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楊守敬（注一）是近代學術研究成果極豐碩的學者，清代學者羅振玉極推崇楊守敬治《水經注》，在地理學上的成就，并尊稱他是清代小學、算學、地理學三絕學之一。在楊守敬致羅振玉的信函中即云：「三十年前蒙文昌潘孺初先生獎借，推守敬為地理絕學，其文已刊之《要刪》（《水經注要刪》）中。昨蒙足下證成其說，以比王懷祖（念孫），段茂堂（玉裁），李壬叔（善蘭），合稱三絕學。」（注二）其中所稱「三絕學」，即王、段擅小學，李擅算學、楊擅地理學。楊守敬的老師潘存也推崇守敬為「地理絕學」。
其實，楊守敬的學術成就，不只是以研究《水經注》在地理學方面聞名，舉凡目錄學、金石學方面，他也是搜羅豐富，研究深入。守敬不但在二三十歲的時候，就收藏了一些碑帖，也從朋友那兒看到許多碑帖，他除了寫下《評碑記》、《評帖記》，還將已失傳而罕見的碑拓雙鉤完成《望堂金石》，從同治九（一八七○）年開雕，至宣統二（一九一○年）陸續完成，歷時四十年；并集字成一部《楷法溯源》字典，于光緒二年，開始編《楷法溯源》，歷時一年完成，光緒四年刊行。他四十二歲到日本的時候，帶著一萬多部的碑帖拓本前往。后來雖然為了換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國已失傳的古籍，不得不將許多碑帖拓本賣掉，他卻用縮影照相術，于光緒八（一八八二）年完成了《寰宇貞石圖》。這些重要的著作，充分地顯現出楊守敬在金石學研究方面成果豐碩，足堪成為典范。
楊守敬愛書成癖，舉凡異書、古籍、碑帖之搜羅，無不加以考證、評騭。他研究金石碑帖之學問，應當溯自同治四年，他因應會試初至北京，受到書法啟蒙老師潘存的影響，開始節衣縮食地搜購碑刻拓本。他不但搜集碑刻，甚至仔細評論，他先于同治六年寫成《激素飛清閣評碑記》（以下簡稱《評碑記》），品評了先秦至唐代的碑刻兩百八十五種，第二年又品評了九十六種帖，命名為《激素飛清閣評帖記》（以下簡稱《評帖記》）。但是，這兩本評論記卻在給日本友人傳閱時遺失。幸而，后來有人拾獲，并將這兩本書之一的《評碑記》出版（未記出版年月），在日本廣為流傳。這本《評碑記》于一九五七年由日本三省堂再版，并流傳到臺灣，臺灣有位匿名為「竹久」的先生據此本手抄之，于一九七六年交付學海書局出版。
守敬自從早年的《評碑記》與《評帖記》遺失之后，即不再寫有關碑帖的評論的文字。直至高齡七十三歲的晚年，日人水野疏梅，前來中國向守敬學書法，他是守敬唯一收的入門弟子，經水野再三要求，守敬寫下《學書邇言》。
二、《學書邇言》中之評碑部分
雖然楊守敬在自序中云：「余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于鄂城中，無一攜出者，但憑記憶，必多遺漏。」但是將這部《學書邇言》與其《評碑記》、《評帖記》相互對照，重要的碑帖果真都在他記憶里。誠如他自己所言，是經歷了「五十年辛苦搜集」，日日磋摹，自然早已深印腦海中。
評碑的部分，一如《評碑記》，由《石鼓文》開始，所寫的內容自然比《評碑記》簡略，但守敬在《石鼓文》條之末加一段：「常熟楊沂孫學之，自稱歷劫不磨；吾友吳倉石仿之，亦喧騰一時。」（注八）加上這段時人學習的概況，頗可以提供初學者做參考。
