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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西方都有研究與實際人生關系甚遠的純粹學術的傳統，在西方這種研究被稱之為“形而上學”，亞里斯多德最早把這種研究與研究物體具體運動的物理學區別開來；在東方這種研究被稱之為“玄學”，人們把這種探討區別于與實際社會現象及經濟生活直接相關的研究。“形而上學”與“玄學”之間也有根本性區別，一方面，就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形而上學”雖然研究物理學之上的宇宙本性問題，卻仍然是在致力于尋找能涵蓋整個物理世界的基本規律與永恒目的；“玄學”所探討的雖然是一些與實際人生無關的抽象概念與抽象的倫理道德問題，卻也無法不從實際的日常生活出發來作這種探索。兩者對物理世界與人類生活的非常識性的探索，從根本上表現出東西方思想巨人不同的關注對象；第二方面，從社會整體給予“形而上學”與“玄學”的評價上看，從古希臘開始，“形而上學”這個詞一直沒有包含有任何貶義的成分，對它的貶義解釋僅僅起于19世紀末；而“玄學”這個詞，卻一直帶有或多或少的貶義色彩。
這里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對純學術研究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判斷。而這種價值判斷上的差異，要歸之于從事這種判斷的價值主體的不同。
中國有句人人皆知的熟語“百無一用是書生”。從某種意義上說，古希臘的哲學家們也可以說“百無一用”。至少可以說，蘇格拉底的無與倫比的雄辯術并沒有說服置他于死地的大陪審團，柏拉圖的理想國并沒有改變他實際上的窘迫生活，更重要的是，亞里斯多德等一大批開創了形而上學研究，同時也研究物理學的學者，也并不是征服物理世界的強者，在這方面他們還比不上一個手藝人。但是令人深思之處在于，向來比較重視物質實際利益的西方社會，并沒有將這批哲學家看作“百無一用”的書生。回到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我們卻分明看到一大批對人生的終極價值、人類的生存方式以及人在社會壓抑下的心理調適手段作出了深邃思考的文人士大夫，時不時被說成“百無一用”的書生。文人們在情感上能否接受這種輕視是一個極其次要的問題，關鍵在于這種輕視是在什么基礎上形成的，它有怎樣的文化必然性，以及它對一種文化的發展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
在許多研究課題中，我都嘗試著將中國文化區分為三種文化。（僅僅把文化分為“統治者的文化”與“被統治者的文化”是我們多年來一直信奉不疑的，而這種區分至少在中國古代社會并不適用，實際上在其它社會中也未必適用）這三種文化就是：統治者的文化，士大夫文化，民眾文化。中國的士大夫既不能與統治者等同起來，也不同于一般民眾，它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獨立的文化群體，是因為它有著與統治者文化明顯的背離傾向；而相反地，民眾文化在社會實際運作中以及在倫理道德方面，與統治者文化卻更加接近。一個社會的統治者的價值觀念，在本質上說是植根于民眾普遍承認的價值觀念之中的，否則它就無法真正實現它被承認的統治。兩千年中國文化之所以沒有變成鐵板一塊，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于與統治者文化相分離的士大夫文化的存在與延續。問題也正出在這里。
我們知道，儒學思想在近兩千年里一直是中國社會中的正統，而這種正統思想的載體，就是統治者與民眾。這種思想在民眾以及統治者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根深蒂固，而它的實際表現之一就是對社會秩序與整體感的異乎尋常的關心。當然，士大夫群體也深受儒學思想浸潤，而且在以文書典籍為傳播手段的領域里它甚至是儒學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但是士大夫群體的根本標識并非對儒家文化的認同，相反地，人們在談士大夫文化時都很容易忽略一個重要現象，即如果一個讀書人僅僅接受了儒學思想，以此來左右其生活，完全服從于儒學的價值尺度，那么么它根本就沒有資格被稱為一個“士大夫”；也就是說，成為士大夫群體的一員需要道家的思想觀念作為入場券，一個有較深的文化修養，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出世思想，甚至要著意表現出對統治者某種程度的輕視和與統治者文化的距離感，證明自己對精神價值的追求重于對實際利益追求的人，才會被人們認可為“士大夫”。因而，儒學文化固然是士大夫文化的主體，但是因為士大夫群體總是要極力表現出它與統治者文化的疏離，哪怕這種疏離態度是言不由衷的自我標榜，哪怕在實際生活中士大夫作為個體很少能徹底實行這種精神追求，由于這樣一種呼聲與向往一直來就是士大夫群體的徽章與標識，所以士大夫文化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統治者文化與民眾文化的道德秩序與整體追求的嚴重威脅。
