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一生專治地學，歷經師生三代而成的《水經注疏》，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足以作為清代三百年地理學研究中的終結性代表，但該書的出版刊行命運多舛，其中的風風雨雨，徒增當今關注民族文化和正統學術人士之感慨。但聊可欣慰的是，當今民族文化似有復興之跡象，對楊守敬的關注和重新審視即為一例。
楊守敬（1839—1915年），字鵬云，號惺吾，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曾七次公車不第，48歲時方絕意科名，專心著述，以名山事業為己任，孜孜求索，博學多通，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金石學家、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方志學家和書法家。42歲時曾應駐日本公使何如璋召赴東京出任使館文化隨員。在日期間，搜集流失在日本的中國古籍凡5大車，10萬卷冊以上。同時在日本大力弘揚中國的書法藝術，其書法古茂恣肆，直逼漢魏，近代日本書壇崇尚北魏風骨，實多出于楊守敬的倡導，故在今日東瀛有尊楊為書道之宗一說。楊于1884年回國就任黃岡教諭。1889年受湖廣總督張之洞邀聘出任兩湖書院地理教席。楊守敬是清末同時代學人中惟一堪稱大師級的湖北籍學者，其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是劃分古近代該學科分界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尤以《歷代地理沿革總圖》和《水經注疏》為代表。著名學者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中評述清人地理學研究時說：“守敬實集清代三百年來《水經注》研究之大成，其專心致志真可驚也。”與楊同一時代的國學大師羅振玉曾將楊守敬的”地理學”、段玉裁的“小學”、李善蘭的“算學”推尊為清代三“絕學”。
《水經注》是北魏著名學者酈道元畢一生之功而成的中國歷史地理學鴻著，凡40卷，引諸史、地記、雜著數百種及親身考察所得，詳見水道千余條，敘其地理變遷沿革，旁及城郭、風俗、土產、人物等，是繼《山海經》、《禹貢》之后中國地理學的經典名作。自酈道元以后，許多學人將《水經注》的考訂注釋引為畢生之學，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繼明末大家顧炎武對《水經注》的研究卓有成就后，清代出現了沈炳巽、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孫星衍等專治《水經注》的五君子。
楊守敬絕意科名后，立下宏愿在前人的基礎上研究《水經注》，除大量收羅有關書籍資料（其觀海堂藏書時與湖北名宿柯逢時的收藏并駕齊名，其藏書之富，一時雄視國內），同時也進行了艱難的長途實地考察，并在此前作了大量的學術準備，為《水經注》的終結性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他著《禹貢本義》、《漢書地理志補校》，以溯其源；撰《三國郡縣表補正》，以考其世；著《隋書地理志考證》，以究其委。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將《水經注疏要刪》先行刊布發行，繼之又于宣統元年（1909年）刊刻《水經注疏要刪補遺及續補》，并由此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當時學者名士推崇他的研究是“曠世絕學，獨有千古”。楊守敬與其得意弟子枝江人熊會貞一道，從逐一檢出注語出處入手，注于書眉行間，用書八部，朱墨遍滿，然后比勘前哲得失，訂于一時，歷30多年“無間寒暑”考訂著述，洋洋百萬言之《水經注疏》大功垂成。辛亥革命后，楊守敬到上海避難，依靠湖北名人柯逢時、張之洞幕府舊友梁鼎芬及滬上學人的資助，在“賣字為活”以及替他人鑒賞碑版古籍、題寫跋記的同時，繼續他的《水經注疏》殺青工作。同時他又竭力為籌劃《水經注疏》的出版刊印而四處奔忙，甚至于不惜晚節委身于北洋政府。
他向黎元洪寫信要求將其所編《歷代地理沿革總圖》“飭下各省學堂為地理教科書”；向財政總長梁士詒寫信，婉轉請求政府資助《水經注疏》的出版（后民元政府“贈以刻《水經注疏》貳佰元”）；向段祺瑞、趙爾巽、周樹謨等政界要人寫信求援，希望能夠得到他們在刻版上的支持。同時向遠在日本的羅振玉推介自己的未刊著作，商量《水經注疏》的雕版事宜，為了盡早成書，不惜將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圖書給羅出版。另外還給湘中名儒長沙岳麓書院山長、晚清治理《水經注》的另一名家王先謙寫信，要求在湖南永州代覓價廉工精的刻手。直至后來不惜背上被清朝遺老唾棄的罵名出任民元政府的參政，其目的就在于風燭殘年將自己嘔心瀝血數十載的《水經注疏》雕版問世。楊守敬多次強調“此書不刊行，死不瞑目”，但直至1915年辭世前，這位“常以名山之業為念”的鄰蘇老人終未能看到自己傾注畢生心血的《水經注疏》的出版。
