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后在中國史學界掀起了一場疑古辨偽運動，對現代思想史和學術史產生了巨大影響。錢玄同就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研究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對于全面客觀地掌握和評價疑古辨偽運動有一定的意義。 一
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從學術淵源上看，主要來源于清中葉以后復興的今文經學。錢玄同自幼讀經，就受到今文學的影響，他在自編年譜 1899 年條中寫道：“讀《公羊》，便覺陳義可愛，當時固不知今文古文之別，然終覺夫子大圣，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必不可免，決非如左氏之陳陳相因者比也。《穀梁》覺其稍遜《公羊》，終勝左氏。” [1] 從“夫子大圣”的認識出發，錢玄同開始接觸清代復興的今文經學。他后來回憶這一思想歷程時說：“記得 1901 年，我那年十五歲，《春秋三傳》都早已讀過了，覺得同是一條經文而《三傳》的記事和說義可以完全不同，乃至完全相反，實在有些古怪，因此常常翻《皇朝五經匯解》中關于《春秋》的一部分，要看那清代學者對于《三傳》的考證和批評。在此書中見到引劉氏的《左氏春秋考證》，于是向《皇清經解》中找到原書來讀，看他所考證的非常精當，從此我就不信《左傳》了。” [2] 劉氏，即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重要人物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一書認為，《左傳》是劉歆將《國語》一書增竄書法凡例及比年緣飾而成。進而，錢玄同又讀了清代今文學家莊存與、孔廣森的著作，他認為“《公羊》最得經意，《左傳》必有偽篡”。“愿為賣餅家，不做太官廚。” [3] 這是錢玄同懷疑儒家經典的開始。
1911 年 2 月錢玄同謁崔適問學。崔適，浙江吳興人。今文經學家，著有《史記探源》、《春秋復始》等書。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毀版，傳者頗稀，崔適之書皆引申康有為之說，可以說是今文派之后勁。同月 25 日，崔適致函錢玄同說：“《新學偽經考》字字精確，自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知漢古文亦偽，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定宇于閻百詩之比。” 3 月，又致函錢玄同：“康君《偽經考》作于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膺紀（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諸公書，根據確鑿，過于國初（指清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錢玄同“謁崔君請業，始借讀《新學偽經考》，細細籀繹，覺得崔君對于康氏之推崇實不為過。玄同自此也篤信‘古文經為劉歆所偽造'之說，認為康、崔兩君推翻偽古的著作在考據學上的價值，較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猶遠過之”。 [4] 他在 1921 年 3 月 23 日寫給顧頡剛的信中，描述這一思想發展過程：“我對于經，從 1909 至 1917 ，頗宗今文家也言，我專宗今文，是從看了《新學伯經考》和《史記探源》而起，這兩部書，我都是在 1911 年才看到的。 1909 年細繹劉申受與龔定庵二人之書，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書，痛詆今文），而那時惟對于《春秋》一經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書》之馬，《詩》之毛，雖皆古文，卻不在排斥之列，而魯泰王得壁經一事，并不疑其子虛烏有，尚未排斥古文。自 1911 年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專宗今文。” [5]
專宗今文，使錢玄同對今文經學的尊崇達到了頂點。同時也開啟了他對儒家古文經典的全面懷疑。梁啟超描述清代學術的特點時說，清代學術“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許、鄭而得解放。”這種復古是對經學原典的追求而對于后世注疏的解放，而伴隨著復古進程的是對后世注疏的懷疑。從胡渭《易圖明辨》對于宋儒假托于羲文、周、孔的易學詆為虛妄，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對于晉人偽托于孔安國的孔壁古經證為贗品，開懷疑經典的緒端。今文學家于《詩》則斥《毛傳》，于《書》則斥《古文尚書》，于《禮》則斥《周官》，于《易》則斥費氏，于《春秋》則斥《左傳》。在康有為之前，不同的今文家對于古文經的排斥程度是不同的。劉逢祿即僅僅懷疑《左傳》而已。錢玄同所接受的今文說，主要是劉逢祿的觀點。