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著名歷史學家李誕先生數十年來撰寫和刊布的較具代表性的學術論著的選集，所收論文沒有按時間順序加以編排，而是以類相從，分成九類：第一類是關于中國土地制度史的研究，第二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的論著，第三類是有關《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的論著，第四類為以上三類之外的中國古代史專題論述，第五類為治史札記選錄，第六類是師友憶念之作，第七類是序跋之作，第八類是教材、教法之作，第九類是學習雜說之作。其中最為主要的無疑是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這是貫穿李埏先生整個學術研究的兩條主線，也是他學術研究的兩塊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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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小齋文存 | |
| 作 者：李埏 著 出 版 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222033092 出版日期：2001-11-1 定 價：￥96.4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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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1914～2008），字子沂，號幼舟，云南路南縣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學科創建者。早年受業于張蔭麟、吳晗、錢穆、陳寅恪等史學大師，深得史學真傳。畢生研究中國古代史，對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尤為深入。
《不自小齋文存》述略/林文勛
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研究
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
試論中國古代農村公社的延續和解體
關于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幾個問題
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
再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
三論中國封建土地國有制
孟子的井田說和分工論——讀《孟子》札記
“元”乎？“充”乎？“訖”乎？——吐魯番出土的唐朝
高昌縣給田文書大字作何解釋的問題
《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
商品經濟史研究
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
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
附：郭沫若同志關于《資本論》一處譯文的信
從錢帛兼行到錢楮并用
北宋楮幣起源考
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
北宋楮幣史述論
附：“小鈔”的始末
論南宋東南會子的起源
《史記·貨殖列傳》研究
《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
論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興起——讀《史記·貨殖列傳》札記
《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疑義試析
《史》《漢》論子貢貨殖考異
《史記·貨殖列傳》札記六則
中國古代史研究
試論歷史局限性
龍崇拜的起源
夏、商、周——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
漢宋間的云南冶金業
馬援安寧立銅柱辨
附錄：《廣州記》馬援銅柱條的撰者為誰？
宋初秦隴竹木
北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熟戶
路南縣沿革大事系年
治史札記選錄
龍的傳人——中華民族遠古時代對大自然的斗爭，中華文化的序幕
日中為市
中國最早的金屬鑄幣
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企業家
“耕作半徑”淺說
“千年田換八百主”
譯名質疑兩則
“良丁”和“丁牛”
梅花、元寶和馬——讀《武則天》札記三則
歐史徐注糾謬
元昊和宋
補《甘二史札記·西夏番鹽》條
高平學案
重視云南經濟史的研究
建議與呼吁
滇越鐵路半世紀
石林掌故二則
至公堂懷古
師友憶念
張蔭麟先生傳略
昔年從游之樂，今日終天之痛！——敬悼先師錢賓四先生
心喪憶辰伯師
記吳晗先生的路南之游
記聞一多先生在昆華中學
跋胡小石先生書橫幅
熊迪之先生軼事
教澤長存 哀思無盡——悼念方國瑜先生
纓鸞和同志及其遺著
憶張德光同志
見賢思齊，莫讓前修專美——訪李約瑟博士有感
序跋
《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序言
《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前言
《中國經濟史研究》前言
《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前言
《滇云歷年傳》校點本前言
薪盡火傳，繼長增高——書《中國民族史》后
評辛著《禹貢新解》
《秉燭集》序