接著談秦篆，只提《泰山殘石》、《瑯邪碑刻》，漢篆只提《少室》、《開母》。但多提了新出土的東西：「秦篆有權量詔版，自劉喜海發之，近日出土尤多。山東陳壽卿之瓦量如新出型，端午橋之權，幾數十事，實足為秦篆大觀。」「漢篆有印章、瓦當及諸銅器，亦取材不盡。又如王莽之《十布》，精勁絕倫，為鐵線之祖。學篆書者，縱極變化，不能出其范圍。」（注九）這些權、量、印章、瓦當、銅錢上的篆字，也成了學篆書者的新典范。這是《評碑記》中所未見的新觀念。
另外三國之篆，守敬推崇《天璽紀功》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字形圓中帶方，實深具創意。這樣推崇《天璽紀功》的評論，在《評碑記》中亦未見。
唐篆則推崇李陽冰之外，又提出《美原神泉詩并序》可為學習之準繩，而李訓詁之《碧落》，則非正軌。所評的觀點與《評碑記》則仍同。（注十）
關于隸書，守敬一律稱分書，由于西漢的隸書至今亦罕見，故守敬無所推薦，但東漢的作品則舉出許多典范，首先，舉出王澍及其師潘存皆推崇為「分書正宗」的《禮器碑》，還有縱橫排奡的《開通褒斜》、體兼篆分的《元初三公》、方整的《西狹頌》、淳古的《武榮》《鄭固》、飄逸之《石門頌》，皆被守敬推崇為上乘之作，至于流美的《曹全碑》、柔潤之《白石神君》，則被評為「已至漢季，古意稍減」。
三國之分書，守敬舉出《孔羨》、《范氏》、《上尊號》、《受禪表》，并盛贊其「下比如折刀頭，風骨凌厲，遂為六朝真書之祖」，即云此等碑具有從隸書轉向楷書的承啟地位。守敬并云：「學分書者，從之入手，絕少流弊。」并舉出時人所學不同，成就亦不同之范例：「伊墨卿、陳曼生所以獨出冠時，姚伯昂力摹《曹全》，終落次乘者，此也。」可見守敬對初學者選帖集重視，時時諄諄告誡。
晉人分書，守敬舉《孫夫人》、《太公呂望表》，并且，又舉出才出土不久的東晉《好太王碑》，評為「醇古整齊」。另外，他也推崇漢晉的墓磚，雖為工匠所為，但有古拙之趣，他比喻這些字和漢印一般，可做小碑版觀之。
今之楷書，守敬稱「真書」，他并推薦南方的大小《二爨》（即《爨龍顏碑》、《爨寶子碑》），北方的則有寇謙之的《華岳》、《嵩高》，但這仍是過度時期的作品，所以「雜有分書體格」。至于《刁遵》、《高湛》等志，才「漸趨整練」，具有純粹楷書之風貌。（注十一）
關于北碑，守敬贊美的作品極多，他推薦的魏碑如下：「《張奢》、《賈思伯》，醇古遒厚，雖剝蝕過甚，而所存完字，皆為至寶」、「《大公廟碑》、《張猛龍碑》，整練方折，碑陰流宕奇特。」「《李仲璇》間雜篆體而精勁絕倫」、「《敬使君碑》化方為圓，暗用篆筆，流美無對」、「《孝文吊比干墓》瘦削獨出，險不可近」。守敬又推薦北魏造像，舉盈千累萬中之最佳者，有龍門之《始平公》、《孫秋生》、《楊大眼》、《魏靈藏》稱為《龍門四品》，后又增為二十品。守敬又云近來學北碑者大抵從此入手，最著名的有遵義莫友芝、會稽陶浚宣。
守敬推薦北魏墓志之佳者：「《刁遵》行間茂密」、「《司馬升墓志》務貴高古」、「《司馬景和妻》風華掩映」、、「《崔敬邕墓志》文字并美，但拓本罕傳，近有石印本。」至于《張黑女墓志》，由于守敬早期未見，故《評碑記》中未見，但在《學書邇言》中則提及所見的版本有「道州何氏（紹基）藏者為海內孤本，近日上海有玻璃版印行」。另外，守敬又提及云峰鄭道昭諸碑，遒勁奇偉，與南朝《瘞鶴銘》異曲同工，可見守敬極推崇鄭氏之碑。
至于北齊的作品，守敬選評如下：「《泰山石經峪》是擘窠大字的極則」「《西門豹祠堂》、《唐邕寫經》也與前者是同一家眷，如楊貴妃肥不傷雅」北周的作品，則選評如下：「《匡喆刻經頌》，飄逸寬綽」、「《華岳廟碑》如古松怪石，絕不作柔美之態，亦命世創格，宜其名震一代，為習之者少，遂至聲稱寂然」、「《曹恪碑》用比如斬釘截鐵，結體尤古，皆命世之英」、「《賀屯公》機趣橫生，石為端午橋所得」。至于南朝的小楷，則推舉陶隱居的《舊館壇碑》為杰作。守敬評云：「唯首一行是陶隱居親筆，然通體亦自高古絕倫」，由于原石久佚，守敬又將之雙鉤刻入《望堂金石》集中。
