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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背景

　　在近代百年墨學研究歷程中，孫詒讓是個劃時代的人物，他以《墨子間詁》這部墨學巨著奠定了他在近代墨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孫詒讓治墨學大約始于1873年。他治《墨子》已經不同于乾嘉一些學者用子書比勘經書了。他在《墨子間詁·自序》中說：“身丁戰(zhàn)國之初，感悕于獷暴淫始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于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他還說：“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為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于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墨儒異方，畦步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在他看來，墨學一些主張是戰(zhàn)國那個時代的產物，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墨學的評價已經不同于清代的許多學者。

　　考察孫氏治墨學原因，有三個方面不可忽視。其一是自明末起，已有學者涉獵墨學。李贄、傅山等都對墨學有所研究，特別是乾嘉時期，汪中、畢沅、張惠言、翁方綱、王念孫等對《墨子》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注，墨學雖仍然受到排斥，但日漸顯露復興的跡象。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學中源”說一度非常盛行，《墨子》日漸受到重視，這一切為孫氏治墨學逐漸鏟除了學術思想上“儒學獨尊”的禁錮，同時也提供了文本上的方便。其二，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積貧積弱暴露無遺，作為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孫詒讓，身懷“國家興旺，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感，不可能不思考國家民族的危亡。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向來有以著述表達憂國憂民之志的傳統(tǒng)，孫詒讓自然也不例外。墨家“勇于振世救弊”的精神恰好適合救亡圖存的需要，孫詒讓顯然也關注墨家的“救世”精神。他在《與梁卓如論墨子書》中說：“讓少溺于章句之學，于世事無所解。曩讀墨子書，深愛其撣精道術，操行艱苦，以佛氏等慈之旨，綜西士通藝之學，九流匯海，斯為巨派。徒以非儒之論，蒙世大垢，心竊悕之。”[1]他在《墨子間詁·自序》中也作了特別說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對《墨子間詁》中《備城門》等反映《墨子》軍事思想的篇章校釋尤其詳盡，“整紛剔蠹，脈摘無遺”[2]，發(fā)掘《墨子》軍事思想以適應時代救亡的需要。俞樾在《墨子間詁·序》感嘆：“今天下一大戰(zhàn)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為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倘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為此書，窮年兀兀，徒敝精神于無用也。”直接闡述了孫詒讓治墨學的時代性。其三，孫詒讓曾寫信給章炳麟，說：“近唯以研習古文大篆自遣，頗憤外人著文明史者，謂中國象形文字已滅絕。頃從金文、龜甲文獲十余名，皆確實可信者，附以金文奇字，為《名原》七篇。”[3]由此可以看出，孫氏對祖國文化遺產懷著深深的眷顧和憂慮，他校勘整理《墨子》也包含著發(fā)掘祖國文化遺產的愿望。孫詒讓雖然受的是傳統(tǒng)教育，但也讀過一些西方科學書籍，因而他對《墨經》中的科學思想也發(fā)掘不少，以此彰顯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當然我并不是要藉此而否認孫氏治墨學也有純粹的學術動機，更不是要否認《墨子間詁》的學術成就。學術上“求是”與“致用”并非絕對矛盾的。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中，孫氏耗費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和精力研治墨學，顯然有其時代原因。

二、校釋成就

　　清代墨學研究的首要工作是《墨子》校勘和注釋。因為《墨子》一書長期以來“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2]。校勘工作是與版本學、目錄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三者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離。因為校勘而講求版本、編敘目錄，早在西漢末年劉向校書時已是如此。孫詒讓在這方面是訓練有素并卓有成就的，《四部別錄》、《溫州經籍志》均表現(xiàn)了他在這方面精湛的造詣。校勘工作首先又是從選定版本開始的。版本的優(yōu)劣，多少直接關系到校勘的成績。孫詒讓的主要生活經歷在十九世紀后半葉，此前已有一些經過校勘的《墨子》版本流傳，因而他得以廣泛搜羅各種《墨子》版本。他在《墨子間詁·序》中說：“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于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顧千里校《道藏》本。”同時，他還參閱并吸收了王念孫、王引之、洪頤煊、戴望、俞樾等人的校勘成果。

