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學界，許多人是不屑于為報紙寫稿的。這固然取決于現行的學術體制，也與學者自身的素質有關。眾所周知，在申報科研成果、評定學術職稱時，報紙上的文章往往是不能算數的，因為這不是學術論文。如此一來，專家學者與人民大眾就失去一條很好的溝通渠道，其結果是老百姓不知道他們在干些什么，他們也不了解社會有什么需要。與此相應的是，由于缺乏公眾基礎，專家學者們往往陷入自話自說的境地。時間一長，所謂學術論文就成了獵取功名利碌的敲門磚，不僅鮮有創見，而且八股味十足。這種狀況與五四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回顧一下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關系，有利于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狀況。
傅斯年（字孟真）出身于山東聊城的一個名門望族，其祖先傅以漸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一個狀元。有清一代，傅氏家族在科場上得意者不計其數，官至封疆大吏者也不乏其人。比如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在安徽做官多年，李鴻章、丁寶楨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山東傅氏有"開代文章第一家"之譽。傅繼勛之后，其子孫大多偏離仕途，以教書為生。在世人眼里，傅家好象是開始走向衰落，正應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古話，但這未嘗不是他們蔑視權貴、潔身自好的最好選擇。父輩們對傅斯年影響很大，傅一生同情下層社會，憎恨貪官污吏，與這樣的家庭背景有很大關系。
傅斯年十來歲的時候，正好趕上廢除科舉制度，他也在時代大潮中進入新式學堂。然而即使是新式學堂，仍然是以讀經為主。對于當時的情況，傅斯年有這樣的回憶："讀經乃全與現物隔開。上者剽竊乾嘉，下者死守高頭講章，一如用八股時……的笑話"。傅斯年一生鄙夷脫離現實的所謂學術，這是他后來經常為《大公報》寫稿的一個原因。如今，倘若大家還是死守高頭講章，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在報刊上講真話，就只能讓我們回到可笑的八股文時代。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關系，可以追溯他讀中學的時候。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當年主持龍山書院時曾經資助過一位名叫侯延塽的學生。侯氏家境貧寒，勤奮好學。后來他考取進士，被授以刑部主事，便回鄉省親并拜望恩師，沒想到旭安先生已經去世，于是侯延塽發誓要把老師的兩個孩子培養成才。他看到傅斯年博聞強記，聰明過人，便想帶這孩子到大城市去讀書。侯與《大公報》創始人英斂之是好朋友，他路過天津，與英斂之等人談起傅斯年的情況，并把傅的幾篇作文拿了出來。英很欣賞傅的才華，勸他把這個孩子帶到天津。于是侯延塽趕回山東聊城，在征得傅斯年祖父和母親的同意后，便把傅帶了出來。
傅斯年到天津時大約是１３歲左右。經過短期準備，他考入天津府立一中。剛入校時因為學生宿舍尚未建成，他還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三十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他們談論的話題很廣，從讀書求學，到國內外大事，幾乎不所不包。學校的宿舍蓋好后，傅斯年雖然搬到學校去住，但每逢星期日和寒暑假，他總要看望英斂之。后來，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在回憶傅斯年時曾經寫道：
他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并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里，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
此外，英斂之的夫人既是皇室后裔，又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似乎與胖乎乎的傅斯年頗有緣分，所以英千里還說："先母是最喜歡傅大哥的，說他聰明而老成。我家是天主教徒，因此先母常給他講教義，并在星期日帶他進教堂。他雖然未入教，但是他一生對于教會人士好感，也未嘗不是因為受了先母的薰陶。"傅斯年與英斂之的交往，對于他在五四期間創辦《新潮》雜志以及后來熱衷于文章報國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再次交往，是在"新記"《大公報》誕生以后。辛亥革命后英斂之萌生退意，將報紙交給他人主持，自己全力從事宗教、教育、慈善等活動。從此《大公報》每況愈下，到１９２５年１１月終于被迫停刊。第二年年初，英斂之溘然去世，正當這份報紙也要隨他而去的時候，吳鼎昌、胡政之和張季鸞將它買下，才使《大公報》起死回生。這一年冬天，傅斯年從歐洲留學歸來，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他辭去教職，專門從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籌建工作。