關于隋代，守敬總評其整體書風是「其書法亦有整齊氣象」，他所推薦的作品如下：「《龍藏寺》、《賀若誼》已開虞、褚先聲」、「《趙芬殘碑》、丁道護《啟法寺》為顏、柳之彌祖」、「《寧贙碑》體格與歐陽《化度碑》相似，可能是歐陽中年之作」、「《張貴男志》與歐陽之《化度碑》、《醴泉銘》不獨形似，且神理吻合」、「《元公姬氏》、《尉富娘》小楷絕詣，直足上接兩晉，籠罩三代。」（注十二）守敬認為這些碑對唐楷有極大的影響。
關于唐代的碑，守敬推薦的如下：「虞永興《廟堂碑》，風神凝遠」、「歐陽信本《醴泉銘》，趙子固推為『楷法極則』」、「歐書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為最烜赫」、「歐書《皇甫誕》最為險勁，張懷瓘《書斷》稱其『森焉如武庫矛戟』」、「歐書《虞恭公碑》最為晚年之作，而平正婉和」。關于初唐的碑，除了虞、歐之外，守敬推崇殷令名書《裴鏡民碑》、「無上鴻寶」。他所持的理由是：既然虞歐之書，皆因多次拓印而磨泐，《裴鏡民碑》卻能保持原碑的神理，而且「虞之沖和，歐之峻拔，兼而有之」，自然比神理已失的歐虞帖好，也更適合初學者。守敬在《評碑記》中已對《裴鏡民碑》推崇備至，在《書學邇言》中觀點仍然一致。
至于褚遂良的作品，守敬推薦四本，《雁塔圣教序》、《房玄齡碑》、《龍門佛龕碑》、《孟法師碑》。其中，他提出張懷瓘不同的看法加以討論：「褚河南《雁塔圣教序》，昔人稱其如『煙裊晴空』，最善形狀。而《書斷》則云：如『美人嬋娟，不勝羅綺』。嗤為澆漓后學，為輕佻者痛下一針，然自是承學之誤。原書雖離紙一吋，實下筆千斤也。宋徽宗瘦金，實從此脫胎也。《同州圣教》，實刻于龍朔三年，在河南身后，可知其為翻本，特唐人手高，亦自有勁拔之氣。」雖然張懷瓘對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評價不太好，但是守敬認為，是一般后學者不易學到褚氏的精華，像宋徽宗卻能把握褚氏的特色，再融入自己的意念，展現出自己全新的面貌。可見，褚氏仍是可學的典范。守敬又推薦《同州圣教序》，雖為翻刻本，守敬因其有「有勁拔之氣」，仍大力推薦。
褚遂良的楷書，一向有行楷之稱，筆畫較為活潑，但守敬比較其前后期的作品，而有云：「褚書《房玄齡碑》，亦是此體，惟剝蝕過甚，不免纖削矣。又《龍門佛龕碑》則寬博俊偉；《孟法師碑》亦方整和暢。乃知飛行絕跡，皆從應規入矩來也。」（注十三）其所謂「乃知飛行絕跡，皆從應規入矩來也」的體悟，對后學者也是一項深刻的啟示：既是初學者應從方整端正的規矩字入手，再依個人興趣作變化。
關于歐陽通的《道因碑》，守敬評云：「較信本尤險勁，而論者為其瘦怯于父，殊非定評。后學者從此碑入手，雖不合時眼，而絕少流弊。」可見守敬評書并不囿于時論，而且也認為初學入手并無一定門徑，學歐陽通亦未嘗不可，其觀點極開明。
關于宋儋之《道安禪師碑》，守敬評其「體兼行楷，別出門庭，自是開元間體格，在各家后露頭角，故自不凡」。但是，他對版本方面，則有一番考究：「《淳化閣帖》收其一帖，雜于魏晉人中，知王著之陋也」，守敬提醒初學者在版本方面，須謹慎選碑帖，《淳化閣帖》之疏漏，尤須小心。
