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得自宋儒，偽《古文尚書》其一也，其對于《詩經》一書之理解乃遠不如宋人。五十年后，人之量衡兩大部經解者，或覺其可傳者，未必如通志堂之多也。）朱子如此解格物，自非《孟子》之正傳，聰明之王文成豈肯將其放過？（見《傳習錄》。）然而朱子之誤釋古籍，正由其樂乎“即物而窮其理”，而非求涂路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清代樸學家之立場，豈非去朱子為近，去孟子為遠乎？
程朱之學兼受陸王及戴氏之正面攻擊者，為其二層性說。是說也，按之《孟子》之義，誠相去遠矣，若求其思想史上之地位，則是絕偉大之貢獻，上承孔子而詳其說，下括諸子而避其矛盾。蓋程朱一派之宗教觀及道德論皆以此點為之基也。程伯子曰：（《遺書》卷一）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流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朱子于此義復發明之云：（《語類》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楊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
韓子所言卻是說得稍近。蓋荀楊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個氣字耳。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也。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用功于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張程。某以為極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讀之使人深有感于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里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源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請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庇峙e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個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個善，這個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個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后，都無人說這道理。
此程朱是說也，合孟軻韓愈以為論，旁參漢晉之性情二元說，以求適于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孟子者，宗教的意氣甚強大，宗教的形跡至微弱之思想家也。惟其宗教的意氣甚強大，故抹殺一切功利論，凡事盡以其所信為是非善惡者為斷。惟其宗教家形跡至微弱，故不明明以善歸之天，而明明以善歸之人，義內之辨，所以異于墨子之“義自天性”者也。故孟子之性善說，謂人之生質本善也，孟子之所謂才（例如“非才之罪也”之才字），亦可謂情（例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情字），皆性之別稱也。當時生性二詞未全然分劃，孟子偶用比性（生）字更具體之各詞以喻其說，故或曰才，或曰情，其實皆性（生）之一面而互立也。以為兼具善惡，與“性之本”“皆善”者不同，誠不可以為即是孟子之正傳，朱子于此點亦未嘗諱言之。然則程朱之“性之本”果何物乎？
程朱之“性之本”，蓋所謂“天命之謂性”也。程朱學之宗教的色彩雖與古儒家大致相同，即屬于全神論的宗教觀，而非活靈活現之鬼神論，然比之孟子，宗教之氣息為重矣。（程朱之主敬即為其宗教的工夫。）故程朱之天亦有頗異于孟子之天者也。孟子之天，孟子未嘗質言其為全仁也。且明言其“未欲平治天下”，而使其不遇魯侯也，程朱之天則全仁也，全理也，故天命之性，必為全善者也。（詳見《語類》卷四。）然則程朱復為善之一物立其大本于天，而名之曰“本性”，又曰，“性即理也”。在此點上，程朱之立場恰當墨孟之中途，不過墨子言之極具體，程子言之極抽象耳。且墨子未嘗以義字連貫天人，程朱則以理字連貫天人物。（墨子雖言義自天出，人應以天志為志，然其口氣是命令的，所指示為應然的，未嘗言天人一貫之理，如程朱之說理字也。）故程朱之言“理”，性與天道皆在其中，而為“天命之謂性”一語作一抽象名詞以代表之也。
既連貫天人于一義之中矣，則道德之本基當立于是，故程朱以為本性善。此一本性雖與孟子所言性不盡為一物，其為道德立本則一，其自別于釋道者亦在此也（參看程朱辟佛諸說）。
然而性善之說，如孟子之兼括才質而言者，究竟不易說通。孟子之性善說恰似盧梭之生民自由論，事實上絕不如此，惟一經有大才氣者說之，遂為思想史上絕大之動蕩力，教育之基礎觀點受其影響，后人雖以為不妥者，有時亦不能不遷就之也。韓文公即不安于性善說者最有力之一人，其三品說實等于說性不同耳。此所謂性，絕無天道論在其中，而是專以才質為討論對象者也。揚雄之“善惡混”說，亦自有其道理，蓋善惡多不易斷言，而人之一生發展恒不定也。程朱綜合諸說，作為氣質之性，于是孟子性善說之不易說圓處，揚韓諸子說之錯綜處，皆得其條理。朱子以為張程此說出則“諸子之說泯”，此之謂也。
戴震以為氣質之性說與孟子不合，是固然矣，然孟子固已與孔子大相違異，而張程此說，轉與孔子為近�？鬃又~短，張程之論詳，故張程之論果皆合于孔子相近不移之用心否，今無從考知，然張程之立此說，固欲綜合諸子，求其全通，調合孔孟，求無少違，移孟子之性說，于天道上，而努力為孔子之“性相近習相遠”說，“上智下愚不移”說尋其詳解，斯固集儒家諸子之大成，而為儒家天人論造其最高峰矣。過此以往，逃禪纂道則有之矣，再有所發明則未有也。故戴氏以程朱與孟子不合，誠為事實，設若此為罪過，則戴氏與程朱惟均，若其以此說歸之儒家思想直接發展之系統外，則全抹殺漢代儒家之著作且不知程朱之說乃努力就孔子說作引申者也。
（按程朱與孟子之關系甚微妙。所有孟子道統之論，利義之辨，及其“儒者氣象”，皆程朱不能不奉為正宗者。然孟子宗教氣少，程朱宗教氣較多，故其性論因而不同。此處程朱說根本與孟子不同，然程朱猶力作遷就之姿勢，故朱子注孟子，遇性善論時，便多所發揮，似推闡而實修正，內違異而外遷就，或問亦然。兩者治學之方亦大不同，若程朱之格物說，決非孟子所能許，或為荀子所樂聞，此非本書所能詳論，姑志大意于此。）
原收入《性命古訓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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