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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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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孫詒讓先生是我國近代極有成就的藏書家、語言學家、典章制度專家、文獻學家和著名的樸學大師，在晚清學術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文章主要論述其在方志學領域的實踐與取得的卓越成就。 方志不僅能反映地方州縣歷史演變的情況，且能為國史的纂修提供史料，并有澄清史料的功能。我國歷代政府都十分重視修纂地方志。從東漢袁康的《越絕書》算起，我國地方志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到了清代，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繼承明代“治天下以史為鑒，治郡國以志為鑒”的傳統，清延嚴令各省、府、州、縣每隔六十年須修志一次，乾嘉之際三次修纂一統志，形成了舉國修志的高潮，是我國方志編纂史上的鼎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全國共修志5701種，其中浙江一省就高達373種，而且由于浙江的地方志修纂的發起人和參與者，多是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文人，所修志書考訂嚴謹、引征廣博、體例詳實、質量上乘，因而名志迭出。在浙江這些地方志作者中，孫詒讓（1848—1908，又名德容，號籀庼。浙江瑞安人）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 一、為溫州方志的修纂打下基礎 溫州有東南的鄒魯之稱，人文薈萃，學者輩出。晚清期間，孫衣言與其弟孫鏘鳴、其子孫詒讓相繼提倡繼承永嘉舊學，綱羅軼失，整理永嘉先哲遺書。特別是孫詒讓在這方面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光緒九年（1883年）為搜集溫州一帶的地方文獻，孫詒讓作《征訪溫州遺書約》，廣泛求購或求鈔鄉賢遺著：“吾鄉文獻，二百年來，散佚殆盡。無論宋元舊籍，百不存一；即前明及國初諸老所著，亦大半無傳�！T家倘存儲藏，不論時代遠近，卷帙多寡，均祈惠示，俾得鈔存復本，甄其精良校櫬，以廣流傳�！缦导燕�，即當依元開書值酌酬，必不計較錙銖。”并且指定好友于各地分司其事，從事搜訪溫州的地方文獻。此次搜訪共得書260余種，加上原先收集的有近500種。孫詒讓對鄉土遺書的傾力搜訪，在學風的傳播，文獻的準備等各方面，都替溫州方志的修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編纂多種方志 孫詒讓繼承清代重視方志纂修的傳統，積極參與方志的編纂。在孫詒讓的地方志著作中，最負盛名的當為《溫州經籍志》�！稖刂萁浖尽啡怼⑼饩幎�、辨誤一卷，是孫詒讓早年對溫州自唐宋迄嘉道以來1300余種著作所作的一部目錄專著。從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緒三年（1877年）才寫定，是藝文志中考證最精、最詳密的一部重要文獻，被后人譽為“近世匯志一郡藝文之祖”。［5］《溫州經籍志》對書名、卷數、存佚、版本的著錄十分注意內容的豐富性和真實性，并廣泛參考前人的評議，著錄的條目極為詳盡。以書名為序，每書著錄其書名、卷數、著者姓名、籍貫、出身、經歷等項，并仿朱彝尊《經義考》例，全錄書的序跋，下注存、佚、缺、未見四項，每書最后有時自加按語考證�！稖刂萁浖尽贩诸愖裾账牟浚幽繀⒄账膸炜偰�。四部下細分各類，再分小類。而每小類書則按朝代先后次序排列，同一朝代人的著作，則以科第生卒年月的先后為序。這樣的錄入順序，既便于人們查找所需要的文獻，也符合“考鏡源流，辨彰學術”的編著目的。孫詒讓的這一地方志書，還因為其在目錄體例上的創新，而被譽為代表清代最高目錄學成就的專著。 由于孫詒讓為當時最卓越的國學大師，在學術界有著重要的地位，且家中玉海樓又藏書豐富，因此，當地在編纂地方志時多邀請他參與。光緒六年（1880年），永嘉郡志修訂新縣志，聘孫詒讓、王棻、戴咸弼為協撰。孫詒讓一方面將家中凡與永嘉有關的藏書數千卷寄存永嘉縣志局，以備修志考覽。另一方面又利用了自己和父親孫衣言（古文學家）的《溫州經籍志》、《甌海軼聞》、《永嘉集詩文內外編》等研究成果，為新方志的編纂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永嘉縣志》“為圖十七，為志十四，為卷三十八，文成一百十余萬言�！