守敬對李北海是贊譽有加，整體的評價是「獨出冠時」，評《李思訓碑》為「風骨高騫」，評《李秀碑》為「雄渾深厚」，評《麓山寺碑》為「用筆結體在二碑之間」，并舉董香光之評語：「右軍如龍，北海如虎」，是「最有微契」的評語。不過，守敬看其它如《端州石室記》、《靈巖寺》，則認為「或石質不佳、或缺損過甚」，較難看出作者原來的功力。
至于徐季海，守敬評其「當時書名不在北海下，顧所作《不空和尚碑》、《大證禪師碑》，體近平實，無矯健不群之勢；嵩陽觀分書，雖豐碑巍峨，筆力實不足以赴之」，守敬實在明言徐季海的「名過其實」。（注十四）
對于顏真卿的評論云：「氣體質厚，如端人正士，不可褻視。」諸碑大致小有異同，不詳列舉，而其中他特別列舉一些拓得較不好的碑，如《臧懷恪碑》「稍嫌瘦削」，少了顏氏圓潤厚重的本色，《顏氏家廟碑》、《東方畫贊碑》「字近櫛比，重開失真」，又把字排得太整齊，如排算子。其中較有特色的，是《多寶塔碑》，評云：「雖為少作，實已別開生面」，而評《中興頌》云：「雄偉奇特，自足籠罩一代」，是為上乘拓印，至于極負盛名的大字《麻姑仙壇記》，原石久佚，恐怕也難免流于拓印漸失真的命運，不過，守敬倒未特別說明。
至于評柳公權，守敬也給予極高的贊譽：「平原以后，其與競者」。他認為《和尚碑》「天骨開張」，但他又認為不善學者，會「流為獷悍」，不過他認為柳是其它作品如《苻璘碑》、《魏公先廟碑》、《劉沔碑》、《馮宿碑》，「皆斂才就范，終規淡雅」，而《高元裕碑》，「尤為完美」。而他認為楷書「自斯厥后，雖有作者，不能自辟門戶矣。故余撰《楷法溯源》，以唐代為斯。」他以柳公權作為楷書具有自家面目的最后一人。誠然，楷書至唐，登峰造極，宋元明人多寫行草，清人碑學興盛，楷書確實無人能再造新局。
關于行草入碑的作品，由唐太宗的《晉祠銘》開始，另有《李英公碑》、《李光顏碑》都有流傳，但守敬稱「傳習者少」，倒是懷仁《集右軍圣教序》「最為學者所宗」。守敬提出一個頗耐人深思的問題：「夫右軍之書，在唐代雖流傳甚多，何能集為一碑，大小咸宜？知其必多假借。為懷仁等筆力既高，書學亦邃，遂爾風靡一時。然院體之稱，亦為有識者所譏。」守敬親自集字而成《楷法溯源》，深知集字之不易，固有如此懷疑，不過對其字本身的功力還是肯定的，只是因該帖字大小整齊，較少行書自由流暢的本色，容易變成院體制式化的字，這也是守敬提醒學書者要注意的。
守敬評宋人書碑，多雜行草。他舉蔡襄的《洛陽橋》，「最為整飭」，但是「以視魯公《中興頌》，邈乎遠矣」。評東坡《羅池廟碑》，則贊云：「端莊流麗，兼而有之」。又云「山谷題名頗多而書碑不少概見，《砥柱銘》有墨跡，未見舊石本」、「米襄陽雖名震一代，亦絕豐碑」，這表示黃庭堅、米芾之碑皆未見，而蔡京雖有碑存者，守敬不論之，因「人品不足錄矣」。
守敬評元人之碑，所存者以趙孟俯為最多，「大抵胎息李北海，足以上凌宋代，下視勝朝，然多行書」，只有「虞集《劉公神道》獨為正楷，刻于《海山仙館》者，足以式靡流俗」。評明代書者，「大抵擅長行草，正書碑刻，無足傳者。雖以董香光邈視宋元，而所傳碑刻，第有行草，無一真書。」（注十五）守敬以唐楷的標準來看元明的石刻，自然覺得成果沒有唐代楷書碑刻這么豐碩。
將這部《學書邇言》中「評碑」部分的份量與內容，和《評碑記》作比較，雖然不能相提并論，但是，新添的許多資料與新觀點，卻是彌足珍貴的書學資料。
三、《學書邇言》中之評帖部分
楊守敬于評帖部分，也是就所閱過的帖子予以評騭。而他所寓目的帖子之多，對版本的了如指掌，真令人嘆為觀止，這已非只是引導初學者的入門書，實在是守敬一生熟覽名帖的精華集。