史語所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對安陽殷墟進行考古發掘。這是一項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工作，但是在當時卻受到地方主義的阻撓，河南省圖書館館長何日章儼然以維護本地文物自命，散發傳單，斥責這是"既無學識，又無計劃"的舉動。１９３０年１月，《大公報》駐河南記者根據何氏傳單，以《發掘殷墟龜甲文》為題報道此事，對發掘工作多有歪曲。為了澄清事實以正視聽，傅斯年致信《大公報》，指出上述報道"系根據一方面之傳單而作，與事實完全絕對不符"（按：在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杜正勝編輯的《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該信原件，其中有"何日章君"四字，后改為"一方面之"），《大公報》當即予以發表。在此之前，傅斯年還去河南進行調解，并宣傳這項工作的重要意義。事后他風趣地說，為了這件事，我把鼻子都碰癟了。當年考古組的負責人李濟也說："這件事若不是傅先生辦，別人也辦不下來，而安陽的田野考古也就做不下去。"
傅斯年與《大公報》的進一步交往，是在１９３４年該報開辟"星期論文"之后。"星期論文"由學界名流執筆，第一批被邀請的學者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八人。據說開辟這個專欄是張季鸞與胡適的主意，當時張的想法有兩點：一是邀請名家撰寫"星期論文"，可以減輕他的負擔，因為他幾乎每天都要寫一篇社評；二是邀請自由知識分子加盟，有利于拓寬言路，擴大該報的影響。
據周雨《大公報史》轉引方蒙、謝國明的統計，從１９３４年１月到１９４９年６月，為《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的作者有２００多人，共７５０篇。其中發表"１５篇以上的，有胡適、傅斯年、吳景超、陳衡哲、陶孟和、張其昀、沙學俊、周太玄、何永佶、谷春帆、伍啟元"等人。另據《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著述年表》反映，傅斯年為《大公報》共寫"星期論文"２２篇，占總數的３％左右。這個數字僅次于他在《新潮》和《獨立評論》上的發稿量。《新潮》和《獨立評論》是他參與創辦的同人刊物，不能與《大公報》相提并論。換言之，在他為公共媒體所寫的稿件中，《大公報》占絕對多數。
從內容上看，傅斯年的"星期論文"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國內政治，二是國際評論。關于前者，可以從《政府與提倡道德》（發表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５日）中一睹其風采。作者說：自民國以來，每屆政府都要制禮作樂，提倡道德，其結果不僅毫無成效，反而是徒增許多偽善。他認為，與西方國家相比，除了教會的作用外，中國人最缺乏的是國民訓練，而不是道德說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則，而不是政治口號。所以，政府如果對提倡道德真有興趣，那就應該在立法上引進公民契約論等近代社會的思想理念，在執法上培養服從公義、明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強調："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禮義廉恥，口號是沒有用的，只有自己做個榜樣，把自己所能支配的無禮，不義，鮮廉，寡恥之徒，一舉而屏棄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后，傅斯年問道：在"國難之急，民困之極"的今天，"公務機關汽車之多，公務人員應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樣，是能鍛煉人民道德的嗎？"傅斯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我不知道所謂"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但如果把這幾個字換成"公款吃喝嫖賭、公費出國旅游"的話，那豈不是一篇聲討當代貪官污吏的檄文？
至于國際評論，他曾寫過《今天和一九一四》（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８日）、《一喜一懼的國際局面》（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７日）、《國聯之淪落與復興》（１９３６年５月３日）、《天朝－洋奴－萬邦協和》（１９４４年４月２日）、《我替倭奴占了一卦》（１９４４年７月９日）、《第二戰場的前瞻》（１９４４年７月１２日）、《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９日）等論文。傅氏并不是一位國際問題專家，但他的文章卻有視野開闊、搜羅宏富、論證嚴謹、判斷準確等特征。究其原因，一是他有廣博的知識積累和觸類旁通的分析能力，二是在許多問題上他不像如今一些所謂專家似的，只會鸚鵡學舌，人云亦云。
我注意到，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張季鸞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這封信雖然未署年月，但是從內容上可以看出這是在《大公報》上海版創辦后寫的。再加上信末署有"二日"字樣，估計這封信與傅斯年的《國聯之淪落與復興》有關。該文發表于１９３６年５月３日，為了避免侵華日軍制造口實，張對它有所刪節，故寫信進行解釋。從這里可以看出張之敬業精神和他對作者的尊重，也可以發現《大公報》在外力逼迫下，要想申張正義是多么艱難。
