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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愛情小說，如果僅僅歌頌與描述愛情的偉大力量，那么它就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如果它著意于描寫愛情堅貞的青年男女沖破封建禮教的堤防，那么它就擁有了一定的社會意義。而假如這部愛情小說將人物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在愛情中深刻揭示出人類某些永恒的心理需求與夢想，那么它就寓含了豐厚的文化價值。雖然兩百年來，尤其是本世紀以來《紅樓夢》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的主題思想，它作為一部愛情小說的豐富的內涵卻反而被漠視了，沒有得到充分發掘，以致我們現在把《紅樓夢》重新當作愛情小說來讀時，發現它仍是那樣饒有趣味，還有那么多殊異于其它文學作品的情感心理內容值得探討。
一 《紅樓夢》與《金瓶梅》
所有以兩性關系為主要描寫內容的文學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愛情、性、婚姻這三種交往方式。雖然在理想化了的兩性交往中，這三種關系應該形成一個繼起的時間序列，比如由愛情達致婚姻，然后或同時加入性的交往（這個序列也經常有一些更改，但只要三者相繼出現，到最后同時存在于兩性生活中，就被視為理想狀態）。但是實際上，三者畢竟有很大的區別；非但不同，愛與性、愛與婚姻、性與婚姻之間常常出現錯位，甚至產生尖銳的矛盾與沖突，這種矛盾與矛盾與沖突通常是文學家偏愛的內容。
中國文學中多數愛情文學杰作并不讓這三者同時出現在小說中，并不嘗試著同時去展開及解決這三組矛盾，而總是讓其中至少某一個角色退隱到黯淡的背景之中，從而使某一對矛盾凸現到人物關系的表層。中國愛情文學中兩部最著力于描寫兩性關系的小說--《紅樓夢》與《金瓶梅》所揭示的是什么呢?
《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已有許多專家論及。從愛情、性、婚姻三者關系的處理方式而言，兩部小說則有本質的不同。
《金瓶梅》寫的是西門慶與諸位女性之間的性交往，其中有因為具有性關系而導致的婚姻關系（如潘金蓮、李瓶兒等）；但毫無疑問，性在西門慶與所有女性的關系中，永遠占著主角地位，愛則退居到相當次要的位置。
《紅樓夢》的人物關系，與《金瓶梅》完全同型，都是一位處于核心位置的男性與數位女性間同時展開的復雜的悲歡離合，兩部小說的人物關系可以視為最典型的輪輻式結構。一位男性主人公位于整個人物結構的軸心--當然是西門慶和賈寶玉，他與數名女性--《金瓶梅》中是從李月娘一直到春梅的一大串，《紅樓夢》中則是從林黛玉薛寶釵直到襲人晴雯五兒的一大串，一同構成了呈放射狀的人物關系網絡，這個輪輻型結構正是小說精心構筑的人物形象世界的核心，把握了這一結構也就把握了《紅樓夢》文化意義的關鍵。
《紅樓夢》的人物構成在形式上同于《金瓶梅》，但是人物關系紐帶卻截然不同，《紅樓夢》的人物結構中幾乎沒有性的地位，賈寶玉與所有女性的關系，都有意識地剔除了性的成份。這一人物結構的重心在寶玉對諸多女性出自內心的情愛。具體地說，寶玉與黛玉、寶釵、襲人、晴雯之間的情感交往，甚至與平兒、香菱的關系，都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人際交往，作者所著力渲染的正是超乎常人的無限關切與體貼，近乎神靈膜拜的心醉神迷，筆觸所及，寶玉與每個青年女性的關系都明顯地帶上濃厚的情愛色彩，沒有了這種情愛，所有人物之間的聯系紐帶就完全斷裂了。而從另一角度上看，這種情愛又幾乎完全是柏拉圖式的，其中絕不摻雜入性這個角色。