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哀辭以悼童殤、吊文以慰親屬、誄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它們均以亡者為悼念對象，都指向一種哀痛傷心的情感。《楚辭》中的《國殤》、《招魂》、《大招》等作，對上述哀祭類韻文的興盛影響極大；賈誼《吊屈原賦》這篇楚騷體賦作，更被視為哀吊文的首出之作。同時，楚騷體的“兮”字句，是哀祭類韻文中重要的句式之一；而“兮”字句與四、六言的搭配，可以增加句式變化、加強抒情效果，并在作品中起到結構上的作用。
[關鍵詞] 楚騷 哀吊類韻文 句式
（一）楚辭、騷體賦與哀吊類韻文的興起
“哀”即哀辭，晉人摯虞《文章流別論》對哀辭有比較詳細的解釋：“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劉禎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嘆息之辭。” 劉勰《文心雕龍·哀吊》云：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發，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原夫哀辭之體，情主于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摯、劉二人皆以哀辭的傷悼對象為未成年而夭折者，不過《詩經·黃鳥》之所悼“三良”并非童殤，可見在劉勰本人的心目中，其限制也不是那么嚴格的。劉勰在《哀吊》篇中將“哀”與“吊”分成兩種體類：“吊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牙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吊文是面向壽終正寢的成人的，甚至壓死、淹死之類的非正常死亡者，也不屬于“吊”的范圍。那么與哀、吊相類似的誄、哀策、哀祭文又有何不同呢？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劉勰《文心雕龍·誄碑》則云：“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誄文的功用是累計死者生前的德行，通過表彰而使其傳之不朽，此外據說還有為死者定“謚”的功用。任昉《文章緣起》曰：“哀策，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明陳懋仁注：“簡其功德而哀之。《釋名》：‘哀，愛也。'愛而哀之也。”可見哀策文與誄文很接近，并無大的不同。至于哀祭文，則以徐師曾《文體明辨》的解釋最為明晰：“按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贊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
哀辭以悼童殤、吊文以慰親屬、誄文以彰德行、祭文用于典祀，在漢魏六朝，這幾種文類雖然所悼對象、使用場合與側重點稍有不同，但到后來區別日漸微小，難以截然分類。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始終存在著兩個根本性的共同點：其一是所傷悼和追懷的對象必定是已經死亡的人（極少數以非人類為傷悼對象的作品除外），而且這一對象必然與作者存在著某種或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其二是都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而且其情感傾向必然是悲傷的，上引所謂“以哀痛為主”、“情主于痛傷”、“事極理哀”、“辭哀而韻長”、“愛而哀之”、“以寓哀傷之意”，無不指向一種哀痛傷心的情緒。因此，本文所論“哀吊類”，實際上涵蓋了哀辭、吊文、誄文、、哀策、哀祭文等哀悼死者的抒情性韻文，但不包括墓志銘、墓碑文等應用性太強的悼亡類韻文。
清人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云：“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甚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姚氏所言的“楚人之辭”，當指《楚辭》中的《國殤》、《招魂》、《大招》等作。《國殤》悼念和歌頌楚國陣亡的將士，《招魂》、《大招》皆為招魂辭，三篇都是為死者而作，所以姚氏將它們直接納入“哀祭類”文章之內。