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出，集疑古之大成，舉古文經全面摧毀之，在思想界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第一，清學正統派之立腳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此實思想界之一大颶風也。” [6] 二十年后，這股颶風還在學術界、思想界回響，經崔適而受此颶風影響的錢玄同“開始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 [7] 錢玄同由單獨疑《左傳》發展到對古文經的全面懷疑。“若就經義而言，古文固為偽言”。 [8] 并且，他的懷疑精神進一步發展，他在 1912 年 11 月 28 日的日記中寫道：“崔先生謂凡秦漢經師傳授，不可信者居多，蓋愈遠而人愈詳，如《七略》詳于《史記》，東漢人說詳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經典釋文》則傳述人最為詳備，豈有愈遠愈詳之理？則必不可信。如毋論古文傳授本為劉歆偽造也，即于《公羊傳》傳授之西漢無道及者，至東漢戴宏乃言者之鑿鑿，則不可信也。此說最為精確。” [9] 這一段話，簡直就是后來層累造成歷史的原本。
1914 年，錢玄同閱讀了《孔子改制考》，又接受了廖平、康有為六經皆孔子所作的觀點。六經皆孔子所作之說，系廖平所創，康有為加以繼承，把孔子打扮成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形象，為自己的變法服務。雖然廖、康是為了提高孔子的地位，但其客觀結果，卻如梁啟超所言：“《偽經考》既以諸經中一大部分為劉歆所偽托，《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為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來共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 [10] 對此，錢玄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說：“我很喜歡研究‘經'也者，但我是很‘惑經'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為的《偽經考》和崔觶甫的《史記探源》，知道所謂‘古文經'是劉歆這班人偽造的。后來看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經中所記事實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沒有信史的價值。” [11] 錢玄同對古文經的懷疑，雖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場上，但卻是其后來疑古的思想來源。經過新文化的洗禮，錢玄同打破家法，進一步認為“六經固非姬旦政典，亦非孔子的托古著作，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價值。” [12] 這樣，錢玄同因主張復古而尊信今文，而尊信今文又導致其對古文的全面懷疑，成為疑古陣營中的一個主將，其思想來源實基于此。
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雖有崇故信古的習慣，但也有疑古辨偽的傳統。從漢代的王充，到唐代的劉知己、啖助、趙匡，宋代的歐陽修、鄭樵、朱熹到明清兩代的胡應麟、崔述、姚際恒、閻若璩，這一傳統盡管微弱但一直存在并連續不斷。除今文經學的疑古思想外，錢玄同也受到中國歷史上其它疑古思想的影響。錢玄同在日本時期受到劉知己疑古思想的影響，在 1908 年 2 月 3 日的日記中有記載。在后來的整理國故過程中，錢玄同一直積極主張繼承前人的疑古思想和辨偽成果，“不但對歷史，一切‘國故'要研究它們，總以辨偽為第一步，前代學者如司馬遷、如王充、如劉知己、如顧炎武、如崔述諸人，都有辨偽的眼光，所以都有特到的見識。” [13] 研究國學“首先要注意前人辨偽的成績，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藝之見”'，“學術之有進步，全在于學者的善疑。” [14] 錢玄同的疑古思想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疑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錢玄同在繼承的基礎上超越了歷史上的疑古派。錢玄同認為歷史上的疑古辨偽有許多不足，“推翻漢人迂謬不通的經說，是宋儒；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推倒劉歆以來偽造的古文經，是康有為。但是宋儒推倒漢儒，自己取而代之，卻仍是‘以暴易暴'，‘猶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傳記雜說，卻又信《尚書》與《左傳》之事實為實錄，康有為推倒古文經，卻又尊信今文經，甚而至于尊信緯書，這都未免知二五不知一十了。” [15] 錢玄同認為以往局限產生的原因在于疑古的動機，“彼（崔述）對于經信為確實事實，動輒用主觀的尊圣觀念評判，皆其所短，然此等毛病，兩千年來學者皆然。” [16] “康氏之《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的老儒，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 [17] 錢玄同主張的疑古主要是從學術出發，他在這方面有較多的論述。