守敬首言集帖萌于南唐，《升元》、《澄清》中仍存的帖子，都保有右軍之跡，并且優于《淳化閣帖》。并評云：「然歷代名跡多載其中，神理雖亡，匡廓猶存，在宋時已不知翻刻幾本。」至于翻刻的，也有好幾種版本，「銀釘本」、「馬槽本」、「肅府本」、「王覺斯本」、「畢士安本」，而其中以干隆年間用內府所藏「畢士安本」重摹，選石極精良，又以御制墨拓之，守敬評云：「固應為《閣帖》之冠」。于此也可見守敬須博覽許多版本的帖子，才能作如此的判斷。
其它根據《閣帖》加以增損的，有宋徽宗的《大觀帖》，守敬親見宋拓版本，僅南海伍氏所藏三冊，其后附有成親王的跋。但守敬又見其它人所藏，自稱是宋拓，但難逃守敬法眼，守敬判為明拓本，而非宋拓。
《淳熙秘閣帖》也是增損《閣帖》而成的。守敬認為所見也應當是明代重刻。有所謂「修務司本」者，此帖罕見，但蘇州沈秉成有藏本，守敬于宣統元年，見有人自蘇州攜至滬上求售，知為沈秉成所藏，索價千金，但守敬看了，覺得帖雖舊而神采不足，應該不是珍貴的宋刻本。
宋劉跂輯刻的《戲魚堂帖》，也是增損《閣帖》而成，但原石散失不存已久，今存世者是翻刻的。此帖之首所摹的《詛楚文泰山刻石》全文，是他處所罕見特別可貴的。（注十六）
守敬接著品評一些著名書家的收藏本，如明文征明的《停云館帖》十二冊，前一卷小楷，是根據宋拓本，其后的則以墨跡上石，版本堪稱精良。其門人又重刻一部，所以有「文刻」、「章刻」。由于至清已有殘缺，再補之，守敬評為「不足觀矣」。
明無錫華氏所集的《真賞齋集》四冊，守敬評為「甚精」，后因碑石毀于火災，所以有「火前」、「火后」兩種版本。「火后本」較少不易得，而市上的傳本乃是后人再翻刻的。
明王肯堂所輯《郁岡齋帖》六冊，因收藏頗富，所選刻的，是平常不易見到的作品，不過原石至守敬時，已因損毀而罕見。
最令人不解的，是明末大書法家董其昌，竟未能刻出好帖。他輯印的《戲鴻堂帖》十六冊，守敬有云：「香光見聞既博，抉擇亦精。初本木已多失真，后又為石刻，尤為重濁。王虛舟疵為明代集帖之最下者也。」而守敬最欣賞的集帖，是明吳用卿所輯刻的《余清齋帖》，評云：「大抵皆以墨跡上石，又得楊明時鐵筆之精，故出明代諸集帖之上。其石干嘉間尚存，無翻刻者。余極力搜得三部，以一部售之日本山本竟山，家存二部，今未卜存亡，惜哉！」這部被守敬譽為明代最佳的集帖，守敬竟然一口氣收藏了三本，大凡以墨跡上石所拓的作品，品質必然精良，如明海寧陳元瑞刻《渤海藏真帖》、清干隆御刻《三希堂帖》、梁清標刻《秋碧堂帖》、馮銓刻《快雪堂帖》、畢沅刻《經訓堂帖》、成親王屬袁治刻《詒晉齋帖》，都是以墨跡上石所拓出的精品。（注十七）
接著，守敬就單本名帖的版本或風格加以探討，如王羲之的作品，《十七帖》以宋朝魏泰藏本最佳，明朝《余清齋》刻本亦佳，《來禽館》刻本次之；其小楷精品《樂毅論》，守敬則認為「今傳世者鮮有佳本」；而羲之最顯赫的《十七帖》，以歐陽詢臨的「定武刻本」最好，翻刻者，又以當時的程孟陽所刻最精，原石在焦山。（注十八）守敬甚至知道好刻本的原石存于何處，對于碑帖各方面的知識都了如指掌，可見其碑學知識之淵博。
至于王獻之的作品，《鴨頭丸帖》有《余清齋》刻本，守敬評云：「清超絕塵」；而同為《余清齋》刻本的《蘭草帖》，守敬評云：「此帖沉著痛快，以開顏魯公之先」。論及顏真卿的作品，有《忠義堂顏帖》，為宋代搜集顏氏的書法，守敬見過道州何世重刻本、直隸袁開第重刊本，而守敬覺得《贈裴將軍詩》尤奇偉，為魯公絕作。而其《爭座位帖》，守敬評云：「行書自右軍后，以魯公此帖為創格，絕去姿媚，獨標古勁。何子真至推出《蘭亭》之上。此石刻于宋石，日日氈拓，丁丁之聲，不絕于耳，而無多剝蝕，當時選石之精，無出其右，不第刻手之良也。」若非守敬此論，吾人實難知該帖風行之盛況。（注十九）