　　畢沅校本《墨子》是孫詒讓校勘的底本，此書初刊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它是畢沅“遍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4](612)，以明《道藏》本《墨子》為底本，又吸收了盧文弨、孫星衍、翁方綱的校注成果，匯聚而成。畢沅校本作為近兩千年以來第一個比較完整的《墨子》校本，為后人研究《墨子》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影響深遠。但畢校本也有其不足，因為畢沅生活在乾嘉時期，所見《墨子》版本相當有限，再加上《墨子》長期以來少有人問津，訛脫偽誤不少，書中又多古言古字，校勘的難度相當大，因而有不少疏漏，誤改、誤釋也不算少，甚至有一些人為武斷的地方。但它作為《墨子》一書校勘的底本不失為當時最好的版本。

　　孫詒讓在《墨子間詁序》中說：“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間詁》，間者，發(fā)其疑啎；詁者，正其訓釋。”指明《墨子間詁》是一部校勘專著。黃紹箕在談到《墨子間詁》的校勘成就時說：“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采文例以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訛文，發(fā)故書雅記之晻昧，以疏證軼事。”[5]黃紹箕與孫詒讓同時代，他對《墨子間詁》的評價并無過譽之處。而且，在我看來還不足以全面概括《墨子間詁》的校勘特特點。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該書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校注成就：

　　其一，旁采眾家之成就，匡正舊校之訛誤。孫詒讓本人毫不諱言：“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又說：“余幸生諸賢之后，得據彼成說，以推其未竟之緒”。[6](2-5)《墨子間詁》一書，吸收了孫氏之前以及同時代的畢沅、盧文弨、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戴望、蘇時學、俞樾、黃仲弢、楊葆彝等人的不少研究成果。畢沅校本《墨子》是孫校本的底本，孫氏經過仔細甄別，凡是認為校釋準確的，都收錄進《墨子間詁》。認為錯誤的，也指出不少，這些在《墨子間詁》中非常普遍。《墨子間詁》吸收《墨子》校注成果比較多的要數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乾嘉諸多學者中，孫詒讓最佩服王氏父子治學上的精審博斷，因而凡是王氏父子的校注成就，幾乎全部收羅在《墨子間詁》中。比如，《尚同上》：“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孫氏就援引王氏父子的校注成果：“‘甚’，舊本訛‘其’，王云：‘其’當為‘甚’，甚明察以審信。案：王校是也，今據正。”[6](69)又如，《耕柱篇》“鼎成四足而方”的“四足”，各種版本均作“三足”。王念孫認為：“三足本作四足。此后人習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四足者，遂以意改之也。《藝文類聚》、《廣川書跋》、《玉海》引此書作‘四足’。《博古圖》所載商、周鼎四足者甚多，未必皆屬無稽。”孫詒讓依照王念孫之說，又進一步從古文字角度加以考證，指出：“此書多古字，舊本蓋作‘二二足’，故訛為三。”此類例子，舉不勝舉。乾嘉以來《墨子》一書舊校成果，凡孫氏認為精確者，都收攬進來。《墨子間詁》初成印行后，孫詒讓又廣泛征求學界意見，其友人黃仲弢又詳細校閱一篇，舉正十余條。而在此時，得到張惠言《墨子經說解》，又據此補正孫校本《墨經》部分的許多不足。此外又吸收了楊葆彝的《經說校注》一些成果。可以說，《墨子間詁》是有清一代《墨子》校注成果的總匯。

　　其二，校勘、訓詁相結合。《墨子》一書多古言古字，兩千年來文字演變，訓詁是一項艱難而繁雜的工作。孫氏從小對于《爾雅》、《說文》有著深湛的修養(yǎng)，又對古文字學有深入的研究，為其文字訓釋大開方便之門。黃紹箕說，“先生此書，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訛文”，說明了孫氏文字學修養(yǎng)在《墨子》一書訓詁中的運用。孫詒讓在《墨子間詁·自序》中說：“今于字宜多遵許學。”事實上，孫氏的訓詁絕不局限于《說文》，而是充分運用自己通貫經子的宏富學識和文字學修養(yǎng)，在訓詁中旁征博引。比如，孫詒讓在訓釋《兼愛中》“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時說：

