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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當教授，我也做過這個夢。不光做夢，還起來夢游。
1997年春，見《光明日報》上有重慶師范學院招聘人才的廣告，第一條是50歲以下的教授，那年我正好是這個歲數，一級作家相當于教授職稱，便寫了信去。為了讓人家相信，還表了一番忠心，說若聘用了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可組建一個現代文學研究室，保證5年內將貴校的現代文學研究，提高到國內一流院校的水平。重慶人何等聰明，沒上這個當，我至今還蹲在黃土高坡上曬太陽。
當時曾與朋友分析過，我水平不算低，這么誠心應聘，對方為何不要。分析來分析去，是作家這個身份壞了菜。替對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難以管束，萬一言論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負相當責任。真要出事了，對上對下都不好交代。從外校調個教師就簡單多了，不是說不會出事，出了事總好說。他就是教書的嘛。這叫調動，那明引進，責任上自有輕重之別。前些年也聽說有作家要去大學，卻很少成功的，原因大概也在這里。
感謝金庸先生。自金大俠榮任浙大文學院院長之后，事情起了變化。
內地的作家，好像受了侮辱似的，你金庸能到大學教書，我為什么不能？從大學當局那面看，可說是受了啟發，浙大請金大俠都沒忌諱，我們請內地作家能出什么事？近來不時聽到作家到大學任教的消息，大學那邊，似乎也在以引進有名望的作家而自豪。中國的高等教育，剎時間顯出一種蓬勃向上的生氣，凡事總得外面的人帶了頭，我們才知道該怎么做，不光這一件事是這個樣子。
我認為這并不是什么好現象。什么事都是因人而異的，一成了“熱門”肯定弊多利少。寫書和教書是兩回事，寫得了書，不一定教得了書。有人會說，舊社會的作家，不是大都在大學教書嗎？外國的作家，不是也有許多在大學教書嗎？外國的事我不知道，中國的事，還是知道一點的。
這里且說幾件小事，供想去和已去大學任教的作家朋友們參考。
抗戰時期，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教書。聯大有個老教授叫劉文典的，是莊子研究專家，這人死活看不上沈從文。聯大在昆明，算是大后方了，時不時的，有日本人的飛機來扔炸彈，空襲警報一響，馬上停了課，老師學生都往防空洞里躲。有次又來了空襲，劉文典停了課正向防空洞里走，沈從文從他身邊匆匆走過，劉文典不高興了，大聲說：“沈從文是替誰跑警報啊！這么匆匆忙忙的！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還有一種說法是，“你往防空洞里跑什么，我死了沒人講《莊子》，你死了怕什么？”
這是劉文典的偏見，沈從文的成就是誰也抹殺不了的。也不全是劉文典一人的偏見，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在西南聯大那樣的國立大學教書，好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解放后，1951年秋天，沈從文調出北京大學，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現在好多人都說這是新社會對沈從文的歧視和迫害，我看沒有這么嚴重。談不上迫害，只能說是歧視。就是歧視，也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早就有了，就是沒有解放，遇上個叫真點的校長，也會把沈從文趕出大學的。
上世紀30年代，武漢大學有“珞珈三杰”，武漢大學在珞珈山上，珞咖三杰，說的是武大三位杰出的女作家：蘇雪林、袁昌英和凌叔華。蘇和袁是教授，凌是文學院院長陳西瀅的妻子，只能說是家屬。袁是留英的，學的是英美文學，當教授自然是夠格的。要說的蘇雪林，她是北京女師大畢業生，后來留學法國，學的也是文學，似乎沒有取得什么學位。要說名氣，也夠大的，當時已發表了長篇小說《棘心》，散文集《綠天》，與冰心、丁玲、馮沅君、凌叔華齊名，被稱譽為文壇五大女作家。可是你聽當時的人是怎么看的，吳魯芹先生晚年在回憶文章中說：