我們經常籠而統之地談論“中國文化”。而更加細密地觀察與思考就可以發現我們經常談論的中國文化的“官本位”特征，實質上是統治者與民眾對秩序與道德完整性的追求的實際表現形式，“官本位”的社會與價值體系是儒家文化實際運作于社會與道德領域時所必然產生的結果。這樣一種有深厚歷史淵源與強大現實背景的文化特征，在兩個層面上表現出了對士大夫文化的獨立性與疏離感的防范與敵視。首先，在文化追求上它不能容忍這種對文化整體性的破壞，它拒絕不同性質的文化互相碰撞所必然帶來的振蕩與沖擊，穩定與秩序始終是這種文化追求壓倒一切的中心，甚至不惜為了這種對穩定與秩序的片面追求而犧牲民族的活力與生命力，犧牲社會的發展進程。而所謂的“玄學”恰好是士大夫群體拒絕與統治者及民眾整體上的文化追求融為一體的宣言，恰恰代表了士大夫群體與作為主流文化代表的統治者及民眾階層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追求。因而，玄學之所以受到主流文化的鄙薄與輕視，實際上正是因為它在根本上不同于主流文化，并且隱含了對主流文化完整性潛在的破壞力。其次，由儒家文化衍生出來的“官本位”社會結構，正是這種文化對秩序感與完整性的追求的典型表現形式，決定了這種文化要極力將社會的所有活動都納入其價值體系之中，并且由人們的不同活動對這種秩序與整體性的效用來評價其價值高低。而玄學所象征的士大夫那種與儒學思想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在本質上是一種對“官本位”的社會價值體系的否定，標示了與正統思想相背離的另一個價值尺度。而“官本位”的思維方式所最不能容忍的，恰恰就是其它價值尺度的存在，在它試圖將整個社會都納入一元的運行機制中時，以崇尚玄學為標志的價值尺度的存在，尤其因為這一尺度夸張地表現出來的對功名爵祿的淡泊態度，足以使主流文化的代表們感受到士大夫階層對“官本位”價值體系的抵制與沖擊。所以，從這兩個層面上說，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中，對被稱之為“玄學”的純學術研究所作的消極與負面評價，有著非常值得發掘的文化內涵。
二
權力猶如一個金字塔結構。在少數最高統治者與極大多數民眾之間，有一層層中介，起著有效地管理民眾，又將民眾的反應有效地反饋給統治者的作用，它們的存在是這個權力金字塔可以存在并延續的必要前提。在任何社會，任何國家與民族，都存在這種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文化也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在這個金字塔的頂端，是極少數思想的深邃程度與對文化的影響方面達到常人無法企及的高度的文化精英，而它的底部則是最廣大的一般民眾。在頂峰與底部之間，當然還存在許多中間層次。如果沒有最廣大的民眾這一堅實的文化基礎，沒有那些處于中間層次的文化人的支撐，就不可能有文化精英，或者說，文化精英的存在就失去了它的基礎與可能性。然而，代表某種文化達到了怎樣的人類高度，代表某一時代世界或者民族文化達到了什么水平的，只能是極少數文化精英。就象金字塔的高度永遠不是以其底部的遼遠堅實而是以其頂峰為代表一樣，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化精英在思想、智慧、生活方式與人生態度等諸方面達到了怎樣的人性高度，才能最好地說明這個民族與時代的文化成就。當我們提起古希臘時代與中國先秦時代，提起近代歐洲以及埃及、波斯與印度文化對人類文化無法磨滅的巨大貢獻時，總是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偉大的名字，而那些代表了某種文化對人類進步所作出的杰出貢獻的偉人們，他們之所以能夠成為偉人，能夠躋身于文化精英的行列，并不是因為他們位于權力結構的頂峰，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們受到統治者的褒獎與肯定，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思想文化上，在精神領域中達到了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頂峰。這個頂峰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一批從事與現實人生及形而下的物質世界高度分離的純學術探索的思想家與哲人，他們所考慮與研究的不僅是對人生的現實關懷，更是對人生的終極關懷；不僅是對具體物理現象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宇宙根本問題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說，唯有純學術研究所達到的水平，才可以恰如其分地代表一個民族與一個時代所達到的文化高度，才能用以作為評價一個民族與時代的文化進步的價值標準。
