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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生平|著作年表|著述索引|作品選讀|大師研究|研究著述|書品推介|研究學人|相關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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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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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西方列強的逐步蠶食，中華民族愈益苦難深重。而境內民生之疲弊，義和團之揭竿，腐朽的清王朝更面臨新的挑戰。一連串的戰事迭起，重又激起各界人士的救亡強國之議。當此之時，守舊者固不足議，崇洋者亦有偏差，而立足本邦、審視外域者，一時成為潮流。孫詒讓奮起于其間，雖不免有懷舊之思，然審時度勢，究心樸學，兼擅西學，卓然乃一大師。 秉承家訓 師法乾嘉 孫詒讓（1848－1908），字仲容，又作仲頌，號籀庼，別署荀羕，浙江瑞安人。詒讓生當“文字馳禁，海通國創，世變學紛之會”[1]，其一生矢志樸學，系心世運，不僅在學術上對《周禮》學加以總結發闡，且欲藉此挽救危難時局，“慨然欲通古于今，匯外于中，以一尊而容異”[2]。章梫嘗言：“詒讓于學淹貫古今中外，以通經為體，以議時務為用。”[3]此一以學術求治道的淑世情懷，洵足觀其生平志向。 孫詒讓為學，一則秉承家學，一則承繼乾嘉樸學之遺風。其父孫衣言，“以翰林起家，詩古文雄一時。咸豐初，入南書房，教授皇子諸王。又四夷屬國遣人來學京師，衣言官國子監，并教之。……故詩文流播海外。同治間，出為安徽道員，……遷湖北江寧布政使，擢太仆寺卿。”[4]其為學紹述永嘉緒言，“欲以經制之學融貫漢宋，通其區畛，而以永嘉儒先治《周官》經特為精詳，大扺闡明制度，究極治本，不徒以釋名辨物為事，亦非空談經世者可比”[5]。他曾輯補《永嘉學案》，為黃黎洲、全謝山拾遺；又與曾國藩、俞樾、翁同龢相往來，講學頗相得。詒讓熏染于父教，亦慨然有志。他曾言：“以人廢言不可，且先漢諸黎獻，風義皎然，經訓之以徒舉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約、許敬宗，可盡師耶！”蓋有感于其父“經師如戴圣、馬融不阻群盜為奸劫，則賊善人，寧治史志，足以經世致遠”[6]之諷也。故詒讓乃以其父受《周官經》，自此始。 又孫詒讓曾言：“年十六、七，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及阮文達公所集刊《經解》，始知國朝通儒治經史小學家法”[7]，“我朝乾嘉以來，此學（指漢學——引者注）大盛，如王石臞念孫及其子文簡公引之之于經子，段若膺先生玉裁之于文字訓詁，錢竹汀先生大昕、梁曜北先生玉繩之于史，皆專門樸學，擇精語詳，其書咸卓然有功于古籍，而某自志學以來，所最服膺者也。”[8]是知詒讓為學頗有紹述乾嘉樸學之志。章太炎先生嘗稱：“吳越間學者，有先師德清俞君，及定海黃以周元同，與先生（指孫詒讓——引者注），皆治樸學，承休寧戴氏之術，為白衣宗。先生名最隱，言故訓，審慎過二師。”[9]誠為得情之言。 孫詒讓志向如此，故一生矻矻于樸學之探究，卻于所舉經濟特科、禮學館皆不與焉。先是，其坐官江寧之時，得與戴望、唐仁義、劉壽曾等治樸學者相交游，學益大進。后乃在前此習《周禮》基礎上，鑒于賈疏之疏略，慨然有志為之新疏，故而致力于《周禮》之學。其《周禮正義序》言：“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仆君即授以此經（指《周禮》——引者注），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撣累載，于經注微言，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于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闕。”[10]以此為開端，孫詒讓精加別擇，是為集大成之作《周禮正義》之結撰。 殫心《周禮》 自出新解 孫詒讓《周禮正義》之作，草創于同治之季年，殫研精思，屢有所得，歷時二十余年，始成完帙。孫延釗于《年譜》中記稱：孫詒讓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從邵子進處見到明嘉靖仿宋刊本《周禮》鄭《注》，草創《周禮正義長篇》，又傳抄莊有可《周官指掌》”[11]。又曰：同治十二年（1873年），孫詒讓“草創《周禮疏》，而詳專考經之源流曰：‘《周官》晚出，在漢中葉，至于新莽，始立學官，班書不詳其原委，止云河間獻王所得而已。后儒輕信傳聞，遂滋異論。或謂本有事官、上輿古記，乃云作自博士。今綜眾說，考而正之，宋元以下，妄說蜂起，等諸自鄰，不著于篇。癸酉春日書。’”[12]此后，孫詒讓不斷鉤稽參比，續有排纂。張之洞議集刊國朝經疏，征詒讓所撰。詒讓于已成之編，卻不愜意，因復更張義例，刪繁補闕，屢易其稿，最后定本。