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患于時事，退隱于書齋──魯迅與錢玄同
房向東《魯迅和他罵過的人》
魯迅與錢玄同，曾經有讓人羨慕的真誠熱烈的友誼，爾后又有讓人們 惆悵的視若路人一般的對立。他們是同學，是戰友，到了晚年，一個仍然 憂患于時事，二個卻退隱于書齋。先是疏遠，進而對立了。戰友各奔前程， 友誼遺落在路途上，每每思之，讓人長嘆。
一
錢玄同（1887一1939），原名夏，字中季，號德潛，又號玄同；后廢 姓，稱疑古玄同。曾用筆名渾然異、王敬軒等。浙江吳興人。語言文字學 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戰士。錢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東京，入早稻 田大學讀師范，曾與魯迅同聽章太炎的文字學，并結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 求新思潮的青年。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秋歸國。1916年任北京大學 及北京高等師范大學國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職，1918年至1919年，與陳獨 秀、李大釗、胡適、劉復、沈尹默一起輪流編輯《新青年》，積極擁護陳 獨秀《文學革命》一文的主張，并在《嘗試集·序》中提出打倒“選學妖 孽”、“桐城謬種”的口號。以通信和隨感錄的方式在《新青年》上發表 了大量文章，著名的關于“王敬軒”的“雙簧信”即在此時演出。五四落 潮，錢玄同思想漸趨保守，1924年11月《語絲》創刊，他列名發起人，與 周作人、胡適過從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 有《文字學音篇》、《說文部首今讀》、《古韻二十八音讀之假定》等。 七七事變后，錢玄同蟄居敵偽治下的北平，拒絕偽聘，恢復本名錢夏，以 示民族意識不滅。1939年1月17日，右腦血管破裂，病故于北平德國醫院。 終年52歲。
二
錢玄同留日時期，與魯迅為同窗好友。據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 第七章《從章先生學》中記述魯迅等在東京聽講時的情形說：“談天時以 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爬來 爬去'。”魯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戲稱錢玄同為“爬翁”。可見，他 們之間是多么親昵。
五四時期，兩人志趣投合，好惡相近。眾所周知，魯迅在教育部期間， 埋頭于故紙堆，整理古籍，鈔古碑。他的創作小說，并一發而不可收，實 在是因為錢玄同給他打了一針催生劑。錢玄同回憶道：
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之不合理者應該打倒，文 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是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 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 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勇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 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來，我 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 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論文、 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我對于 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見《文化與教育旬刊》第一零六期）關于錢玄同催促魯迅寫稿的事，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有著形象的 敘述：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即錢玄同。林琴南 小說《荊生》中有一個人物名“金心異”，影射錢玄同——作 者注），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 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 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 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 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 起他們么？”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 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 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 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 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 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
他們對改革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魯迅冷一些，錢玄同熱一但經過 一番討論，魯迅還是被催化了，以此為新起點，魯迅懷著矛盾而沉重的心 情開始了文學家的戰斗生涯。
1932年，魯迅在為《自選集》作《自序》時，對于這一段往事，還有 這樣的回憶：
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 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 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 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 望。
