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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差不多剛好是在兩百年以前，德國詩人席勒用他那個時代常見的夸張語氣豪邁地疾呼：“啊，人類！只有你有藝術！”
席勒這句話在此后的兩百年里，被無數人引用過，然而如果我們要借用席勒的這句名言，將它改成：“啊，人類！只有你有美感！”恐怕就會招致許多的反對意見。
首先，達爾文的在天之靈就會表示強烈不滿，信奉達爾文的人們也同樣會奮起駁斥。我們知道，知識淵博的達爾文曾經運用許多事實證明在動物的進化和性選擇過程中，那些美麗的顏色和悅耳的聲響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用達爾文的話說，雄性孔雀在開屏時就是在展現它自己的“美”，從那些比較美的個體才有更多的機會做新郎，才有更多的機會留下它的后代這一結果來看，雌性的孔雀顯然具有甄別美丑的能力。啼鳥在競相鳴叫時，也是為了用最悅耳的曲調取悅它同類中的情人，在達爾文看來，這聲調的悅耳與否，也關系到它能否在不同個體的性選擇中趕上以至超過群體中其它伙伴。
達爾文大概從來沒有認真想過，他將如何說明那些形容猥葸的、尖聲怪叫的動物的性選擇，在他看來那些動物是否具有同樣的審美能力，但是他非常堅定地認為，“當我們看到一只雄鳥在雌鳥面前展示它的色相俱美的羽毛唯恐有所遺漏的時候，而同時，在不具備這些色相的其它鳥類便不進行這一類表演，我們實在無法懷疑，這一種的雌鳥是對雄鳥的美好有所心領神會的�！鄙踔�，他還進一步認為，“動物界的一大部分的動物對美麗的顏色和音樂的音響，都有幾乎同樣的嗜好……大量的雄性動物，是為了美好的緣故而長得美的。”
達爾文認為動物能夠對“漂亮”作出反應，這與我們討論的美學問題，固然存在非常之大的差距；但是在這里，也還有值得認真對待之處，那就是在達爾文看來，動物不僅能夠對它所面臨的同類作出對方美（漂亮）或不美（漂亮）的判斷，能夠產生他所說的那種“審美感受”，而且還有可能為了“美”而改變其進化方向。這樣的表述是令人震驚的，即使我們不屑于討論達爾文所說的“審美判斷”，因為它與美學意義上的人類創造性的審美感受截然不同，但是我們卻要注意到這里一個重要的細節，它也正是許多美學研究者們所不曾注意到的，那就是達爾文對動物進化過程的經典描述，其中他認為影響著動物進化方向的各種各樣的動力，竟然可能包含了某些美學的或曰美的因素。當達爾文說“大量的雄性動物，是為了美好的緣故才長得美的”時，他在美學意義上所表述的是一種十足業余水平的理論觀點；然而從這里所包含的進化論意義上的理論背景看，卻代表了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一種哲學觀。它雖然并不直接關系到我們所要討論的審美能力，卻關系到這種討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背景性的理論框架的構成，關系到人類能力的進化模式問題。
我們都知道在達爾文時代，科學家和哲學家們對人類進化的動力，包括對整個世界進程，有著一些在表面上看超越了中世紀神學的表達方式，在實質上卻仍然有著非常濃重的神學意味的解釋；這種被后人稱為“目的論”的或者“歷史命定論”的理論思維模式，認為大千世界的存在與發展具有其內在的規律性，而這樣一種規律性，是有一個前定的目標的；就象中世紀的神學家們認為世界進程是事先由上帝設計好的，而世界進程只不過是這種早就已經設計完了的發展過程的實現而已。中世紀以后，哲學家們和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同樣也都還相信，在世界的進程中，體現著一個外在于此進程的理性的“目的”。盡管不同人對于這樣的目的的看法不同，有些人認為這目的是道德和倫理學意義上的“完善”，另一些認為這目的是物理學意義上的“完善”，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目的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或者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完善”，但是在認為世界都在向著這樣一個美好的目標理性地發展這一點上，都是相同的。認為世界一定是向著一個好的或者說善的目標前進，這只是一種在極其良好的主觀愿望驅使下產生的理想主義的世界幻像。在這個意義上說，說因為長得美好的動物個體具有更強的競爭能力，所以動物在外貌上就會出現一種長得越來越美好的趨勢，這與說一個社會只有秩序化才能更有利于人類的生存，所以這個社會就內在地擁有一種向著秩序化發展的內在趨勢是一樣的，而這樣的設想，這種認為世界進程總是趨向于更加美好、更加完善的設想，正因為它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方法的產物，在現實的世界里，并不一定就符合事實。