其自述成書經過云：“草創于同治之季年，始為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尚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征此書。乃隱栝鰓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啎甚眾，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愜也。繼復更張義例，剟繁補闕，廿年以來，稿草屢易，最后迻錄為此本。”[13]即此，詒讓之成此書，其艱辛可知矣。 而更有進者，詒讓對前人成說，能取其長，亦不護其短。他在撰作過程中，不僅對鄭注詳加鉆研，嘗移書仁和卲仲絅，“假嘉靖本《周禮鄭注》”，以之重校《周禮》。且為跋云：“余著《義疏》，于鄭注咸依嘉靖本為正；然向者僅據黃校本，而略以阮記及他宋槧補正其捝訛。今以明刊詳校，乃知黃本之不盡足據。……今春多暇，竭兩旬力，校竟，歸之伯絅。因略記其舛互諸條，以識黃本之誤，藉以自識疑眩。”[14]還盡力搜討前人散失之說，及不易得之書。他曾輯有《周禮三家佚注》及《輯周禮馬融鄭玄敘》。三家佚注者，謂賈逵、馬融、干寶之注《周禮》也。詒讓之為《周禮三家佚注》，乃“仿汪遠孫《國語三君注輯存》之例，依經文為次，而以賈曰、馬曰、干曰為別。所輯較馬本（指馬國翰輯本——引者注）多三十余條，間有案語。大率考訂文字，而不論注之得失”[15]。而《輯周禮馬融鄭玄敘》，其自稱：“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即季長《周禮傳敘》，又引鄭君《敘》，則《三禮目錄》中之《周禮敘》也。今元書并佚，賈氏節引，文句斷續，首尾不具，又以疏釋之語錯廁其間，讀者猝不易得其端緒。近馬《敘》有馬國翰輯《周禮傳》本，鄭《敘》有盧文弨《鐘山札記》、臧庸輯《三禮目錄》本。惟臧本較精審，馬、盧兩家則咸有舛互。今審校文義，重為鰓理兩君《敘》與賈釋，各分別書之，并列馬、盧同異，以資省覽。”[16]是知孫詒讓之輯此，乃欲還馬、鄭兩《敘》之面貌，以對《周禮》有更深切的認識。 至于不易得之書，孫詒讓曾錄有元龔端禮撰《五服圖解》一卷、宋魏了翁撰《禮記要義》三十三卷、元韓信同撰《三禮圖說》二卷、宋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17]又其《籀庼讀書錄》，于清儒林喬陰撰《三禮陳數求義》三十卷、許珩撰《周禮注疏獻疑》七卷、黃丕烈撰《周禮札記》一卷、戴震撰《考工記圖》二卷，阮元撰《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王宗涑撰《考工記考辨》八卷、任大椿撰《深衣釋例》三卷，程鴻詔撰《夏小正集說》四卷等[18]，皆有詳略不等的論究。此外，繼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后，孫詒讓還于撰《周禮正義》前后，作有《十三經注疏校記》。是書詳于《三禮》，而尤以《周禮》條目居多，幾近一半篇幅。[19]以上諸種努力，為孫詒讓著《周禮正義》打下堅實的基礎。 博采約取 義例謹嚴 論其特色，孫詒讓之《周禮正義》，長于古義古制，亦能會通三禮，不拘疏不破注之例，折衷諸說，兼采其善，且由此探尋《周禮》之義蘊。他曾言：“既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又曰：“其于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為略詳矣。至于周公致太平之跡，宋元諸儒所論多閎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楬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榷也。故略引其耑而不敢馳騁其說，覬學者深思而自得之。”[20]此一方法和認識，具體體現在其所作《略例十二凡》中。茲就其要者，迻錄于下。其言曰：“經本以《唐石經》為最古，注本以明嘉靖仿宋本為最精。今據此二本為主，間有訛棁，則以《孟蜀石經》，及宋槧諸本，參校補正，著其說于疏”，“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在唐人經疏中，尚為簡當。今據彼為本，訂訛補闕。……今欲撟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從省約，注文簡奧，則詳為疏證。……今疏于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剟移易，而絕無羼改。且皆明楬賈義，不敢攘善”，“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眾家為主，注有啎違，輒為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于康成不曲從杜、鄭之意，或無誖爾”，“古經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八法為綱領，眾職分陳，區畛靡越。