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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啟強　

　　 官場的權力等級與大學的獨立精神從來都是格格不入，勢不兩立的，而權力卻從未放棄對這個神圣殿堂的滲透。于是，我們就看到了許多勢單力薄的知識分子在權勢面前，憑借著一己的精神力量，勇敢地捍衛著學校的獨立和知識分子的尊嚴，捍衛這所神圣殿堂的純凈——因為，大學不是衙門！

　　“大學不是衙門！”，此話出自二十年代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之口；此話是劉文典對站在權力頂端的蔣介石說的。

　　這是一段學界舊事：上世紀二十年代末期，安徽大學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傳令時任安徽大學校長的劉文典，前去當面向他匯報。

　　劉文典對蔣介石給教育部下達的文件里使用了“責令、責成”、“縱容學生鬧事”等詞十分不滿，謂“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

　　因有怨氣，去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

　　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

　　劉文典針鋒相對，不僅沒叫他蔣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劉兆吉：《劉文典先生逸聞軼事數則》）

　　后來兩人的沖突升級，劉文典竟然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而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借口，當場羈押，說要槍斃他。后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才獲釋。

　　其實，早在此事發生之前，劉文典就已深深得罪過蔣介石。蔣介石掌握國家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學視察。但劉文典拒絕蔣介石到校“訓話”。后來，蔣介石雖如愿以償，可在他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并沒有老蔣所希望的“歡迎如儀”那種隆重而熱烈的場面。劉文典的觀點是：“大學不是衙門” （見《讀書》二零零一年第十期，作者魏得勝）

　　好一個大學校長，好一個“大學不是衙門！”

　　設想今天，別說最高領袖，若是教育部長要來學校視察、要來學校訓話，那將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大事，將是何等榮耀的大事！

　　這個故事有兩個非常精彩的亮點：舊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權勢面前，是何等的尊嚴——即使明知這尊嚴要以牢獄之苦為代價，他們也絕不丟棄；另一個則是大學是做學問的文化殿堂，是知識精英談經論道的地方，是教師們教書育人、塑造靈魂的地方。在這里，只承認高尚的道德和淵博的學問而不承認權勢——即使是最高權勢者，也無權到大學來指手劃腳、耀武揚威……

　　大學不是衙門，大學不能辦成衙門。這是常識。

　　然而，這個常識在今天受到了挑戰。

　　還是在談及劉文典的這段軼事時，當代學者邵建十分感慨地說：“大學倒不是辦成了衙門，而是辦成了政府——不信到各大學走一圈，看看樓道里各個門口上掛的牌子就明白了。”（邵建：《事出劉文典》）

　　有了政府，自然就有了許多官員，這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了，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在我們許多辦成了政府的大學里，你很難看到純粹意義的官員。除了黨政干部，大學里的院長、所長、系主任、甚至首席教授們都嚴格的享受著縣團級、司局級，甚至副部級待遇，他們不僅是學術帶頭人、是專家學者，還同時是領導、是官，而且是好生了得的官——司局級可是能享受到“高干”待遇的官——所以很難搞清楚他們到底算什么人？

　　“一方面，他們是教授、博導、專家，往往身兼數個學術職務和學術項目的主持人，擁有甚至壟斷學術大權，但是這樣的專家在第一線的實干往往少得可憐，學術質量也難盡人意，有時則有其名而無其實。另一方面，他們是學校各級身居要職的領導，兼任不少職能部門的負責人，但是他們往往很少深入第一線，根本談不上‘三同'，你要他下基層深入第一線聽課參與基層教學科研活動了解實情，他往往以本人已在講課、在指導研究生等為由為自己無須深入基層辯護。對‘官'來說，他為‘學'，對‘學'來說，他為‘官'，往往既做不好‘官'也搞不好‘學'，但是名、利、權三收，往往成為學界的既得利益集團，嚴格說來這些官僚化的學者已和普通學者少有共同語言。（黃安年《謹防學術“官僚化”傾向》）

　　其實，他們的主業當然是官，“學”，不過是權力者手中的獲利工具而已。

　　人大代表趙師慶代表在談到當今大學里這類身兼“官”“學”兩路的知識精英時，十分感慨地說：“一些人味口很大，既要搞學術，又想當官，還想拿錢。‘魚'與‘熊掌'都想得到，學術成了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 （《兩會代表為“敗學癥”把脈尋方》）

　　這就是當今大學的另一個大背景：權力等級與金錢平分秋色，幾乎完全主宰了大學——知識分子已經逐漸消亡，學術在錢和權的雙重擠壓之下，早已失去了理應由它們所占據的大學舞臺；即使表面上，“學”還在這個舞臺的前臺唱著主角，但實質上不過是給錢權牟利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