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篇》“逝不以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之不惠忠，不慈孝，不和調，當察其害之何以生，，故曰：‘然則察此害之何用生哉’，上篇曰：‘當察亂何自起’，與此同意。”案：俞說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6](94)

　　這一段文字，有校有訓，熔校勘、訓詁于一體。而且，文字訓釋并不謹守《爾雅》、《說文》家法，而是從容運用自己宏闊的知識體系的優(yōu)勢，仔細鉤沉，令人嘆服。又如，他對《耕柱篇》“昔者夏后開……是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的訓釋更為著名：

舊本無“雉”字，今據《玉海》增。“白”畢校本改為“目”，云：“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誤。《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當從‘目若’者。《周禮》云‘白龜者曰若’。《爾雅·釋漁》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禮》，以為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順也。”王云：“舊本訛作‘白苦之龜’，畢據《藝文類聚》改為‘目若之龜’，引《爾雅》以為‘目若’之證，殊屬附會。今考《初學記》、《路史》、《廣川書跋》、《玉海》，并引作‘白若之龜’，‘白’字正與今本同，未敢輒改。”詒讓案：“白若”，《道藏》本作《目若》，吳鈔本、季本作“白苦”，《初學記》引亦作“使翁難雉乙灼白若之龜”，《江淹集·銅堅贊敘》云“昔夏后氏使九牧貢金，鑄成九鼎于荊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攙之地”，虞荔《鼎錄》文略同，似皆本此。《書》亦作“白若”，而以為地名，疑誤。但此文舊本訛脫難通，審校文義，當以《玉海》所引校長。“翁”，當作“�ⅰ薄！墩f文·口部》：“‘嗌’，籀文作‘�ⅰ�，經典或假為‘益’字。”《漢書·百官公卿表》“�⒆麟抻荨保�是也。“�ⅰ迸c“翁”形近。《節(jié)葬下篇》“哭泣不秩聲嗌”。“嗌”亦誤作“翁”，是其證。“難”當為“�！薄！秱溲ㄆ�》：“�ひ越馂楠！！薄蔼！苯癖疽嘤灐半y”。又《經說上篇》“�Ｖ浮薄ⅰ蔼８�”，“�！辈⒆鳌蔼ァ保�皆形近訛易。“�！迸c“斮”音義同，詳《經下篇》。“�ｏ簟豹q言“斮雉”，即謂殺雉也。《史記·龜筴傳》說宋元王得神龜云“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于壇中央”，蓋以雉羊之血釁龜也。“乙”當作“已”，“已”與“以”同。言啟使伯益殺雉以釁龜而卜也。《玉海》所引“雉”字尚未訛。今本又捝“雉”字，遂以“翁難乙”為人姓名。真郢書燕說，不可究詰矣！[6](387)

　　這一段長長的校釋，“推篆籀隸楷之演變”，從文字變遷的角度，廣泛征引各種書目，訓釋精當，言之成理。

　　孫詒讓在《墨子間詁·自序》中說：“非精究形聲通假之源，無由通其讀也。”《墨子·經說上》：“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王引之認為：“當作‘故言也者，出諸口，能之民者也。’‘出’字誤倒在下，‘能’下又脫一字。‘能’與‘而’通。謂言出諸口而加之民者也，《系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孫詒讓不同意王引之的觀點，認為：“王說移易太多，似未確。竊疑‘口能’，即謂口之所能，猶《經上》云：‘言，口之利也。’‘民’當為‘名’之誤。后又云：‘聲出口，俱有名。’‘出名’，亦謂言出而有名，猶《經》云：‘出舉也。’”這段校釋，王引之誤用以音求意法，而孫詒讓以為“民當為名之誤”，體現(xiàn)了“以聲類通轉為之錧鍵”的思想。