……今略為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然如郊社禘袷，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今并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資符驗。其不合者，則為疏通別白。使不相肴掍”，“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并為摭拾。至于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間有未見，則略為辨證，用釋疑啎。”[21]他如經注字例、以天算釋經、論古今比況之體、引書之法等義例，亦皆體現出孫詒讓之治《周禮》的特色與獨見。 故吳廷燮嘗論之曰：“是書蒐輯古今諸儒解詁本經者，最為繁富，與胡氏培翚《儀禮正義》，同為治經家所盛稱。但歷來諸儒，重在治經，而是書則欲通之于治國。……若是書于解經博采約取，善為折衷，多無可議。……但全書善處甚多，此等即小有出入，不足深究。洵治《周官》解詁者之淵藪也。”[22]章太炎亦論之曰：“初，賈公彥《周禮疏》多隱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師說，而拘牽后鄭義者，皆仇王肅，又糅雜齊、魯間學。詒讓一切依古文彈正，郊社禘袷則從鄭，廟制昏期則從王，益宣究子春、少贛、仲師之學，發正鄭、賈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禮》者，莫能先也。”[23]洪誠亦揭孫詒讓《周禮正義》大端曰：無宗派之見；博稽約取，義例精純；析義精微平實；以實物證經；依據詳明，不攘人之善；全書組織嚴密。[24]吳、章、洪三氏所論，可謂深悉詒讓著述之旨。至其成就所在，曹元弼先生稱：“孫氏《周禮正義》，博采故書雅記，通證明，雖于高密碩意，間有差池，而囊括網羅，言富理博，自賈氏以來未有能及之也。”[25]湯志鈞先生有言：“他經歷了二十多個寒暑，反復校勘考核，甄明典制，考定名物，貫通諸經，實為清代治《周禮》的集大成之作，在學術上的貢獻很大”；“《周禮正義》之超過前人之處，在于他對《周禮》文義的考核比較嚴謹，對禮家舊注的通解比較持平。他還不拘泥古文家法，能比勘先秦諸子和今文諸書，疏通名物制度。……《周禮正義》還搜輯佚詁，辨明鄭玄注本的從違。”[26]楊向奎先生亦揭示道：“《周禮》的作者在經濟制度上仍然是西周的井田制，井田制是領主封建的經濟基礎；但作者在思想上卻向往著中央一統。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政治上代表新興力量而理想出一個集權的王朝，經濟上卻描繪著西周的井田制。孫詒讓在《正義》中遭遇到這種矛盾，但他不理解這種矛盾，所以在疏解《周禮》的政治制度時未免捉襟見肘。……由此說明，在有關《周禮》的理想制度中，詒讓之《正義》無成績可言，敷衍而已，其功在有實證處，以其淵博學識，加以精確的判斷力，遂無往而不利，尤其在下列各方面：（1）《周禮》中的地方組織，（2）《周禮》中的土地制度，（3）《周禮》中的士庶屬性。……總之通過孫疏，使我們了解《周禮》中之地方組織、土地規劃及人民屬性；這些是宗周以及春秋各地區的社會經濟基礎，大體都是實錄。因之詒讓可以掌握許多材料，用實證作分析，能取信于人。但建筑在這些基礎上的上層建筑，政治結構，卻出于理想，以致基礎與建筑并不協調，基礎是宗法領主，而建筑是地主政權，詒讓疏于此亦無能為力。”[27]由此來看，孫詒讓之《周禮正義》，不僅有功于學術，集清代及前代《周禮》學之大成，且其對《周禮》有關社會經濟基礎的考辨，更為后人了解古代社會的歷史面貌提供了可資參考的重要資料。 更有進者，孫詒讓不僅從學術上對《周禮》加以總結闡發，且有其深意寓于其中。如前所揭，孫詒讓所處時代，乃一危亡懸絕之歷史大變局，如何改變此一困境，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因循固守者有之，崇洋媚外者有之，于此，孫詒讓皆不取。他所主張的乃循古開新之途徑。其主體思想即在于發揮《周禮》的精神。在他看來，《周禮》乃“周代法制所總萃，閎章縟典，經曲畢晐”[28]。又稱：“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紀于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汋損益，因襲積累，以集于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稡于是。……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于純大平之域。”然觀《周禮》之“閎意眇恉，通關常變，榷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諸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閽之昵，咸隸于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脈而達于囟，無或雝閡而弗鬯也。其為教，則國有大學、小學。