說《國殤》等作便是“哀祭類”的韻文似覺不妥，但若說《楚辭》中的此類辭作對哀吊類韻文的蔚成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則是符合事實的。實際上先秦時期如《孔子誄》那樣可靠的哀悼性韻文非常少見，到漢代才逐漸增多，至魏晉六朝方形成氣候。而促成漢代文人關注亡者、寫作悼亡類韻文的契機便是《楚辭》中《國殤》等辭作，尤其是作為其余緒、幾乎貫穿于整個漢代的“悼騷類”辭賦作品。西漢初賈誼的《惜誓》（錄入《楚辭》），據王夫之《楚辭通釋》，是“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變計”的意思，帶有悼懷屈原之義，而他的《吊屈原賦》，則是明確地“為賦以悼屈原”，并“因以自諭”（《漢書》本傳）之作。賈誼而后，莊忌出于“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楚辭章句》）而作《哀時命》，東方朔“追憫屈原”（《楚辭章句》）而作《七諫》，王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憫之，故作《九懷》”（《楚辭章句》），類似的作品還有劉向的《九嘆》、揚雄的《反離騷》、梁竦的《悼騷賦》、王逸的《九思》等，可謂綿綿不絕。這些作品都遵循通過悼懷屈原抒發自我感慨的基本模式，而且往往自我抒發在篇中占了更大的比例。但不管怎樣，它們至少在名義上一致以悼傷屈原為創作的緣由，從而也就使它們具備了哀吊類作品的某種性質，并直接啟發漢代文人對此類文學作品的注意。郭紹虞在《試從文體的演變說明中國文學之演進趨勢》一文中指出：“可知哀祭類這種抒情文，最初的導源是抒情詩，后來的面目是抒情賦，直至賦的方面漸漸減少抒情的分子，于是更一變其形制，而為有韻的祭文或哀辭。”①他肯定了哀祭文的近源便是辭賦。甚至由《吊屈原賦》所開創的一些此類辭賦作品，被劉勰視為漢魏兩晉最具代表性的哀吊文。他在《文心雕龍·哀吊》中說：
自賈誼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為賦體，桓談以為其言惻愴，讀者嘆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吊屈，思積功寡，意深《反騷》，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為并驅耳。胡阮之吊夷齊，褒而無間，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吊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在這一段話中，劉勰以《吊屈原賦》為“吊文”類的“首出之作”，此后有司馬相如的《吊秦二世賦》、揚雄的《反離騷》、班彪的《悼離騷》、蔡邕的《吊屈原文》、胡廣的《吊夷齊文》、阮瑀的《吊伯夷文》、王粲的《吊夷齊文》、禰衡的《吊張衡文》、陸機的《吊魏武帝文》。判斷是否為“吊文”，劉勰的依據主要是標題的稱名，因而漢代如《哀時命》一類的辭作未歸入此類。但即使如此，其中仍然有《吊屈原賦》、《吊秦二世賦》、《反離騷》三篇騷體賦作，而《悼離騷》和《吊屈原文》兩篇也是以悼傷屈子為對象的作品。既然直接承楚騷而來的賈誼《吊屈原賦》是“吊文”類的開山之作，而作為楚騷余緒的漢初以“悼屈”為題材的騷體賦又構成了早期“吊文”的重要內容，那么楚騷在哀吊類韻文中的地位以及它對此類韻文的影響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楚騷體式在哀吊類韻文形制中的地位
徐師曾《文體明辨》云：“ 按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夫哀之為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曰哀；以辭遣哀，故謂之哀辭也。……其文皆用韻語，而四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異體矣。” 清人方熊《文章緣起》“補注”云：“ 按祭文，……其辭有散文、有韻語、有儷語，而韻語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 哀吊類的文章在內容上是大體一致的，但形式體制卻呈多樣化的狀況，就哀吊類的韻文而言，也是多種多樣。然而在這些不同的體式中，騷體是尤其不可忽視的一種，關于這一點，上面我們所論及的《吊屈原賦》等騷體賦作便是最好的說明，同時還可以從早期的此類韻文中得到證實。例如傳為柳下惠妻所作的《柳下惠誄》：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此作見于劉向《列女傳》卷 2，雖可以肯定非柳妻所作，而是后人托名之作，但至遲也產生于劉向之前，應當是西漢時期的作品。這篇誄文基本上由“〇〇〇〇，〇〇〇兮”的騷體句式構成，全篇均用楚騷的“兮”字句，因而可以說是一篇純騷體的哀誄文。又如蔡邕的《議郎胡公夫人哀贊》，其正文的主體主體亦為騷體句，如其中寫道：“疾大漸以危亟兮，精微微而浸衰。逼王職于憲典兮，子孫忽以替違。目不臨此氣絕兮，手不親夫含飯。陳衣衾而不省兮，合綆棺而不見。”與《柳下惠誄》不同的是，這篇哀贊全用《離騷》句式。此外，他的《胡幼童根碑》乃為陳留太守七歲夭折的兒子胡根所寫，實際上是一篇哀辭，文中雜有與《柳下惠誄》相同類型的騷體句。
勿庸諱言，漢代的哀吊類韻文，絕大部分都是承《詩經》而來的四言句，騷體在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除了《吊屈原賦》、《吊秦二世賦》等以“賦”名篇的作品外，用騷體創作的哀吊類韻文句法單調、缺乏文采，從文學的角度看并無多少價值。騷體被比較多地運用于哀吊類韻文，并以其真摯的感情和圓熟的表現打動讀者的心，是從魏晉南北朝這一特殊的時代開始的。
