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埏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也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重要的指南。不論我們研究的是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哲學史……或斷代史、族別史、國別史……若要對所研究的問題窮原竟委，明其所以然，都必須求之于問題所在時代的經濟基礎，否則是不能正確地給以科學的說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我們研究經濟基礎創(chuàng)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我們學習和運用這一理論，可以從過去的文獻資料中探索出各歷史時代的經濟基礎是怎樣構成的。這一工作是一切歷史研究的基礎。
但是，這一工作十分艱巨。不應要求任何專史的研究者都竭其全力去探究各時代的經濟基礎。只能在學術分工中讓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專門去從事經濟史的研究，作出有價值的成果，提供大家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歷史科學中，經濟史的研究自應受到高度的重視和鼓勵，而經濟史的研究者也應以高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勇敢地擔負起這一光榮的學術使命。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我國史學界在經濟史方面取得了斐然可觀的成果。但是，也不必隱諱，成果和要求之間還有不小距離。例如，我們過去談某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經濟變動的原因，多是談到土地所有制而止。至于土地所有制下面還有沒有深藏的原因，則較少措意。兩三千年當中，土地占有形態(tài)變動多次，什么原因使之從前一個形態(tài)變?yōu)楹笠恍螒B(tài)，而不變?yōu)槠渌窟@是歷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認真地學習馬克思義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反杜林論》這部偉大著作給我們指出了研究的途徑和方向。我感到，根據恩格斯在本書政治經濟學編中所指出的對象和方法，聯系我們對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的狀況，似乎有必要強調一下，要重視歷史上交換的發(fā)展，要對商品經濟加以認真的研究。為什么這樣呢？這里談一點管見。
一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什么樣的科學？它研究的對象是什么？恩格斯在本章一開頭就明確告訴讀者：
“政治經濟學，從最廣的意義上說，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guī)律的科學。
下文他又說：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這樣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尚有待于創(chuàng)造。”
這都是給政治經濟學下的界說。后一說之所以和前一說有不同，我想，是因論述所及進而再作概括的。請看原書，恩格斯在講了生產和交換之后接著指出：“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和方法。”“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還指出：“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產物，它反過來又同樣地影響生產和交換。”這些論點闡釋完了，于是才寫出上錄的后一界說。（附帶說說，“隨著”一詞英譯本作with似較勝。因為既然是“同時”，那么“隨著”就不甚妥。）
綜合兩個界說，可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這些對象也就是經濟史的主要內容，二者是若合符節(jié)的。恩格斯說：
“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都是一樣的。從野蠻人的弓和箭、石刀和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交換往來，到千匹馬力的蒸汽機，到紡織機、鐵路和英格蘭銀行，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guī)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guī)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fā)展階段的特殊規(guī)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應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guī)律。……”
請看，這不就是經濟史研究工作的任務嗎？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我們似乎也可以說，經濟史本質上是歷史上各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又說：
“要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全面地進行這樣的批判，只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夠的。對于發(fā)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較不發(fā)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樣必須加以研究和比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較。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只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于他的研究。”這段話中的“至少是概括地”一語，英語作“at least in their main features”。