……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遠極于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于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尚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于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古之為治如此，至于后世之不能本此為治，甚或以為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傅，則不足為訓；而劉歆、蘇綽、李林甫、王安石等之以《周禮》致亂，實導因于“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于旦夕，校利于黍杪，而謬托于古經以自文，……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幸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故其弊不在《周禮》本身，而在用之者之無識也。有鑒于此，孫詒讓斷言：“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于今者之明效大驗也。”即此，孫詒讓以古籌今，指出救時弊之方，曰：“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閼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陿隘，而譎觚干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絕潢斷港而蘄至于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為考證之淵棷，幾何而不以為已陳之芻狗乎。”[29]基于此，孫詒讓嗣后乃有《周禮政要》之闡發為治之源。 陳古剴今 以禮經世 《周禮政要》之作，緣于1901年義和團運動興起和八國聯軍入侵，清政府為改變窘境而發布之“變法上諭”，詔令臣工詳議更法事宜。當此之時，應盛宜懷之邀，孫詒讓盡十晝夜之力，草成《變法條議》40條。其《序》稱：“光緒辛丑，天子將變法自強，廣求眾議，友人屬為具稿。乃以《周禮》為綱，西政為目，成此冊篇。陳古剴今，覬以塞守舊者之口，與詁經屬文誼例不能強同，偶存此副，迻示家塾子弟。”豎年，孫詒讓將此副稿改題《周禮政要》，并作《自序》闡發其主張。其大略謂：“中國變法之議，權輿于甲午，而極盛于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舛馳異趣，已不勝其嘩聒。……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捃摭其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采擇，此非欲標揭古經以自張其虛憍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政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返，無所騰其喙焉。”[30]由此可見，孫詒讓既不滿于頑固守舊者，亦不滿于從器物、制度層面尋求西法者，而是欲以《周禮》政教之法為本，融合西政之合者，以求成一體系。 拋開其“今人指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舊政已發其端”等偏頗之處而言，其所議政治、經濟、文教諸法，雖不能稱之完善，要亦提出其自己對如何更新的看法。雖其議與康有為“新政”之論有相似之處，然兩者立腳點卻大異其趣：康有為立足政治，而孫詒讓則植根古學。其間優劣，雖難妄分軒輕，但孫詒讓立足傳統則是顯然的。此前，孫詒讓嘗倡為“以尊孔振儒為名，以保華攘夷為實，萬不得已，亦尚可圖畫疆自守”[31]之說，又曾發為“激其壯志，閎此遠模，闡周、孔六藝之教，以遠播蠻荒，儲種，蠡九術之謀，以大雪讎恥”[32]之豪語。及其為《周禮政要》，遂將此一思想，貫穿于其中。于此，朱芳圃嘗論之曰：“案道咸以來，今文學興，龔魏諸輩，喜以經術作政論。至南海康有為出，集其大成，新會梁啟超，瀏陽譚嗣同繼其業而光大焉。先生（指孫詒讓——引者注）為古文大師，原與今學異趣，丁此時局，睹國事之阽危，怵禍至之無日，故亦改變曩日謹守家法態度，聚集同志，講求維新救亡之術，是書即其政治之具體主張也。以《周官》比附西政，與今文家托《公羊》以言變法，同一用意。在今日觀之，誠不免蹈梁氏所譏‘以西學緣附中學，名為開新，實則守舊’之失。然亦時代使然，不能為先生咎也。”[33]此書雖未得上，但其意義是不可抹殺的。胡玉搢于此揭示道：“其體例則列經文及鄭注于前，意取立竿見影。其后發撝西政之作用，絕不一一牽合，無膠柱鼓瑟之弊。自朝儀至收教凡四十篇。……然其作書本旨，以戊戍變法中阻，今欲使迂固者曉然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此書為初變法而設，其所持論，令人有異世同符之感。”[34]可見，孫詒讓之用心，還是頗為深有用意的。 當然，腐朽的封建機體此時已行將就木，時勢的發展亦將翻開歷史新篇章。