《中國傳統市場的歷史演變》序
《唐宋茶業經濟研究》序
《云南歷史貨幣》序
《貝幣研究》序
《云南歷史文化新探》序言
《美麗的彩虹》序
《云南地方官僚資本發展簡史》序
《張沖將軍評傳》序
《東陸學林》第一輯序
教材 教法
論高小和初中的歷史教材
我們怎樣摸索著繪制歷史參考地圖
論“中國歷史文選”的教學方法
學習歷史要重視圖表
談談指導研究生的三個問題
關于導師工作的幾點意見
研究須有中心
西南聯大的選課制度及其影響
學習雜說
以學愈愚說
博和精
讀書和灌園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文章的眼睛
漫談簡化字
立志
讀諸葛亮《誡子書》
唐太宗的“以人為鏡”
善與人同
漫談創業與守成
談“滿盈”
扁擔“銷釘”給我的教育
我愛公孫樹
預備期回顧
為真正做到“為人師表”而奮斗
教書育人 為人師表
李埏先生傳略/林文勛
《不自小齋文存》述略
林文勛
李埏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他一生筆耕舌耘，海人不倦，桃李滿國中。他對中國經濟史的諸多領域作了開創性的研究，被譽為“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學者。本書為李誕先生學術論著的選集。
這部文存選收的論著是李埏先生數十年來撰寫和刊布的較具代表性的論著，尚有部分論文因篇幅所限，未能收錄在內。另外，他所撰著、主編、校點的專著因已成書刊行，故也不在收錄之列。
文存所選收的論文沒有按時間順序加以編排，而是以類相從，分成九類，以便更好地反映著者的觀點和思想。
第一類是關于中國土地制度史的研究。1954年，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刊布了著名論文《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首次系統地對我國封建的土地國有制作了理論探討，提出“皇族土地所有制”自秦漢以來“以一條紅線貫穿全部封建史”，在史學界引起巨大反響。1956年8月，李埏先生繼之在《歷史研究》發表了長達兩萬五千余字的長篇論文《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這篇論文首次把這種土地所有制定名為“土地國有制”。并從多方面論證這種土地所有制長期存在的原因和所起的作用。這兩篇論文的發表，在我國史學界引起熱烈的討論，一批學者紛紛撰文各抒己見。土地所有制問題的探討爭鳴遂形成高潮，成為推動中國史學研究發展的“五朵金花”之一。在這場爭鳴中，盡管李埏先生稱自己的論文為侯老論文的續貂之作，但不論從史料闡發還是理論探討來講，都在侯文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同時還首次提出了土地國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農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所有制等多種土地所有制“同時存在”的觀點。對此，史學界雖然有人常常將侯、李并稱為土地國有制派，但更多的則是將其作為一個單獨的流派，概括為“多種形態并存說”。由這篇論文開始，李埏先生展開了對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的全面研究。他的研究，既弄清了關于土地國有制的重大理論，又對諸如井田制、均田制等重要田制中的相關問題作了深入考證；既從古史分期和農村公社的角度分析了土地國有制的源起，又在商品經濟史的視野下揭示了土地國有制變化發展的原因；既在土地所有制和社會的變革中剖析了地主階級的產生，又以莊園為對象探討了土地所有制的各種具體經營形式。
第二類是商品經濟史研究的論著。早在20世紀30－40年代，在史學大師張蔭麟先生的指導下，李埏先生就試作宋代紙幣研究的論文，以貨幣問題為核心，開始對商品經濟史進行探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又對唐代的貨幣流通及商品經濟發展續加研究。即使是在商品經濟受到錯誤否定和批判的60－70年代，他也堅持研究不輟，并在80年代初發表《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將這種研究從微觀的典型剖析上升到更高層次的理論闡釋，揭開了中國商品經濟史研究的歷史性序幕。這篇文章是他長期研究商品經濟史的理論升華，又是對60－70年代錯誤否定和批判商品經濟現實的歷史反思。文章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對中國商品經濟史研究的開展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1983年《中國經濟科學年鑒》將該文作為有助于推動經濟史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重要論文詳加介紹和評述。由此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商品經濟史理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的地位。在李埏先生的商品經濟史研究中，他始終將深邃的理論分析與具體入微的個案考察有機地融為一體，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深層次的重大問題。最為獨到的是，他把商品經濟史與封建土地制度及其生產關系史的探討結合在一起，綜合研究，饒具特色。這方面的研究可與封建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交相輝映，相得益彰。