盡管在賈寶玉生活的環境里，賈璉、薛蟠之類次要角色都不憚性欲的放縱，而有他們作為陪襯，更突出地顯現出在小說的核心，即寶玉與眾多女性的關系上，性的交往有意被回避了；盡管在賈府這樣一個環境里，在寶玉的生活方式與生活圈子里，與某些異性尤其是丫環們有性的交流也不會改變他們間關系的實質，但小說還是力戒于此。至少到寶玉與寶釵成婚時至，除了與襲人“初試云雨情”和與麝月間若有若無的一點暗示之外，寶玉與其它女性的關系絕對限于精神領域。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阻止寶玉與其它女性發生與發展性關系的原因，并不是道德戒律與禮教的障礙，而是因為一旦介入了性的成份，寶玉對諸位女性純粹精神性的一片癡情就受到了褻瀆，《紅樓夢》整個輪輻式的人物結構就變質了。
在這個意義上說，《金瓶梅》寫的是男性對女性的無愛之欲，《紅樓夢》寫的是男性對女性的無欲之愛。王國維將寶玉的“玉”讀作“欲”，認定《紅樓夢》的根本在于寫人生之大欲，其實正出于未能將愛與欲截然區分開來的誤解，而認真讀讀《紅樓夢》，不難看到這種區分是多么顯眼。人類學家許
光在比較中西文學的差異時曾經指出，在西方文學比如美國文學中，男女主角的結合是愛情故事的高潮，相愛的雙方齊心協力克服了種種障礙，最后實現了結合這一最終心愿，而在這一努力過程中感情更加牢固了；但是在典型的中國小說中，性的結合往往發生在故事的開端，這并不是故事的高潮。小說所著重要描寫的是男主人公如何排除種種困難，名正言順地將女主人公娶為妻子。而在所有需要跨越的障礙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與社會的制約而不是他們相互間的個人感受。他的概括確實適用于絕大多數中國愛情文學杰作，唯獨不適用于《金瓶梅》與《紅樓夢》，因為唯有這兩部最著名的小說，前者把婚姻視為性交往的可有可無的手段，后者則進一步摒棄了那種舊模式，第一次把兩性關系放在個人感受領域中來描寫。
僅僅從《紅樓夢》中的人物結構形態而言，這部小說“男性優位”的色彩依然存在，與《金瓶梅》一樣，它也是一部完全從男性視點出發的“男性小說”。小說即使寫的是兩性間的情愛，那也是出自男性角度的，是男性如何地愛與如何去愛那些女性而不是相反。但是也必須肯定，《紅樓夢》中兩性間這種情愛交往與《金瓶梅》中兩性的性愛交往形式相比，交往方式的不同導致了兩性間心理傾斜程度的本質差異。在兩性的性愛交往中，或多或少總是包含著從男性出發的攻擊性的性侵犯意味，西門慶與潘金蓮、李瓶兒等異性的關系，都由這種性侵犯肇始，繼之以女性依賴性的纏綿，整個過程中女性都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而在象賈寶玉與大觀園內諸多女性的感情交往過程中，雙方的互動則更加重要，只有雙方持續的不斷升溫的感情交流才能維持這一關系并將它推向高潮。因而這種關系中很少一方強加于另一方的侵犯意味，所以我們不難理解，賈寶玉對于諸位女性，根本連西門慶那種“勾引”的念頭也沒有，他只是一味希冀得到姑娘的垂青，反而顯得是他處于被動的位置。
因而，《紅樓夢》人物關系的輪輻狀結構難免使女性處于人物關系的中心位置之外的邊緣地帶，處于結構上的劣勢；賈寶玉對女性幾乎可以說是曲意逢迎的態度，則在事實上矯正了這一失衡狀態，它使女性在兩性交往中不再是純被動的因素，也積極地參與到小說結構中來。賈寶玉對他情感圈子之中的女性不分青紅皂白一概予以近乎夸張的溢美之辭：
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靜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元尊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比的呢！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
聯系到《金瓶梅》中性交往領域女性對男性的“異性崇拜”，《紅樓夢》中這兩段關鍵話，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描寫，都表現出在情感交往領域中賈寶玉對女兒們的“異性崇拜”。