世界進程有一個事先已被設定的目的，而且這個目的一定是“好”的，在很長時間里都是科學研究領域不受任何懷疑的崇高信仰。在藝術與美學研究領域里，它也曾經表現為相信人類藝術總是向著更高級的方向發展，人類總是一代比一代創造出更高級的、也更偉大的藝術作品，而且后一代總是比起前一代更能欣賞美，或者說具有更強的審美能力；以及誠懇地相信藝術的發展有一個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信仰在某種程度上會影響信仰者的行為，所以科學研究領域的上述信仰并非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只是我們在討論人類的審美能力及其發展時，還必須記住，這樣一種能力的擁有并不一定就意味著人類比起其它動物來就處于更高的進化階段，而且當我們說只有人類擁有審美能力時，也不一定就要附帶著席勒高喊只有人類有藝術時所附帶著的那種自豪感。當我們說并且試圖證明只有人類具有審美能力時，只是在客觀地描述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
二
讓我們回到達爾文的論斷。其實達爾文提出的論斷，可以部分地還原為這樣的問題，如果從意識與感受的層面上看，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在內，是否對客觀外界有著同樣的感受方式，以及是否可能具有同樣性質的感受？回答了這個問題，才有可能繼續回答達爾文的論題，那就是動物之所以喜歡人類也喜歡的某些顏色音響，進一步還可以說，動物之所以不喜歡某些人類也同樣不喜歡的顏色和音響，是否與人類喜歡或者不喜歡這樣的顏色與音響有著共同的原因；最后就是第三層次的問題，非人動物是否有可能從事某種意義上的審美活動也即藝術創造活動，是否可能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審美能力。
生命體與外界交往最一般的形式是以刺激－>反應對（心理學家們所說的S－>R對）的模式進行的。在所有生命體中，我們一般只把動物看作是具有感覺的動物，也就是說，一般認為只有動物才能“感覺”到外界刺激的存在與作用，并且通過某種特有的方式對其作出反應。一系列相似的刺激－>反應對可以在動物機體的神經元中留下印記，漸次發展成為一組連貫的行為反射弧。由于這種行為反射弧只對適宜的刺激產生反應，所以它最終也就表現為某種偏好，這是由神經系統自動建立的判斷能力所決定、所控制的一種反應方式，由于此，如果一個動物個體對某一類固定的刺激形成了某種特定的反應模式，我們就可以說，它已經擁有了對這種刺激的識別能力，已經形成了對于這樣一種特殊刺激的反應能力。
人類所能夠對之產生審美感受的客體無限豐富，但我們在這里所說的“無限豐富”的含意，只是相對于人類的理性認識與語言表述而言的，如果換一個角度，將它對應于大千世界而言，也未始不可以說，人類有可能對之產生審美感受的客體是非常有限的。對于這樣一些審美客體，有時，其它非人動物也有可能產生一種偏好，象達爾文所說的會對具有絢麗多彩的顏色的雄鳥產生偏好的雌鳥就是如此。在一些比較特殊的場合，非人動物甚至也能夠對完全是由人工創造的藝術作品作出特定的反應，假如我們讓一些低等動物聽貝多芬的音樂，將一部厚如磚頭的長篇小說扔到蝸牛身上，它們也會對之產生某種反應。而且這樣一些特定的反應，最后甚至也會發展成一種偏好。有實驗讓幼年小白鼠經常聽莫扎特的音樂，待它們成年之后，發現它們表現出莫扎特音樂明顯的愛好傾向，而對其他音樂家的作品則表現出冷淡。達爾文主義者也可以將這個例子作為動物的可能具備審美能力，甚至是藝術辨別能力的強有力的證據，以對只有人具有審美能力的觀點提出強有力的反駁。
然而，從這個例子里，我們同樣也有可能得到另外一種啟發，從而得出另外一種想法。僅僅通過能夠培養出小白鼠對莫扎特音樂的偏好就肯定非人動物也有可能具有審美能力是危險的，因為我們決不能因為燕子喜歡在某一幢房屋里筑巢就斷定燕子喜歡這幢建筑的造型、風格與式樣，也不能說北極蝦喜歡生活在北極，就是它們為了便于觀賞絢麗多姿的極光的選擇。如果說所有動物都能對特定類型的刺激作出特定反應，以至于形成對這樣一類刺激的偏好的話，那么我們還應該指出，哪怕是對同樣一類刺激作出的反應與形成的偏好，也可以因為完全不同的原因，可以區分為多個層次。
從生物對刺激的反應和偏好上看，它們至少可以區分為六種不同的模式，或者說具有六個層次。
這六種模式或者說六個層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在本能支配下的純粹機械性的反應和選擇模式。比如候鳥每年都能夠回到相同的遷徒地，象魚類的回游，在地點的選擇上，都是受著一種盲目的本能支配的無意識行為，從主體的角度說，這種選擇完全是被動的，其實是無選擇的；
