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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899年甲骨文初次發現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進行科學發掘，甲骨學者一般稱之為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的短短三十年年中，中外學者搜集、收藏的甲骨資料已達十萬片左右。這一時期拓印成書的甲骨文著錄專書有十二種，共公布甲骨文資料9919片。這些書的出版年代與收錄甲骨文資料片數大略如下：

一、劉鶚：《鐵云藏龜》1903年1058片

二、羅振玉：《殷虛書契前編》1912年2229片

三、羅振玉：《殷虛書契著華》1914年68片

四、羅振玉：《鐵云藏龜之余》1915年40片

五、羅振玉：《殷虛書契后編》1916年1104片

六、羅振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年4片

七、明義士：《殷虛卜辭》1917年2369片

八、王國維(原題姬佛陀)：《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917年655片

九、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1921年1023片

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 1925年1125片

十一、葉玉森：《鐵云藏龜拾遺》 1925年240片

十二、羅福成：《傳古別錄》第二集1928年4片

　　雖然以上發表的材料還只占當時傳世甲骨的十分之一。但大多數比較重要的有一定學術價值的材料已大體上公布出來。隨著上述甲骨文資料的流傳和公布，研究甲骨文的風氣逐漸在學者中慢慢形成，終于產生出一門以甲骨文為研究對象的嶄新學科—甲骨學。

　　最早對甲骨文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者，當推清末著名學者孫詒讓(圖23)。孫詒讓，字仲容，晚年又號越東逸民，浙江瑞安人。光緒末年，孫詒讓旅居北京時，已是當時聲聞遐邇的著名學者，他所著的《周禮正義》、《墨子閑詁》等書見重于當世，受到學者們的普遍推許。此外，他對古文字學有著極深的造詣，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也有幾十年之久了。1904年，他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鐵云藏龜》，感到非常驚奇，用他 自己的話講：“自己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想不到在 年邁的時候還能看到商代文字這樣的奇跡。”他憑借對古文 字的深厚功力和廣博的學問素養，僅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便把《鐵云藏龜》中的甲骨文材料大體上理出一個頭緒。他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了一部專著，這就是被學術界譽為對甲骨學的創立具有開山作用的《契文舉例》。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共分十章，各章的篇名為：

月旦第一

貞卜第二

卜事第三

鬼神第四

卜人第五

官氏第六

方國第七

典禮第八

文字第九

雜例第十

　　孫詒讓的這部書雖然只是一部對甲骨文的文字進行極其初步考釋的著作，但其中的不少見解卻是很有見地的，有些看法甚至至今也還有其一定的意義。如果考慮到孫詒讓是在甲骨文剛剛公布一年的時候，撰寫這部書，所看到的材料還極有限，而劉鶚公布的甲骨文材料在當時還僅僅只能稱為龜板等的情況，孫詒讓只用了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就窺破了它們的奧秘，看出了它們的史料價值，并能按內容進行系統的分類研究，無疑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此外，孫詒讓當時所運用的那種以《說文解字》為根據，以銅器銘文作比較證據的文字考釋方法也是十分正確的。他的這一方法，對于其后的研究者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發作用，甚至直到今天，仍為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們所遵循。

　　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雖然早在1904年即已寫成，但卻一直放在書齋內未能出版，直到1913年才被王國維在上海發現。王國維(圖24)，是孫詒讓之后以研究甲骨文著稱的又一位大師。 王國維，字靜安，又字伯隅，號觀堂，浙江海寧人。生于 清代光緒三年(1877年)，死于1927年。王國維與甲骨文結 下不解之緣是羅振玉影響的結果。1898年，正當羅振玉在 上海興辦農學社和東文學社的時候，二十一歲的王國維由 家鄉來到上海。開始他在汪康年和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 社擔任抄寫和校對工作。1898年夏季，《時務報》社關閉，王 國維便轉入羅振玉的東文學社作庶務，同時開始了日文和 自然科學的學習。由于王國維聰明而又好學，不久便被羅振玉看重。1901年，羅振玉為了培養王國維，曾經慷慨解囊 資助這位比自己小十一歲的年輕人東渡日本，留學深造。后來，羅振玉創辦《教育世界》雜志時，又請王國維回國擔任該雜志的主筆。