因而，整部《紅樓夢》的人物構成，都建立在一個“男性優位”的現實人物關系網絡與男主人公帶有“異性崇拜”色彩的情感態度的沖突上。正是這種沖突使《紅樓夢》的文化心理價值無可比擬地高于《金瓶梅》。要深刻理解《紅樓夢》，不能不重視這一沖突。
二 “大觀園”意象
情感生活與現實環境的沖突在人的一生所有時期都有可能展開，但它最簡潔的形態，是在成人之際，也即個人的情感與理智都趨于成熟之時。其中，情感的成熟受到內分泌系統的影響與推動，理智的成熟則由獨立進入社會的慣例所決定。處于文明前夜的原始部落盛行形態各異的“成人儀式”，它是個體以獨立方式進入社會的分水嶺；在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中也有某些約定俗成的文化慣例，個體達到某個年齡段就被視為成人，這個年齡段與性成熟的時期大致吻合。在中國，婚姻也被作為進入成人期的重要標志。賈寶玉處于情感已逐漸成熟但尚未獨入進立社會的特殊時期，情感生活與社會環境之間的沖突就縱向地表現為某種非常簡潔明快的方式，即未婚前純凈而豐富的情感世界與因婚姻而不得不陷入復雜的社會生活漩渦之中的矛盾，曹雪芹解決這一矛盾的或者說展開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構筑了一個奇特的“大觀園”。
不管論者們如何褒揚《紅樓夢》的“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如何把“四大家族”的命運視為中國封建社會沒落的象征，如果我們真正從文本出發，只能說一部《紅樓夢》的中心意象是大觀園，而這個大觀園是一個純然虛構的幻境--所謂“太虛幻境”在地面的投影，賈寶玉那個挈領全書的夢境的實現。它是一塊游離于現實社會之外的凈土，一個令人心醉的烏托邦。
在這個烏托邦式的特殊情境中，眾多女兒如眾星拱月般地圍繞著寶玉而行動，她們無不是賈寶玉情感生活的對象。由于曹雪芹拒絕將性這一角色引入大觀園中，也就方便于寶玉將他發展情感生活的對象擴展到他的姐妹，直至尼姑庵中的妙玉。在大觀園里，寶玉可以處處留情處處用情，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多情公子”，與數位女性同時建立緊密的、超乎常態的情感聯系，構筑出那個純粹以情愛為紐帶的輪輻式人物關系網絡。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很類似于《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宅第，而且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它可稱為皇帝后宮的民間翻版，當然是非常貴族的民間。一個男性可以隨心所欲地、自由地操縱著數名女性，而那些女性沒有一個哪怕暫時地想過要離開他，這就是這類奇異環境的精神實質。如果說皇宮里數千后妃宮女面對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國家機器，所以她們不可能也無從表示異心；如果說西門慶以性的吸引力征服了他身邊那些女性，那么賈寶玉呢？他是以純粹感情的力量保衛著他大觀園的中心位置的。因而，大觀園意象是皇帝后宮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男性的最高的理想環境異質的再現，這個虛構的世界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離奇，在人們（男性）的幻想中卻并不陌生。尤其是作者構筑完成了這個幻想天地之后，還不斷有新的女性（諸如寶琴、邢岫煙、香菱、直至五兒等）加入這塊賈寶玉的情感領地，更充分表現出男性對異性世界永無饜足的征服欲。在這場征服戰中，寶玉永遠是勝利者，而且，在這里他幾乎是唯一的征服者，并且絕對是唯一的勝利者。