第三類是有關《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的論著。《貨殖列傳》是一篇絕無僅有的古代商品經濟史專論。它所記述的時代，始于公元前5世紀初的春秋季年，訖于公元前2世紀末的漢武帝元鼎年間（公元前116一前111年），歷時約400載，恰為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為追溯中國商品經濟史的源頭，在20世紀90年代末，李埏先生集數年之力，對《貨殖列傳》作了重點研究。《（史記·貨殖列傳）時代略論》、《論中國古代商人階級的興起》等文具體分析了商品經濟第一個高峰期的社會變遷與歷史特征。其它諸文則是對《貨殖列傳》所涉及史事和列傳中目前闡釋不清的問題作新的解說。在內容上，這類論著與上面的商品經濟史類相同。考慮到這類論著較為集中，故另為一類。
第四類為以上三類之外的中國古代史專題論述。我們知道，歷史局限性是關系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發展的一個基本準則問題。1975年之際，“四人幫”一伙宣揚一種謬論，謂文藝作品寫歷史上英雄人物可以“無限拔高”，不應寫歷史局限性。李埏先生針對這種謬論，發表《試論歷史局限性》一文，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和歷史事實予以駁斥。這在當時，實有空谷足音，振聾發聵之效。《夏商周——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是一篇論說中國古代歷史分期的論文。先生嘗說，上世紀50年代，依照部頒教學大綱進行教學科研，從戰國封建論，故那時所撰論文《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以戰國為封建社會之始。及1960年初，赴大涼山作社會調查。看到民主改革前之涼山彝族奴隸制社會與西周社會絕不相類。西周社會倒是與前此所見的傣族社會頗為相似。調查小組同志對此看法完全同意，于是歸來后撰成《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一文［1］。先生對分期問題的看法至此一變，改從西周封建論。但是關于先秦古史的分期問題，先生的探究并未終止。對夏商為奴隸制社會之說仍感未安。十年浩劫后重溫古史，經反復思考，最后認為夏商周是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封建制與奴隸制并存，但以封建制為主，社會性質為封建制。于是寫成《夏商周——中國古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一文。收入本集的又一篇關于古史的論文是《龍崇拜的起源》。這是先生在下放農村勞動鍛煉期，看到龍崇拜的古老和普遍，溯其起源蓋出于牛圖騰和蛇圖騰二者的結合。其實質則是農田水利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宋初秦隴竹木》、《北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生熟戶》是關于宋史之作，系根據4D年代所寫讀史札記重新改寫而成。《漢宋間云南的冶金業》、《馬援安寧立銅柱辨》以及《路南縣沿革大事系年》是關于云南地方古史之作，是李埏先生對桑梓若干歷史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些論著，雖歸為一類，名之為“中國古代史”，但多篇均為經濟史論著。其研究范圍為上古史、唐宋史和云南地方史，與李埏先生長期學術研究的重點頗相符合。
第五類為治史札記選錄。從內容上來看，可細分為三：一是經濟史；二是古代史；三是云南地方史。其中，《譯名質疑兩則》、《“良丁”和“丁牛”》、《梅花、元寶和馬——讀（武則天）札記三則》、《歐史徐注糾謬》、《元昊和宋》、《補＜廿二史札記·西夏番鹽＞條》、《高平學案》等，寫于20世紀40－50年代，以唐宋史札記為多。《日中為市》、《中國最早的金屬貨幣》、《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位女企業家》、《“耕作半徑”淺說》、《“千年田換八百主”》等是李埏先生80年代中期為《云南日報》“經濟史話”專欄所撰寫的文章。該欄目由李埏先生與《云南日報》理論部共同商議創辦，至今已相延近20年，是《云南日報》歷時最久的專欄之一。這些論著，雖名為“札記”，實則以通俗簡潔的語言，闡發了對諸多歷史特別是經濟史問題的深刻認識和見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如果說以上反映了李埏先生學術研究發展的歷程的話，那么，以下則主要反映了李埏先生教書育人和思想發展的軌跡。
第六類是師友憶念之作。李埏先生是在國學大師張蔭麟、錢穆、吳晗等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的。在親承大師教誨的過程中，師生之間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史壇佳話。這種師生高誼不僅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有絲毫褪色，而且歷久彌新。對于這幾們恩師，以及他尊崇的前輩聞一多、胡小石、熊慶來。方國瑜、李約瑟和與之相處甚佳的好友張德光、纓駕和等，李埏先生晚年均著文紀念。這些回憶文章，既是李埏先生對師友情真意切的情感流露，同時又提供了這些大師學者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實為一份寶貴的學術史。
第七類是序跋之作。這些序跋，一種是李埏先生為自己撰著、主編、校點的著作所寫的序言和前言；另一種是李埏先生為他人著作所撰的序言和書評。前一類使我們看到李埏先生的學術研究事業，而后一類則為我們展示了李埏先生對學術發展的關愛，以及獎掖扶持后學的崇高精神。但不論是那類序跋，李埏先生從不敷衍塞責，都是本著求實負責的精神，認真對待，常常談出新的觀點、新的思想，具有較高學術價值。
第八類是教材、教法之作。其中，除《西南聯大的選課制度及其影響》一文是李埏先生回憶他在西南聯大就讀時的教學情況之外，其余諸篇均是李埏先生在從事中學教學、大學本科教學以及指導培養研究生過程中自己教學經驗的總結。文中談到的不少經驗，極具價值，曾在多所高校和多種會議上作過交流。