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我們都可以看到權力金字塔的現實存在，而文化金字塔卻是更具永恒意義的歷史存在。這兩座金字塔并不相互重合。于是，兩座金字塔之間的不同關系就必然暗示著不同的社會品格。雖然我們從來無意去美化西方社會，但是客觀地說，在古希臘與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社會中，這兩座金字塔以相互容忍與和平共存的方式，決定了西方社會形成了多元化的價值體系，促進了社會與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而反觀兩千年中國封建社會，權力金字塔與文化金字塔之間卻經常處于對峙、對立以至對抗狀態，兩者之間存在尖銳矛盾。由于以儒家思想為道德依據形成與運行的中國特有的權力機制從根本上說不具有西方社會結構那樣的寬容精神，由于它從根本上要求以某種單一的價值標準去衡量一切人類活動的價值，所以它無法接受與之不同的另外一種價值體系的存在。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個文人所達到的文化成就，往往要以統治者將他安置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位置來加以衡量。從唐代一直到晚清的科舉制度，使文化人自覺不自覺地將文化方面的追求轉變為對獲得位于權力結構頂峰的最高統治者肯定的追求，實質上就體現了這個權力金字塔要消解文化金字塔的獨立存在，并將它納入自己的結構之中的努力。同樣，一般民眾對文人、對知識分子的盲目崇拜，實際上也決不是出于對知識自身的力量與價值的肯定與崇拜，而是由于擁有一定知識的文人有可能因其知識與學識而獲得權力結構中的一個顯要位置，有可能進入權力金字塔的較高層。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難明白純學術在中國為什么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為什么發展艱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占據文化主導地位的統治者與民眾不約而同地傾向于用權力金字塔中的位置來衡量所有人的成就，而并不承認文化金字塔獨立的價值標準的存在合理性。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則是這一現象的理論依據，它以狹隘的現實功用作為思想與文化結晶的衡量標準，而在這樣的框架里，象道家對生命過程的深層體驗，象陸王心學對物我關系的哲學探索，象乾嘉學派對古代文獻的考據，確實難以找到適當的位置。
我們說純學術的研究代表了一種文化所達到的精神高度，并不是說這種研究僅僅具有一種象征性的意義。如果從較寬泛的意義上說，純學術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實際功能。純學術研究從本質上說是非功利的，但是這種研究由于能夠促進民族與文化人群體的思維訓練，因而它實際上可以起到某種類似于思想體操的作用，在提高人類思維與智力水平的過程中，實現它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實際功利效用。對宇宙與人生那些最根本的問題的深入探索，最主要的意義還不在于這種探索可以最終獲得怎樣的答案，而在于這種探索過程中，一批最有創新意識、最有懷疑精神、最有批判能力，因之也代表了最高智慧的文化精英帶動了整個民族的智力進步。同時，這種深入探討過程中發展出來的種種新穎獨創的技術手段，也可以被大量利用于解決廣泛的形而下的現實問題。我們知道數論研究的都是毫無實際價值的純數學問題，而且其中許多問題都是人為的虛構，但是多少個世紀以來這種純數學研究中發展出的技術性手段，卻促進了應用數學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且，上個世紀以來西方邏輯語義學對諸多看起來毫無現實意義的疑難悖論的研究，也為當代電子計算機領域的人機對話能力的實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反過來說，缺乏對那些純粹科學問題的非功利的探索，也許正是近十個世紀里中國技術進步迅速落到歐洲文明后面的內在原因。
盡管純學術研究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功用，但這種功用并不能被“經世致用”的儒家主流文化所認可。不僅僅因為這種純學術研究的次生效應無法為注目于狹隘現實人生的儒家價值標準認可，也不僅僅因為從事純學術研究所必須的創新、懷疑、批判精神從根本上與儒家的倫理道德要求相互抵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儒家思想為精神內核所建立起來的社會權力機制，始終把穩定的秩序作為終極的追求目的，而文化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展，與這一終極目的相比，永遠只能被放在無足輕重的可憐地位。
三
鴉片戰爭昭示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一個多世紀里西學東漸的歷史，更加速了以儒家思想為精神核心的古老社會結構的崩潰。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所謂“文化”，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外在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人們的思維模式、價值體系要比這種外在的制度更頑固更恒久地表現出它無比頑強的生命力。