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歷史文獻中，日記往往是最為接近歷史原初記錄的。因此，從還原或解讀歷史的角度看，由北京魯迅博物館編、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近7600頁的《錢玄同日記》很值得學術界關注。
錢玄同日記始于1905年12月9日，迄于1939年1月14日，共35年，其間除1911年闕如外，其他年份均有所記。就時間跨度
而言，錢玄同日記并不太長，但就起始時間看，明顯早于其他“五四 文化名人。胡適日記始于1911年1月，葉圣陶日記始于1911年8月，魯迅日記始于1912年5月，錢玄同日記上限的提前，使其保留了其他日記少有的歷史細節。
和“五四”時期其他文化名人相比，錢玄同的突出之處在于其激進的姿態和偏激的個性。他率先明確抨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并與劉半農合作“雙簧信”，給舊文學陣營以沉重的打擊。他率先提倡“左行橫移”的書寫方式，提倡應用標點符號、阿拉伯數字以及公元紀元，這一切在當時都很具建設性。但他的一些偏激主張在當時以及后來也很令人詫異。“五四 期間激進或偏激者大有人在，錢氏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與其率真坦蕩不無關系。他喜歡公開直截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十分話往往說到十二分，并且經常“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正是這種率真的個性，才使得錢玄同日記充分顯示出歷史碎片的原生態特點。
近代以來，不少中國讀書人開始具備自覺的歷史意識，堅持日記的寫作和保存正是這種自覺意識所帶來的文化現象。許多文化名人留下的日記，的確也給后人研究那段歷史提供了種種便利。但是在讀一些文化名人的日記時，人們有時也會朦朦朧朧感到書寫者在有意無意地省略些什么，感到歷史的復雜性或歷史人物的豐富性已被一定程度的遮蔽。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恐怕在于，歷史意識在促使人們自覺保存文獻資料的同時，也在提醒人們遺留文獻所應警惕的某種未知后果。就是魯迅、周作人的日記也不能例外。但錢玄同似乎沒有這些顧慮。如1917年9月30日是舊歷中秋節，魯迅、周作人的日記甚為簡潔，似乎只對當天日常生活過程作一種謹慎而刻板的記錄。而在同一天錢玄同的日記中則不然：“今天是舊歷的中秋節。我這幾年以來很厭惡這個不適于實用的陰歷，因此，遇著陰歷的過年過節總勸婠貞不要有什么舉動（其實過年過節都是極平淡不足道的事情，就是陽歷年節我也沒有什么舉動）。所以今天家里一切照常。午后二時訪蓬仙。四時起偕蓬仙同訪豫才啓明。蓬仙先歸，我即在紹興館吃夜飯。談到十一時才回家宿矣。”這其中有客觀記事，但同時也明顯地帶上了錢氏好發議論的色彩。
作為文化名人，錢玄同一生交游很廣，他的日記也因此有了關于章太炎、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黃侃等許多歷史人物的具體文字記錄，這些都是研究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錢玄同又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治學范圍涉及經學、史學、文字學以及音韻學等許多方面，他在日記中常有自己讀書的心得和治學的思考。從他的日記，后人可以看到一代學人學術觀念的演變和讀書治學的歷程，也可窺見轉型時期的中國學術發展史的某些側面。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原生狀態的錢玄同日記手稿是解讀或還原那段歷史的珍貴文獻，而影印本《錢玄同日記》的出版無疑具有特殊的文化學術意義。（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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