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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國文學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聰，安徽合肥人。1919年赴日本求學，1916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任教，為九三學社成員。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著作有《淮南鴻烈解》、《莊子補正》、《三余雜記》等。
劉文典的怪與狂
劉文典怪。
有學生描寫清華時期的劉氏：“‘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這句笑好像特別是為我們劉先生而設的……劉先生憔悴得可怕——看呵，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轉發，消瘦的臉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空之肌膚瘦黃兮似辟谷之老衲……狀貌如此，聲音呢？……既尖銳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如寒猿……”到了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氏還性格滑稽，善談笑，嘗自稱叫“貍豆鳥”；此因“貍”、“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這種自謔，令人噴飯，與道貌岸然者異，故“學生們就敢于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學生回憶）。
怪之甚者，是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劉文典又狂。
劉原籍合肥，可對于皖系軍閥段琪現常攻擊之，往往詈及父母，令人不能記述。
長安徽大學期間，為了學生鬧風潮一事，劉與前來視察的蔣介石起爭執，被拘，后經蔡元培等力保，方“即日離皖”以了事。事后，劉之師章太炎特贈聯一副以贊之，聯曰：“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首扒彌正平。”
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劉曾講元遺山、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自負如此。
還有一次，劉在聯大躲日機突襲之警報，遇一從事白話文創作的同事，當場斥之：“你跑什么警報？我跑因我是‘國寶'”。其人要評教授，劉勃然大怒，道：“陳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該拿四百，我該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可他，我不會給四毛錢！”
劉文典之怪之狂，當不是無本的。倘腹中空空，又怪且狂，乃一“瘋子”。劉氏豈是瘋子！考其涵養與行藏，既學問淵博又思想進步愛國。
關于前者，有胡適之、陳寅恪評價為證：胡為其《淮南鴻烈集解》作序云：“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陳為其《莊子補正》作序云：“先生之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學生對劉氏的反映是：“先生于經史百家，無所不學，講課莊諧具出，妙趣橫生。”“他教勻們《圓圓曲》、《萬古愁》兩篇文字時，把明末清初的事如數家珍般一一說給我們聽，并且在黑板上列舉了很多典故。像這樣博涉群書而又能駕馭者，豈是時下讀兩卷小書便以學者自命的小鬼們所能同日而語的！”
至于后者，不妨簡述一下其生平。劉少時在安慶讀書，得到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18歲入同盟會。東渡日本即師事章太炎。辛亥革命后一年回國，在上海與于右任、邵力子辦《民立報》。袁世凱為復辟謀刺宋教仁，宋遇害時劉因隨陪在側也遭槍傷。后又任孫中山秘書處秘書。洪憲的袁皇帝死，劉回國到北大任教，其間為《新青年》編輯，曾掩護過陳獨秀的出逃（羅章龍說）。由北大而安大（安徽大學）即發生沖突蔣介石事。遂回北大，復去清華。抗戰事起，劉失去愛子。“公私涂炭，堯都舜壤，何期？”又輾轉來昆明的西南聯大，不失大節。后留云大，共和國成立，劉即戒去“阿芙蓉癖”，是一級教授，以教書為天職，樂育天下英才。綜觀劉之一生，誠“與時共進”，非冥頑僵化之輩。
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愛國，乃“大人”也。大人不失赤子之真，故其無虛飾、不矯情，其狂其怪，不亦劉氏赤子之真的表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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