大觀園意象的烏托邦實質，還表現在大觀園里的所有女性，都是賈寶玉適宜的情感對象。在兩性關系中，性愛關系與情愛關系有相同、相似之處，更有相異。性愛的前提只要求雙方的生理構成與需要，感情的相互吸引則需要更多因素，相互間的要求更多方面，也更苛刻。曹芹在設計安排大觀園里諸多女性時，顯然都注意到這多方面的苛刻的要求。首先，她們都處于情竇初開的妙齡，生活在大觀園中的幾年恰好是從情意萌動到情感成熟的青春期。就象《金瓶梅》中西門慶的獵取對象都是處于性饑渴狀態中的成熟女性，《紅樓夢》里賈寶玉的情感對象無一不是具有既朦朧又強烈的情愛要求的女兒；其次，她們一進入大觀園，與外界社會的聯系就被切斷了，在情感發展的這個關鍵時期里，基本上沒有什么外界力量來干擾其情感世界，因之可以與寶玉自由地進行情感對話；再次，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她們都是各具感情特色的絕色美人。所以，這些擁有如此高度理想化特征的諸多女性，每一個都是寶玉可以用情且值得用情的對象，因之保證了大觀園簡潔、明快與純凈的構成。
大觀園意象代表了賈寶玉、他的創造者曹雪芹、進而可以說古往今來無數有豐富情感要求的男性們永恒的夢想，是男性的情愛理想國。然而也正因為它過于理想化了，必定也就非常脆弱。《紅樓夢》的偉大就在于它不僅構筑了大觀園這個多情男子世代相襲的夢境
，同時還尖銳地揭示了這一幻象的脆弱，指出了婚姻對這一幻象幾乎無法抗拒的破壞力。《紅樓夢》之前的小說家常常用“攜數美同歸”的廉價結局為多情男子們圓夢，唯有曹雪芹以其對人性與人心的深刻洞察，昭示了在婚姻侵入愛情領地時，這種夢想是如何不堪一擊。
隨著大觀園里各位主人公們年齡的增大（客觀地說，這群少男少女長得已經夠慢了），越來越接近于社會學意義上的成人，無論對大觀園里的人們還是對園外的人們而言，婚娶都漸漸開始成為話題。但是在整個大觀園中，婚姻從來都不帶有喜慶色彩，相反，無論是哪位姑娘與這個令人傷感的話題聯系起來，在賈寶玉心理上都必然引發強烈的抵觸情緒。顯然，這是因為任何婚姻都必然破壞大觀園的現存格局，進而損害大觀園這個完美的理想幻境。婚姻必然要讓性這個忌諱的角色玷污了這塊凈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類型的婚姻都必然破壞與縮小了寶玉的情感領地，某個女兒和園外的男性聯姻對寶玉固然是無可彌補的憾事，倘若寶玉本人與某一位女性結成固定的婚姻，對大觀園，對賈寶玉永不滿足永無休止的情感征服事業更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事實也是如此，《紅樓夢》中賈寶玉與諸位女性以情感為紐帶建立了關系，最后則崩潰于婚姻的介入。因為先后被安置于大觀園中的妙齡女郎們開始一個個被婚姻奪走(寶琴的遲遲而來、匆匆而去是一個不祥開端)，一股憂傷情調漸漸在大觀園彌漫開來，寶玉自己的婚事更是最致命的一擊，終于宣告了大觀園“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凄慘結局。在這個意義上說，大觀園這個理想世界的覆滅，正表現了婚姻與愛情的尖銳沖突。
三 釵黛--永恒的兩難選擇
我們說《紅樓夢》歸根結底還是一部男性小說，因為賈寶玉可以任意穿行在諸多女兒組成的花叢，而諸多年青女性在情愛上只能系于賈寶玉一人。大觀園里真正的男性唯有賈寶玉一個，其它人都是這座情感舞臺的背景，至多也只能來跑跑龍套。
這部男性小說迥異于其它愛情小說之處，在于它栩栩如生地描寫了主人公非專一的、卻又極其真摯的愛情。
專一的愛情觀從來都是愛情領域的倫理道德規范之要義，但是這種規范同時也反襯出它的另一面，即男性非專一的愛情要求。中國文學史上愛情專一的忠貞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同樣的男性形象卻少得可憐。它意味著中國男性人格對專一的愛情內在的不滿足，只不過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壓抑了這一內在要求，它才折光地表現在愛情文學之中。如同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雅各賓所說：