第九類是學習雜說之作。共收有17篇短文。其中，《以學愈愚說》寫于高中階段，反映了李埏先生中學時代對學習重要性的認識，其文采和立意對一個中學生來說實不可多得，故在當時深受師友贊譽。《我愛公孫樹》、《預備期回顧》、《為真正做到“為人師表”而奮斗》、《教書育人為人師表》表達了年逾七旬的李誕先生在創建中國封建經濟史研究室和加人中國共產黨后的思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不計名利，無私奉獻，把畢生獻給學術和教育事業的崇高精神和品質。文中蘊含的那種種植公孫樹的精神和“在共產黨員的字典中無‘老’之一字”的豪情壯志，對青年人極具教育意義。《博和精》等文則是20世紀60年代初李埏先生應《云南日報》“文化生活”版之約撰寫的雜文。這些雜文，或鼓舞青年人立志，或教導青年人讀書為學，或直言革命建設事業中的失誤，文筆犀利、精練明快、曉暢易懂，在當時對教育和引導年輕一代立志學習，積極獻身革命建設事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妖顛倒，是非不分，這些雜文竟被誣為毒害青年人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并與張德光教授、江應梁教授、尤中教授發表在《云南日報》上的雜文一同被編成《學與問》一書，供大批判使用。李埏先生與張德光教授。江應梁教授一起被打成“云大三家村”，后連同尤中教授一起又被定為“云大四家店”，因此備受摧殘和迫害。“文革”結束后，這些文章得到平反，中共云南大學黨委曾再次印行《學與問》，予以肯定和表彰。
李埏先生的學術研究雖然涉及多個方面，但其中最為主要的無疑是中國土地制度史和中國商品經濟史的研究。這是貫穿李埏先生整個學術研究的兩條主線，也是他學術研究的兩塊基石。在這兩個領域中，李埏先生做出了超邁前人、啟迪來者的重要學術貢獻。
作為中國土地所有制形式大討論的重要參加者和發起人，李埏先生從理論上對土地國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作了科學的區分，進而追溯了土地國有制的源頭，并揭示了土地國有制和北方地理環境。農民大起義以及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關系。他不同意單純地依據地租來判定土地所有權，認為：我們從地租的占有固然可以看到土地所有權，但從土地所有權卻不一定能看到地租。因為，封建地租的構成是農民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但農民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卻不一定構成地租，要看土地所有權是在誰的手里。因此，判斷土地所有權的根本標準應該是看能不能將土地當作“私人意志的專有領域”，排他地、獨占地去支配它。據此來看，土地國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是有著嚴格區別的。侯外廬先生將國家所有制稱為“皇族土地所有制”，泯滅了二者的區別。事實上，我國整個封建主義時期的專制帝王都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他們是封建國家的惟一代表，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大土地占有者，二者有著明顯的差別。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著封建的土地國有制、大土地占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它們的區別就在于士地所有權上。此外，小農上地所有制和殘余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也同時存在。土地國有制可以上溯很遠。農村公社（即井田制）時期是全面的士地國有。春秋戰國以后隨著井田制的解體則轉變為新的形式。戰國初期的郡縣制成為這種新的土地國有制的骨干。在此后的封建時期，國有土地更多地存在于我國北方地區。這是因為，黃河流域需要修建大規模的灌溉系統和水利工程，大土地所有者往往無力擔當此任，非國家不能為。封建國家“由于控制了水，從而控制了土地，更從而控制了土地上的人”。再者，農民起義不斷地打擊著大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新的王朝竊取農民革命斗爭的果實——解放出來的土地，把它作為國有土地來經營。這樣，土地國有制便一再地呈現出“式微——復蘇——式微——復蘇”的發展態勢。土地國有制是中央集權建立的重要條件。歷史事實表明，在土地國有制增大的時期，封建國家就比較強大。
以此為契機，李埏先生對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的變化發展以及地主階級的產生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經營方式作了深人的揭示。他指出：農村公社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二重性”的社會結構，它是從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必經階段，農村公社的解體或者延續是由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決定的。西周時期，農村公社就是井田制。井田制之所以長期存在，原因在于那時商品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對井田制形不成破壞和瓦解力量；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長足發展，商品貨幣關系滲入井田內部，逐漸引發土地買賣，最終摧毀了井田制。只不過由于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還有不小的局限性，井田制便有一些“活生生的殘余”延續下來。