第二種模式則是半被動的選擇，象動物趨向于某一類固定的食物，體現了它們對不同食物的愛好不同。這樣的選擇部分地出于功利目的，然而動物多數都是出于半先天的本能而選擇某些食物并且放棄另外一些食物的。我們之所以將這種對食物的偏好中的一部分現象稱之為“選擇”，是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如果遇到它們最適宜的、長期以來一直對之表現出偏好的食物嚴重匱乏時，動物也有可能無可奈何地食用另一些類型的食物。這種場合，選擇就出現了，但這樣的選擇，大半緣于生理上的、器官上的適應性，動物自身對此能夠作出的主動性反應仍然是相當有限的；
第三種模式是機體性的選擇與愛好。比如達爾文所說的雌鳥對某一只或某一類雄鳥更感興趣，更容易產生性的和其它與情緒有關的興奮，在這里，性的與其它相關機體表現出的興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受制于遺傳基因的控制，而這樣的反應本身，雖然是動物自己也許能夠感覺到的，它卻只能說是純粹機體水平上的反應；
第四種模式，是與功利目的沒有直接關系的反應與活動。諸如動物能夠表現出的對游戲的愛好，象猿類純粹是對某些形式結構表現出的偏好，以及前舉的小白鼠對莫扎特的音樂由誘導而來的偏好。由于這樣一些反應與動物生理性的滿足并無直接的關系，它們與前述的基本上是機體水平上的反應相比，似乎就有了更多的非功利的色彩，同時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如果可以將情緒理解為一些內分泌意義上的指標的話，這樣的偏好也帶有一定的情緒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樣一些反應，往往都與經驗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它們基本上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而且一旦形成之后，就會長期地延續下去。在反應與經驗的關系上說，主體仍然受制于經驗；
第五種模式則是建立在經驗水平上，同時又超越了純粹經驗本身的聯想。這樣一些聯想并不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條件反射，因為這樣的反應，是對于一個與經驗在大腦留下的印記相似、相關聯卻并無直接關系的對象所產生的反應，所以在反應的困難程度上，它要高于一般意義上的條件反射。比如原始人對圖騰的畏懼，并不是由于圖騰本身對他曾經造成的某種傷害直接引起的，而是通過與圖騰也許具有某種內在關系的另外一些創傷性經驗引發的。所以他們幾乎是完全出于自發地對圖騰作出反應，不過在這樣一種反應中，非直接的經驗的作用，還是清晰可辨的；
第六種反應模式，是指主體完全主動的選擇性注意，作為一種完全是情緒性的心理活動，它在面對外在世界時并非只對其作出可以預見的反應，而是取外在世界為質料加以情緒化的重組，在心理層面上感受到新的意象。這種重組是拋開對象的內容與現實的價值，而僅注目于其外在的、超越現實利益的形式的。說它是完全主動性的，是因為它一方面是與功利目的無關的，并且在另一方面，它還是在非經驗領域里產生的。這樣出于完全主動的意志所作出的反應與選擇，其結果與意義都截然不同于其它的反應模式。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基本上包括了動物對外界刺激作出的所有反應的六種模式中，前面四種反應都主要建立在機體在遺傳和學習基礎上形成的無條件反射和條件反射的層面上，它們都可以而且必須通過機體的生理官能、通過動物的生理結構以及遺傳習性來加以解釋。這樣一些反應構成了動物生存以至繁衍的必要條件，決定了它們作為生命體的存在方式，它們是動物的生存所必需的機能。而第五種反應模式已經不再是動物必需的反應能力，正因為它不是必需的，所以才具有超越動物生理方面的機體功能的意義。只是因為這種反應模式仍然是建立在經驗的聯想之上的，所以對于機體而言，這種反應仍然帶有一定程度上的被動的成分。最后，只有第六種反應模式才是真正主動的、主體性占據主導地位的行為，而審美活動正應該包括在這個層面，如果它也可以稱之為對外界刺激的一種反應，那么它正應該歸屬于這種反應模式。因為正象康德所說的那樣，審美是一種完全非功利無目的的活動，同時也正如我們前面所論述過的那樣，審美活動是主體的創造性活動。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一種動物要具備審美能力，不僅要看它是否具有對特定對象產生特定反應，并且產生選擇偏好的能力，還需要有某種超于機體水平的反應能力，有某種主動性的意識行為，以及建構在這一水平之上的創造性地把握與處理對象的能力。而這樣一種能力，恰恰是非人動物所并不具有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非人動物并不可能擁有象人類這樣的審美活動能力，而且它們也不可能在心理水平上產生象人類所可能獲得的那種審美感受。