當社會中沒有可供心理宣泄的公共事物時，文學就提供這種渠道……在意識中存在的壓抑，而繼續不斷地用語言表現出來，并且透過公開而制度化的程序，如薩滿治療，冬季祈神會，歲時祭儀，女性成年禮與婚姻儀式等加以解決的，它們就沒有必要投射在神話上。壓抑的緊張情緒一如地下水流，必要尋找出路，因而會在文學中露出端倪。
男性，尤其是內心世界豐富的多情公子有著從情感本身出發的情感要求，但是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許多，甚至是太多的外在因素介入人的情感生活，種種非情感因素都可能對男女間發展感情交往產生影響。換言之，因為很難完全排除各種與感情無關的外在因素的干擾，人們實際上無法純粹只限于情感領域來選擇其情感對象。比如說，外在的容貌經常是影響選擇的最直捷的因素，外貌的吸引力經常湮沒了許許多多應該在人類情感交往中占據更重要位置的內在因素；對象的身世、家庭環境及經濟政治地位也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因素，這個與兩性內在情感交往并無直接關系的因素卻以強大的力量橫亙在兩性之間，至少它妨礙了兩性平等的交往，而平等卻是愛情最基本的特征。大觀園這個高度理想化的環境不僅為賈寶玉這一情愛主體排除了上述一切非情感因素的干擾，而且還滿足了追求愛情的中國士大夫特有的感情取向--圍繞著寶玉的女性個個能詩善賦，是一批閨閣才女。于是他所作的所有選擇，就被完全局限于對象的性情方面，大觀園中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純粹的情感領域發展與寶玉的感情，而性情，肯定是人類交往過程中最觸動雙方心靈深處，因之也具有最重要的情感價值的人類本質特征。
大觀園有可能讓寶玉自由地從人的本質特征--性情方面出發選擇他的情感對象，但是面對眾多性情各異又各具魅力的女性，賈寶玉卻顯得猶豫不定，無所適從。在一般場合，愛情受到諸多社會的外在因素的干擾，迫使人們在社會地位與性情之間作擇一的選擇，比如“梁祝”故事中的祝英臺所面臨的選擇就是如此，《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的李甲面臨的也是這種選擇，這類內在的情感要求與外在的社會壓力的沖突，卻掩蓋了男性在面臨大觀園這種真正需要從女性內在本質方面進行選擇時的困窘。如果說以前的愛情文學只涉及了青年男女與外在的社會勢力及其代表--封建家長之間的沖突，那么《紅樓夢》則進了一步，它表現了主人公內在的心理沖突--具有豐富復雜的情感要求的男性面臨不同情感對象必須作出選擇時的困窘。“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的同時并存，就是這種困窘的象征。
薛寶釵與林黛玉這兩個女性形象，代表了男性情感世界中兩方面的典型追求。
薛寶釵性情溫和。也許她太深于人情世故，因為她過早地承擔起家庭的責任，但是她畢竟善解人意，待人體貼入微。《紅樓夢》在這方面的描寫渲染真是不惜筆墨，而寶玉對她的感情投入，顯然遠遠超出了大觀園里除林黛玉之外的所有女性。“寶姐姐”是能給男性、尤其是青春期少男以溫馨與愛撫的那類女性的化身，以成熟的少女之情，滿足了男性從幼年走向成人、從家庭走向社會之際對溫暖的家庭懷抱的留戀心理。在薛寶釵身上，積淀了漢民族幾千年來所充分肯定的堪稱典范的女性品德，這些標準由于滲透在人們家庭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故而早已內化為生于斯長于斯的賈寶玉自覺的追求、向往與情感要求。象寶姐姐這樣“懂事”的女性向來為中國式的生活結構所稱譽，因而她毫不困難地成為賈寶玉感情生活的重鎮，自是不難理解。
