁邊石板底下。用元雜劇慣用語說，也是合當有事，剛好有個賣草的莊家被牢頭戲弄關在牢里讓他給打草苫，聽到了王小二的供詞。令史審出了頭巾所在，自然就要去取這件重要證物了，而那位賣草人出得門來卻碰上了在附近探知動靜的王知觀，將王小二的供詞說與他聽，王知觀得以迅速將頭巾藏到王小二所招供之地，奉命前去的張千順利取到證物，此案遂定為鐵案。如果這個案子如此結束，就不像一個戲了——它不符合我們所說的全部兩個標準，既不夠復雜，又不符合民眾的道德理想。所以這戲還需要一個轉折——就在王小超大型要被處決時，六案孔目張鼎進衙辦事，聽到王小二喊冤，就想為他重新審理，尋找案中的破綻，卻無法解釋王小二何以知道頭巾這件重要證物埋藏的場所。七彎八繞，閑談中張鼎一不小心說說起這衙門的屋頂哪怕加幾張草苫也好，張千猛地想起那日去取頭巾時，曾經遇到一個賣草人。張鼎找到了這位莊家，又是七彎八繞地，很偶然地，知道那天他曾經將王小二的供詞說給王知觀聽，經由這條小線索，終于找到了兇手。
有了這樣的結局，《勘頭巾》才算是一部典型的公案戲。然而我們也會發現，作為一部典型的公案戲之兩個條件，卻是相互矛盾的。復雜的案子寫成戲，比較好看，但是，復雜的案子卻并不易審理，換言之，如果僅僅需要追求天理昭昭，那么簡單的案子更容易達致這一結果；復雜的案子既然有許多曲折，假如最后不能審個水落石出，好人受了冤屈，壞人逍遙法外的可能，就大大增加。正是為了同時符合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條件，多數案情曲折復雜的公案戲，都需要通過一些非常事件，導致劇情非正常的轉折，以使善惡報應的理想得以實現——既然案情復雜，就需要特殊的機緣才能破案。
然而問題的麻煩之處就在于，既然案情復雜，既然案子很難破，破案的轉捩點，就會經常借助于一些偶遇或奇跡。假如《勘頭巾》不是賣草的莊家出牢門時剛好碰到王知觀，而且，假如張鼎重新審案時沒有七拉八扯地扯到草苫上面，王小二被屈殺就幾乎是無可懷疑的結局，那么這個案子豈非永無清明之日，臺下的觀眾豈非要很不滿意？人間的公理豈非就失去了它的普遍性？舉例而言，現在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在新聞報道里讀到這樣的消息——“我公安人員看見某人形跡可疑，隨即上前盤問，一舉破獲一件大案”，從這里是很難推導出公理存在的明顯證據的，它只會摧毀我們對社會治安狀況僅存的一絲信心，假如諸多刑事案件的破獲，都只能寄希望于公安人員識別眾人“形跡”的火眼金睛，而不是依賴于確鑿可靠的證據與線索，那么，破案就成了摸彩。至于像《竇娥冤》這類劇目，既需要借助于虛幻的鬼魂，還需要自己的親人獲得高官顯爵才得以申冤，更使天道顯得脆弱，難人令人信服。
公理需要得以伸張的，還不全是公案戲那樣的場合。元雜劇《瀟湘雨》的主人公被貪圖富貴的丈夫無端拋棄，如果說停妻再娶還只是負心，并不算大罪，那么當他的妻子前來認親時，竟被他誣為家里偷了東西的丫環，不僅下令將她發配到沙門島甚至吩咐押送的解子“一路上只要死的，不要活的”，確實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了。那么這樣喪盡天良的壞人，如何才能讓他受到懲罰？在這個戲里，公理得以伸張全靠一個偶然的機會——被發配往沙門島途中的翠鸞路經一個驛站，她不由得在雨夜哭泣，恰好他的生身父親張天覺也在驛站歇息，翠鸞這位“帶長枷橫鐵鎖愁心淚眼的臭婆娘，驚醒了他這馳驛馬掛金牌先斬后聞的老宰輔”，令老宰輔大為惱怒。次日清晨，老宰輔要弄清楚究竟是誰攪了他這一夜，一見之下，認出竟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女兒。如此說來，天地之廣，假設沒有這樣的巧遇，十個翠鸞也會死無葬身之地，哪里就那樣巧了，半夜碰上自己的父親？
偶然性也不全是偶然的，說是“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偶然性可以被解釋成天道。但無可懷疑的則是，審案越是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越是要借助于天道，就越是不可靠。用數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概率太低，而當某一事件出現的概率低到一定程度，它的存在本身甚至也可以被忽略，這樣的規律，并不是不能用之于所謂的天道，以及用以體現天道的人道。