為了實現這希望，魯迅認識到，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他要吶 喊，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吶 喊·自序》）所以，魯迅答應錢玄同寫文章，也就答應了參加新文化運動 先驅者的行列，參加了本世紀初的思想啟蒙運動。
此后，在他們共同參與編輯《新青年》的過程中，在徹底地不妥協地 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戰斗中，魯迅和錢玄同往來甚密，意氣相投， 許多事情他們都交換過意見，而且主張相同，他們是互相支持的戰友。
這一點，可以從“雙簧信”、“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廢除漢字， 改用拼音”等事件或主張中得到印證。
所謂“雙簧信”，是由錢玄同、劉半農兩人合伙干的。如魯迅所說： “他們正辦《新青年》，然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沒有人來 反對。”雜志最怕辦得寂寞，捧也好，罵也好，熱鬧起來才是雜志的活路， 寂寞久了，沒人贊同沒人反對久了，就自行消亡了。怎么辦呢？為了引起 文學革命的論爭，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號上，在《文學革命 之反響》的標題下，同時刊出了王敬軒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和劉半 農的復信。王敬軒本無其人，此信系錢玄同綜合當時舊文人反對新文化遠 動的種種謬論寫成。劉半農在復信中對這些謬論作了痛快淋漓的駁斥，給 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以迎頭痛擊。
這兩封雙簧信發表后，在當時的思想界和文學界引起了巨大震動。新 文化運動方面的戰鼓擂得更緊了，衛道者如林琴南者流也跳出來鼓噪了。 就是在革命文學陣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胡適便認為這樣于“有失士大 夫身份”，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應該發表。
魯迅在《憶劉半農君》里就曾指出這是一次大仗，并且在評劉半農時 說：“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 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伙伴，進行之際，心口并不相應， 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決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 緣故。”（《且介亭雜文》）從這段話里，我們可似知道當時的這些戰斗， 是經過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魯迅后來說：“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劉半農 三個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長音韻學，或是常做打油詩，是在他跳出鴛蝴派， 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斗者。”（《花邊文字·趨時 和復古》）可見，當時“雙簧信”的戰斗，給魯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他甚至認為，劉半農的聲名鵲起，是他與王敬軒的戰斗聯系在一起的。劉 半農是錢玄同演“雙簧”戲的對手，魯迅對劉半農在這場戲中的肯定，同 時也說明對錢玄同作用的肯定。
錢玄同對“文學革命”的貢獻，曾為魯迅所贊許的，還有對當時斗爭 提出非常明確而又形容貼切的口號，即“桐城謬種”與“選學妖孽”。這 個口號，最早見于他《寄胡適之》的信里。他說：“玄同年來深慨于吾國 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學子不能以三五年之歲月，通順其文理，以適于 用。而彼‘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方欲以不退之典故，與肉麻之語 調，戕賊吾青年，因之時興改革文學之思，以未獲同志，無從質證。”（ 《新青年》三卷六期）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木魁］、姚鼐 等，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稱他們和各地贊同他們文學主張的人為桐 城派。當時中國的古文學在文壇上主要是兩大派，一、桐城派，代表人物 是嚴復、林琴南等。二、選派，主要人物有樊增祥、易順鼎等。陳獨秀在 《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 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 也。”錢玄同用“謬種”和“妖孽”，進一步形象他說明了它們對文壇的 毒害。桐城派，講所謂“桐城義法”，于是代代相傳，直到辛亥革命后， 在文壇上還占有極大的勢力。這種“謬種流傳”，真是綿綿不絕。至于選 派，用典故，講對仗，末流到了易順鼎、樊增祥等，用以寫出許多捧優伶， 贊娼妓的下流文字，簡直齷齪不堪，稱之為“妖孽”，也不為過。
魯迅對這個口號是贊許的，他在三十年代談到攻擊對方要給以名號時， 曾經提到它，他說：“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 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匯的人們的，而某一種人， 確也是這一流，形容愜當，所以這名目的流傳，也較為永久。除此之外， 恐怕也沒有什么還留在大家的記憶里了。”（《且介亭雜文二集·五論“ 文人相輕”──明術》）
魯迅和錢玄同都曾主張不讀或少讀中國書。錢玄同在《中國今后之文 字問題》一文中說：“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之 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這兩類書之故。 中國文字，自來即專拘于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而魯迅在《青 年必讀書》中也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 書。”