“考辨真偽，目的本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與善惡是非全無關系。” [18] 可以說，歷史上的疑古是為崇經尊圣而發為疑古之思，而五四后的疑古則是去掉崇圣尊經之見，以求真為目的，專為學術之探討。這樣，五四時期的疑古辨偽就超越了傳統的疑古思想，具有了新的意義。錢玄同進而認為，“辨古書的真偽是一件事，審史料的虛實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禮》、《列子》，雖然都是假書，但《周禮》中也許埋藏著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許埋藏一部分周漢間道家的思想。”這是一種辯證的看法和歷史的觀念。由此出發，錢玄同提出：“一切真書盡管真是某人作的，但作者之中，有的是迷于荒渺難稽的傳說，有的是成心造假，如所謂‘托古改制'；有的是古籍無徵，憑臆推測。咱們不能因為真書就一味相信它，”但對于假書，也不能一概否定，“假書也是一種史料”。 [19]
錢玄同把疑古視為重新建立上古信史的第一步。自清末以來，甲骨文研究經孫詒讓、吳大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努力工作，已成為研究上古歷史、文字、制度的新興學科。王國維據此提出二重證據法。錢玄同對甲骨文研究積極肯定，他提出將疑古與甲骨文、金文研究結合起來，建立可靠的上古信史。錢玄同提出：“現在，我們應該在甲文、金文中求殷代歷史，在金文中求周代歷史，以匡正漢儒（兼今文家、古文家）之胡說。” [20] 在疑古運動開始之際，錢玄同就不以疑古為單一目的，他在 1923 年 1 月 21 日對一日本學者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苦功夫”，“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學家。 ” [21] 可見，錢玄同并不滿足于疑古。他把自己及疑古派的歷史使命定為：“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 ” [22]
[1] 《錢德潛先生之年譜稿》（自編），1899年。
[2] 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后＞＝，見《古史辨》第5冊上編，第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錢玄同：《劉申故先生遺書序》。左氏為太官（《北堂書抄》引作太官廚），公羊賣餅家，語出《三國志·魏書·裴潛傳》引《魏略》：“嚴幹，字公仲……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鐘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龔自珍曾有“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一詩。《雜詩》，乙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一。
[4]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經學問題》，《古史辨》第5冊。錢玄同在1912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談到他讀到康有為和皮錫瑞書時的感受。
[5] 錢玄同：《論今古文學及＜辨偽叢書＞書＝，《古史辨》，第1冊上編。
[6]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頁。
[7]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中編。
[8] 《錢玄同日記》，1912年11月26日。
[9] 《錢玄同日記》，1912年11月28日。
[10]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72頁。
[11]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
[12] 錢玄同：《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5月25日。
[13]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古史辨》第1冊上編。
[14] 錢玄同：《研究國學應該首先知道的事》，《古史辨》第1冊中編。
[15] 《玄同先生與胡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上編。