因此，需要借助于偶然性，也即借助于天道來實現的社會公正，是缺乏保障的公正，是令人生疑的公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歸根到底是一種甚不可靠的謊言。更符合事實的情況則是，那天網恢恢，“疏”則“疏”也，卻未見得不“漏”；它確實“疏”，而且還“漏”得很。有時你只能權當它是一種恫嚇，如同文革中常見的大字報里“某某必勝，某某必敗”，“某某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式的語言，它或許能起到點鼓舞人們的士氣，讓對手心浮氣躁的作用；更像是通過個別貪官污吏被揭露的事件，推導出“任何腐敗分子都逃不出法律的懲罰”這樣遙遠的結論，因其過于虛張聲勢而顯得空洞無力，也斷斷不會具有真正的威懾作用。這樣的“天網”，簡直比《勘頭巾》所描述的那張“天網”還多漏洞。
戲劇畢竟不同于現實。雖然公案戲編織的天網千瘡百孔，元雜劇仍然不得不立足于趣味與公理之間那一個小小的縫隙，在公案戲的取材上大費周章。既然沒有曲折復雜的情節，公案戲就會失去可觀賞性；同時，如果公案戲沒有善惡報應的大團圓結局，就會違背民眾的社會理想，同樣會被一般觀眾拋棄，那么，元雜劇里公案戲的模式，就必然意味著某種藝術化的妥協。這樣的妥協最終凝聚成包公這樣的特殊意象，雖在塵世，卻超越于現實人生；一方面，有了包公，天道的達成就有了一絲希望；另一方面，也因為只有一個包公，這希望離現實就仍然很遠。所有將政治清廉的期望，寄之于包公或一兩個包公式人物身上的想法，都只不過是戲劇化的幻想，如此而已。
我們很難說，將社會公正寫成一種遠離現實的理想，是不是體現了元雜劇作家們清醒的現實主義眼光。我們只能不無牽強地說，通過對那些高張因果報應的元雜劇杰作的細讀，依稀能夠發現其中暗含的另一層意思，既然借助于天道來實現社會公正是如此的困難，天道就越是顯現出它作為一種社會理想的實質——理想離現實越遠，它作為一種理想的本質特征就越是鮮明可辨。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人們，應該不難從中體會到這樣的暗示——無論是寄希望于人道還是寄希望于天道，都遠遠不足于達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要想通過某種外在于民眾自身的力量——不管是所謂天道還是人道——實現社會公正，都僅僅是一種虛構的幻想。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后退一步，以最寬容的心態認同元雜劇的公案戲所構筑的幻想，就像包公始終體現出民眾對社會秩序健康而美好的愿望，因而多少總有值得褒獎之處一樣。即使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純粹且一目了然的幻想，即使它是如此顯而易見且虛張聲勢的虛構，畢竟也有它的價值，至少它對于好人并不具有任何的傷害，卻能夠使惡人有所畏懼。而即使是對虛幻的天道的敬畏，也有其不可估量的社會作用，它使惡人在行惡時，也隱約地看到一條底線。有這條底線和沒有這條底線，恐怕大不相同，因為，只有無所畏懼的人，才會成為徹頭徹尾的、不可救藥的、并且真正令人生畏的惡人，對社會具有最致命的破壞力的惡人。
《瀟湘雨》試官云：我如今寫個字兒你識。東頭下筆西頭落，是個什么字？崔甸士云是個一字。好，不枉了中頭名狀元。識這等難字。我再問你會聯詩么？聯得。
《還牢末》府尹：做官都說要清名，偏我要錢不要清。縱有清名沒錢使，依舊連官做不成。趙令史：何水無魚，何官無私。
《東堂老》與《殺狗勸夫》里的柳隆卿胡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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