根據生物學法則，一切動物的行為，如果它能夠用更基本、更簡單的原因來加以解釋，那就不應該用更高級、更復雜的規律來加以解釋。由此我們知道，勃蘭兌斯喜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小白鼠喜歡莫扎特，托爾斯泰不喜歡莎士比亞和牛不喜歡吃肉類食物并不能都用同樣的原因來加以解釋，正因為這樣的反應雖然具有相同的選擇傾向，卻緣于不同的生理與心理層次，其實它們并不是以同樣的模式對外界事物作出反應與選擇的。正象小白鼠喜歡莫扎特的音樂和牛不喜歡吃肉類食物并不是相同水平上的反應與選擇一樣，類似于小白鼠喜歡莫扎特音樂這樣希奇的現象，也可以用由重復性經驗而產生的習慣性偏好加以解釋，并非一定要將它認定為審美能力的作用。如果混淆了這些不同層次的反應與選擇模式，那么我們對人類以及各種非人動物的行為模式，就不可能得到哪怕是稍微接近真理一點的解釋。
三
各種不同的動物限于它們的生理與心理條件，只能對外界的刺激作出一定水平的反應，這一規律同樣適用于人類。那么，人與非人動物能以不同模式作出反應，是否意味著一種機體上的差異，或者說，人類用以從事審美活動的，是否一些特殊的器官？換言之，人類是否在生理上有異于其它非人動物，才使得人類能夠從事審美活動？
這個問題是幾乎所有人文科學研究者所關心的，出于自我陶醉的人類優越感，使得人們更加關注這個問題的解答。有一些實驗能夠體現出人類與其它非人動物的能力差異。Weiss做過這樣一個實驗，他把發育前的蠑螈幼體的左右肢互換，結果發現左右肢互換后的蠑螈成長以后，肢體對外界刺激表現出和正常蠑螈的肢體方向完全相反的反應，而且這樣的動作持續一年之久也不會改變；Speny將蠑螈的眼睛翻轉180度，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由此可見，在它的身上，刺激－>反應關系完全是由胚胎和生長神經先天固有的模式所決定了的。
然而，斯特拉頓在1987年做過另一個關于人的視覺適應性實驗，卻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嘗試將一種能使視覺世界里的上下左右完全顛倒的透鏡戴在眼睛上，起初他的動作紊亂，無法協調，他不得不在錯誤中不斷嘗試。然而僅僅在三天以后，原來完全被顛倒過來的整個世界就開始慢慢恢復正常，他對起初面對的這個混亂的世界就開始適應，定向的障礙開始減少，八天后，新的視覺動作關系已顯得很協調，一天天過去，他甚至已經習慣了這樣看世界，很少意識到自己是戴著這樣一副顛倒的透鏡，很少覺得這世界圖景是被顛倒了的；接著當他摘下這副透鏡時，發生了與剛戴上透鏡時同樣的定向力障礙。但是這樣的感覺只持續了更短的一段時間。有科學家在1952年重復做過這個實驗，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這樣的差異在本質上說，只能理解為一種學習能力上的差異，或者說，它證明人類有能力主動地調整對感覺中所接受的外界刺激的解釋。但是我們也可以從更抽象的角度理解這個例子，可以認為，蠑螈僅僅能機械地憑先天的遺傳機制對刺激作出反應，而人類則有可能通過后天的學習有意識地調整自己，對同樣的刺激產生新的反應模式。這樣一來，我們就能夠超越了生理層面，從更內在的意義上理解不同生物的生理差異。
不同的物種在感知外界刺激上，確實存在著非常明顯的能力差異。甚至在純粹感官領域，這樣的差異也是非常令人感興趣的。然而如果有這樣的美學研究專家，試圖從人類的視覺與聽覺能力上，進而從人類的視覺器官與聽覺器官的特殊性上尋找人類審美能力的機體上的原因，那他們注定會失望。在一般意義上，由于藝術作品多數訴諸欣賞者的視覺或聽覺，我們會覺得人的審美感受是經由視覺與聽覺觸發產生的，經常，我們仿佛是直接被視覺與聽覺的感受引發了審美情緒。那么，人類的視覺與聽覺是否比起其它非人動物更加發達，就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
視覺的適宜刺激是光，物理學家們認為它既是一種放射型的電磁波，又是一種光子束。光的強度可以用光子數量來表示，它的放射能則又同時是通過波的形式傳遞的，可以用波長表示。如果從光是電磁波的角度上說，全部的電磁光譜表現為由波長從10-14米的Υ射線到108米的交流電這樣一個非常之廣闊的區域，人眼所能夠對之產生反應，或者說意識能夠覺察到的，只是其中的七十分之一，波長大約是從400毫微米到760毫微米之間。在這之外的紅外線、紫外線一般都無法感受到。精細的實驗證明，幾乎所有的動物都具備對彌散光的感受性，甚至連單細胞動物也不例外。生物學家們發現，變形蟲就能夠用加快偽足運動的方法，對它細胞體上任何部位的陰影產生反應。這種反應與皮膚上的感光細胞的光化學反應直接相關，在多細胞生物如蚯蚓身上，也能找到類似的現象。但真正具有復雜的、能通過光感知到物象的光受納器與視覺系統的，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三個主要的生物門－－節肢動物門（包括昆蟲和蟹類等）、軟體動物門（魷魚和蝸牛等）、脊椎動物門（從鳥類到人），它們擁有可以稱之為眼睛的光受納器，其眼睛的種類，幾乎包括了從工程學的觀點看能夠想象得到的一切類型。所有這類有眼睛的動物，其視覺真可說是各擅所長，至少從波長的角度而言，象昆蟲、青蛙和魚等等都能夠在紫外區域的光照下分辨物體。在這方面，人類的眼睛絲毫沒有優勢可言。