[16] 《錢玄同日記》，1921年1月11日。顧頡剛也認為崔述“他著書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們的圣道王功，辨偽只是手段”，錢玄同對此評價道“真是一針見血之論”。《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6月10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
[17] 錢玄同：《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
[18] 錢玄同：《論近人辨偽見解書》，1921年1月27日。《古史辨》第1冊上編。
[19] 錢玄同：《論＜說文＞及壁中古文書＝，1925年12月13日。《古史編》第1冊下編。
[20]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1日。
[21]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23日。
[22] 《錢玄同日記》1923年1月23日。
二
在古史辨運動中，顧頡剛以研究上古歷史為突出，他提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理論，影響一代歷史研究。而 錢 玄同 則是以懷疑儒家經典奠定了他在古史辨運動中的歷史地位。
把經作為懷疑的重點，是因 錢 玄同 認為：“‘經'之辨偽與‘子'有同等的重要——或且過之。因為‘子'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懷疑之態度，而‘經'則自來為學者所尊崇，無論講什么，總要征引它，相信它”。[1]他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推倒‘群經”比疑辨‘諸子'尤為重要，因為‘諸子'是向來被人目為‘異端'的，故‘《管子》、《列子》是偽書'，‘《莊子》的《內篇》和《雜篇》非莊子所作'……這類的話，除清朝這班好讀偽書的經師外，皆不以為是說不得的。若群經則不然。閻百詩、惠定宇諸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倒了《古文尚書》；然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至今痛詆還是很多；因為推倒‘群經'他們總認為是‘宜正兩觀之誅'也。然正惟其如此，咱們‘離經叛道'之責任乃愈重。”[2]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逸出九流，其經典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質。中間雖有一些聰明睿智的學者，對于儒家經典的神圣性質有所懷疑，但都沒有突破傳統經學的束縛。 錢 玄同 認為，從歷史 上 看，“宋以來有四個大學者，本來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為被‘經'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顏元、章學誠、崔述是也。”[3]顏元是對儒家學說破壞最大的一個思想家，他根本反對讀書，但卻主張學習儒家的六藝。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但也認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4]崔述雖要考信，但也認為“圣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于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于《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之外，別無所謂道也”。[5]對經的迷信，束縛了思想家進一步從傳統 思想 中解放出來的腳步。
把經作為重點，對 錢 玄同 來說，也有許多現實的考慮。 錢 玄同 是一個學者，但同時也是一個思想家。“子、史向不為人重視，打倒幾部偽的，大家并不覺得什么，打倒偽經，實為推倒偶像之生力軍，所關極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則非信為真正古史，即尊為‘微言大義'，于歷史 上， 于學說 上 皆有損害也。”[6]改變信仰，推翻偶像，與衛道相反，“是決心要對圣人和圣經干‘裂冠毀幌'撕袍子，剝褲子的勾當的。”[7]在這里， 疑古 的意義顯然又不局限于學術。