除了英斂之和張季鸞之外，傅斯年與王蕓生的關系也很密切。抗日戰爭前夕，王蕓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并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于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于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于傅氏高論，王蕓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系。"后來，傅斯年雖然沒有寫出這篇宏文，卻在抨擊孔祥熙、宋子文時表現出氣勢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們所說的這種狀況不僅至今沒有改變，反而還有漫延的趨勢。流風所及，就連過去還有點骨氣的學術界，如今也盡是些阿諛奉承、諂上欺下的奴才相。
除此之外，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王蕓生寫給傅斯年的那封信也值得注意。該書第二部分為"友人書信選"，收入張元濟、蔡元培、陳獨秀、汪兆銘、丁文江、蔣介石等的書信３８通。從名單和內容上看，這些書信均彌足珍貴，可惜篇幅有限，每人只選了一封。王蕓生的信寫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３日，這正是我國歷史上最關鍵的時刻。因為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內部的腐敗和外來的侵略把我們這個國家推向了苦難的深淵，無論辛亥革命還是國民革命，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所幸抗日戰爭的勝利和聯合國的成立，才讓國人看到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在這性命攸關的歷史時刻，王蕓生清醒地看到，要想讓希望變成現實，只有"民主憲政是一條坦途。"不幸的是，正當國內民主呼聲日益高漲，國家開始走向憲政的時候，世界范圍內的冷戰和東西方意識形態嚴重對立也開始形成，于是苦難深重的中國又面臨著新的危機。
在這方面，《大公報》始終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并竭盡全力防止局勢的惡化。比如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王蕓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說："國民黨既決心還政于民，國民政府也準備結束訓政，民主憲政的實現應該是水到渠成的事"。十幾天后，舉世矚目的重慶談判即將開始，毛澤東在機場的書面談話中表示，他來重慶是為了"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為此，王蕓生在文章中寫道：毛、蔣"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平心而論，王蕓生對于政治談判的云譎波詭和政治家的反手為云覆手為雨是了熟于胸的。他這樣寫，不過是為了在民主憲政方面制造輿論，鼓舞人心罷了。
關于重慶談判，美國人Ｒ·特里爾在《毛澤東傳》中說，毛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顯示一下自己的實力"。如何顯示的呢？除了特里爾所謂暗示有一百萬軍隊之外，還有一種明示，那就是隨后發表的《沁園春·雪》。這首詞是１１月１４日在重慶《新民報晚刊》上發表的。１１月２３日，王蕓生給傅斯年寫信說，"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問笑話，忘記談一事，即毛澤東近作之沁園春也。特另紙錄陳，以見此人滿腦子什么思想也。"在此之前，傅、王二人都分別見過毛澤東。傅、毛會面是在１９４５年７月國民參政會六參政員訪問延安的時候。五四運動時，二人在北大就已相識。當年傅斯年是學生領袖，如今毛澤東是一黨領袖，所以毛專門邀請他促膝談心，并在書贈客人的條幅中以劉邦、項羽自況。條幅內容是唐代詩人章碣的《焚書坑》，文革時毛澤東又將它書贈江青，可見他對這首詩多么喜愛。王、毛會見是在重慶談判期間，基于《大公報》的影響和聲譽，毛曾多次會見大公報人。大概是有感于對方要顯示一下實力吧，王蕓生曾勸毛澤東"不要另起爐灶"。這本來是基于國計民生的一番好意，不料５０年代以后竟成了王蕓生的一大罪狀。
一個多月后，王蕓生還發表一篇長文：《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文章以史為鑒，指出"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嚴格講來，皆是爭統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據皇位，凌駕萬民，發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為了說明該文旨趣，王還在文章前面的"補識"中說："……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覺得我這篇斥復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人見面。翻身吧，中華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戀戀于古，小百姓們起來，向民主進步。"然而，對于那些企圖通過暴力來實現帝王夢的人來說，這種想法也太書生氣了。因此沒有過了多久，所謂打天下、爭正統、殺人流血的戰爭就打了起來。
