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二年夏，八十六歲的樸學大師俞樾在蘇州寓所寫了一副楹聯，匆匆寄給浙江瑞安的孫詒讓。聯曰：
到老不離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鄉。
曲園加注道：“仲容世仁兄早舉孝廉，不樂仕進，文章經術，推重一時。所居飛云渡，余曾至其地，雖山鄉，實水鄉也。”
居住在水云鄉的孫詒讓，此時年屆五十九歲，因為他的巨著《周禮正義》、《名原》、《札 》、《墨子間詁》、《契文舉例》等，正受到儒學界的推崇。不但沉溺于古文經的章太炎冠他“三百年絕等雙”，好友張謇稱其為“二百年儒者所沒有”，連執迷于今文經的康有為都譽他為“禮學至博，獨步海外”，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更是盛贊他為“殿有清一代，光芒萬丈”。曲園與孫詒讓所學同屬乾嘉學派，精通小學，《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等著作遠播四方。對于孫詒讓的“精熟訓詁，通逄 借，援據古籍，以補正誤奪，根抵經史，以詮釋古言”，曲園是欽佩有加，曰：“余老矣，未必更能從事于此。仲容學過于余，而年不及余，好古深思，以日思誤書為一適，吾知經疾史恙之待于仲容者，正無窮也。”惺惺惜惺惺，對孫詒讓的“到老不離文字事”，曲園一時心血來潮，千里迢迢寄一楹聯亦是應該。
俞樾是這年冬天就辭世而去了的。孫詒讓遙祭曲園的挽聯是：
一代碩師，名當在嘉定高郵而上，方冀耄期集慶，齊算喬松，何因夢兆嗟蛇，讀兩平議遺書，樸學消沉同墜淚；
卅年私淑，愧未列趙商張逸之班，況復父執凋零，半悲宿草，今有神歸化鶴，檢三大憂手墨，余生孤露更吞聲。
俞樾的去世，對于遠在飛云渡的孫詒讓，不啻是“文字事”的一聲喪鐘，既然碩師知音化鶴歸去，自然落得個“樸學消沉同墜淚”，“余生孤露更吞聲”。
西學東漸，國學式微。無情的歷史之筆，把輝煌一時的樸學一筆勾銷，乾嘉之學盛行的時代徹底結束。辭世前的俞樾是孤獨、落寂和無奈的，他被動地接受了這殘酷的一幕。他在留給子孫的遺言中寫道：“吾家自南莊公以來，世守儒業，然自今日，國家既崇尚西學，則我子孫讀書以外，自宜習西人語言文字，茍有能精通聲、光、化、電之學者，亦佳子弟也。”此時的他，最欽佩的是“到老不離文字事”的后輩晚生孫詒讓。如果不是因為路途的遙遠和信息的不暢，他得知此時的孫詒讓為應時需，在“水云鄉”創辦的新式學堂竟達三百余所之多，啟蒙培養通聲、光、化、電之學者無數，又會作何評價呢？
曲園是深諳禪意的淡散之人，早年體驗的官場險惡，使他決絕仕進，隱居于亦屬“水云鄉”的西子湖畔、姑蘇城中。曲園極為看中孫詒讓的“不樂仕進”，孫詒讓也確曾如此。八試禮闈不第的孫詒讓“不樂仕進”，到了固執的地步，即便清廷三開經濟特科，軍機大臣張之洞、學部尚書張百熙、侍郎唐景崇、湖南巡撫陳寶箴、端方、江蘇學政瞿鴻 、翰林侍讀吳士鑒等屢次舉薦，一概堅辭不赴。他堅拒的職銜，還有京師大學堂經學教習、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武昌存古學堂總教習、京師大學堂監督、禮部禮學館總撰等。由此，時人稱其為“孫征君”。但甲午中日之戰后的的孫詒讓，卻突然生發了濃濃的稗官情結。他出任團防局總董，蓑衣麻鞋，率眾御敵；出任商會會長，投身工商，實業救國；出任浙江教育總會副會長和溫、處學務分處總理，開辦新學，倡導科學；出任浙江保路拒款會代表、瑞安保路拒款會會長，要求朝廷廢除向英商借款筑路草約，保護路權。如果曲園得知謹守儒家經典章句，嘔心瀝血二十六年研究周代官制，從而寫定《周禮正義》的后輩鴻儒，遠離正統官制，卻在民間體現著他的稗官化的人生價值，他又會作何想呢？他能夠理解和體察孫詒讓內心的矛盾、尷尬、悲苦乃至激奮嗎？