　　幾乎是在校釋《墨子》的同時，孫氏開始《周禮》的研究。不少學者把《墨子間詁》看成《周禮正義》的姊妹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兩種著作在他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孫詒讓說：“卅年以來，凡所以采獲，咸綴識簡耑，或別紙識錄，朱墨戢孴，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詁。稽覽群集，多相貫通，應時揃記，所積益眾。”[7]在《墨子間詁》中，廣泛運用《周禮》研究的成果，不僅表現(xiàn)在文字的訓釋上，甚至有名物制度的訓釋。比如，《兼愛篇》“注召之邸”，畢沅認為“注”應與上句連讀，其失誤主要原因就是畢沅不了解“注召之邸”即《周禮·職方式》之“召余祁”。孫氏據《周禮》予以校釋。又如，《非樂》篇“折壤坦”，畢沅以意改“坦”為“垣”。孫氏根據《周禮》，認為“折”即《周禮》“硩蔟氏”之“硩”。再如，孫氏在進行《周禮》研究時，把《周禮》中的“制祿”與《墨子》等中的有關內容相比勘，證明上中下士的年祿大體符合的。

　　其三，考訂《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墨子》一書中，《墨經》部分尤為難讀。畢沅說：“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訛錯獨多不可句讀也。”[6](279)從現(xiàn)有史料記載來看，唐以前也僅有晉代魯勝作《墨辯注》，而且早已不見其書,僅存《墨辯注敘》。由于原書是竹簡抄錄，《經》與《經說》淆亂不堪，校勘相當困難。乾嘉學人張惠言著有《墨子經說解》，校正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但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梁啟超把校勘《墨經》的困難歸結為“八事”：“原文本皆旁行，今本易以直寫，行列錯亂，不易排比，一也。《說》與《經》離，不審所屬，無以互發(fā)，二也。章條句讀，交相錯逜，上屬下屬，失之千里，三也。文太簡短，其或訛奪，末由尋繹語言以相是，四也。案識之語，孱入正文，不易辨別，五也。累代展轉寫校，或強作解事，奮筆臆改，訛復傳訛，六也。古注已亡，無所憑借質正，七也。含義奧衍，且與儒家理解殊致，持舊觀點以釋之，必致誤謬，八也。”[8]由此可以想見《墨經》校勘的難度。孫詒讓在《墨子間詁·敘》中說：“《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雜，檢覽舊校，疑滯殊眾，研核有年，用思略盡。”可見其所費心力。孫詒讓在校勘《墨經》時，特別注意“旁行”問題，他說：“凡《經》與《說》，舊并旁行，兩截分讀，今本誤合并寫之，遂混淆訛脫，益不可通。今別考定，附著于后，而篇中則仍其舊。”[6](279)雖然十幾個文字，卻說明了他校勘《墨經》所運用的規(guī)則，其中包含著中國出版演變的歷史，并指出《墨經》淆亂而不可讀的原因。但考訂《墨經》旁行并非始于孫詒讓，早在乾嘉時期，畢沅、張惠言等人就注意到《墨經》“旁行”問題，畢沅曾說：“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錄為兩截旁讀成文也。[9](158)可見，畢沅已經發(fā)現(xiàn)“旁行”這條規(guī)律，只是他在運用過程中有一些不適當的地方。張惠言的《墨子經說解》對這個問題又有進一步的研究，他用魯勝“引說就經”之例，將《墨經》四篇逐條拆開，互相比附。孫詒讓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校勘，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經過孫氏的校勘，《墨經》已基本可讀。但遺漏、誤校之處仍然不少，其原因之一固然是長期以來無人校勘，也與《墨經》語言簡練、富含名理及古代科技知識有關。孫氏所處時代，西方邏輯、科學知識輸入都相當有限，比勘《墨經》還缺少完備的近代參照系統(tǒng)，說明《墨經》校勘并非一時一代人所能完成。后來許多學者均對《墨經》再作校勘，但沒有人能對孫氏的成就置之不顧。