在文學革命初期，錢玄同還提出了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張。 他在1918年給陳獨秀的信中說：“……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 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又說：“中國文 衍形不衍聲，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這一層近二十年來 很有人覺悟，所以，造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殆 無不感到現行漢字之拙劣，欲圖改革，以期便用。”（《新青年》四卷四 期）
今天看來，錢玄同的主張未免不切實際。當時，也受到許多頑固派的 激烈反對與攻擊。然而，它對文學革命的發展，客觀上卻起到了推進作用。 魯迅后來在談到五四文學革命時說：“但是，在中國，剛剛提起文學革新， 就有反動了。不過白話文卻漸漸風行起來，不大受阻礙。這是怎么一回事 呢？就因為當時又有錢玄同先生提倡廢止漢字，用羅馬字母來替代。這本 也不過是一種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歡改革的中國人聽見，就大 不得了了，于是便放過了比較的平和的文學革命，而竭力來罵錢玄同。白 話乘了這一個機會，居然減去了許多敵人，反而沒有阻礙，能夠流行了。” 又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 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 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敢 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 緣故。”《三閑集·無聲的中國》）雖然白話文的流行，是因了文言文的 不合時宜，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魯迅從事物的聯系上闡明問題，也許魯 迅并不贊同或者至少在一個時期內不贊同廢除漢字，但魯迅卻能從錢玄向 提倡拼音之外，發現它的客觀歷史意義，魯迅對錢玄同是公正的。
1925年“女師大風潮”，錢玄同也是發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 潮宣言》的七教授之一，在反對章士釗、楊蔭榆、陳西瀅等的斗爭中，錢 玄同是站在魯迅一邊的。
此外，魯迅1925年4月14日在致許廣平的信中，曾把自己的文章與錢玄 同做了比較，肯定了錢玄同文章的長處，談了對自己文章的認識，他說：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 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 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 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惑， 故于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 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澀。”（《兩地 書·一二》）這里，魯迅雖有切膚之感，亦有過謙之詞，文章風格，秉性 使然，錢玄同做不了魯迅式的文章，反之，似乎也成立，此非正題，略去不表。
概而言之，在反傳統，反封建，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等方面，魯 迅、錢玄同步調一致，堪稱戰友。
三
五四以后，兩人思想志趣各異，接觸漸少。錢玄同由封建社會的叛徒 而成為自由主義者，他的心境漸趨平和；魯迅仍然不改狼的秉性，他在荒 原中嚎叫，他心中仍然充溢著戰斗的激情，魯迅生來是為了戰斗的。
不過，魯迅和錢玄同的由疏遠而有成見，倒沒有像“罵”章士釗等人 那樣，訴諸文章，而多是道聽途說，引起不滿（其中也不應排除有誤會的 成分），多是私下議論，私下通信，僅此而已。這是否可以理解為魯迅還 念及曾經有過的友情呢？
如前所述，1925年5月，在“女師大風潮”中，他們還可以說是戰友。 1926年秋，風潮以后，魯迅由北京南下廈門，此后，他們再沒有像五四時 期那樣促膝長談了——這也無足怪，不是有許多青年時的朋友，到了老年 視若路人嗎？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話題，因而也有一個時期的朋友。有 的友誼可以永久，有的友誼卻和時間一起消失了。
1929年6月，魯迅第一次北上省親，曾與錢玄同相遇。據沈尹默說： “魯迅從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們的老師章太炎那里會見，為了一句話， 兩意不投，引起爭論，直到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后來，錢玄同偶然去 孔德學校，碰見魯迅。據沈尹默講：“這事情（按指上次的爭論）雖已過 去，彼此心中總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終歸是老朋友，不可能從此 不見面，就跨進門去，打了個招呼，坐下來，正想尋個話題，恰巧看見桌 上放著一張周樹人三個字的名片，他馬上回過頭朝著魯迅同道：‘你現在 又用三個字的名片了？'魯迅不加思索地沖口而出回答道：‘我從來不用 四個字的名字。'玄同主張廢姓，曾經常用‘疑古玄同'署名，這是眾所 周知的事。魯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應也不慢，登時神色倉皇，一言不發， 溜之大吉。”（沈尹默《魯迅生活中的一節》，見《文藝月刊》1956年十 月號）這一細節，魯迅1929年5月25日在致許廣平的信中也有提到：“途次 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原稿作錢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 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兩地書》）