孫詒讓不僅僅是沉湎于先賢的遺文之中的智者，他還是獨創并極力鼓吹“殷周國粹，法美民權”政治理念的戰士，他的思想舊到了極致，也新到了極致。長歌當哭。孫詒讓的長歌，是費二十六年心血疏正闡發而寫就的八十六卷《周禮正義》，在這部集中體現了東方智慧的周代政教人文百科全書中，他寄托了治國興邦的理想；孫詒讓的長歌，是杜門旬日狂草而成的急就章《周禮政要》，他在這部書中貫穿著“托古改制”的主調，以《周禮》為綱的同時，大規模地非常系統地引進了西政的民主思想；孫詒讓的長歌，還有遠比《強學書局章程》更為激烈的《興儒會略例并敘》，他在文中憤筆寫道：“竊謂今日事勢之危，世變之酷，為數千年所未有，中國神明之胄，幾不得恥于人類”，他“竊冀魁杰之士，勃然奮醒，與寰宇同志集成興儒會”，“以尊孔振儒為名，以保華攘夷為實”。
孫詒讓是寂寞的。即使他帶著《周禮正義》書稿遠赴武昌，恩師南皮張之洞也沒有為之付梓刻印，在這位熱衷于洋務實業的湖廣總督看來，《周禮正義》雖是鴻篇巨制，卻遠水救不了近火；即使他應邀寫定新政藍本《周禮政要》，最后還是因為盛宣懷的膽怯和猶豫而束之高閣；他的《興儒會略例并敘》，更像是一首虛無縹緲的夢囈般的詩，消散在血腥而沉悶的華夏古國。由此，寂寞的孫詒讓自始至終，徘徊于他的“水云鄉”和“飛云渡”。
魯迅是看出了孫詒讓的落寞的，他說：“清末治樸學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人，而他的名聲遠在孫詒讓之上者，其實是為了他提倡種族革命，趨時而且‘造反’。”其實，說到提倡種族革命、趨時和造反，孫詒讓亦是積極擁護者，甚至是身體力行者。只不過他從舊陣營中走來，腳步顯得蹣跚些罷了。他極力鼓吹的“殷周國粹，法美民權”，雖然僅有八個字，“提倡種族革命、趨時和造反”的意思，其實已經全都包含在內了的。實行比君主立憲都要進步的“法美民權”，連皇帝都不要了，還不種族革命，還不趨時，還不造反么？問題在于孫詒讓過于眷戀他的“水云鄉”，“所居飛云渡”的偏僻，亦使他的名聲難以遠播。他沒有決心遠足東洋，他沒有力量結黨結社，他畢竟只是一位擅長于“文字事”的學者。
“樸學消沉同墜淚”。為什么在引進西學的同時，樸學就必須消沉了去呢？為應時需而創辦的新式學堂達三百余所之多，啟蒙培養通聲、光、化、電之學者無數的孫詒讓，至死都難以接受這個時代鑄就的悖論。他固執地堅守自己的政治理念，推崇“法美民權”，但決不放棄“殷周國粹”。他在《自題周禮政要詩》中寫道：“東西瀛海匝環球，行見隆平接盛周。中外文明倘同軌，豈徒閎侈說齊鄒。”他在應英國教士蘇惠廉之邀，在溫州藝文學校開學典禮上用白話文發表演說時說：“天道循環，以前中國文明盛時，有幾件事情傳到西國；現在西國文明強盛了，又有許多學問傳到中國。大概地球上萬國文明，總要處處開通。”他說的“幾件事情”，牽涉到他執意認定的法美民權源自中國一說。當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歷經數千年的經學在西學的撞擊中顫抖時，孫詒讓極力為舊學的生存注入新鮮血液，他的自圓其說或許有些牽強，但是否亦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改良和創新呢？這種改良和創新，抑或能賦予舊學一絲生計罷。天塌下來了，他要補天！