當然，井田制是否存在，歷來就頗有爭議。在《孟子的井田說和分工論》一文中，李埏先生指出：井田制農村公社作為一種具有公有和私有二重性的，由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社會形態，是古代土地占有形態發展的一般規律和不可或缺的產物，并非孟子向壁虛構。在原始氏族社會時期，只有公有制而沒有私有制，人類社會怎樣從公有制過渡到私有制呢？這就舍二重性的井田制莫屬了。井田制作為過渡形態的農村公社，存在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并在戰國解體后還時強時弱地顯現出來。后世的均田制就是井田制的反映。
井田制解體后，土地制度和社會關系又如何發展呢？《關于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幾個問題》分析道：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動，古老的井田制衰歇了，到商鞅變法遂宣告了它的終結。從此，原來生活在農村公社里的人們擺脫了村社的束縛，但也同時失去了它的保護。士、農、工、商各在自己的道路上，為占有土地、獲得財富而盡力奔馳。于是“齊民”不齊了；貧富分化如九走板似地不斷擴大和加深，新的階級、新的社會矛盾產生并發展起來。整個社會步人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封建地主制時代。
在整個封建地主制時代，莊園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經營的重要方式。《水滸傳》有那么多的莊園，說明莊園制是存在的。事實上，莊園制是亙中國封建社會都存在的，宋代莊園不過是其中的一段而已。假若我們要上溯莊園的淵源，那至少可以遠及西周。西周的采邑就是建立于農村公社之上的領主制莊園，和西歐中世紀的莊園最為近似。秦漢以后的莊園是地主制莊園。它的典型形態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族莊園。唐代以后，世族莊園衰落了，庶族莊園繼之而起。兩宋時期，庶族莊園已成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普遍形式，直到明代還是那樣。地主莊園是在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統治之下的。封建國家給它以許多制約。它的經濟外強制權力不少被集中到王朝手中去，因而莊園不能公開地“隱占王民”或“抑良為賤”，農民對它的依附關系受到制約，從而不能不采取租佃制的剝削方式。更不能公開地建立武裝和法庭，所以這種莊園不像西歐封建莊園那樣獨立而完整。但它仍然是莊園，因為從實質上看，它和典型的莊園并無二致：它們都是自然經濟的共同體；都是建立于莊園主占有土地、不完全占有農民的生產關系之上。盡管租佃關系存在于莊園中，但那種租佃關系有著一定的宗法性和依附性，與近代的單純租佃關系還頗有別。我們不應把古代近代混同起來，放在一個平面圖上去看。
商品經濟是李埏先生又一重要學術研究領域。他突出的貢獻是首次從理論上對商品經濟史的地位及其理論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在《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一文中，李埏先生根據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對于廣義政治經濟學的闡釋，強調指出：生產和交換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橫座標和縱座標，而“商品經濟發展的軌跡就是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經濟曲線”。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長期并存的兩種經濟形式，二者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此進彼退、此消彼長。由于自然經濟代表的是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低下，而商品經濟代表的則是生產力和社會的進步，因此“自然經濟的歷史比商品經濟悠久，商品經濟的前程則比自然經濟遠大”。就這兩種經濟形式的對立運動來看，假如舍去曲折反復，只就總趨勢而論，自然經濟是由絕對的統治地位逐漸消弱，趨于消亡，而商品經濟則是由萌芽狀態逐漸增長，最后取得全面統治地位。針對我國歷史上長期不重視商品經濟的舊觀念、舊傳統，他強調：“為了闡釋我國封建經濟的實況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為了說明我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特殊性和規律性，毫無疑義，我們應當著重中國封建經濟的研究，特別是其中的商品經濟史。”主張把商品經濟問題放在經濟史研究的頭等重要位置，號召更多的人從事這項研究工作。
將上述理論與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相結合，李埏先生更進一步指出，在商品經濟存在的古代社會中，在戰國以后的封建時期里，商品經濟始終是一個進步因素和力量。每當它有所發展的時候，社會就相應地向前進展，戰國時代和漢初、唐宋時代都是顯著的例子。反之，每當它衰落的時候，社會就停滯甚至后退，例如魏晉時代就是這樣。因為，“它的發展和出自自然經濟的傳統、制度、社會組織是冰炭不相容的。只要它具有一定力量，它就要削弱或破壞那些舊的傳統、制度和社會組織。因此商業乃至那令人詛咒的高利貸，都曾在歷史上起過革命的作用”。反過來看，“古老的制度和傳統是非常頑固的。除了商品經濟，沒有別的任何力量可以摧毀它”。正因如此，封建政府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所謂“重農抑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重自然經濟，抑商品經濟。歷代封建統治者之所以要這樣做，主要原因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是從自然經濟的土壤生長出來的。在商品經濟出世以前很久，它已經確立了；它不待商品經濟而生存。商品經濟的興起，不是加固它的基礎，而是使它感到搖撼”。由于自然經濟的榨取手段是經濟外強制，商品經濟的剝削方法是經濟強制，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矛盾、斗爭中，自然經濟是相形見細的，而商品經濟則步步進逼。自然經濟的節節敗退，損害了專制統治的利益，這樣，專制統治者總是要使用手中的權力，壓抑商品經濟，保障自然經濟。