當此之時，任何更張之法都難以挽回清運的覆亡，孫詒讓之議不見用于時，亦是時勢所然。雖然如此，他能做出這一積極的思考，也算有識之士了。且歷史向世人昭示：無論社會發生多么巨大的變動，傳統是割不斷的；亦只有立足自身的文化傳統，社會發展才有根基。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孫詒讓《周禮政要》的探索，亦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 推揚大戴 融會三禮 《周禮正義》外，孫詒讓還著有《大戴禮記斠補》。如前所揭，孫詒讓為《周禮正義》時，即采用《禮經》、《大小戴記》證《周禮》之制度，是為貫通三禮之法。后有感于《大戴禮記》之湮沒不振，故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再加探研，遂成此書。 孫詒讓曾指出：“《禮大戴記》漢時與《小戴》同立學官，義恉閎邃，符契無間，而《小戴》誦習二千年，昭然如揭日月。太傅《禮》乃殘帙，僅存不絕若線綴，學者幾不能舉其篇目，何其隱顯之殊絕與！”然而，《大戴禮記》雖不興，其書卻有可稱道者。孫詒讓曰：“《大戴》雖殘闕，而先秦遺籍猶多存者，如《三朝記》為洙泗微言，《曾子》十篇，義尤純粹，與子思《中庸》、公孫尼子《坊記》、《緇衣》相似，而《天圓》、《易本命》諸篇，究極天人，致為精眇。”然因治之者寡，故此義罕有曉者。自唐以后，盧注闕失大半，宋時除傅崧卿、楊簡、王應麟少數諸人一治此經外，涉足者少。至清，此學始受關注，治此經者漸多，而尤以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最為善本。 孫詒讓早年“嘗就孔本研讀，又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斠，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雩門所斠殘宋槧異文，與孔書小殊，并錄于冊”，然因忙于撰著《周禮正義》，故“臧篋廿年未遑理董”。及其于己亥年（1899年）寫定《周書斠補》，復又重理此經，“取《大戴》斠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斠傳鈔甚稀，慮其零落，并刪定著之”。先是，劉恭冕家藏《大戴》斠本，嘗寄胡培系一副本，而孫詒讓亦得由劉氏處錄一副本。胡培系嘗為《大戴義疏》，綴輯長編甚富，然未卒業而歿，其長編亦不得而知。又詒讓同年生鄞董沛覺軒，亦嘗有纂《大戴禮疏》之議，“其綴緝在胡君之后，頃聞覺軒歿已數年，其書蓋亦未成也”[35]。在此情景之下，孫詒讓再加鉆研，“以孔氏廣森《大戴禮補注》為主，而集馮登府、趙鉞、丁杰、劉□諸人校本，決擇折衷，正訛補闕”。于此，吳廷燮論之曰：“頗有特解，非止于斠正。……是書薈萃馮、趙諸氏校本，于《大戴記》多所發明。蓋孫氏于三禮之學本深，故能采摭群言，時標新義，洵本《記》及盧注之功人也。”[36]孫詒讓自己亦曾感慨地道：“今者甄錄諸家舊斠，亦以答劉君相示之意，而深惜胡疏之不得觀其成。舊學日稀，大業未究，迻寫之余，所謂撫卷增喟者也。至此冊識誤匡違，米鹽凌雜，聊為治此經者識小之助，于《禮記》大義概乎其未有聞。竊念海內閎達，儻有踵胡君而為義疏者，或有取于是。”[37]話雖如此，其于《大戴禮》之貢獻，確如吳廷燮所言，“洵本《記》及盧注之功人也”，且其對《大戴禮》之推揚，亦使禮學更趨完備。 綜上所言，孫詒讓于民族危難之際，不僅發為用世之思，且于禮學頗多造詣。其對《周禮》政、教思想的倡導，及對《周禮》、《大戴禮》的深究，是其以禮經世主張的闡發。而《周禮正義》、《大戴禮記斠補》的結撰，不惟集此前此學之大成，亦對禮學進行了歷史總結。從禮學的演進歷程而言，孫詒讓確系中國古代三禮學的最后一位禮學大師。然時運維艱，其以禮為治思想終難挽救清運的覆亡。但是，此一重禮思想的傳統，卻未隨封建機體的滅亡而中斷，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以新的形態存延下來。時勢雖異，中國學術卻“依然在沿著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而曲折地前進”[38]，其間，重禮傳統不可謂無功。作為有清一代最后一位禮學大師，孫詒讓的成就是值得后人尊重的。章太炎曾贊之曰：“叔世士大夫，扭于外學，才得魄莫，視樸學若土梗。詒讓治六藝，旁理墨氏，其精嫥足以摩挃姬、漢，三百年絕等雙矣！遭時不淑，用晦而明，若日將暮，則五色柳谷愈章。而學不能傳弟子，勉為鄉里起橫舍，顧以裂余見稱于世。悲夫！”[39]即此，可觀孫詒讓一生為學、用世之良苦用心矣。 [1]張騫《張季子九錄·文錄》卷15，《孫征君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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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清史論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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