由這段引錄可見，經濟學的研究是多么重要 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根據上引恩格斯的論述，毫無疑問，一個國家應該有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學；一個國家的各個歷史時代應該有各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學。而要完成這個任務，沒有經濟史的研究為之前驅，怎么行呢？聯系到我國實際，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完整地包括各個歷史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我們的經濟史研究，也沒有為此提供足夠的成果，因而也不可能有一部闡釋“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fā)展階段的特殊規(guī)律”的讀物。從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現狀看，要達到這一目標還“任重而道遠”。應該呼吁，早日采取措施，培養(yǎng)人才，擴大中國經濟史研究工作者的隊伍，大力開展這一領域的各項研究工作。
二
從以上所述看來，生產和交換是廣義政治經濟學中兩個最基本的內容。它們是不同的，但又是密切相關聯的。恩格斯有如下一段言簡意賅的重要論述。
“……生產和交換是兩種不同的社會職能。沒有交換，生產也能進行；沒有生產，交換——正因為它開始就是產品的交換——便不能發(fā)生。這兩種社會職能的每一種都處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響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自己的特殊的規(guī)律。但是另一方面，這兩種職能在每一瞬間都互相制約，并且互相影響，以致它們可以叫做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
因為它們是各有自己的特殊規(guī)律的，所以應該分別研究，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但又因為它們是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所以又不能顧此遺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曲線是不能沒有坐標的，只有縱橫坐標具備才可能繪制出來。經濟曲線的坐標既然是生產和交換，則二者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
經濟曲線是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經濟水平及其發(fā)展變化的集中表現。我們要求經濟史研究者，假若他是研究經濟通史的，能為我們繪制出一條自古及今的經濟曲線；假若他是研究斷代史的，能為我們繪制出那個時代的經濟曲線。這應當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目標。當然，要這樣做，就必須按照恩格斯所指出的方法，研究生產和交換怎樣互相制約、互相影響。至于說明曲線之所以然，那就必須研究生產交換和分配的關系、它們的條件和形式等等。
為什么交換占有和生產同等重要的地位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宏觀地一瞥商品經濟的史的發(fā)展。原始公社時代是只有生產，沒有交換的；即偶有之，也“僅僅是例外地出現的”，可以略而不計。那是純粹的自然經濟。到原始社會末期，交換開始有所發(fā)展。爾后，隨著生產、社會分工和私有財產的逐漸增長，交換也逐漸增長。浸假，在自然經濟的旁邊，出現另一種形式的經濟——商品經濟。這樣一來，兩種形式的經濟就長期并存。但它們并非彼此絕緣，各不相干。而是互相制約、互相影響，此進彼退、此消彼長的。不過，假若我們略去其間的曲折反復，只就總的趨勢而論，那么，自然經濟是由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逐漸削弱，趨于消亡；而商品經濟則是由萌芽狀態(tài)，逐漸增長，最后取得全面的統(tǒng)治地位。資本主義社會，列寧稱之為“商品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一切都要通過交換，一切都商品化。人的勞動力，甚至人的靈魂，都成了市場上交換的商品。在某些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自然經濟已渺乎不可復跡，它消亡了。這個長達數千年的過程，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從野蠻人的弓箭石刀到機器鐵路銀行，乃至恩格斯所未及見的核能、飛機、托拉斯的過程，可用圖示意如下：
商品經濟包括許多內容，但最主要的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任何商品，在它成為商品之前，總得生產出來，不管它是奴隸生產的，還是農奴或手工業(yè)者或雇傭工人生產的。生產出來之后，若不經過交換，也還只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只有交換才能使它具有商品的性質。因此每件商品都是生產和交換兩種社會職能作用的結果；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軌跡就是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的經濟曲線。
自然經濟的歷史比商品經濟悠久，商品經濟的前程則比自然經濟遠大。自然經濟，雖然在歷史上存在過很久，但它發(fā)展的極限卻很小，比方一個農夫，當他最必要的生產資料能自給自足而有余，他就要進入商品經濟的領域了（若他的剩余產品不被掠奪的話）；他的剩余產品越多，他進入商品經濟領域的程度也就越深。反之，若因天災人禍之類的外部原因，生產力遭到破壞，商品經濟衰落了，那么，即使是靠商品生活的人，也不得不退回到自然經濟中去。個人如此，一個社會也如此。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因為這樣，所以經濟曲線有曲折，有起伏，甚至于有反復。自然經濟代表的是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之所以生活于自然經濟之中，實在是不得已。當然，商品經濟雖說比自然經濟前程遠大，但也不是無止境的。它是一個歷史形態(tài)，有發(fā)生發(fā)展，也有消亡。當社會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時，物質生活資料極大地豐富，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它就完全沒有存在的余地，從而經濟曲線的縱坐標也將由需要代替交換了。
以上所述若當，那么，商品經濟問題無疑應在經濟史研究中占有頭等重要的地位。
三