波長只是動物對光的接受能力許多個指標中的一個。我們還可以通過其它的指標來衡量人類的視覺能力與非人動物相比較。
偏振光。人類對偏振光沒有感知能力，或者更準確地說，不能通過偏振光分辨物體。但是有證據表明，大量低等動物如螞蟻、甲魚、章魚等擁有這種能力，蜜蜂能用偏振光作為確定方向的手段，某些大涉禽也擁有偏振光感受性。
顏色。顏色感覺實際上可以還原為對不同波長的光線的分辨與反應能力，這也是視覺領域里最受關注的方面之一。動物是通過視網膜細胞對顏色產生反應的，對單個網膜細胞的研究表明，凡是能夠分辨顏色的動物，在視網膜中都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視覺細胞，它們如同電視機的顯像管那樣，按照三原色原理工作，感受不同波長的光。有資料表明，顏色視覺能力的分布僅限于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中的節肢動物、頭足動物。關于色覺形成的原因和機制尚有許多爭議，然而確定無疑的一點是，許多動物都有很高的分辨顏色的視覺能力。
視敏度。較高等的脊椎動物在辨別微小刺激的能力方面表現出的差別不大。如果用視角的微小程度來衡量，研究表明，人能夠分辨的刺激大小大約應該不小于64秒，介于黑猩猩（47秒）和恒河猴（67秒）之間。相對而言，較低等的脊椎動物和夜行動物的視敏度較差，但包括人在內的靈長類的視敏度也并不是最高的，比如，大多數鳥類的視敏度，都要比人高四到五倍。
形狀知覺。低等動物沒有形狀知覺，因為一般認為它們還沒有發展出一整套能產生映象的感覺器官。但是Lashlay和Speny的實驗表明，經過訓練的白鼠和貓都可能具備那種肯定與人類辨別形狀的能力相一致的的辨別機制，以推知它們確實具備形狀知覺。復眼昆蟲對花形的輪廓的準確選擇說明它們有能力認知這些圖形，蜜蜂回巢時所依靠的方位感也是它們具有形狀知覺的證據。比它們更高級的動物具備形狀知覺的例子就更多了。
深度知覺。只有刺激從兩眼輸入，并且兩眼分別輸入的信號能夠在腦中疊合起來才能獲得實體視覺，感知到深度，同時也即感知到三維世界中的距離和立體圖景。那些獵食動物幾乎都需要準確的距離辨別能力，而那些在樹枝間跳躍蕩游的動物－－象松鼠和猿猴就更是需要這種能力。相比較而言，人類辨別距離的能力在其中決不能算突出。
在上述關于視覺的幾乎所有指標中，人類都不具有特別優秀的能力，也就是說，從視覺的意義上說人類并不是特別優秀的動物，人類的眼睛在所有那些有眼睛、有視覺的動物里，只能排在中等水平上。
視覺是如此，在其它感覺領域里，比如聽覺，人類的地位也大致如此。我們能夠用動物所能夠感知到的聲波的頻率范圍衡量它們的聽覺能力。節肢動物能夠用超聲頻率交往，夜蛾能感受每秒150000周的空氣振動，蝗蟲的聽覺能力也高到90000赫茲，蛙類能聽到的聲音的頻率范圍是50--24800赫茲。人類的聽覺范圍是頻率20--20000赫茲范圍內的聲波，與鳥類相仿，但至少要被二十三種哺乳動物超過，其中包括了蝙蝠、海豚、豪豬、浣熊、鯨魚、鼠類和數種人以外的靈長類動物。在嗅覺方面的研究材料比較零碎，但是也能證明昆蟲的嗅覺能力多數是超過人類的，至于狗的嗅覺，人類一直深感羨慕。
一種有機體在行為或生理上所具備的感覺能力，對于任何知覺和智力活動來說都是基本的和必需的。沒有作為辨別基礎的感覺機制方面的某些知識，就不能理解人類的認識過程以及人與外界的交往過程。然而我們并不能單單通過這些感覺能力的指標來預見某種知覺與智力行為。某些感覺能力在知覺中實際上可能很少被運用，而另外一些感覺能力則總是有助于有機體同它所在的環境的互相適應和相互作用。例如，貓對視覺環境中的色調差別是典型地沒有感受性的，雖然可以證明它確實具有生理上與行為上感受色調的能力。奇怪的是，這種動物會敏捷地利用光在強度上的差別，并用聲音作為線索來引導自己的行為。知覺與感覺在本質上屬于兩類關系密切卻并不一定互相對應的意識活動。只有當有機體的行為是由各種刺激的復合體，而不是由象純音和光的出現與消失這一類環境中能量的簡單變化來決定時，它的行為結果才可以說是一個知覺過程。知覺應該能夠表現出能誘導某些行為的、在感受過程中受到某些控制與變化的復合刺激模式或刺激的關系。然而，知覺也決不是人類所獨有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任何能夠綜合運用自己多通道的感覺印象的動物，并且能夠感知到這多重通道之間的交互關系的動物，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知覺能力。
