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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錢玄同的漢字改革論
在超過 3000 年的漢字歷史中，各種字形的變遷、沿革由來已久，但呼應于語言（國語）統一運動的文字改革，其議論的喧騰則在進入 20 世紀后。亦即隨著清末民初教育的普及，整理字體、削減筆劃得到了提倡，不久就出現了各種簡體字的草案。這一動向的加快，是在 1917 年的文學革命以后，其時對簡體字案貢獻最大的是錢玄同。
錢玄同（ 1887~1938 ），浙江吳興人。精通文字音韻之學，長期執教于北京高等師范學校。他是五四革命的旗手之一。他提出的削減漢字筆劃的提案，刊于 1922 年 8 月的《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
著意于漢語全面表音化問題的這個特集，收有在國語統一準備會第四次大會上提出的兩個提案。一是黎錦熙的廢止漢字、采用表音文字的提案，一是錢玄同的“減省現行漢字的筆劃案”。后者的提案是對最初刊載于《新青年》 7 卷 3 號（ 1920 年 2 月）的“減省漢字筆劃的提議”所做的若干字句的修正。在《國語月刊》刊載時，還增加了和提議人錢玄同并列的聯署人：陸基、黎錦熙、楊樹達。
錢在文中給向國語統一準備會提出的這兩個提案分別以“治本”（根本的解決）和“治標”（過渡的措施）定位。也就是說，到將來漢字全面廢棄、由羅馬字的表音文字取代之前，將現行的漢字簡化使用。從古文、篆書到隸書、楷書、行書到“破體、俗體、小寫”變化的字形沿革的過程來看，“數千年來，漢字字體時時刻刻都在走向簡略化”。
錢玄同的漢字改革論得到國語準備會多數人的贊同。準備會設立了“漢字省體委員會”，除錢玄同之外，另有胡適、沈兼士、黎錦熙、周作人等 15 名委員。而且，當時兩大出版社的編者、文化界的重鎮張元濟、高夢旦（商務印書館）和陸費逵（中華書局）也對這一提案表示支持和贊同。尤其是陸費逵在 1921 年還發表了自己的“漢字整理意見”，作為熱心的漢字改革家為人所知。
然而，由于其后的軍閥戰爭造成的政治混亂，這個削減筆劃的提案沒有取得應有的成果，不久就煙消云散了。
二、教育部與“簡體字表”
1932 年當時的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匯》，確定現代中國國語標準音系的《國音常用字匯》的刊行，提高了人們對國語統一的關心，也促進了漢字字體修正工作的發展。另外，《國音常用字匯》還收錄了部分被稱為“破體”“小字”的宋元以來“通俗的簡體字”。
幾乎與此同時，出版界發表了上海 200 位文化人“推行手頭字緣起”的呼吁。所謂“手頭字”，是指流行于民間的俗字、略字。這個呼吁揭橥于許多報刊，使對制定、公布簡體字的關心，在社會的層面也得以高漲。可以說漢字改革的時機在各方面都已逐漸成熟。
1935 年 1 月，國語統一準備會第二十九次常務委員會召開，通過了和錢的提案有關的“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將已在流通的簡體字加以整理，以作為標準字。在此被作為“固有的比較實用的簡體字”指的是： 1、 現行的俗體字； 2、 宋元以后小說中的俗字； 3、 章草（漢魏時代的草書）； 4、 行書和草書； 5、 《說文解字》中的筆劃少的異體字； 6、 碑碣上的別字；等等。
教育部接受這一提案，并委托國語統一準備會開始進行選擇、制作字體的作業。作為核心的錢玄同，忍著眼疾和高血壓的苦痛，獨力起草“簡體字表”， 1935 年 6 月完成，共 1300 余字。
這個“簡體字表”隨即送達教育部，在部內審議的同時，完成了爾后實行的“推行簡體字辦法”。其內容大致如下。
1、 公布簡體字。
2、 公布之后簡體字的擴充、整理。
3、 簡體字的使用范圍限于初等教育的教科書。
尤其是確認了選定字體沿用“述而不作（僅使用已通行的字體）”、“首先使用已在社會上通用的字體”、“原字筆劃單純的不簡化”的原則。
教育部于 1935 年 6 月中旬開始了草案制定的具體作業。參加這一作業的有黎錦熙、汪怡、趙元任等國語統一準備委員會的成員。錢玄同其時在北京，沒有參加在首都南京召開的這個作業會，但他通過書簡和黎錦熙等頻繁地交換了意見。上述成員對錢玄同手訂的“簡體字表”逐字審議，從中精選出 1200 余字，決定列入“第一次簡體字表”。
1935 年 8 月 21 日，教育部公布了“簡體字表（第一批）”，“在社會上比較通行的簡體字” 324 字在小學教科書和初等教育中被一齊采用。
三、“簡體字表”的挫折和戴季陶
1936 年 1 月 15 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第五次政治會議決定，“簡體字表”“暫緩推行”。僅僅半年時間，一度被接受并公布了實施日期的“簡體表”又被撤消，究系何因？據近年公開的會議記錄，使我們得知提出簡體字應當緩行提案的是戴季陶。其反對簡體字的理由，在會議記錄中沒有明載。其實戴季陶的要強化國家民族意識就必須擁護傳統文化的立場時有所見。在簡體字問題之前，他就以黨內實權派的身份時常對教育部施加影響。
長期擔任考試院長的戴季陶，每每感嘆于高等文官錄用考試（高等考試）成績的低下。對他來說，人才不足是和國家民族衰弱直接關聯的大問題。他把教育不振的原因歸咎于教育部提倡的取消小學教科書中的文言文、廢止漢字和采用簡體字、漢字羅馬字化等等國民政府的國語政策。
支持“簡體字表”公布、實施的學者、新聞出版業者等知識分子，認識到在戰時大眾啟蒙和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因此認為文字改革是一個緊迫的課題。“簡體字案”最后雖然遭到了挫折，但它是對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語言（國語）為目標的清末、民國國語運動的一個總結，是語言改革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后來，簡化字體的嘗試從國民政府轉到了共產黨解放區。新中國成立后的 50 年代，終于結出了“漢字簡化方案”“異體字整理表”的果實。
( 原載日本《中國研究》 1997 年 4 月號，村田雄二郎文，程兆奇譯，王煒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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