古史辨運動對于儒家經典的懷疑，可以說是對兩千年來中國文化、學術、政治的核心部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質的“經”的最后一擊。而把打擊目標指向“經”的關鍵人物的就是 錢 玄同。 錢 玄同 能做到這一點，與他在近代經學史 上 的獨特地位有極大的關系。如眾所知， 錢 玄同 曾師承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適，并經過崔適接受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的觀點。 錢 玄同 從章太炎那里繼承了“只把經典當做古書看，不把彼當圣經看，不把經典視為神圣”的批評而不是崇拜的客觀治經態度，[8]同時他又從康有為那里接受了對古文經的大膽懷疑 思想， 他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一字千金之偉著。”[9]作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全面懷疑古文經典，提出六經為孔子托古而作，雖仍尊孔，但客觀 上 卻打擊了儒家經典神圣地位，儒家經典的信史價值卻從此開始崩潰；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章太炎主張六經皆史，經的神圣地位進一步受到破壞。但康有為以變法為目的，專宗今文，而章太炎以革命保護為目標，篤信古文，都沒有做到對經學的最后清理。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篤信今文的 錢 玄同“ 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10]免除是丹非素出主人奴之見，跳出經學家法的束縛，開始超越章、康對經學的批判。
對于歷史 上 的今古文經學， 錢 玄同 認為，“漢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清代的簡直差得很遠，今文家的董仲舒造《春秋》歸之孔子，古文家劉歆造《周禮》歸之周公，于是把歷史完全搗亂，這是遮滿青天的云霧。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駁微言大義之說，不信孔子有作經之事實，這是撥開漢代今文學家的云霧。今文家的康有為發明古史不足信之說，不信有周公制禮之事實，這是撥開漢代古文家的云霧。……清代也有烏煙瘴氣之處，此中漢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撥孔子作經的云霧，而仍躲在周公制禮的云霧之下。康君能撥周公制禮的云霧而仍躲在孔子作經的云霧之下。我們現在應該取他們撥云霧之點，而棄他們躲在云霧下之點，則古史真相才能漸漸明白的披露了。”[11] 錢 玄同 反對古文經學，但他卻不否定古文經學的考證方法，汲取今文經學的懷疑精神卻又力排今文經學的狂妄的流弊，并吸收了非經學家的劉知幾、章學誠的經學觀點。 錢 玄同 充分認識到今古文的長處和短處，但， 錢 玄同 在當時的 疑古 辨偽運動中，著重點在破， 錢 玄同 用破的 思想 鼓勵顧頡剛，“今文學是孔子學派所傳衍，經長期退化失掉了它的真面目的。古文經異軍突起，古文家得到了一點古代材料，用自己的意思七拼八湊而成其古文學，目的是用它做工具而和今文家唱對臺戲。所以今文家攻擊古文家偽造，這話對，古文家攻擊今文家不得孔子真意，這話也對，我們今天，該用古文家的話來批評今文家，又該用今文家的話來批古文家，把他們的假面目一齊撕破，方好顯示出他們的真相。”[12]顧頡剛感到這是“極銳利、極徹底的批評，是一個擊碎玉連環的解決辦法。”應當承認，這種一起撕破的辦法，并不科學，也失之偏激，但在當時卻是打開經學研究新境界手段。在 疑古 辨偽運動中產生了重大影響。顧頡剛說：“在九年冬間，為初作辨偽工作的時候，原專注目于偽史和偽書 上， 錢 玄同 先生卻屢屢說起經書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許多應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經部方面也有可以擴充的境界。”[13]胡適對此評價道：“崔述推翻了‘傳記'回到了他認為可靠的‘經'，我們決定連‘經'都應考而后信，在這方面，我們得著 錢 玄同 先生的助力最大。”[14]柳存人對 錢 玄同 在 疑古 辨偽運動中的地位也評價道：“ 錢 先生可以算是承襲著清代道咸間今文家極盛的余緒，而又啟發了現代的用科學的治學方法來擴大辨偽運動的第一個人。”[15]
三
那么， 錢 玄同 對于“經”提出了那些觀點呢？第一，推翻六經之說。第二，對六經作具體的分析。第三，把六經與孔子分家。
1923年2月22日， 錢 玄同 致書顧頡剛，提出對《詩經》的看法。 錢 玄同 認為：“（一）《詩經》只是一部最古的‘總集'，與《文選》、《花間集》、《太平樂府》等書性質全同，與什么‘圣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二）研究《詩經》只應該從文章上去體會某詩是講的什么。至于那什么‘刺某王'、“美某公'、‘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等等話頭，即使讓一百步，說作詩者確有此等言外之意，但作者既未明明白白地告訴咱們，咱們也只好闕而不講；——況這些言外之意，和藝術本身無關，盡可不去理會它。”[16]這封信，完全否定了《詩經》的神圣性質。