從上述非常有限的材料中我們已經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要想從感覺能力上為人類的審美能力尋找特殊的優勢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看不出人類的感覺與知覺器官具有什么特別的優越性，能夠導致這個物種發展出特殊的審美能力。
這就意味著，用動物分類學上的差別來說明人類審美能力的基礎是遠遠不夠的，換言之，從生理結構的差異上并不能充分地說明人類具有特殊的審美能力的原因。雖然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大腦新皮質的迅速擴張對于智力的進化起到過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種不容忽視的作用將在下面討論），大量的實驗也暗示了語言機制在人類感知活動中的積極作用，但是僅僅從器官和生理構造的層面上看，它們都不足以使人與其它非人動物在機體與外界的反應模式上出現質的變化和飛躍。我們還必須為人類所特有的審美能力尋找另外的原因。
四
我們審視人類活動的無限豐富性和人類智能的巨大創造性，分析人類自從由猿類進化而來（如果人類確實是從猿進化而來的）以后在文化上獲得的巨大進步，就可以相信，在人類和其它動物之間肯定存在一種特殊的躍遷。這樣一種躍遷，正象在生物與非生物、植物與動物之間確實存在的生命斷層一樣，必定表現為一條巨大的鴻溝。如果說在諸種生命體中，確實只有人類擁有審美能力，那么這種人類特有的能力，也許就應該從人類與其它生命體之間巨大的鴻溝里，找到其根源。
按照一種習慣性的觀點，人類與其它非人動物的區別就在于人類具有社會性。但是，這一觀點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當許多專家認為人類的審美活動是由人的社會性所決定時，肯定很少想到社會性并不是人類所特有的本質。按照韋伯的觀點，至少有三十種以上的動物，在生物群體的生活方式上分別達到過社會水平，它們的社會生活結構都有其獨特性，而且社會結構在它們的生活中都有極其重要的功能。我們所熟知的蜜蜂和螞蟻就有非常之完整的社會結構，擁有健全的社會組織，這種組織甚至在生物遺傳水平上被固定了下來，并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有彈性的調節。在它們的社會中具有明確的社會分工，這種分工甚至在機體中導致了特化的現象，蜜蜂的蜂王、它的雄性妃子和一般的工蜂在外形上就產生了明顯的分化現象，螞蟻也是同樣；而與此同時，人類的社會分工還遠未能達到這樣的水平。生物界大量存在與人類社會結構相類似的群體結構，它們中不僅存在著分工，也存在階級，有集體活動。更有趣的是，生物社會學家們對大量動物群體中出現的利他主義行為方式作了認真研究，材料證明，有多種動物群體中存在這樣的現象，個體經常為了群體利益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白蟻的巢穴受到攻擊時，威爾遜指出，那些兵蟻面對危險自動地沖到蟻群最前列抵抗侵略者，其中受傷的兵蟻會比其它白蟻更勇敢地沖向前去，以自我犧牲來保護群體，為群體作出最后一份貢獻；負了傷的雌夜鶯也會主動地把侵略者引開它們棲息的巢穴，以避免群體其它成員受到同樣的傷害。
考古學的研究表明，動物的社會結構是在5500萬年前出現的，而人類的社會結構，在它的祖先類人猿階段甚至更早就已經完成。從發生學的角度上看，人與巨猿的社會類型有足夠密切的關系，這種相似性好象在提醒我們，人類今天所擁有的高度復雜的社會結構，只不過是動物社會的社會結構的延續，它們也并不足以構成人與其它非人動物的本質區別。甚至可以這樣說，人所具有的社會性，只不過是人的自然屬性中的一部分，是人的動物屬性中一個或許有點特殊的組成部分；只要人還是一個社會人，他（更準確的用法應當說是“它”）就仍然還沒有超越動物水平，還沒有表現出與其它非人動物的根本性的不同。
真正導致人從動物水平上分離出來的，不是人的社會性，而是人所創造的“文化”。
人類文化的起源是一個難以索解的謎�，F在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就是，在人類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直立行走、兩手的靈巧化、語言機制的出現，最后，最關鍵的一點還是大腦新皮質的擴張，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文化的出現使得個體不再只是遵循著群體所共同擁有的那一整套行為規范，而能夠作出具有純粹個人意義的行動；同時，這種個體的著意的或者是隨意的創造性行為，又能通過適宜的手段－－比如符號化的語言－－傳播開來，最終被接受并且習性化，而形成這個群體共同擁有的新的行為規范。經過不斷的個人創造、符號化的群體傳播和社會習性化，人類得以逐漸形成了一整套不斷變化的、同時也在與機體和生理變異無關地變化著的行為規范，由此出現了許許多多不能僅僅用人的生理功能解釋的行為方式，并且不必等待機體緩慢的進化發展，獨立地發展了自己的行為模式。文化正是這種超越于人的生理功能之上的社會習性的積淀。
