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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了一則軼聞，頗為吃驚。說是抗戰期間，一日敵機轟炸昆明，西南聯大教授劉文典一聽到警報便往外跑，跑到中途，突然想起陳寅恪，此老視力極差，身體不好，如無人幫扶，恐怕會被日機炸爛。于是趕快折了回來，率領幾個學生攙扶陳寅恪往城外逃走。有學生見劉文典氣喘吁吁的，想靠近助他一把，他大聲嚷著：“別管我，保護國粹要緊！保護國粹要緊！”讓學生攙著陳寅恪先走。陳是國學大師，反對新文化運動，蔡元培主政北大時，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針，把他尊奉為一級教授。解放后，陳寅恪轉赴中山大學任教，三年困難時期，陶鑄指示要為他提供較豐富的物資供應，省、市教育系統的領導不大情愿，被陶鑄怒斥：“你如果眼瞎了還能像陳教授那樣寫出幾本書來，我也同樣供應你！”——自然，這是后話。當日逃難的時候還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這時，只見沈從文也在人流中跟了上來，劉文典轉身罵道：“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干嗎要跑呀！你干嗎要跑呀！”劉文典這一罵可真太出格了。別說沈從文也是自己的同仁，也別說沈從文已是名滿天下的小說家，就算是一個湘西來的渾小子，也絕不可以讓敵寇之刀去殘害。原來，劉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聯大的教務會議上，他就嚷嚷：“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４００塊錢，我該拿４０塊錢，朱自清該拿４塊錢，可我不會給沈從文４毛錢。沈從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如果把這則軼聞作為笑話，它可載入古今笑話大全了；如果把這則軼聞作為文化精英的雅事，我們傳統文化的劣根性就非常典型了。事實上，門戶之爭、黨同伐異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一大負面，并深刻影響了整個社會生活。放在意識形態上，就是不允許“異端邪說”的存在；放在政治層面上，就是不允許對立面另樹一幟；放在日常的人際關系上，就是等級的森嚴和彼此妒忌。故此，外行與內行之間，內行與內行之間，很難在一個和諧的氛圍里，開誠布公、推心置腹、心平氣和地討論一個問題，操辦同一件事。回首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從詩歌到小說，從治史到治文，種種的不足和遺憾，都緣于缺乏當年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及創新。傳統國學的衰敗，也是因為未能與時俱進，從時代新潮流中不斷注入新的觀點和方法，材料及識見。國學大師和新學健將也只能各說各話，互相攻訐，無助于共同熔鑄出一個領時代風騷的中華先進文化。
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大方向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做官和做事都容許有不同的形態，不同的方式。穿衣吃飯各取所好，讀書經商各憑愛好，性格不同處事各異，只要我們承認這是常識，就很容易以常理去營造一種和諧的氛圍，讓種種勾心斗角的兵法遠離社會，從而使人際之間洋溢著公平正義，流貫著誠信友愛，寬容、退讓、諒解、支持成為我們社會司空見慣的天然行為。
來源: 防城港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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