1923年5月25日， 錢 玄同《 答顧頡剛書》發表。在信中， 錢 玄同 一方面稱贊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是精當絕倫，同時糾正顧頡剛疑禹為蟲的說法，全面闡述了自己的經學觀點：（一）孔子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二）《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書（《樂經》本無此書）。（三）配成六經的原因是附會《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話。（四）六經配成的時間是在戰國之末。《詩》是最古的詩歌總集。輯集時代在孔子之前。《書》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匯存”，應該認它為歷史。《禮》，《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抄成的偽書。《周禮》是劉歆偽造的。兩《戴禮》中，十分之九是漢儒所作的。《樂》本無經。《易》，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是兩性的生殖器記號。初演為八，再演為六十四，大家拿他來做卜筮之用；于是有人作 上 許多《卦辭》、《爻辭》，孔子以后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的哲理。《春秋》是一部“斷爛朝報”和“流水帳簿”，無《孟子》、《公羊傳》、《春秋繁露》、《公羊解詁》所說的“義”，《左傳》是戰國時代一個文學家編的一部國別史，即是《國語》，其書與《春秋》絕無關系。[17]六經的性質及其是否為孔子所作，是經今古文學爭論的一個焦點。古文學家，從史學出發，一向認為六經是周公政典，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不過將前代的史料重加刪訂，以傳授后人而已，把孔子看成史學家。今文家則認為六經大部分是孔子所作，經書中固然有前代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所賦予的“微言大義”，把孔子看成政治家。在此， 錢 玄同 一方面汲取古代、近代對六經分析的成果，一方面用現代的學術分科理論進行分析，別辟溪徑，提出六經是六種不同性質的書籍，“六經團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托古'的著作，六經的大部分固無信史的價值，亦無哲理和政論的價值”的觀點，[18]否定了六經為孔子所作和孔子刪訂六經的今古兩家的說法，打破了歷史 上 經今、古文學關于經的一切舊說，發出許多新見，為經學研究開辟一新境界，具有學術意義。
這一學術 上 的創見也有思想史 上 的價值。因為無論是孔子所作，還是周公政典，兩千年來都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神圣性，將六經（五經）與歷史 上 所謂的圣人分開，視之為不同學科的書籍，對于剝下經書的神圣外衣，推倒偶像崇拜，解放 思想， 其意義更為重大。 四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任何學術，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存在。在近代中國，這一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 疑古 既是歷史 上 疑古 思想 的繼承發展，但作為一場學術思潮，也是五四反傳統精神在史學研究領域的深入，必然帶有新文化運動的特點，即強烈的反傳統的色彩。 疑古 學派“非圣無法”、“荒經蔑古”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在思想史 上 有進步意義，但卻又勢必影響到 疑古 辨偽的學術性，在 疑古 過程中產生懷疑過頭的傾向。因為以打倒孔教為出發點和以尊孔衛道為出發點一樣，都有可能違背學術研究的求是宗旨。這是古史辨偽中存在的問題之一。這種問題在 錢 玄同 身上也有體現。
1923年2月9日， 錢 玄同 在致顧頡剛的《 論＜ 詩＞說及群經辨偽書》中提出：“不把六經和孔丘分家，則孔教總不容易打倒的。”至于分家的原因， 錢 玄同 認為是“一部《論語》確是古代大學者的言論。乃無端將幾部無條理、無系統、真偽雜糅、亂七八糟的什么‘經'也算在孔二先生的著作，還造了許多妖魔鬼怪之談，什么‘三統'咧，什么‘四始'咧……強說是他老人家說過這樣不通可笑的話，他真被冤誣了。”[19] 錢 玄同 這一段話，有其合理的地方，孔子 思想 在后世演化中，逐漸加入不同時代儒者的解釋，有非孔子學說真相的成分。 錢 玄同 就認為孔子的學說，經漢宋晚清的解釋，“三次增加，真相愈晦，（一）漢（妖災、微言大義）（二）宋（專制、奴隸的道德）（三）晚清（新今文家，歐化）。”[20]因此， 錢 玄同 主張用科學方法對孔子學說加以梳理，還孔子以本來面目，給予科學的解釋是必要的、正確的，但為打倒孔教而去分離六經與孔子的關系，則容易混淆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這里，結合《春秋》一書，分析一下政治對于 錢 玄同 的影響。《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但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沒有一言及于孔子作《春秋》，實不免啟后人以可疑之點。首言孔子作春秋的，當推孟子。[21]其后加以發揮的當首推《史記》。[22]然《春秋》一經，闕文闕義，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譏為“斷爛朝報”，梁啟超稱為“流水帳簿”。 