雖然在東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這一個多世紀里，與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工業文明的技術手段和西方式的社會結構模式一起，西方意義上的純學術研究也開始在中國的文化界與科技界發展起來，但是在普通人的內心深處，對于純學術的價值，仍然存在根本性的懷疑。換句話說，純學術研究的文化價值仍然沒有得到社會的肯定，權力金字塔要消解文化金字塔的努力，依然經常可見，也許只不過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整個社會對文化進步與經濟發展的重視，達到了封建時代所無法比擬的程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畸形的時代，全社會對文化進步與經濟發展的偶爾的關注，也要超過了封建社會中的大多數時期。但是應該指出，這種變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純學術在中國的地位，目前學術界所感受的危機，正以非常現實、非常直觀的形式說明了這一點。面對經濟與社會轉型期的觀念沖擊，學術界關于學術研究如何為經濟建設服務，如何起到推動經濟發展的具體作用，實現它在當代社會的實際功能的困惑，恰恰是源遠流長的以經世致用來衡量人類所有精神活動價值的傳統觀念的當代表現形式。
客觀地說，中國純學術研究從未有過真正的繁榮。目前人們所談論的危機狀態，其參照系實際上是前些年里學術的虛假繁榮。在某個特殊的時代，由于統治者對意識形態的現實力量夸張的崇拜，由于在那種環境里生發出來的對學術能夠有助于權力結構的穩定與秩序化的誤解，中國的學術界確實顯得比今天更受人關注。但是冷靜地思考一番就不難發現，即便在那個時期，衡量學術的標準也并不是，或者主要地不是依據于它的文化價值，而在于統治者認為它對于維系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作出的貢獻有多大。這種價值誤置現象，與中國傳統社會一元化的社會價值體系一脈相承。因而，目前學術研究者普遍感到的失落，恰好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由于在漫長的文化發展史上，純學術研究的人類價值沒有被中國傳統的文化整體所充分認識，由于以文化金字塔為價值主體的衡量人類精神活動的價值框架體系沒有得到確立，所以中國學術界還缺乏對純學術研究的本體意義的自覺認識。
應該承認，社會結構的穩定與秩序、經濟事業的發展都是人類正當的追求。但是，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既不能僅僅依賴于穩定，也不能僅僅依賴于經濟發展，而且，也不能只依賴于這兩者的總和。無論在何種文化背景下，文明的進步都必須求之于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以及在倫理道德諸方面整體上的健康發展。正如人的需要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只有不斷地滿足這多層次、多方面的需求才能使個體在身心兩方面健康發展一樣，一個社會的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片面強調社會結構的穩定與秩序化的權力中心思維模式，曾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純學術研究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整個民族大文化發展整體上的停滯，決定了我們民族近兩千年里文明步伐令人不可思議的緩慢；而今天，如果我們不深入地自我反省，卻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滑到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并且要求所有人類精神活動都為狹隘經濟目的服務的、急功近利的經濟發展單一中心的追求，那么它的結果，也同樣令人擔憂。正象沒有科學探索，技術的發展終究缺乏后勁，必然走向停滯一樣；沒有人文探索，沒有對宇宙人生的終極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探索，文化的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最終會超過了它給人類帶來的福祉。
在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在什么環境下，文化建設都有著與經濟建設同樣的重要性。而文化建設始終離不開純學術研究，因為文化建設的最終成就，就表現在民族與時代的文化金字塔的頂峰達到了怎樣的人類高度，與其它民族、其它時代相比，它對人類作出了怎樣的獨特貢獻。就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境遇而言，充分認識到純學術研究的價值，也即建立起一個比較成熟或者說逐漸成熟起來的，以文化的本體價值而不是以學術成果對權力統治或經濟事業的實際功用為衡量標準，也即以這樣的學術研究成果在文化金字塔中的地位作為衡量人類精神活動的價值標準的價值體系，則是社會整體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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