從歷史上回顧，我國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是比較遲緩的。但是，盡管遲緩，它在我國的經濟史研究中仍應受到高度重視。因為發(fā)展遲緩的影響也是極為重大的。
我們現在還未能畫出一條自古及今的、首尾畢具而又連續(xù)不斷的經濟曲線。我們甚至不知道這條經濟曲線的起點應置于哪個朝代。是傳說中的軒轅皇帝時代嗎？還是可能存在的夏代，抑或是有史可稽的殷商？文獻不足，只有留待考古學家去探索了。不過我們大略知道，直到西周，經濟曲線還是相當低的。那時的農業(yè)生產工具主要是木制耒耜，而交換不過是“抱布貿絲”那樣的物物交換而已。青銅器，制作雖稱精美，但既不用之于生產，也不用以交換。金屬貨幣還沒有出現。（笨重的刀布要到春秋時期才獲得貨幣職能。）我國歷史很悠久，但商品經濟的發(fā)軔，看來卻頗遲暮。戰(zhàn)國秦漢，由于鐵器牛耕的應用，生產出現革命性的變化，交換空前擴大起來。商人資本、商人階級迅速擴大；其代表人物，竟能與王侯分庭抗禮，名著竹帛。這是我國封建時期中，商人僅有的黃金時代。在新崛起的商品經濟的沖擊下，古老的、自然經濟的農村公社紛紛解體；建立于其上的一整套周制也隨之歸于澌滅。然而好景不常，到漢武帝時代，商人階級、商人資本、商品經濟遭到了沉重打擊。從此，商品經濟失去了自由；它的發(fā)展勢頭被抑制了。
魏晉時期，商品經濟遇到更大的厄運，遭受史無前例的摧殘。數百年中，它奄奄一息，茍延殘喘。這為自然經濟的強化提供了條件，因而自然經濟的世族莊園得以發(fā)展。直到唐代，商品經濟才從伊壁鳩魯的神的縫隙中蘇醒過來，促使經濟曲線緩緩上升。由唐至宋，商品經濟的發(fā)展，相對而言，是較為顯著的。其所以顯著是因為商品生產有了更廣闊的基礎，商品流通有了更廣闊的市場。秦漢時期，主要的商品生產為鹽鐵酒酤；唐宋時期，則增加了茶葉、陶瓷之類。同時，傳統(tǒng)商品如絲綢，也在量上和質上大為提高。鹽鐵酒酤的市場主要在中原地區(qū)；絲茶陶瓷等則遠銷國外。中國與國外市場的聯系，秦漢時惟賴西北陸上交通，唐宋以后又增加了海上運輸。這些新的歷史條件使得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趨勢不可能再逆轉。雖然唐宋以下的封建統(tǒng)治者和以前一樣，依然重農抑商，但他們只能延緩商品經濟的進程，而不可能完全抑制了。在此以后的國計民生中，商品經濟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財源利藪。
所謂“重農抑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重自然經濟，抑商品經濟。為什么歷代的封建統(tǒng)治者那么喜歡自然經濟，憎惡商品經濟呢？這是有深刻原因的。簡單說來就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統(tǒng)治是從自然經濟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在商品經濟出世以前很久，它已經確立了；它不待商品經濟而生存。商品經濟的興起，不是加固它的基礎，而是使它感到搖撼。因為在商品貨幣關系所及的地方，自然經濟遭到削弱——許多勞動人手“舍本逐末”去了，不少社會財富被商人賈豎攫取去了……這勢必引起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的矛盾和斗爭。在這一斗爭中，自然經濟是相形見絀的。商品經濟步步進逼，自然經濟節(jié)節(jié)敗退，這當然縮小專制統(tǒng)治者的剝削范圍，和他的利害相沖突。專制統(tǒng)治者手中固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可是若放任自由，它也要在商品經濟面前敗北的。因為自然經濟的榨取手段是經濟外強制（或作超經濟強制），商品經濟的剝削方法是經濟強制。勞動者一旦卷入商品貨幣關系中，對他的剝削榨取手段，用經濟強制較之用經濟外強制就更有效率。為此，專制統(tǒng)治者總是使用手中的權力，壓抑商品經濟，保障自然經濟。（例如漢高祖的“困辱”商人的措施。）壓抑還不足，就用管榷之類的手段，統(tǒng)制商品流通，甚至是商品生產，企圖把商品經濟的利益全部奪取過來。從漢武帝開始，歷朝統(tǒng)治者就是這樣干的。但是他們管榷所獲，并不用于再生產。同時在管榷的實施過程中，給生產者和消費者造成深重苦難。其結果只能是摧殘了商品經濟，害苦了廣大人民，把經濟曲線往下拉。
在商品經濟存在的古代社會中，在我國戰(zhàn)國以后的封建時期里，商品經濟始終是一個進步的因素和力量。每當它有所發(fā)展的時候，社會就相應地向前進展。（戰(zhàn)國時代、唐宋時代都是顯著的例子。）反之，每當它衰落的時候，社會就停滯甚至后退。（例如魏晉時代就是這樣。）為什么？因為它的發(fā)展和出自自然經濟的傳統(tǒng)、制度、社會組織是冰炭不相容的。只要它具有一定力量，它就要削弱或破壞那些舊的傳統(tǒng)、制度和社會組織。因此，商業(yè)，乃至那令人詛咒的高利貸，都曾在歷史上起過革命的作用。商品、貨幣、市場等等，就像“王謝堂前燕”那樣，是只問貧富，不論貴賤的。它們是天生的嫌貧愛富的市儈，而不是趨炎附勢的食客。“商品社會”是市儈的天堂，卻不是食客的樂園。
商品經濟的高度發(fā)展是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前提。我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走的是一條漫長修遠而崎嶇多艱的道路，因此，自然經濟、封建主義長期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資本主義萌芽遲遲不能成長。為了闡釋我國封建經濟的實況及其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也為了說明我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特殊性和規(guī)律性，毫無疑義，我們應當著重中國封建經濟史的研究，特別是其中的商品經濟史。
應當承認，在研究中國商品經濟史的途程上，和研究對象本身的經歷一樣，也是崎嶇而多艱的。自然經濟，不僅在古代的實際經濟生活中，而且在那時的意識形態(tài)里，都居于統(tǒng)治地位。試看古代的思想家、文學家、政論家……，他們對于自然經濟，美化、謳歌、向往；而對于商品經濟則忽視、鄙視，甚至加以無情的批判。文學名篇如《桃花源記》，至今仍膾炙人口。至于同情商賈的著作，則自司馬遷寫《貨殖列傳》以后，便成絕響。“士農工商”，商賈總是居于四民之末，不能登大雅之堂。傳統(tǒng)的觀念，使得士大夫們不屑去記載他們的活動。因此在乙部書里，我們竟找不到一部記錄商品經濟史料的專著。直到今天，不知是由于史料的缺乏，還是由于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留意經濟史上商品經濟問題的著作還是不多。不過“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以后一定會有很多人從事這個課題的研究的。
原載《經濟問題探索》1983年第3期
發(fā)布日期：200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