　　其四，訂正兵法諸篇訛文錯簡。《墨子》中城守兵法諸篇，簡冊錯亂程度與《墨經》相當，校勘難度也僅次于《墨經》。其原因之一是墨學塵埋千年，在中國古代，同樣是談兵法，長期以來，《孫子兵法》備受青睞，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幾乎占據著統(tǒng)治地位，而《墨子》中軍事思想卻銷聲匿跡，孤寂冷清，形成一個鮮明的對照。校勘兵法各篇，首要的任務是正錯簡、離章句、校訛文。兵法各篇簡冊混亂，不刊正錯簡，無法通其讀。簡冊錯亂方式不一，有同篇中簡冊誤亂，有不同篇目中簡冊誤置，孫氏都細心爬梳，予以刊正。比如《備城門》中，自“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Α币韵露�百三十二個字屬于同篇誤置，舊本錯在“五十二步者十步而二”后，孫氏根據顧千里、俞樾所校移正，這是同一篇文章中簡冊誤置。又如，“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以上四十三個字，在舊本中誤入《雜守篇》，孫氏根據上下文承接關系，移入《備城門》。[6](468)這是典型的不同篇目簡冊誤置。離章句與正錯簡緊密相關，城守兵法各篇言守備兵發(fā)很有條理，孫氏辨析各篇章句，使段落分明，條理井然。他在《備城門》題注中說：“自此至雜守，凡二十篇，皆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也。”[6](450)在校勘過程中，孫氏條分縷析，隨處注解，如：“以上驚門之法”、“意上鑿冪門之法”、“以上備穴之法”等等，不一而足。分析細致，注釋入理。在離章句的基礎上，孫氏又刊正了不少錯簡。比如，《迎敵祠》中有言任用巫、醫(yī)、卜之法，有言戰(zhàn)前祝史祭告及諸侯誓師之禮，多有迷信色彩，而中間部分卻說明一般守城之法，與全文文義相悖，因而孫氏認為：“疑他篇之文，錯著于此。”[6](532)校訛文則是在正錯簡、離章句的基礎上的工作。兵法各篇訛文很多，孫氏根據形、音、義等予以校正。《雜守》中校“孔表”為“外表”，是形近而誤；《備城門》篇“沖術”為“沖隊”，是音近而誤；而該篇中“城上十步一表”誤為“城上千步一表”，是義近致誤。這些孫氏都一一校正。兵法諸篇孫氏所費精力巨大，校正錯誤也不少，他自己也很滿意。他在《墨子間詁·自序》中說：“尤私心所竊自喜”[6]。

三、墨學梳理

　　如果說清代學者在《墨子》校勘中取得卓著成績的話，那么，墨家思想學說的詮釋則相形見絀。除了文字訓釋中滲透極少的思想闡發(fā)之外，有清一代，只有幾篇文字不多的校勘序文遺留后世，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清代學者的學術路向，偏重校勘、訓詁、考據，而忽視義理的貫通。但理由似乎又不盡然。從清代的儒學研究來看，校勘、考據中滲透著義理。而《墨子》研究，只有《墨子間詁》中滲透少許義理的光輝。在清代學術思想中，高居廟堂之上的仍然是宋學，而形成強大學術實力的則先是漢學，后則是今文經學思潮，無論是宋學、漢學還是今文經學，它們都是傳統(tǒng)儒學的一部分，仍然排斥墨學。在我看來，乾嘉以來，只是由于《墨子》一書有利于比勘儒家經書，才有學者校勘《墨子》，他們當然不會去發(fā)掘受孟子等先儒排拒的《墨子》，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清代墨學思想仍然冷寂的原因。

　　從目前的史料來看，清代學者中，對墨學進行較為細致梳理的只有孫詒讓。除了校勘中滲入義理內容外，《墨子間詁》書末還附有相當篇幅的《墨子附錄》一卷，《墨子后語》二卷。在孫氏看來，這些也許是并不重要的內容而放置附錄的位置，但從學術史的角度觀照，尤其是從墨學發(fā)展史上觀照，卻值得書上厚重的一筆。孫氏的這些梳理包括墨子生平里籍考證、《墨子》篇章辨?zhèn)巍⒛�家流派甄別以及墨學思想的梳理。