關于蘇東坡的作品，有守敬為黃岡知縣楊壽昌所選刻的《景蘇園帖》六冊，守敬自評云：「大抵皆從舊本摹出，皆流傳有緒之跡，絕少偽做，故應為蘇書鉅觀」（注二十），可見守敬頗為自得。
大抵一般之名家名帖，守敬皆交代版本之優劣，間或作風格的評價，以上乃列舉大要，不詳細論列。其書寫之體例，大醇中見小疵處，即守敬因系隨想隨寫，不甚按朝代次序，和他二十九、三十歲所所完成的《評碑記》、《評帖記》，按時代論列，條理井然，大異其趣。
無論碑帖，守敬非常講究版本，對宋代第一部集帖《淳化閣帖》的鉤刻不精，真偽雜揉深表不滿。評董其昌輯印的《戲鴻堂帖》，也無佳評，有云：「香光見聞既博，抉擇亦精。初本木已多失真，后又為石刻，尤為重濁。王虛舟疵為明代集帖之最下者也。」但對于以墨跡上石所拓的作品，則贊其品質精良，如明吳用卿所輯刻的《余清齋帖》、海寧陳元瑞刻《渤海藏真帖》、清干隆御刻《三希堂帖》、梁清標刻《秋碧堂帖》、馮銓刻《快雪堂帖》、畢沅刻《經訓堂帖》、成親王屬袁治刻《詒晉齋帖》，都是以墨跡上石所拓出的精品。
四、結語
楊守敬在近代學術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成就，而且都是搜羅資料豐富，研究深入。再書法學方面，他不但研究碑帖，也書寫書法作品，但是，他并未自期為書法家，故不特別力求體勢上的創新，只是率性地書寫，但在碑帖的推廣和鑒賞方面，他卻花了相當大的精神。他在二十九、三十歲的時候，寫下《評碑記》、《評帖記》，又歷時四十年，于三十四歲時開雕雙鉤碑拓的《望堂金石》，并以一年時間，于四十歲時集字成一部《楷法溯源》字典。他四十二歲到日本的時候，帶著收藏的一萬多部的碑帖拓本前往。后來雖然為了換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國已失傳的古籍，不得不將許多碑帖拓本賣掉，他卻用縮影照相術，于四十四歲時完成了《寰宇貞石圖》。這些重要的著作，使日本愛好書法的人士眼界大開，加速了日本書壇的現代化，守敬也因而被盛贊為「日本書法現代化之祖」（注二六）。因為他對日本書壇的影響，才有水野疏梅的渡海來求教，并促使守敬完成這部《學書邇言》。
他在《學書邇言》卷首緒論中，提出了學書五要：天分、多見、多寫、品高、學富。其中多見、品高、學富三件事，他都身體力行。由于他對學術的關注甚深，所以并未走上專業的書法家之路，但他卻稱得上是一位優秀的書學評論家。尤其他在《學書邇言》中表現了相當深度與廣度的審美，并能「碑帖并重」，不會像包世臣的《藝舟雙楫》與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一樣，崇碑抑帖，表現出偏頗的審美觀。
守敬一生熟覽碑帖，含英咀花，雖然晚年碑帖皆不在手邊，卻能寫出這樣見解精辟深入，涵蓋面又廣的評論作品，實在令人驚奇而佩服。一九八○年代，日本書家西林昭一先生，還要學生們組織「學書邇言輪讀會」，將日本版和守敬原來的手稿互相校讀，以掌握其精義（注二七）。筆者認為：誠如姜氏所言，楊守敬并未在書法藝術方面創立什么新典范，但是，他卻建立了書法藝術研究者的優良典范，而且在日本開花結果，他的精神實在值得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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