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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雜劇以蘇秦的經(jīng)歷為題材的作品不少，據(jù)說宋代就已經(jīng)有了南戲劇本《蘇秦衣錦還鄉(xiāng)》，元雜劇有《凍蘇秦》（又名《蘇秦還鄉(xiāng)》），后來，許多劇種也有名為《黃金印》的相同題材作品。有關蘇秦的戲，大抵以揭露世態(tài)炎涼為主題，講蘇秦自幼熟讀經(jīng)書滿腹經(jīng)綸，初次出門求官未遇，回家后受到家人百般羞辱；他重新發(fā)憤苦讀，終于一鳴沖天，六國封相，于是家人又百般奉承云云。
蘇秦是戰(zhàn)國時代有名的謀略家，但是所謂“六國封相”并不是史實，當然，你沒有必要因為它不是史實就貶低這些作品，況且有關“六國封相”的情節(jié)是如何敷衍出來的，也確是個很有趣的課題。但我這里想寫的，僅僅與蘇秦的發(fā)跡有關。按照雜劇《凍蘇秦》的說法，蘇秦和張儀是少時同學，結(jié)拜兄弟，一起“收拾琴劍書箱，上朝進取功名”，經(jīng)過一番曲折，蘇秦“憑著我胸中豪氣三千丈，筆下文才七步章……到舉場，將萬言書見帝王，插宮花，飲御觴”，終于做了高官。戲中蘇秦發(fā)跡的經(jīng)過，當然不像是在戰(zhàn)國時代，那時還沒有科舉制度呢，至于“七步章”也用錯了典，唯有向帝王上了“萬言長策”而發(fā)跡的窮書生，倒是元雜劇中最常見的主人公，頗有些值得回味之處。
蘇秦是個讀書人，至少戲里是這樣寫的。《凍蘇秦》就是“書中自有千鐘粟”的活寫照，它暗示著你只要書讀得好，就有可能做官，而在中國，做官就是成為人上人，很威風，當年曾經(jīng)欺侮過你，看不起你的人現(xiàn)在都要遭到報應，很解氣。從唐代開始，這樣的可能性就得到了制度性的保證。至少從讀書人的角度看，選拔書讀得好的人做官，總比只看出身選派官員的做法要好，這種制度，畢竟是講真才實學的啊。
但是且慢。如果我們以此得出結(jié)論，以為中國古代科舉制度重視讀書人，注重政府成員的知識，它是在努力選拔一批受過教育、有知識的文人來承擔國家管理的重任，這就錯了。經(jīng)常空嘆“報國無門”的讀書人很容易懷念當年的科舉制度，而忘記了科舉的實際內(nèi)容，畢竟一種選拔制度到底選拔出一些什么人，還得看選拔的標準，具體說，要看考試考的是什么。中國的科舉制度實行了一千多年，考試科目則一直主要集中在文學與策論。像唐代以詩取士，元代據(jù)說有以曲取士的制度，明、清主要是“四書五經(jīng)”，要按"四書五經(jīng)"的精神寫文章。如果用現(xiàn)代教育的概念附會地說，大概從唐到元是以考語文課為主，明清以考政治課為主。考生通過了語文或者政治課考試并且成績優(yōu)異，就參加下一輪考試，直到最后一輪──殿試，通過了皇帝本人主持的最后一場考試，你就獲得了做官的資格，在戲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被委任為丞相——當然在現(xiàn)實的科舉制度中是不可能的，多少人多少年里都在苦苦等候著這個位置呢，哪能容你一步登天。
這種考試過程中難免出現(xiàn)作弊現(xiàn)象，但是這并不重要。縱然這種考試極其公平、公正，我還是不明白，為什么一個人通過了語文課或政治課的考試并且成績優(yōu)異，他就可以成為一個好的縣官，乃至一個好的州官、市長、軍區(qū)司令、一個好的政府總理。唐宋年間以文學取士的制度是不容易理解的，你怎么也說不清楚一個人的詩和詞寫得好不好，與他能不能勝任地方行政長官的職務有什么必然聯(lián)系，雖然文學家們總是相當自信地認為自己擁有異樣的行政才能；而按“四書五經(jīng)”取士同樣不容易理解。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人們把“四書五經(jīng)”學得好不好作為選拔官員的標準，你只能這樣勉為其難地為它解釋——就相當于現(xiàn)在學校普遍開設并且都必須要考的政治課，“四書五經(jīng)”是圣人提倡道德修養(yǎng)的，讀好了這些書就相當于具有較高的道德修養(yǎng)（用現(xiàn)代語言說是“政治上過硬”），而按照人的道德修養(yǎng)和政治素質(zhì)來選拔政府官員，也未嘗不是一種說得過去的理由，至少比起考文學課，更不離譜一些。你可以狡辯，說一個人即使把“四書五經(jīng)”讀得爛熟也不能證明他是一個道德意義上的好人，就像你能把那些政治課里必須背誦的標準答案倒背如流，那也只能說明你的記性好，決不能證明你政治上可靠一樣；然而，那只是狡辯，因為假如你連政府、領導們讓你背的東西也不肯去下死功夫背，你連裝出一副積極的樣子也不肯，至少可以說明你不聽話，而不聽話的人，政治上也就自然不會太可靠，在領導看來，你的道德也就很成問題。因此，真正值得說明的，反倒是一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政治修養(yǎng)水平與他的行政能力之間的關系。