痹谒蚜_文獻的宏富和處理資料的精審上，非當時全國一般縣志所能企及。 同治八年（1869年）孫詒讓還著有《溫州建置沿革表》一卷。此書征“明朝以來圖經所載沿革表舛忤不足據”的弊病。光緒四年（1878年）寫定《永嘉郡志》一卷。光緒八年（1882年）又專門考定瑞安自夏以來直至清代的沿革情況，撰《瑞安建置沿革表》一卷。在該表中，援據正史，輔以歷代輿地專家之說，踵宋代《臨安志》體例，先表沿革，并以考證附綴下方，便于省覽。同年，他在瑞安、永加等地搜集古磚，撰成《溫州古甓記》一卷。另外，他還著有《唐靜海軍考》等。 三、�？倍喾N地方志 孫詒讓校勘的方法，集清代�？奔抑蟪桑鼊e有發展。在其近50年學術生涯中�？钡臅�，遍及群經諸子，積累了豐富的校勘經驗。經他�？敝畷喑蔀樯票玖魝骱笫�。這其中就有一些是地方志。 光緒初年（1875年），孫詒讓校讀了南朝宋人鄭緝之所撰的《永嘉郡記》。永嘉在東晉太寧元年（323年）創置為郡，《永嘉郡記》成書于離永嘉郡創建僅百年，記述了大量古代永嘉地理概況、民間傳說，是研究六朝以前溫州歷史和地理最為可靠的史料，對編纂溫州地方志很有參考價值。孫詒讓稱其為“吾鄉地志第一古本”，就全國而言也是較早的一部地方志。歷代文人學士均十分推重這部方志。此書成書不久，劉孝標注《世說新語》、賈思勰撰《齊民要術》均加以引用，至唐代，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徐堅在《初學記》等類書中也廣為引用，足見此書影響之大。然而，這些書中所引的《永嘉郡記》，有稱《永嘉記》，有稱《永嘉志》，還有稱《永嘉地記》。原書在宋代已亡佚，元末明初已有學者為之下輯佚。孫詒讓用《世說新語》以及諸類書引文互校，輯出佚文五十一條，編為一卷，成為此書最完善的一種輯佚本。［1］（402）光緒八年（1882年）孫詒讓校嘉興戴咸弼《東甌金石志》十卷。在校勘此書的過程中，孫詒讓將自己《溫州古甓記》的研究成果補進，經其校補，增成十二卷。此外，孫詒讓還�？绷嗣鳌堵c樂清縣志》七卷、清《乾隆溫州府志》三十卷、明朱諫輯的《雁山志》四卷、清陸進撰的《東甌掌錄》等多部溫州方志。 四、探索地方志編纂方法 參與大量的編纂地方志的實踐后，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孫詒讓逐漸形成了地方志編纂思路和判斷地方志優劣的標準，并形成了自己系統的方志編纂理論，為清代系統的方志學學科體系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同治七年（1868年），好友王棻纂成《九峰山志》，請孫詒讓為之作跋。孫詒讓在此跋中不僅對各朝山志體例提出自己的見解，并對好友的《九峰山志》提出批評。他認為《九峰山志》共五卷，但有關九峰山的詩文卻占了四卷，地方志中詩文過多，這就與專門的文集沒有區別。同時，《九峰山志》有序有圖，卻無凡例，是一大失誤。他在《與友人論修<南雁蕩志>書》中，對修一部好的名山志提出意見，認為有二部重要的書可供參考。一是可以仿照現存最古的地志——釋慧遠《廬山紀略》的做法，先寫成一部簡要的冊子，后將游記和題詠另收一集以作補充。二是可以參考宋田夫的《南岳總勝集》，仿照它的體例，將掌故及詩文散附諸峰名跡之下。光緒八年（1882年），瑞安邑紳準備重修《瑞安縣志》，孫詒讓作《瑞安縣志總例議》（六條），專論方志編纂問題，指導瑞安縣志的修纂工作，分為“纂輯”、“測繪”、“校讎”、“采訪”、“檢查案牘”、“繕寫”等六個方面。他在總例中提出應遵守的原則：“大抵樹例綴文，必以唐宋古志及近代通人所論著為矩臬，以正史及先哲傳書、金石遺文為根據。多立表以理紛錯之端，多附小注以廣異同之辨。改證必究其本原以懲剽竊稗販之弊，記錄必詳其出處以杜憑撰造之嫌……�！睂O詒讓對修志的每個方面的具體要求、工作步驟、方法技巧、注意事項等，對志書編纂相關的各個重要環節，都作了深入的闡述。對方志編纂理論既有在整體編纂方面的探討論述，又有對各個環節的具體闡發，形成了系統的方志編纂理論。孫詒讓的這一理論可視為地方志編寫的實際操作指南，在今天的地方志編寫工作中仍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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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浙江工業大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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