林黛玉富有情調。她雖是心高氣傲，一逢知音卻是風情萬種，半顰半笑、時顰時笑，最是勾人魂魄。尤其是她無法捉摸的情緒變化，使兩性的交往充滿活生生的靈動，時時會出現悲歡離合的情感波浪。同時，她身上又集中地蘊含了中國古典的情感交流方式之精華，用非常含蓄的、靈犀一點的暗示、用欲言此物卻言它物、“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的方式尋求雙方心靈溝通的契合，正是中國文化中使文人雅士超越平凡瑣屑的日常生活的特殊形式，因而也成為傳統文人戰勝生活中的庸俗成分，在某種更高的生活層次上證實其生命價值的方式，對于正處于情感由萌動而成熟這一特殊時期的賈寶玉，“林妹妹”的多愁多病恰與他敏感的青春期騷動相吻合，極容易觸及他心底那根最秘而不宣的心弦。林妹妹的“可愛”，對于追尋情感相契的中國才子是臻于極致的理想，故而對于深受中國“雅文化”即“才子文化”熏陶的曹雪芹而言，她顯然是賈寶玉最合宜的情感對象。
寶姐姐與林妹妹在性情上截然對立，但是這兩位性情各異的女性，又因其特殊的性情，同時成為賈寶玉內在情感追求的對象。懂事的寶姐姐給他以日常生活中的溫馨與寧靜，可愛的林妹妹給他以超越日常生活的雅韻與情致。悲劇就在于女性的“懂事”與“可愛”不可能同時并存于一身，因而賈寶玉始終在這兩極動搖不定，無法作出選擇，因為無論何種選擇都意味著無可挽回、無可彌補地失去了另一極，意味著他在一種情感要求得到滿足的同時卻永遠失去了另一種情感要求得到滿足的可能性。賈寶玉在整部《紅樓夢》中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兩難抉擇，對一位側重于從社會學角度認識、解讀《紅樓夢》的學者而言，這部小說似乎只是表現了追求愛情自由的寶黛與封建力量抗爭未遂的悲劇；而當我們從美學的角度，從文化-心理層面重新讀解《紅樓夢》時，則看到了寶玉面臨釵黛這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理想情感對象，無法作出擇一的決定，它是主人公們拒斥婚姻的根源，是寶玉最終因無法選擇的焦慮而陷入精神失常狀態的根源，同時也是整部《紅樓夢》悲劇結局的根源。
而大觀園中其它女性的存在，更豐富了《紅樓夢》的人性意義。這些女性并不僅僅作為薛寶釵與林黛玉的陪襯人物而存在，實際上她們自身也有各自的性情特色，因為她們也能在某一方面滿足賈寶玉的情感要求，就為寶玉的選擇開拓了更廣闊的空間。唯因其可供選擇的空間更廣闊了，擇一的選擇也就意味著更多的失落，這種選擇的悲劇色彩也就更加濃厚。
《紅樓夢》的偉大正在于揭示了這種超越時空限制的永恒悲劇。它以文學形式尖銳地指出，即使青年男女能以愛情為動力沖破種種非感情的外在因素的干擾，戰勝封建倫理道德的壓迫，得以不再陷入無可選擇的悲劇結局，即使男性可以自由地選擇他的情感對象，最終也仍然無法逃脫選擇的悲劇。“無可選擇的悲劇”具有深刻的社會學意味，“選擇的悲劇”則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或者說宿命的意味。
人類只有擺脫了性與婚姻的干擾，才有可能純粹在情感層面上進行兩性交往。然而，即使人類實現了這一目的，也不能能解決文明發展在人類文化-心理層面上造成的所有問題。正象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由時，人類又會產生逃避自由的欲望，這并非意味著對自由的追求具有負面的人類價值；在愛情領域的選擇權首先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而指出這一領域必然存在的選擇的悲劇，促使我們更深刻地思考這一悲劇的根源，必將使人類認識自身的步伐向前跨一大步。因而，揭示選擇的悲劇非但不否定選擇的價值，相反，因為它指出了選擇權不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就使選擇具備了與文明發展特定時期密不可分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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