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雖然并不是顯而易見的，倒也有跡可尋。西方的政治家向黨派負責，而在中國，至少是在古代，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時代，并沒有所謂黨派利益，“黨”是一個貶義詞。宋代蔡京當權時立了一塊黨人碑，上面把司馬光、蘇東坡都指為“黨人”，就是將他們公開點名批判的意思，有個名為《黨人碑》的戲就寫這件事。在沒有黨的年代，大小百官都必須向皇帝負責而且只需要向皇帝負責，至于皇帝要不要向什么人負責，比如要不要向老百姓負責，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毋庸別人置喙。在皇帝看來，質(zhì)問“保中國”和“保大清”孰重孰輕是很愚蠢的，國家利益當然不如自己的家族統(tǒng)治權要緊，所以，皇帝選拔官員的所有標準之中，忠誠當然是第一位的，至少是表面上看起來的忠誠。而是否忠誠，就是一個道德層面上的問題，寧肯選擇忠誠的庸人而不能選擇有獨立見解的能人，決不限于某朝某代。
當然，科舉考試也不能僅僅看作是關于忠誠的測量，即使是按照政治課學得好不好這樣不甚可靠的標準做的測量；如果科舉只是這樣的考試，那未免過于無趣，更不值得戲里搬來演去。你見過以考政治作為題材的小說電影戲劇嗎？反正我沒有見過。科舉的趣味，在于科舉考試的最后一關即皇帝的面試。那么皇帝考什么呢？皇帝本人并不需要與別人討論什么叫做忠誠，這類事情已經(jīng)由其它低級考官完成了，現(xiàn)在，皇帝要關心的是官員其它方面的素質(zhì)。從元雜劇里，我們經(jīng)常能讀到像蘇秦這樣的寒士手揣萬言策論，大談如何如何治國，皇帝看了以后就大喜，馬上就給他一個縣官當當，《范張雞黍》中的王仲略只因為偷了才子張元伯的萬言長策獻上，居然做到了杭州僉判呢。戲里很少介紹呈獻給皇帝的萬言書具體寫些什么，但我們可以想象，那里面談的必定是皇帝所關心的事情，皇帝與寒士肯定不是談如何治理一個地區(qū)，比如如何治理一個小縣，而是談論如何治理一個國家。而會談論如何治國并且能將皇帝老兒談得龍顏大悅的人，風風光光地上任，遇到那些實在很具體很微細的家務糾紛時，他到底是否具有處理這些糾紛，做好一個縣官的能力，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從元雜劇看，很多科舉出身的官兒都沒有這樣的能力，他們感慨萬分地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而僅僅做個“清官”，又有什么用呢。
如此看來，中國歷來依賴于科舉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實在有太多漏洞。至少從選拔縣官的角度看，科舉很可能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制度，就像我們從小到老需要參加的從學校到工會所有部門組織的政治考試一樣毫無意義。這種考試是道德取向的，它卻沒有任何可能真正衡量出應試者的道德素質(zhì)的高低；花費大量公共資源組織這種考試意在選拔國家機關的行政管理人員，卻不能保證通過這樣的考試選拔出的優(yōu)勝者，具有足以勝任所擔任的行政事務的實際才能。科舉考試如果不是只考察文人的文學才能的話，也只是在考察儒生們空談治國的能力。
儒生空談治國，正是科舉制度的一大弊端，它注重的是“治國之道”，而不是“治縣之術”。科舉制度中選拔出來的那種手捧萬言長策的儒生只會談論抽象的“仁義禮智信”，討論起國家大事來可以頭頭是道，少不了“治大國如烹小鮮”的氣勢，但是，科舉制度無意于考察應試者處理具體事務的才能，所以，通過這樣的考試選拔出的人才，被安放在縣官這樣具體的位置上時，他的尷尬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種境遇對于讀書人也同樣不公，你以多年的刻苦攻讀終于通過了數(shù)場如何當好一個大國總理的考試（有如現(xiàn)在高考政治試題中“如何進行國企改革”的論述題），完了卻分派你去當一名縣令，你突然發(fā)現(xiàn)多年來螢雪寒窗所學所思全與工作無關。幸好你這官已經(jīng)當上，只要不犯大錯不得罪上司同事，誰也不能奈你何。你所需要做的只是作為皇帝派駐此地的官員，成為皇權的代表與象征，至于如何判案如何收稅，就讓小吏們?nèi)プ霭伞Ｎ乙孕∪酥拇Ф龋@就是科舉制度中選拔出的多數(shù)官員到任后必然會產(chǎn)生的念頭。
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官員缺乏作為一個縣官必需的素質(zhì)，這肯定是科舉制度最失敗的一環(huán)。它所考的正是那些最不可能考，也不需要考的東西，比如，忠誠。吏治的失敗，難道不是可想而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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