因此我們看見，一種動物要成為一種社會性動物，需要在群體內建立一個有序的階級結構，需要社會分工，需要行為的模式化；而一種動物要成為文化的動物，就需要更多的因素，需要具有創造性，并且需要象語言這樣的傳播媒介，將新的創造性活動傳播給其它動物個體，使之成為新的活動模式。
以鳥類生活為例，鳥的社會結構是相對固定的，然而某些場合，在一個時期之內經歷共同生活的不同種族的成鳥群體，也能夠構成一個半封閉的社會，一旦群體之外的個體侵入，就會遭到社會成員激烈的攻擊，它們會毫不留情地將外來客趕走。在一般的鳥類群體中，都存在著權力分配，在權力階梯上，每個處于更高位置的個體，都有權在食物與性這兩個至關重要的方面獲得優先權。這種社會模式是建立在先天因素上的，因為即使是將一群雛鳥完全與成鳥隔離開來養育，長大后在這個鳥群中也仍然會存在這種階級結構。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鳥類生活中所具有的社會模式在起源上是系統發生的，它在本質上是遺傳的。它們的生活習性也許生成于數百萬年之前，已經完全固定在它們的遺傳基因之中。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鳥都不具備開動腦筋想辦法的必要的智力，也就是說，它們完全沒有起碼的創造性。當然，它們能夠在某種限度內為了適應自然條件而對行為加上一點變化。比如說，年長的鳥比起年輕的鳥來，能把巢筑得更漂亮一些；只不過年輕的鳥類卻不會產生營造一種新型巢穴的想法。鳥類是具有學習能力的，象啄、跳躍、飛翔，以及其它一些謀生所必需的能力，都要經過訓練才能獲得，然而在這個學習過程中，并不能在嚴格意義上引入新的東西。在特殊場合，通過隔離能夠誘導出鳥的同性戀行為，但這只不過是在刺激對象方面出現的一點微小變化。在一般情況下，鳥類的身體構造非常適宜于它們的自然生活方法，純粹的創新與它們的生活全不相干。
更高等的動物可能具有很初級的創造性，實驗中，猿類和類人猿在為獲得食物而打開問題箱時，抓握繩索、門鉤、把手和其它物品的技能可以達到相當熟練的程度。猿和類人猿在非常適宜的環境里甚至能通過訓練而利用木棒、箱子之類作為工具。偶而，為了完成某個任務，他們還能將顯得太長的木棒咬斷使之更加合用，達到了接近于能制造工具的水平。然而它們的這些小聰明好象幾乎不會在其大腦中積累下來，一個明顯的理由就是，一旦它們面臨的任務已經完成，木棒馬上就會被扔掉，而當面臨同樣的任務時，它們并不會被再度想起。因此，象猿與類人猿最初步的制造與使用工具的能力，僅僅是在給定的實驗環境里，使它們的肢體得以小范圍的延伸，而處于自然環境里時，這樣的延伸完全不存在。
從這里，我們確實可以看到，人類從事的審美活動與一般動物由遺傳而獲得的生活能力及行為模式之間，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審美與藝術創造能力與社會結構有關，也與學習有關，只不過在它形成的最后也是最關鍵的一點上，卻是超社會的，并且是無法通過一般上的學習獲得的。因為審美并不是一種模式化的行為，也不是植根于人感官的生理反應之上的，審美需要主體豐富的創造力。
反觀其它非人動物，比如說鳥類，它們既沒有創造新型的社會生活模式的能力，也沒有將那些微小的零碎的創造物傳播至整個群體所必需的媒介。因為這樣一種傳播，必須將某種新的行為方式抽象化為超越這種個別行為的符號，無論這種符號是否具有情感內涵。
雛鳥在被孵化出來之前就能夠吱吱叫喚。鳥類的歌聲與性成熟一起出現，而且以后也大抵只限于繁殖期內；挑戰、警告等幾種特殊的呼叫聲，也與屬于本能的防御和生殖活動密切相關。這些聲音都很難與它們由之進化而來的環境分離。鳥類具有非常之強的的聲音模仿能力，雛鳥無疑是在牢固掌握了它所屬的種群固有的歌唱韻律模式之時，或多或少地模仿了它們的前輩，模仿幫助它們完成了演奏它們的傳統曲目的發聲技巧的訓練；在此基礎上，鳥類也經常會有自己在聲音上的小小的獨創。鸚鵡和它的同類們更能夠經過教練學會模仿人類的語言，在這個意義上，每只經過人工訓練的鸚鵡所學會的歌唱都與通過遺傳接受的歌唱曲目不同。但是這種由學習獲得的“語言”，所有這些有異于遺傳的獨創，卻不能由他們自己傳授給配偶或子女。身體形態及其運動在鳥類的求婚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可惜它們也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姿態語言，因為這種形體活動所表達的意義，始終只局限于活動本身，它的意義是固定的，沒有變化的，而且是單一的，換言之，在這樣的形體動作中，并沒有絲毫抽象的意味。