錢 玄同 根據《論語》中關于《春秋》的話簡直一句也沒有，今文家最喜引的、認為有“微言大義”的《答子張問十世》和《答顏淵問為邦》，“仔細讀過也是平淡無奇，一點也看不出什么‘非常異義可怪之 論'”， 否定孔子作《春秋》，又否認《春秋》中含有“義”。[23]1925年3月16日， 錢 玄同 致書顧頡剛，提出關于《春秋》，有兩個絕對相反的說法可以成立：“（一）認為它是孔二先生的大著，其中蘊藏著許多‘微言大義'及‘非常異議可怪之 論， 當依《公羊傳》及《春秋繁露》去解釋它。這樣它絕對不是歷史。（二）認它是歷史。那么，便是一部魯國底‘斷爛朝報'，不但無所謂‘微言大義'等等，并且是沒有組織沒有體例，不成東西的史料而已。這樣便決不是孔二先生作的。”原因是“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樣的，我們雖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 錢 玄同 把《春秋》視為不像樣的東西，以孔子的才具為標準來確定孔子是否作《春秋》，這種標準顯然含有主觀色彩。 錢 玄同 又言，“我近年來是主張后一說的。但又以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說，則惟有依前一說那樣講還有些意思。”[24]這里，反映了 錢 玄同 思想 的矛盾。如果接受今文家的主張，則擺脫不掉孔子與《春秋》的關系，如果完全贊成《春秋》是歷史，則又與古文家相一致，也同樣擺脫不掉《春秋》與孔子的關系。因此， 錢 玄同 提出“以他老人家那樣的學問才具似乎不至于作出這樣一部不成東西的歷史來”的主觀判斷，完全否定了孔子與《春秋》的關系。這種認識，顯然有將政治與學術混淆的地方，后來， 錢 玄同 對自己的觀點作了修正。
對于古史辨偽運動中存在的 疑古 過勇的問題，應結合具體問題，結合新的歷史資料，用科學的理論方法加以進一步研究，給予歷史的說明，而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
[1] 錢 玄同：《 論 編纂經部辨偽文字書》1921年11月5日，《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2] 錢 玄同：《 論（ 詩）說及群經辨偽書》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3] 錢 玄同：《 論＜ 詩＞說及群經辨偽書》1923年2月9日。《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4]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 上》）。 上海書店影印商務印書館本，1988年版，第1頁。五四時期胡適作《章實齋年譜》，認為“六經皆史”是說“六經皆史料”， 錢 玄同“ 此說我不以為然，不但有增高解釋之失，實在和《文史通義》全書都不相合。”見《 錢 玄同 日記》1922年1月11日。
[5]《考信錄提要》卷 上。 崔述撰述、顧頡剛編訂《崔東壁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頁。
[6]《 錢 玄同 日記》1922年12月24日。
[7]《 錢 玄同 致胡適》，1921年12月7日。《胡適遺稿及密藏書信》，第40冊，第48頁。
[8]《 錢 玄同 日記》1921年9月18日。
[9]《 錢 玄同 日記》1923年1月15日。
[10] 錢 玄同《 論 今古文經學及＜辨偽叢書＞書》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11]《 錢 玄同 日記》1922年12月24日。
[12]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3]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自序，《古史辨》第1冊，第49頁。
[14]胡適：《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古史辨》第2冊，第334頁。
[15]柳存人：《紀念 錢 玄同 先生》，《古史辨》，第7冊。
[16] 錢 玄同：《 與顧頡剛 論 詩經真相書》，《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17] 錢 玄同：《 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中編。
[18] 錢 玄同：《 答顧頡剛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
[19]《古史辨》，第1冊 上 編。
[20]《 錢 玄同 日記》1926年9月14日。
[21]見《孟子·滕文公》。
[22]《史記·孔子世家》。
[23] 錢 玄同：《 答顧頡剛先生書》，1923年6月10日。《古史辨》第1冊中編。
[24] 錢 玄同：《 論 春秋性質書》，1925年9月22日。《古史辨》第1冊下編。
摘自：《史學理論研究》2001.3.
(遼寧師范大學歷史系 劉貴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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