陸機《吊魏武帝文》云：“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后悲，……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潘岳《笙賦》云：“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死亡是個體生命不可避免的終結形式，即使如曹操那樣有“回天倒日之力”的偉人，也無法“振形骸之內”，改變死亡的結局。魏晉人對生的依戀和對死的憂懼，實際上體現了他們對生存的自覺和對個體生命價值的確認。只有當漢末隨著皇權的崩潰，桎梏人性的經學失去其官方哲學的地位，而動亂的政治情勢將生存問題凸現于人們面前之時，整個社會才會彌漫著如此濃重的生命之悲，并由此促使哀吊類文章的興盛與繁榮。
魏晉南朝的著名作家，幾乎無人沒有寫過悼亡性的文字。例如曹植就寫過《武帝誄》、《文帝誄》、《卞太后誄》、《任城王誄》、《曹休誄》、《荀侯誄》、《王仲宣誄》、《平陽懿公主誄》、《蒼舒誄》、《仲雍哀辭》、《金瓠哀辭》、《行女哀辭》共 12篇；陸機《贈弟士龍》云：“天步多艱，性命難誓。常懼隕斃，孤魂殊裔。存不阜物，沒不增壤。生若朝風，死猶絕景。視彼浮游，方之僑客。眷此黃廬，譬之斃宅。”他的悼亡之作也有17篇；而潘岳則更多達30余篇，并成為以擅長“悼亡”而名世的作家。在此時期數量眾多的哀吊類韻文中，運用楚搔“兮”字句的作品頗不少，以最具代表性的潘岳為例，在除詩歌以外的24篇此類韻文中，計有《悼亡賦》、《哀永逝文》、《哭弟文》基本上由騷體句構成，《為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傷弱子辭》、《悲邢生辭》則雜用了或多或少的騷體句，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又如劉宋時謝莊的5篇此類韻文中，使用了騷體句的就有《孝武宣貴妃誄》、《皇太子妃哀策文》和《黃門侍郎劉琨之誄》三篇。南北朝而后，在哀吊類韻文中，楚騷體式依然是僅次于四言、六言的重要形制，如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吊萇弘文》、《吊樂毅文》，李華《吊古戰場文》、元代揭傒斯的《故叔父常軒五府君哀辭》，明代王守仁的《瘞旅文》等許多悼亡類著名作品都用騷體寫成，或運用了相當數量的楚騷“兮”字句。
楚騷體在哀吊類韻文中的運用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其一是通篇全用騷體，篇幅則有長有短，長篇如潘岳的《哀永逝文》、揭傒斯的《五府君哀辭》等，多達 60余句，短者如潘岳《哭弟文》：“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僅四句而已，當然這也不排除只是殘篇的可能。其二是騷體僅作為四、六言句的輔助而出現，往往用在作品的開頭、結尾或一段較長的陳述之間，而尤以用在結尾的情況最為常見，如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的最后四句：“離天渥兮就銷沈，委白日兮即冥暮。菊有秀兮蘅有芬，德方遠兮聲彌樹。”同時，處于末尾的騷體句漸次與“嗚呼哀哉”這個哀吊文中常用的感嘆詞組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相對固定的格式，如謝莊《宣貴妃誄》的結尾為：“重扃閉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的結尾云：“寂帳寂兮寂已遠，夜釭夜兮夜何邃。嗚呼哀哉！”而謝脁《齊敬皇后哀策文》的收束部分則更為整齊而規范：
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哉！陳象設于園寢兮，映輿錽于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綍于通軌兮，接龍帷于造舟。回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 藉閟宮之迷烈兮，聞纘女之遐慶。始協德于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于賜衣兮，哀日隆于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托彤管于遺詠。嗚呼哀哉！
其三是以“歌”的形式出現，如王守仁的《瘞旅文》便是以兩首“歌”作為結束的，前一首云：“ 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后一首較長，茲不贅錄。
（三）楚騷句式在哀吊類韻文中的作用
哀吊類韻文以四言、六言為正體，所以蕭統《文選》中的誄、哀策、吊文和祭文大多是四言或六言體。這兩種句式適合于陳述鋪排，風格特點是整齊有序，其最大的弊病則是板滯。漢代的大賦也多用這兩種句式，賦家為了避免這一弊病，采取了四、六言交叉搭配和引進騷體以增加句式變化的辦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與賦相比，哀吊類韻文板滯的弊病更為突出，其原因就在于這類文章出于典重的需要，往往要么四言、要么六言，通篇使用同一句型，缺少辭賦作品通過四、六言交錯運用來活躍句法的途徑。在這樣的情況下，楚騷“兮”字句的引進就顯得格外重要，它就像加入保持同樣節奏和音調的濁重樂曲中的一組清亮的異類音符，給本來單調滯重的哀吊類韻文帶來了變化與活力。例如潘岳的《傷弱子辭》正文：