　　其一，生平里籍考訂。墨子生平里籍是墨學研究者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弄清了這個問題有助于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墨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與根本原因，因為任何一個思想學說的發(fā)生、發(fā)展都是與其所處時代密切相關的。墨子里籍，是一個爭議頗多的問題，有魯人說、宋人說，近代以來，甚至還有外國人說，不一而足。孫詒讓在墨子生平里籍的考證上顯然下了許多功夫，他著有《墨子傳略》，以《墨子》及先秦其它相關典籍互相印證來考證墨子生平時代。《墨子》以及先秦其它典籍中記載的有關墨子事跡是考定其生平的重要史料，孫詒讓根據《墨子·貴義篇》“墨子自魯即齊”，《魯問篇》“越王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篇》“公輸般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務訓》“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等史料，認為墨子“似當以魯人為是”。他還認為，“墨子學于史角之后，亦足為是魯人之證”[6](631)。墨子的活動范圍則“蓋生于魯而仕于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至齊，西使衛(wèi)，又屢游楚，前至郢，后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6](629)。

　　墨子年齡也是墨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由于缺少必要的歷史記載，只能以相關史料推考。乾嘉時期的畢沅、汪中均有考證，但孫詒讓與他們的觀點不同，認為畢沅之說“失之太后”，汪中之說“失之太前”[6](642)。他以《渚宮舊事》載墨子為楚惠王獻書，《親士篇》載吳起車裂之事，《非樂篇》載齊康公興樂等考證，認為墨子生于周定王時，卒于周安王末年，年齡超過八十歲。

　　其二，《墨子》篇章辨?zhèn)巍！赌�子》一書，由于久絕流傳，篇章辨?zhèn)慰甲C任務也很繁重。歷代關于《墨子》的篇幅不盡相同，《漢書·藝文志》載《墨子》七十一篇，其它史料記載也相出入，到清代，僅見五十三篇。這五十三篇文章，究竟是墨子自著，還是像有些先秦典籍一樣出自眾人之手，歷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孫詒讓認為，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基本上反映墨學要旨。《親士篇》“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之書也”[6](1)。《墨經》四篇，“皆名家言，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眇簡奧，未宜宣究。其堅白同異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似戰(zhàn)國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旨”[6](279)。孫氏的這些甄別，稍嫌粗略，但有不少可取之處，特別是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反映墨學大旨之說，后來許多墨學研究者基本認同。另外，雖然后來的研究者并不認為《墨經》是“名家言”，但大多認為是后期墨家作品，是對墨子思想的發(fā)展。

　　其三，流派甄別。墨家在先秦聲勢浩大，與儒家相頡頏。先秦典籍稱墨子“徒屬彌眾”，反映了墨家在先秦的顯赫聲勢。孫詒讓考究《墨子》及先秦其它典籍，把先秦墨家分為墨子、墨子弟子、墨子再傳弟子、墨子三傳弟子、墨氏名家等類別，認為“墨子弟子十五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余人”[6](655)。并且羅列他們的生平事跡，雖然文字不多，可以說是當時最為詳盡的墨家集體傳記資料。

　　其四，思想梳理。姜亮夫先生說：“孫先生是儒家中心的學人，對墨子只是贊賞他堅實刻苦的精神。故此書疏證之功多，而闡發(fā)之功少。”[10]孫詒讓生活在清末，雖然西學日漸東傳，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中心思想有動搖的跡象，但并沒有徹底打破。孫詒讓以經學起家，其學術以經學為中心，旁及子學和其它。雖然他也曾接觸西方科學和政治，但舊有的學術、思想結構不可能徹底粉碎。在近代這個古今中西思想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他對中西思想、文化的認識不可能超越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也不可能提出“經子平等”的近代學術命題。他對墨學的認識雖不同于唐代韓愈的“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但也只是說：“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況夫樹一意以為櫫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之所必至乎？今觀墨子之非儒，故多誣妄，其于孔子，亦何傷于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為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后，治教專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學者童丱治舉業(yè)，至于皓首，習斥楊墨為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6](682)孫詒讓仍然用儒家的“孝慈”解釋墨家的“兼愛”，認為二者沒有根本區(qū)別。他把墨學塵埋歸咎于后來的讀書人過分相信孟子的偏頗之論，不讀《墨子》原典，而不是長期封建文化的專制，儒家思想的排斥。他也沒有能夠從墨學思想的本身來考察墨學中絕的原因。他的觀點可以另當別論，但他肯定墨學中實行的精神：“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宗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于戰(zhàn)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jié)操似魯連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6](630)這是近代社會積貧積弱的必然結果，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抒發(fā)憂國憂民之思的必然結果，沒有超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教諭。他不可能把墨家放置于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潮中作歷史的研究，只能得出“墨家持論雖閑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為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6](630)我們不可能苛求于清末的孫詒讓，他對《墨子》做前無古人的研究已經顯示了超越時代的膽識。