魯迅和錢玄同，都是書生意氣，在可惱的同時透著幾分可親。我可以 想象，當年魯迅說“我從來不用四個字的名字”時，臉上的表情是生硬的， 沒有笑容，所以這句話有了某種諷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魯迅笑曰：“我 是從不用四個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還多了幾分幽默。至于錢玄 同，若非書生，臉皮也厚，這么一句話，何難應酬？來一句今天天氣哈哈 哈之類，又何必動氣，溜之大吉呢？所以，這個細節，以我而言，看不出 他們的可惡，倒是看出了書生本色，有幾分可愛。
魯迅雖然離開北京，但北京卻有不少耳目，把關于錢玄同的事告知魯 迅。三十年代，錢玄同對魯迅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活動極為反感，他以資 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口吻說：“我是主張思想自由的，無論同意或反對， 都要我自己來判斷。”（《我對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諷刺魯迅為“ 左翼公”和“左公”。魯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謙的信中說：“疑古 和半農，還在北平逢人便宣傳，說我在上海發了瘋，這和林玉堂大約也有 些關系。我在這里，已經收到幾封學生給我的慰問信了。”在同一封信里， 魯迅甚至對錢玄同的個人秉性做了評價：“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 令兄一樣性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他的罵［上四 下言］，也是空談，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世間竟有傾耳而 聽者，因其是昏蟲之故也。”錢玄同善空談，喜做驚人之語，這固然屬實， 但并非不做實事，終其一生，還是頗有學術成就的，也不好否認他在文學 革命中的實績。
到了1932年11月，魯迅第二次北上省親時，錢玄同竟公然宣布他“不 認識有一個什么姓魯的”！并阻擾魯迅到北大演講，關系可謂惡化了。魯 迅對他也一樣充滿了厭惡之情。1932年12且29日，魯迅在《教授雜詠四首》 的第一首挖苦了錢玄同，詩云：“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 抵擋辯證法。”魯迅的這一組“雜詠”都是有針對性的。錢玄同早年曾戲 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又據說他在北京大學曾說過“頭可 斷，辯證法不可不開課”的話。1933年11月，魯迅擬請魏建功書寫《＜北 平箋譜＞序》。后來社會上某些傳說有與事實略有不符之處，魯迅在1933 年12月27月致臺靜農的信中在談到上述寫序的事時，又談了對錢玄同的看 法：“寫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即錢玄同——作者）執筆，亦誠有 其事，但系指書簽，蓋此公夸而懶，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 年半載不報，而其字實俗媚入骨，無足觀，犯不著向慳吝人乞爛鉛錢也。” 我以為，魯迅的以上評價，既有客觀實際的內容，也有情緒化的言辭。
到了1935年，魯迅在5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 發表了署名“敖者”的《死所》一文，批評了錢玄同由于馬廉教授因中風 死在教室里，故爾“從此不上課”的行為。魯迅講了一則笑話，是一位公 子和漁夫的問答：
“你的父親死在哪里的？”公子問。
“死在海里的。”
“你還不怕，仍舊到海里去嗎？”
“你的父親死在哪里？”漁夫問。
“死在家里的。”
“你還不怕，仍舊坐在家里嗎？”
于是，魯迅勸告道：“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實比死在家里的著實少。” 這篇文章并無過激之詞，平心靜氣，針對的也是具體的問題，對論敵可以 這么說，對一個好朋友也可以這么說的。
四
1936年10月，錢玄同在魯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就寫了《我對周豫才君 之追憶與略評》一文，在回憶了他們平生的關系之后，對魯迅談了自己的 看法。
他認為魯迅的長處有三：
一、治學最為謹嚴；
二、治學是自己的興趣，絕無好名之心；
三、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抉發中國的痼疾。他舉了小說《 阿Q正傳》、《藥》和《隨感錄》，說是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癥發 藥之根據，于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用處的。
錢玄同也指出魯迅的短處有三：
一、多疑。他說：“魯迅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經意的話，以為是有惡 意的，甚而至于以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動了不必動的感情。”
二、輕信。他說：“他又往往聽了人家幾句不誠意的好聽話，遂認為 同志，后來發現對方的欺詐，于是由決裂而至大罵。”
三、遷怒。他說：“本善甲而惡乙，但因甲與乙善，遂遷怒于甲而并 惡之了。”
錢玄同所說魯迅的長處，這不成問題，魯迅的長處又何止這些呢？這 里姑妄略之。“多疑”問題，我已在《導言》中有所論述，這里也不再說 它了。至于輕信，這是有矛盾的。魯迅既然“多疑”，又怎么會“輕信” 呢？大約，他是具體到針對高長虹一事吧？說魯迅多疑，尚有具體分析之 必要，說他輕信，我對此論不敢輕信。關于遷怒，錢玄同對魯迅的不滿， 主要是在這方面。魯迅非常憎惡顧頡剛，在書信、雜文，以及小說《理水》 中，都曾給他以無情的諷刺與抨擊。顧頡剛的為人，為魯迅所不齒。而錢 玄同，在對中國古史的研究上，同顧頡剛的某些觀點一致，尤其在“疑古” 方面，更是彼此契合，因而成為志同道合的學侶。錢玄同認為，魯迅本來 同他很好，但討厭顧頡剛，由于他同顧頡剛交往，于是連他也討厭起來。 我查不到魯迅因為顧頡剛所以討厭錢玄同的證據，我只覺得，倘如錢玄同 所描述，魯迅如五歲孩兒，甲不跟乙玩了，也要丙不跟乙玩了，否則，甲 也不跟丙玩了。
這仿佛是童話，童話中魯迅、錢玄同都充滿童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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