蘇雪林女士是五四運動以后成名的少數女作家之一，我進武大時，她是中國文學系的教授，那是一九三七年秋間的事。在那個時代，新文藝作家插足在中國文學系，處境差一點的近乎是童養媳，略好一點的也只是“局外人”，夠不上做“重鎮”或“臺柱”之類的光寵，蘇女士就是這樣一位“局外人”。她教的三門課是：外文系一年級的“基本國語”，外文系二年級的“中國文學史”，中文系、外文系三年級合選的“新文藝研究與寫作”。大體上可以說和中文系的課程沒有多大關系。她對楚辭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是教楚辭絕對輪不到她，因為另外有資深的楚辭專家。（《老武大的故事》第七十五—七十六頁）
同一書中還說到葉圣陶先生年輕時的一段軼事。在我們的心目中，葉先生不光是著名作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學者，新版《辭源》的名字，就是他題簽的。由此可見學術界對他的推崇。且看當年大學里的教授對他的看法。抗戰爆發后，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有一個時期，葉先生在武大中文系任教，不管文名多大，也只能教教大一國文，大二國文，專業課是輪不到他的。不是人家小看他，是確有讓人家看不上的地方，“中文系老先生對葉圣陶起個敬之心的，據說是因為葉君遇到典故還得求助于辭源辭海，他們相信這兩本工具書中的典故，是極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國文教授早該熟悉。”
葉老還知道查辭源辭海，而我們的作家，怕連門徑都找不著，靠靈氣，靠瞎吹，能博得一次兩次滿堂彩，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教下去嗎？我看玄。
好多人總是鄙薄大學教授，說是怎樣的不中用，怎樣的缺乏常識，怎樣的不會寫文章。他是教授，只要專業好就行了，你管他缺不缺乏常識、會不會寫文章，真要是通才，他就不來大學教書了。在大學里，本事大小，就看你的專業怎么樣，在社會上，才看什么辦事能力，什么文武全才。我上大學的時候，有個老教授叫張一純，他倒是沒什么大名氣，但他有自己的絕招，讓老師學生都佩服。古代史上，有個什么典故，你去問張先生，他先不給你說，而是叫你先看著表。“5分鐘，5分鐘準能查出來。”常常不用5分鐘，他就翻出來了。當教授，不一定非得有這樣的本事不可，但你絕不能說這不叫本事。
再就是，我不明白，為什么現在一說寫作，就是進中文系？據我所知，過去大學中文系著力培養的，不是文學創作的能力，而是做學問的能力，寫論文，寫專著，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諸多課題。哪兒培養寫作能力呢？外文系。
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這是清華第一次招大學生，當時還叫清華學校。朱自清是他們的國文教授，第一次上課，朱先生點名，點到李健吾，朱先生問，你就是那個常在報上發表文章的李健吾嗎？李說是，先生。朱自清說：“你要搞寫作，就請轉到外文系吧。”第二年，李健吾便轉到西洋文學系念書去了。
現在我們正好相反，學中文的搞寫作，真正學外文的，該最懂得寫作了，卻不寫作。作家進大學，大都是教寫作，你不懂外語，不能讀外國文學原著，怎么個教？真要有想去大學教書的，千萬不能教寫作，要教就教真正的專業課，若能教得了，就沒人敢笑話了。
去年我曾去過南方一個中等城市，考察那兒的學校，因為我在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叫《我的教授夢》，那兒的一所大學想讓我去。我去了跟他們說，若是我來，絕不教寫作，要是叫我教寫作，就不來了。他們當時很奇怪，作家教寫作不是名正言順嗎？我說，寫作課誰都能教得了，我教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教就教中國現代文學，或是中國古典文學。后來因為別的原因，沒有去得成。不是人家不要我，是我覺得年齡大了，一動不如一靜，江南雖好，不是我這樣的土佬待得住的地方。現在看來，就是教現代文學，我也不是個合格的，辦個講座，講講李健吾、徐志摩、新月社一類還可以，真要全面開花，那就要鬧笑話了。中國古典文學，想想也是教不了的，遇到典故，我也得查辭源辭海，跟葉圣陶先生當年差不多。
中國像我這么大的這一茬作家里，除了已在中文系教書的以外，能到中文系開寫作課的，我看只有韓少功一人。不管怎樣說，他能看得了英文原文，翻譯過外國小說。也許還有別人，恕我寡聞，只知道這么一個。
說了這么多，只是想給作家朋友們提個醒兒，這年頭去大學教書實在不是壞事，只是吃飯穿衣量家當，能不能教得了，自個先掂量掂量，免得誤人子弟。
2001年4月6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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