對于經學的命運，與入世的孫詒讓相比，遁世隱居的俞樾的看法則冷靜許多，悲觀許多。他在遺書中說：“吾一生無所長，惟著書垂五百卷，頗有發前人之所未發，正前人之錯誤者，于遺經不為無功。敝帚千金，竊自珍惜。子孫有顯赫者，務必將吾書全書重刻一版，以傳于世，并將堅潔之紙印十數部，游宦所至，遇有名山勝境，鑿石而納之其中，題其外曰‘曲園全藏書’，庶數百年后有好古者，發而出之，俾吾書不泯于世。”
曲園仙逝后一年，湖北提學使黃紹箕因病辭世。這位垂青新式學堂，與孫詒讓共同創辦瑞安學計館，后奉詔率各省提學使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即興辦湖北師范學堂和湖北實業專門學堂的開明官員，留給世人的遺言是：“當今中國，權利之說，深得人心，而道德日益淪喪，當復宋諸儒講學之風，挽回士習。轉移學風，看似空言，實乃是重，須有真實精神貫注，方有轉機。”
然而，先賢們的呼吁是蒼白無力的，歷史自有她的客觀規律，儒學百年斷層，誰也難以補天！只是最能體現國人智慧和原創力的國學名教，被冠以滋生罪孽的源頭而徹底擯棄，總教人覺得過于決絕。經學是古人智慧的結晶，是誕生在華夏大地的人文理想和精神資源之樹，她的原始以及衰老朽邁，需要無數后人的改良、嫁接、剪枝、修整，惟有如此，才能有她的新生，才有她的茁壯，才有她的進步，乃至有她的永恒。譬如源于西亞的基督教，經過無數次分化改革，從而延續下來；又譬如出于古印度的佛教，傳至中國后融入儒、道之說，歷經千年而不衰。然而，絕大多數國人在最初接觸到極其豐富、極為新銳的西方學說時，便倉促地推倒這棵誕生于東方古國的大樹。只是，在大樹倒下的地方，我們補栽了什么？這些補栽的物種完全適合中國的人氣和地氣么？自然，日趨務實的國人中，早已不乏習西人語言文字，精通聲、光、化、電者，但傳統的道德理論體系亦早已分崩離析，不復傳世。在技藝日臻圓熟、物質日益充沛的今天，我們感到了所謂后殖民文化的重壓，我們的話題屢屢提及社會道德的淪喪，我們把一切罪孽都推委給打開國門和經濟全球化。但是，我們回避得了祖先殘留下來的依然釋放著光輝的智慧么？躲避得了既接受西方文化又執著地承接中華文明的先賢的詰問嗎？我們敢于打開俞樾們鑿于名山勝境中的藏經洞嗎？里面如果不是寶藏，而是糟粕怎么辦？甚至是潘多拉魔盒又怎么辦？
百年時光一閃而逝，但“所居合在水云鄉”的孫詒讓、俞樾面臨的情勢，竟然與當今的情勢驚人地相似，所以，兩位通世大儒未解決的課題，也值得我們當今的人去解讀，去破譯。作為小說家的我們無力解決這個課題，我們只能通過自己的筆觸，讓更多的人面對這個課題，面對鑿于名山勝境藏納有先賢經文的洞穴，去思索，去判斷。
（《末代大儒孫詒讓》，胡小遠、陳小萍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6月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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