基于這些認識，李埏先生還對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作了高度的理論概括和分析。他認為，在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曾出現兩次高峰，兩次高峰之間是一個低落時期，呈“馬鞍型”發展態勢，形成一條升降起伏的經濟曲線。第一個高峰是《史記·貨殖列傳》所傳人物生存的那個時代，約自春秋末至西漢前期。其重要性是，第一，交換空前地擴大了；第二，金屬貨幣廣泛流布，貨幣經濟首次發揮出它的巨大威力；第三，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已經完成，商人已形成一個階級。到了漢武帝時期，由于官府打擊商人和實施管榷政策，商品經濟的發展勢頭被遏止，它的第一個高峰便結束了。緊接著，魏晉之際，由于分裂造成的混戰，商品經濟遇到更大的厄運，降落到最低點，鑄幣甚至退出了流通。這為自然經濟的強化提供了條件，因而自然經濟的世族莊園得以發展。人們所熟悉的《桃花源記》、《山居賦》等作品，都是自然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曲折反映。進人唐代，商品經濟否極泰來，又向前發展了。經唐朝至宋，出現了第二個高峰。這個高峰，比第一個高峰更高。顯著的特點是，隨著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異軍突起，廣大農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程度從事商品生產，商品經濟不僅在城市，在農村中也有所發展。與此同時，市場空前擴大，在農村，出現了草市、墟市，在城市，則是產品集散的市場，出現了行肆邸店；甚至連一向與市場絕緣的皇宮也與市場發生了聯系。因為，宮市的出現表明市場關系已在叩擊高峻的宮墻了。在市場擴大的推動下，盡管全國的商業網還是漫畫式的，全國性市場也還處于它的幼年階段，但畢竟商業網絡已達于各主要經濟區，全國性的市場已經開始形成。至于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何以會形成這樣一種態勢，則是由于戰國以迄西漢的前半葉，商品生產以鹽鐵為大宗，鹽鐵在市場上大放異彩。可是鹽鐵的產地有限，生產又比較集中，在自然經濟的汪洋大海里，它好像一些為數不多的島嶼。由于商品經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漢武帝一旦發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威力，施行管榷均輸政策，就能夠把它奪而置諸封建國有制之下，大大削弱商品經濟發展的勢頭。可是，到了唐宋時期，除鹽鐵之外，茶、絹、陶瓷等成為大宗商品，市場關系擴大，商品經濟的基礎更為堅實和廣闊。雖然封建統治者仍然實施管榷政策，但時移勢異，商品經濟發展之勢已不可能逆轉了。所以唐宋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高峰好像高原一樣，在高原上就一直持續不斷地向前發展了。
與商品經濟史理論研究相輝映的是，李埏先生對唐宋貨幣經濟鞭辟人里的分析與闡釋。他指出：我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流行于商周時期。到了春秋戰國，出現了刀、布等金屬鑄幣。從形制上看，它們應是從鐵制農具演化來的。金屬貨幣的出現是貨幣史上的歷史飛躍，但由于商品經濟的局限，戰國至秦朝乃至漢代，金屬鑄幣始終不曾完全排擠原來作為貨幣的布帛等實物。漢晉之際，隨著商品經濟的衰退，布帛谷物驅逐銅錢，使魏晉南北朝成為“錢谷布帛雜用時期”。在這個時期里，絹制的貨幣作用日益發展，谷物和布則逐漸削弱，貨幣發展逐步向著錢帛兼行推移。于是，唐代出現了“錢帛兼行”。銅錢是小生產者的貨幣。唐代中葉以后，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而小生產者的景況卻日益惡化。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大批小生產者被推向街頭，與市場發生了更密切的關系，進一步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大批官僚經商放債取利，商業資本再納人這些“官僚資本”，其勢更為猖獗，直接促成了市場的擴大和遠距離貿易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小生產者的貨幣，單位細小的賤金屬銅錢在流通過程中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于是出現了飛錢。飛錢的出現，使“認票不認人”的信用票據樹立起更大的權威，為后來楮幣的產生準備了歷史條件。五代北宋之際，國內西南市場和國外海上市場的擴張給商品經濟以強有力的刺激，使商品經濟和信用業持續發展，最終在使用鐵錢的四川地區誘發出楮幣交子，拉開了錢楮并用的歷史序幕。
《宋史·食貨志》說：“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于唐之飛錢。”李楮先生認為，可謂直溯其源，最能得其演進之實。因為，飛錢“合券乃取之”，為具有權威的信用票據，而最初的交子就是與之接近的信用票據和信用貨幣。《北宋楮幣起源考》一文指出，交子之率先起源于四川，主要是因為宋廷規定四川專行鐵錢引起交換不便而又缺乏貴金屬，交子便藉信用業的發展而產生。同時指出，舊史記載“交子起源于錢少說”、“張詠以蜀鐵錢重而創為交子說”均不符合事實。實際上，正確的是“蜀民患鐵錢重而私為交子說”。交子產生的時間，彭信威認為產生于五代宋初，加藤繁認為產生于真宗初年左右，戴銘禮認為產生于真宗朝，等等。其實，說它出現于公元10世紀末葉應是最為恰當的。交子的界制問題，史書曾有“兩年一界說”和“三年一界說”。近世學者則多各執一端。《宋代四川交子兌界考》指出，交子的界制前后有很大變化，凡有五期之不同：公元1023年前無兌界；公元1249年—1256年，為十年一界限；公元1256年—1279年，不立限界。交子創立兌界的原因，一是交子是楮制的，容易毀損和偽造，兌界可杜絕作偽糾紛；二是更換兌界之際可多收取紙墨費，擴大發行量以增加官府收入。