　　王國維是一位興趣非常廣泛而又非常刻苦努力的學者。他早年研究的領域是哲學和文學，先后撰寫過《叔本華和尼采》、《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等論著，顯露出他有極高的才華和學術見解。后來又轉攻戲曲、音律，也撰寫過名重一時的《戲曲考源》和《唐宋大曲考》等論著。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他追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在研究宋元戲曲的同時，開始幫助羅振玉整理和研究甲骨文，從此他和甲骨文便結下了不解之緣。當王國維回國旅居上海時，他在發表《宋元戲曲史》的同時，開始對甲骨文進行獨立的研究。當時上海收藏甲骨文資料較多的英籍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為了討好其夫人，不僅搜購了很多甲骨文，而且還在他的哈同花園中興辦了一所倉圣明智大學。王國維為了有機會研究哈同夫人收藏的甲骨文資料，便在倉圣明智大學出任教授，并于1917年以姬佛陀(名覺彌)的名義，將羅氏資料拓印為《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書，同時對每片的卜辭作了考釋。 就在編印、考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的同時，王國維 撰寫井刊行了甲骨文發現以后第一篇具有重大意義的科學 論文《殷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這在甲骨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在這篇論文和它的續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中，王國維把甲骨文中出現的商王先祖名號與 受祭次序同《史記·殷本紀》中所記載的商代先公先王的廟號、世系進行了對照，結果發現，《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裁，除在個別地方與卜辭記載有出入外，基本上是可信的，王國維除了對此詳加考證外，還根據甲骨文資料將《史記殷本紀》中記載的訛誤一一加以訂正。例如，《史記殷本紀》中所記為“振”的先公，依照甲骨文資料應當改為“王亥”。又如，根據甲骨文資料可知，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應為“報 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史記殷本紀》誤為“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王國維 根據甲骨文資料予以改正。再如，根據甲骨文資料，有“中宗”稱號的本來是祖乙，《史記·殷本紀》誤為大戊；類似的還有《史記殷本紀》誤康丁為庚丁、誤文丁為大丁，均被王國維一一訂正。經過王國維的論證和訂正，不僅使《史記殷本紀》關于商代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得到了可靠的證明，而且糾正和澄清了自司馬遷以來兩千多年的一些混亂認識，為以后年骨文與商代史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礎。有關商代先公、先王的廟號、世系問題，在王國維之后，又有吳其昌、董作賓和丁山等幾位學者，繼續進行研究和補充，已經基本上得到比較徹底的解決。他們根據甲骨文資料整理、訂正的商代世系表和《史記·殷本紀》的記載，大致可以列表對照如下：

　　由于王國維在學術上卓有建樹，1925年，他經胡適介紹進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教授。新的學術環境，使王國維有更好的條件從事甲骨文研究。他先后撰寫出《古史新證》和《殷禮徵文》等論著，將甲骨文研究由孫詒讓以來的單純文字考釋推進到根據甲骨文資料研究古代歷史的階段。對于王國維的這一貢獻，郭沫若曾經給予過高度評價。他指出：“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系》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并且改正了他們的訛傳。”又說：“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算過分的。”

　　正當王國維準備對甲骨文進一步作更深入的綜合研究的時候，由于他深感時代的前進與自己政治思想的保守日不相容，內心異常痛苦，最后只好懷著對舊日封建時代濃厚的依戀之情，投入北京頤和園的昆明湖中自盡了。一代學術巨匠就這樣匆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和王國維約略同時或稍后從事甲骨文研究的學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羅振玉、丁山等人外，還有武龍章、王襄、商承柞、葉玉森、陸懋德、胡光瑋、程憬、林義光、柯昌濟、馬衡、容庚、聞宥、余永梁、陳邦懷、陳邦福、張鳳、羅福成等人。這些人雖然遠遠趕不上羅振玉和王國維，但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也都各有建樹。

　　此外，這個時期陸續有些外國學者也開始對甲骨文進行研究，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英國人金璋、庫壽齡、銀格蘭姆，法國人沙畹；德國人穆勒、勃漢第和日本人林泰輔、富岡謙藏、內藤虎次郎、后藤朝太郎、石濱純太郎、石濱敬次郎、高田忠周、小島佑馬、丹羽正義、飯島忠夫和無關等人。

　　由于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有關甲骨文的研究逐漸展開，相繼取得重要成就，終于形成古文字學的一個嶄新學科—甲骨學。這就為殷墟的科學發掘和甲骨文全面研究的展開準備了充分的學術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