四、《墨子間詁》所體現(xiàn)的治學特點

　　《墨子間詁》以其校勘成就而在墨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也是孫詒讓學術生涯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學術特點和方法可以管窺孫氏的學術思想特征。

　　其一，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漢學方法與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相結合。從學術的角度講，孫詒讓是晚清的古文經學大師，受過良好的漢學訓練。乾嘉漢學講求論學立說注重佐證，無征不信。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正統(tǒng)派之學風，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一、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二、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三、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xù)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四、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五、最喜歡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六、凡采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七、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八、辯詰以本問題為范圍，詞旨務篤實溫厚。……十、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11](39)

　　孫詒讓秉承了乾嘉學人的治學風格，旁征博引，對前人的訓釋不盲信，多方考證，“是者從之，缺略者補之”，這在《墨子間詁》中俯拾即是。章太炎在這一點上對孫詒讓褒揚有加：“以戴學為權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見，凡有五第：研精故訓而不文，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fā)前修所未見。每下—義，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治讓，此其上也。”[12]《墨子間詁》成書后，他又廣發(fā)廣泛征求學界的意見，多方汲納，直到1907年重新出版《定本墨子間詁》，從而使《墨子間詁》校勘成就超越前人。實際上，這也是孫氏一生的治學風格。他的《周禮正義》、《札迻》等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才奠定了孫氏在晚清學術史上的地位。但是，孫氏的校勘與乾嘉學人的校勘又有很大不同，乾嘉學人“為學術而學術”，閹割了顧炎武治學經世致用的成分。這為孫氏所不取。孫氏生時適逢國難之際，把學術上的“求是”與“經世”的政治目的結合起來，學術活動有很明確的目的，那就是應世之急，表現(xiàn)了強烈的經世致用的目的。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對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學術方法的批判繼承。經世致用是孫氏一貫的學術特征，他治《周禮》就是從現(xiàn)實需要的角度進行的。他認為《周官》一書，乃政教所自出，先圣經世之大法。他在《周禮正義序》中寫到：“剴切而振弊……俾知為治之跡，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閎意眇旨，理董而講貫之，別為專書，發(fā)揮旁通，以俟后圣，而或以不佞此書為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且莫遇之者與。”他治墨學更是如此，在墨子校勘中，對墨學中科技方面的內容發(fā)掘不少，對《備城門》以下諸篇用力尤勤，孫氏自稱“尤私心所竊喜”，表明孫氏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努力發(fā)掘中國古代的優(yōu)秀文化。從而與乾嘉學人為考證而考證，為經書校勘而研究墨學有著原則區(qū)別。但這并不影響孫氏墨學研究的學術價值，相反，孫氏在校勘《墨子》過程中，不虛言夸飾，有理有據，運用文字、音韻、版本、校勘的豐富知識，許多校注確鑿可靠。這也體現(xiàn)了他在學術上求實的一面。