最為獨到的是，李埏先生還創造性地將土地制度史與商品經濟史有機地結合起來，從商品經濟的發展去考察中國古代土地制度的盛衰變化。他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地主土地所有制。農民土地所有制、土地國有制等多種形態交織在一起，互為消長盈縮，構成一條曲折起伏的經濟曲線，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而規定秦漢以后社會性質的則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什么原因導致各種土地所有制之間互為消長盈縮呢？李埏先生認為，主要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曲線“是封建土地國有制存亡盛衰的關鍵”。以此為出發點，李誕先生分析了整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的變化發展。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個高峰，它以商品交換的方式把人們越來越多地卷入市場關系之中，就連土地也成了商品，擴大了貧富差別，發展了私有經濟。于是，土地國有制消弱了，土地私有制發展了。漢武帝施行管榷政策，商品經濟的發展勢頭被遏止，從商人那里沒收來的大量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土地國有制迎來了它的中興時代。魏晉之際，商品經濟衰竭到幾乎靜止的程度，土地所有權的運動相對地放慢，國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轉化的速度也降下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建立起一個個自然經濟的共同體——封建莊園；另一方面，封建國家相繼推行屯田、均田，土地國有制得到強化。這兩種土地所有制，像并行的雙軌，貫徹于漢唐之間。屯田、均田等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大莊園，與大土地私有者的莊園一樣，都是因商品經濟衰落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而產生的。到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入一個更高的高峰，使人們占有土地的愿望和要求更為強烈，同時擴大了貧富分化，加劇了土地所有權的運動，這樣，均田制不得不崩潰，地主土地私有制則大為發展。自宋迄清，商品經濟雖然發展緩慢，但沒有逆轉倒退，所以均田制那樣大規模的土地國有制便一去不復返了。這里，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土地國有制與自然經濟共進退，與商品經濟背道而馳，不能就說土地制對商品經濟的發展沒有任何影響。李埏先生分析道：土地國有制因其能增加自耕農，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因為，在社會凋敝之余，土地國有制使流離失所的貧苦農民變成了自耕農，復蘇了農村經濟，為商品經濟奠定了基礎；待自耕農經濟發展起來后，必然要發生貧富分化，而貧富分化的結果必然促進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所以，辯證地來看，“在私有制的社會里，商品經濟的發達必然導致貧富差別的擴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和土地國有制的衰落。土地國有制賴自然經濟強化而產生，而延續。但它卻為自然經濟的對立面商品經濟盡推轂之功。因此，當商品經濟的歷史車輪向前滾動時，它卻被遺棄在后邊，功成身退了”。
與之相補充，李埏先生還分析了商品經濟與地主階級產生和發展的關系。他強調：“商品經濟的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地主階級產生的歷史前提。西周時期，自然經濟占絕對支配地位，封建生產關系只能是領主制。春秋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到足以瓦解農村公社，但還達不到孕育出資本主義的程度，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于是產生了地主階級和租佃關系。唐代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擴大，租佃制越來越多地排擠奴隸制和農奴制的殘余，經濟強制更進一步削弱了經濟外強制。到明代，江南始有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在這個地區開始露出行將否定封建生產關系的端倪。”圍繞這一中心，李埏先生從商品經濟的角度分析了地主階級的產生及其更新。他說，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經濟沖擊著農村公社，引起農村公社內部齊民的貧富分化。富者必然要剝削窮者，但同由于雙方均為齊民，同屬一個等級，不能采取抑良為賤的超經濟手段，而只能借助于租佃契約這種經濟關系。這樣，就產生了地主和佃農，產生了封建地主制生產關系。這比之于把地主階級的產生簡單地歸結為階級斗爭的結果的觀點，顯然更具說服力。地主有貴族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之分，決定地主階級性質和動向的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與農民、手工業者以及商賈之間，不僅沒有等級界線的障礙，反而有商品經濟這一經濟通道。商品經濟使地主、農民、手工業者、商賈經常處于貧富分化之中，身份不斷發生轉化，從而使地主階級獲得不斷更新。這是導致地主階級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在選編這部文存的過程中，除了對著者的學術成就深為折服外，我們還深深地感受到了李埏先生一生獻身學術的科學精神。這是又一筆寶貴財富。
