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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幾封錢玄同致潘景鄭先生遺札，內容多與文字改革和師門情誼有關。
錢玄同早年拜列國學大師章太炎之門，專治國故，精文字音韻之學，壯歲則自辟治學之徑，提倡白話文，潛心注音字母與文字改革，成績斐然。
錢玄同生性狂狷，治學不守“家法”，此學術界所共知；但錢玄同又極其奉守傳統的尊師之道，此則為后來錢氏研究者所忽略。手中的錢玄同遺札，恰能說明錢玄同在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健將的同時，又始終不忘尊師之道。
1935年末，潘景鄭先生為太炎先生主持國學講習會會刊《制言》的編輯工作，并遵師囑向錢玄同催稿。當時的錢玄同似乎頗感躊躇，這不僅因為錢氏回信所說的：“信筆涂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師主編之刊物也”，更因為他所潛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標點”等，恰恰與章太炎先生的主張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這段極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話文雖為馀杭師擯斥，然新標點、新行款（即每節首行低兩格等）及國際音標、羅馬字母、注音符號等，是否可用？弟見《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蔣維喬、王綸、陳朝爵、汪辟諸君之文，已用新標點、新行款及注音符號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為馀杭師所訶乎。弟非必用此新標點及新行款，但覺用之似較醒目耳。
若師意不以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號及國際音標，鄙意實較舊時用反切與直音為愷切，故頗思用之（或兼用反切與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瑣瑣奉讀者，緣弟夙承馀杭垂愛，教誨備至，今不愿因此末節拂長者之意。故擬請先生費神，便中探詢師旨，并希示復，以便遵行。”
很難想象，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驅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懇切。所幸錢玄同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太炎先生的認可，不幸太炎先生竟于次年6月即病逝蘇州。為撰寫紀念文章，錢玄同與潘景鄭先生函牘往來，于是又有了下面這段更加令人深思的回信：
“抑弟尚有請者：弟等之文，大概都是用新式標點（，；：？！（）等），及分段，又每段首行特低兩字，請付排時照此式樣，至恕。惟許（按：指許壽裳）文將標點故抄在字下，占一格，此似不太經濟，且與《制言》前此用新標點之文排法不一致，擬請移入字旁，與以前所排者一律為宜。《制言》以前已有排新標點之文，且去臘上書先生，陳述拙文擬用新標點之意，承答謂先師亦以為可，是此次用新標點，不算有背先師之遺意，諒荷俯允也。”
如果說，前一段文字體現了錢玄同在自辟治學門徑的同時不忘敬師之情的話，后一段文字則顯示了他在尊師的同時不忘對學術創新的執著追求。反反復復，不厭其煩地解釋說明采用新標點之意，沒有半點的矯揉造作，更沒有絲毫的猖狂忘形。古往今來，有多少文人學士，或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甚至不惜以詆毀、中傷自己的老師以自大。即便如錢鐘書這樣的大學者，也難免有年輕氣盛時的幼稚與偏執。
中國學術史上像錢玄同這樣能自立門戶又如此尊崇師道的人，并不很多。
今年是漢語拼音方案發表第41周年。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的任務》報告中說：“1926年產生了由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制訂的國語羅馬字，1931年產生了由瞿秋白、吳玉章等制訂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從本文所引錢玄同遺札的兩段文字亦可以看出，在我們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漢語書寫格式、標點符號、拼音字母，在當時的推行是何等的艱難，沒有錢玄同等前輩鍥而不舍的追求，也許我們今天還無緣享用漢語拼音和標點符號之恩澤。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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