奈何兮弱子，邈棄爾兮丘林。還眺兮墳瘞，草莽莽兮木森森。伊邃世之遐胄，逮祖考之永延。咨吾家之不嗣，羌一適之未甑。仰崇堂之遺構，若無津而涉川。葉落永離，覆水不收。赤子何辜，罪我之由！
此作由四言、六言和騷體三種句式構成，句式的交錯變化，跟作者痛失愛子的哀傷情緒正相適應，其錯落跌宕，與那種四言或六言到底的呆板體制形成鮮明的對照，抒情的效果是很不一樣的。此外，騷體作為一種異類句型，在作品中不管處于開頭、結尾還是大段的鋪述之間，不但構成了句式的變化，而且還因其所處的位置起到了結構組織上的作用。位于起首的騷體句，既是全文的領起，又可引起讀者的注意，如上引《傷弱子辭》便是這樣；用于結尾的騷體句，自然是全文的收束，亦因句型的轉換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如《瘞旅文》那樣以“歌曰”的形式為結束的作品，更能使所抒的哀傷之情得到淋漓盡致的表達；介乎大段四、六言鋪述之間的騷體句，往往是作為前一部分的收束和后一部分的開始而安排的，在結構上有一種過渡的作用，如《宣貴妃誄》、《吊古戰場文》即是如此。
四、六言句尤其是四言句，句中很少有虛字，且因為哀吊類韻文一般都用于莊重嚴肅的場合，有很強的實用性，其語詞的選擇也大多傾向于厚重典則，以致這類作品典重有余而活潑不足，悼傷之情的抒發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潘岳《夏侯常侍誄》、顏年延《陽給事誄》等許多經典性作品，都有這種局限。楚騷“兮”字句的引進，使這種情況大為改觀。例如謝莊的《黃門侍郎劉琨之誄》：
秋風散兮涼葉稀，出吳洲兮謝江畿。瞻國門兮聳云路，睇舊里兮驚客衣。魂終朝而三奪，心一夜而九飛。過建春兮背闕庭，歷承明兮去城輦。旌徘徊而北系，轜逶迤而不轉。挽掩隧而辛嘶，驥含愁而鳴俛。顧物色之共傷，見車徒之相泣。
篇中的騷體句，因“兮”字處于每一句的中間，將實義性詞組隔開，有效地消解了一般哀誄文意象過于滿密的通病。尤為重要的是，一旦使用騷體句，受這種句式瑰麗流暢特點的潛在導引，作者往往會不自覺地改變慣常作哀吊文時選擇典重語詞的心理定勢，而采用一些相對輕靈通脫的語詞來構筑篇章。謝莊的這篇哀誄由《九歌》型“兮”字句和六言賦體句組成，句法錯落而流動，語言平易而流利，沒有絲毫晦澀濁重之感，反而透出一種濃厚的詩意。
嚴格地說，“吊文”在哀吊類韻文中是非常特殊的一種，與誄、哀祭文、哀辭等相比，它的實用性不是很強，甚至可以說，大量吊文寫作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悼念亡者，而是為了抒發自我的牢騷與不平。悼懷死者是名，而抒寫自我情感是實；悼亡只是手段，而自憫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吊文無須受實用性與程式化的約束，可以自由地逞才盡性，在對亡者悼懷的同時傾瀉心中郁積的委屈。況且創作這類吊文的作者，絕大部分都有過坎坷的經歷，對社會、自然和生命有著深刻的體悟，他們的思想感情與所吊對象必然存在著某種關聯。因此這類吊文所承載的內容往往是深廣復雜的，從文學的角度看也是最有價值的。
賈誼的《吊屈原賦》（《文選》作《吊屈原文》）是這類吊文的開山之作，因為它通篇用的是“兮”字句，所以用楚騷體創作吊文是相當常見的，上面已經提及的柳宗元的數篇吊文，便是其中的優秀作品。例如他的《吊樂毅文》：
大廈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往顛彷徨。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后之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欵兮，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之茫茫。茍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此作追懷戰國時期燕國大將樂毅，嘆惜他立下赫赫戰功，卻終因燕惠王誤信田單的反間計，被迫出奔于趙，并老死它鄉。其中既有對樂毅悲劇的同情，也寄寓著作者身遭政治迫害、被貶出京的憤懣與無奈。他的三篇吊文，大體皆有此寄托，而以《吊屈原文》寫得最好，其開頭云：“后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衡若以薦芳。”可見作于宗元貶湘之時，目的也在于借吊屈以抒己之懷，所以元代祝堯云：“其跡原之心亦頗得之。晦翁嘗稱揚柳于‘楚辭'逼真，必非茍言者。”②他的吊文確可稱賈誼的嫡傳。
這一類借悼亡或吊古以抒發自我情感的吊文，本來就源自楚騷體式，也與漢代吊屈的傳統有緊密的聯系，因而不僅楚騷參差錯落的句式、一唱三嘆的詠嘆色彩等形式因素得到了利用，而且楚騷豐富厚重的文化內涵和屈原不幸的身世遭際，也成為了這類吊文的一種底色和背景，從而使這些作品所表達的哀傷幽怨之情更為打動人心。總之，楚騷體式在此類吊文中的作用是綜合性的，也是在整個哀吊類韻文中表現得最為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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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勛論文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