確實，許多鳥類都能夠發出具有某種社會意義的聲音。但是，如同Hann所言，這些聲音都不過是一些不具備元語言機能的固定的感情表達式。在這些鳥類群體中，一種聲音在這個集體中所代表的意思，對于其種群的所有成員都是固定的和相同的。至于更高級的動物，則能夠發出更多具有感情含義的聲音；根據Hann的發現，在一些特定事態發生時，比如在需要表達涉及饑餓、飲食、痛苦和友誼的關懷這樣一些意思時，黑猩猩或多或少能夠被誘導出一些特殊的聲音。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這樣一些特殊的聲音從來就沒有被模式化的可能，它們只是一時的純粹的感情呼喚，并不具備任何能發展成為抽象語言的意義。在那些與人類生活在一道的猿和類人猿身上，絲毫看不到有主動的模仿人類聲音的努力，讓類人猿發出人類的聲音，并且促使它們將這樣的聲音與某些具體對象聯想起來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以失敗告終。
而對于審美的人來說，人類語言能力的形成是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極為重要的進化。雖然許多動物種群都具有那種超乎茫然的繁殖沖動和促成它們過著群棲生活的遺傳機制，但是它們互相之間的交往卻并不能通過嚴格意義上的語言系統來實現。語言能力的缺失并不僅僅意味著非人動物不能通過這樣的符號實現相互之間的交往，而且更意味著所有非人動物都不具備將世界景象抽象化與符號化的能力，不能以符號的方式把握外界事物，更談不上用符號化的方式創造性地認知與把握外在世界。
動物缺乏語言能力的原因非常復雜。喬姆斯基及其追隨者們認為，人具有的語言獲得裝置（LAD）是語言能力的標志。通常認為，這個裝置中有一些“模板”，可以用以過濾父母及他人的語言，從中抽取出語法模式。一些有爭議的研究結果還表明，盡管某些動物能夠通過學習構成一定的類似于語法模式的行為或聲音的組合，但是這樣的前語言能力卻無法發展成為真正的語言能力，因為把詞、更精確地說，把詞素以過去從未用過的方法插入語法模式中去以創造出新詞，或者讓詞生發出新的意義、以及構成新的句子的能力，是所有非人動物所沒有的。只有一種開放性的詞語交往能力，才使人具有創新能力，才使語言真正成為一種符號化的交往手段。
更重要的是，人類這種交往方式的變化，漸漸地與人作為生物的生理能力分離開來了。在嚴格的意義上說，人類與類人猿之間在語言能力上的差別，所依托的生理差異只能歸結為呼吸器官之間極微小的差別，和聲帶與口腔的極微小的差別，而語言能力的獲得只能在中樞水平上解釋。
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因為大腦新皮質的擴張，才使得人類個體有可能進行所有創造性的活動，然而人類的創造性活動能力本身，卻不能反過來視為皮質擴展的機械結果。腦量的增加特別是前葉擴大的影響當然是應該得到充分估計的，但更重要的是，語言能力以及其它用模式化與符號化的方法處理外界信息的能力的出現，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再依附于身體本身的特殊變化，不再依附于生理構造上的變化，也就使得這一發展最終超出了生物學的水平。這些并不需要憑借身體結構的變化而出現的行為變異，終于積少成多，構成了人類身體之外的另一條發展線索，構成了一條不間斷的文化之流。
思維能力的發展使得人類個體不再僅僅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分子而存在，使得人逐漸擁有了個性和自己的獨立價值，這些在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使人真正區別于非人動物的特征，更不能夠只用皮質擴展這樣的機體變化解釋，而應該解釋為人類在文化活動中派生出來的、高于生物體層面上的活動的結果。人的個性越發展，個人的創造性活動越豐富多樣化，人就離原始意義上的自然人越遠，越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而審美活動，以它充滿了個體的創造性而言，正是，也只能是人類超越了社會動物的水平，而成為一個“文化動物”之后才可能實現的活動。用莫里斯的話說，“人的自我不可還原和不可逃避地既是生物的自我又是社會的自我－－它是生物－社會自我�！比欢c此同時，文化則“給予自我以深刻影響，為自我本身進一步創造提供材料�！痹谶@個意義上說，沒有文化，對自我本身的這種進一步創造就是不可想象的，正象這句話的相反的表述，沒有創造性活動就沒有人類文化。
人類的審美能力是一種文化的產物。它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依賴于它內在地具有的創造性與符號化的情感的感知模式，以及它充分個性化的表現形式。唯其如此，才可以說它是人類所特有的能力；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認識到達爾文主義在審美領域的根本錯誤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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