　　其二，校勘、訓詁與貫通相結合。乾嘉學人學術研究的重心是古籍的校勘、考據，特別是經書的校勘和考據。用胡適的話來說，這里面包含著四種學問：文字學、訓詁學、校勘學、考訂學。[13](288)這些看起來很死的學問，卻蘊含著科學的學術方法。校勘和考據往往并非只是鉆研某一種書，而是在廣博學識的基礎上由博返約，精審博斷，把通貫與博約相結合。《墨子間詁》是一部校勘、訓詁相結合的著作是毫無疑問的，但貫通還必須有證據。我認為，《墨子間詁》的貫通表現(xiàn)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是校勘、訓詁上的貫通，把多種著作參互校正，融會貫通。這與乾嘉學人在貫通上相似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墨子間詁》不僅融會了《周禮》校勘的內容，也融匯了他所了解的近代科技的內容，比如他在《墨子·經下》“多而若少”下注曰：“依光學原理，置一物于凹鏡中心以外，即于凹鏡中心與聚光點之間，成物顛倒之形象，但較之實形稍小……此言多而若少，與較實形稍小之款合，是以知人必立于凹鏡中心以外也。”這是乾嘉學人所沒有的。他在《扎迻》中也說：“卅年以來，凡所采獲，咸綴識簡端，朱墨戢孴，紛如落葉。既又治《周禮》及墨翟書，為之疏詁。稽覽群籍，多相貫通，應時揃記，所積益眾。”其次是思想內容上的貫通，這是清代校勘著作中很少見的，也是區(qū)別于乾嘉學人的“貫通”。清代的學術以校勘、考據而著稱，但校勘、考據中缺少思想內容貫通的成分，至多有序言或跋語簡單介紹思想內容，談不上真正的思想詮釋，從而使校勘、考據顯得支離。這是清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缺陷。孫詒讓顯然有所超越，他的《墨子間詁》不僅有序言和跋語，而且還有附錄，附有《墨學通論》、《墨子緒聞》等篇章，已經顯露了貫通墨學的端倪。當然，孫詒讓在思想內容的貫通上只是開了個頭，沒有深入。他處在那個時代，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還沒有傳播到中國。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孫詒讓在校勘、訓詁上與乾嘉學人不同。乾嘉學人注疏之學，謹守漢學家法，一般疏不破注，更不破經，對漢代經師之說闡發(fā)無遺，這是優(yōu)點，也是缺點，因為過于拘泥，有時難免穿鑿附會。孫詒讓本著求實的學風，吸收他們的長處，但注疏的方法，則綜合各家之說，因而創(chuàng)見頗多。

　　談到校勘、訓詁與貫通結合。實際上與孫詒讓的學術視野相關聯(lián)。孫氏在多方面有學術成就，文字學、版本學、目錄學、金石學，甚至甲骨文也有所研究。他所校勘的書籍遍及群經諸子，有廣博的知識基礎。但是，僅有廣博的知識只是為校勘古籍提供了條件，還必須具有識斷能力，由博返約，博涉與專精相結合。孫氏的《定本墨子間詁》成書，前后長達三十多年，占據了他學術生涯的大半生。可以想見，他在“精”上作出了多少努力。《墨子間詁》在校勘上創(chuàng)新頗多，之所以能夠成為《墨子》校勘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著作，與孫氏在學術上能夠做到精審博斷是密切相關的。

　　其三，孫詒讓的墨學研究仍然受“經學中心”的影響，這是孫氏學術研究的一個不足之處。孫氏是晚清古文經學家，經學仍然是他學術研究的中心內容，他一生的學術生涯，在《周禮》研究上耗費了許多心力。而且，在文化觀念上，他仍然持儒學中心的觀點，曾在家鄉(xiāng)瑞安創(chuàng)辦“興儒會”，提出“尊孔振儒”、“保華攘夷”的政治口號。綜觀孫氏的墨學研究，其最主要貢獻是在校勘訓詁上。對墨學的貫通詮釋相對顯得薄弱。而且，他對墨學的評價也不高，只是贊揚其實行的精神。究其原因， 孫氏畢竟是古文經學家，他不可能完全跳出傳統(tǒng)經學的藩籬而給墨學一個客觀公允的評價。對此不必苛求。

　　在近代墨學發(fā)展史上，孫詒讓以其《墨子間詁》結束了墨學研究的一個時代，創(chuàng)造了《墨子》校勘的一個巔峰。梁啟超說：“近代墨學復興，全由此書導之。”說明了《墨子間詁》在墨學史上的影響和地位。此后的墨學研究，校勘、訓詁與學術思想的貫通兼而有之。而且，墨學研究也逐漸跳出了“儒學中心”的籬墻，成為近代學術家園的平等的一分子。但沒有人能夠置孫氏的《墨子間詁》而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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