科學研究首先需要一種獻身和犧牲。李埏先生深知這一點。他常常對學生說：“科學研究必須坐冷板凳，啃冷豬頭肉。”還說：“一個人處逆境的時候容易動搖，但處順境的時候恐怕更易動搖，因為功名利祿等等是很容易誘惑人的。”這既是他對學生的要求，同時也是對自己的鞭策。20世紀50－60年代，李先生取筆名為“二冷”、“敖冷”，意即自己甘愿坐冷板凳，甘愿啃豬頭肉。80年代中期，云南大學電教室到他家拍攝他的家庭生活。攝制組的同志一進門便環顧四周，商量突出什么特點。其中一位同志說：“李先生的特色是‘清寒’二字。”
當時，不論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都是他一生中最好的；在此前，尤其是解放前，那就不是清寒而是貧困了，雖然一直過著清貧的生活，但李埏先生總是安之若素，毫無怨言，一心一意撲在科學研究上。
在科學研究上，是以多、快為道，還是以少、精為功呢？80年代，受商品經濟大潮的席卷，急近功利思想泛起，有不少人，或為追求名利，或為評職稱等等，一味求快，追求數量。當時，憑李先生的學術地位和學術水平，他要想多出版幾部著作，多發表一些論文，應該是比較容易的事。但是他并沒有這樣做。
他的做法正好與此相反。他主張文不貴多，貴工。他說：“《漢書》卷引《枚乘傳》載：乘子皋，武帝時為郎，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作少而善于皋。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早年，李埏先生就手錄這段話置諸座右，并自加按語說：“自后世相如盛名觀之，皋不逮相如遠矣。由是可知，文章貴質不貴量。茍質不佳，雖多亦奚以為，疾則更無論矣。”此外，顧炎武《日知錄》卷19‘文不貴多”條云：“二漢文人所著皆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首。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不必皆有用于世，其不傳宜矣。”該條之下，注說：“楊氏曰：今之文集與今年內之時藝，若不拉雜摧燒，將伊于何底！”80年代，當李埏先生讀到這段記載時，他又親手抄錄，作為自己立身治學的準則。
正因如此，李埏先生情墨如金，從不輕易著筆。凡有所論，無不經過反復修改、推敲。他的稿子寫就，不僅常常請同事們看，請他們提出意見、批評，還經常請學生看，請他們提意見，批評。即使用到90年代，他仍堅持這樣做而沒有絲毫的松懈。
以1997年底發表于《思想戰線》的《夏、商、周——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一文來說，初稿大約在1993年前后就已寫成，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里，李埏先生對稿子作了多達七八次的修改。其間，有一次，稿子已被一家雜志社拿去排印即將發表，他感到其中一個地方論述尚不夠完備，當即請學生到雜志社將稿子撤下拿回，又作了長達數頁的修改補充。李埏先生治學的嚴謹和風格由此可見一斑。
科學研究貴在創新；創新是科學研究的生命力。李埏先生之所以如此嚴格要求自己，目的就是要有所創新。多少年來，不論是撰寫論著，還是作學術報告，抑或授課，凡有所論，總是要提出一番新意和見解。
這里，不禁使我們想起了他與張岱年先生的一段關系。1983年3月底，李埏先生赴京參加中國史學會大會，會后，應山東之邀，赴曲阜參加孔子學術討論會。會間，部分代表往孟子故里鄒縣考察。到鄒縣后，縣文管所領導邀數名全國知名學者作學術報告。李埏先生就孟子經濟思想發表一席談話，甚得與會者高度評價。5月8日，北大張岱年先生從京致函說：“李埏同志：這次到曲阜開會，能得晤談，非常高興！這次我在山東的最大收獲就是聽到您在鄒縣的學術報告，內容十分精粹，希望寫成論文，早日發表！”90年代中后期，李埏先生撰《（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疑義試析》一文，指出司馬遷為何要將老子那段話置于篇首？數百年來，從楊升庵到梁啟超，再到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和今人肖黎等，他們無不認為司馬遷的目的在于“破之”。李埏先生經過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發現，司馬遷的目的不惟不是“破之”，而是加以稱道。張岱年先生閱后，于同年11月10日致函說：“您關于《史記·貨殖列傳》引老子語的大作，讀后甚受啟發，大作分析深切，結論正確，我完全同意。太史公引老子語，確系表示贊同。過去一些論者不能理解史公深意，以致誤解，今大作加以糾正，我表示贊佩！”張岱年先生是我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泰斗，對李埏先生的這篇論文如此褒獎，實為史壇佳話。
以上是我們對本文存內容的簡略介紹及選編過程中的體會。我們很早就建議出版這部文集。可是先生謙遜未遑，總是說這些作品“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不允所請。最近，我們認為不宜再延緩了，于是搜集先生自青年時期以來所發表的文章，從中選編為這部集子。本文存由我和龍登高博士初編，后我在此基礎上調整、補充并最終編定。在選編刊印的過程中，多承同門學長李惠銓編審的指教襄助，因得以早日問世。這是應當感謝的。
2001年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