說到這場戰爭，蘇聯起了很壞的作用。眾所周知，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曾經宣布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從而獲得了國人的好感；抗日戰爭前期，蘇聯也向我國伸出援助之手，進一步贏得了人心。然而當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年代，蘇聯卻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并發表《共同宣言》。前者以中立為名，縱容日軍對華侵略；后者則無視中國的主權，宣布"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以換取日本對蒙古"獨立"的承認。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達簽訂秘密協定，以蘇聯對日宣戰為條件，答應了蘇聯的許多無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認蒙古獨立，管理東北地區的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兩個海港等。后來，根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有關附件，蘇聯紅軍本來應該在日本投降后三個月內撤離東北，但是直到１９４６年２月還無動靜。不僅如此，蘇軍還千方百計阻撓我國軍隊進入東北，并竭力扶持反政府武裝。蘇聯政府的作法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慨。
正在這時，雅爾達秘密協定的內容也全部公開，于是爆發了以大學生為主的反蘇運動。為此，《大公報》曾以《東北的陰云》為題發表社評，認為中國人民睹國運，拼存亡，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主要就是為了收回東北。如今抗戰勝利了，我們卻不能順利地收復失地，這就不僅是一個內爭民主，而且還是外爭國權的大問題了。幾天后，以傅斯年為首的２０位著名學者在《大公報》天津版上以星期論文的形式發表聲明，表達他們對雅爾達密約的抗議。聲明說：這一秘密協定侵犯了中國主權，"違背了聯合國共同作戰的理想和目標，開創今后強力政治與秘密外交的惡例；影響所及，足以破壞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類罪惡的復轍。這一秘密協定，實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義的一個記錄。"
與此同時，傅斯年還為《大公報》重慶版撰寫《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的星期論文，分析了東北豐富的資源和重要的戰略位置，指出這就是日俄兩國對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東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實亡"的話，那么中國的國民經濟就永不得解決，中國就"永為貧民窟，永為困乏、疾病、愚昧之國"了。在一部傅斯年的傳記中有兩個小標題："學人深知亡國恨"，"御寇多見赤子情"，這最能反映傳主在國家面臨危難時的思想感情。近年來，傅斯年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侵吞公款的事跡被重新提起，并得到國人的普遍稱贊。相比之下，他的上述見解和努力卻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遺忘。這些事情距今才半個多世紀，如果我們不能正視或不能了解這段歷史，以便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的話，又怎么面對已經開始的２１世紀呢？
胡適說過，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傅斯年的觀點，在一黨專政的時代尤為重要。當年，為了監督政府，開啟民智，以胡適、傅斯年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在致力于學術的同時，還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評弊政、揭露黑暗，仗義執言，為民請命，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和價值。因此，當我們看到如今一些專家學者表面上遠離政治，實際上是想掩蓋其鄉愿心態，并以所謂專業特長來分得一杯羹的時候，就更加欽佩傅斯年那一代人的大智大勇，并懷念《大公報》辦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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