在楊守敬生命的最后時刻，《水經注疏》仍在纂輯、疏證、校理之中。楊在臨終前將該書托付給弟子熊會貞，并囑咐家人每年以租米20石為熊的衣食之資。熊會貞銘記恩師遺囑，蟄居武昌楊氏菊灣府中，“無間寒暑，志在必成”。經過22年的不懈努力，“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易，略已初定”，以長沙王先謙合校本起草厘訂為40卷，154萬字。1930年日本學者森三鹿派遣松浦嘉三郎來到武昌，要求以重金買《水經注疏》的抄寫副本，熊會貞以“大夫無域外之交”而堅拒之。后來楊氏后人暗中將稿本賣與他人，熊會貞獲悉后悲憤交集，自縊而死，與稿俱逝。1936年，在熊會貞彌留之際，將《水經注疏》稿本的最后補訂工作再次托付給枝江同鄉、燕京大學研究生李子魁。
楊守敬、熊會貞師弟兩代歷50余年心血的《水經注疏》稿本引起海內外普遍關注，除日本所謂漢學界多次以各種方式覓取其稿而最終不得外，當時的國民政府有關機構也向楊氏后人多次索購不得。“蘆溝橋事變”后，國民黨當局從學術和軍事價值等方面出發，要求對楊氏原稿予以保護和強購。1938年6月10日，陳立夫任部長的教育部向湖北省政府發來密咨，要求湖北省政府采取各種手段，將楊守敬藏書及《水經注疏》原稿“迅即設法購買或強制代為遷移至安全地帶，以免落入敵手”。湖北省政府派員赴楊府與楊的后人楊勉之多次洽談后，楊后人主張自行解決保護問題，并擬運回宜都老家保存，而當時單獨將《水經注疏》原稿寄存于漢口同濟信托公司。
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歷史與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經與商務印書館王云五等人商量，與楊氏后人楊勉之簽訂了刊印《水經注疏》稿的合約。決定由教育部會同中央研究院一次給付楊氏后人3000元，書稿交由中英庚款董事會管理，由商務印書館設在香港的印刷所出版刊印。7月30日，湖北省會警察局第五分局專員與省教育廳董宗海等人護送楊氏后人從同濟信托公司取出原稿后，送到漢口黃陂路75號傅斯年寓所，后由傅斯年坐飛機將原稿帶到了香港。經多方動員，由湖北省政府將楊守敬的其他藏書10大箱，共計6093冊，各類地圖80幅，從楊的后人手中收購后于武漢淪陷前運至巴東交由省圖書館管理。楊守敬的其他大部分重要藏書已于1914年由當時的國務院收購，庋藏于故宮博物院，成為我國歷史文獻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楊守敬留存于湖北的藏書初期存放于巴東江北柚子樹，為避免敵機轟炸，1939年8月，經重新整理編目后，由巴東轉運至興山縣屈洞鄉興隆寺山洞里。時任湖北省圖書館館長的談錫恩，為保護楊守敬藏書和其他重要圖籍、版片，不顧年事已高，親自住洞守護，直至1941年3月轉運恩施為止。抗戰復員后，這些圖書重又遷回武昌蛇山南麓的省圖書館。
傅斯年將《水經注疏》原稿帶到香港后，由于當時國內正處于抗戰時期，實際上并沒有及時將有關款項撥付印務所作先期運作。1941年11月6日，日本天皇批準了對香港的作戰計劃，12月25日晚香港淪陷。其時，《水經注疏》的命運我們不得而知。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傅斯年隨歷史語言研究所西遷昆明，后又遷回四川，相信他一定無時不在關注《水經注疏》的下落和命運。后來將書稿帶到臺灣，肯定與傅斯年的關注和努力分不開。但一直到1950年12月20日在臺北病逝，傅斯年未能履行當年的合約，將《水經注疏》刊印出版。
受熊會貞重托負最后校訂之責的燕京研究生李子魁并沒有辜負先人的期望，無論是在戰時的重慶，還是復員后在家鄉湖北，一方面繼續做好該書的補訂校對工作，一方面也是積極籌劃出版刊行，以慰先師在天之靈。在感嘆于商務印書館未能公開刊印之余，依靠自身單薄的力量，于1949年12月前，得時任省圖書館職員的楊守敬宜都同鄉向宜甫及另一同鄉姚海航私人贊助，用自己的教學薪金，刊印40卷《水經注疏》中之前3卷。在現存的該書第3卷尾用毛筆寫的“本書刊印費由姚海航、向宜甫兩君及余之教學薪金湊合而成，今后再無力繼續出版了！”注語，使人不禁為之潸然動容，嗟噫不已！
1949年1月，傅斯年將當年從漢口帶到香港后又輾轉回到內地的《水經注疏》正稿，隨同歷史與語言研究所保存的其他圖書文物遷移到了臺灣。50年代初期終于在臺灣，由臺北中華書局將其影印出版。而在內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從武漢收藏家徐行可手中購買到熊會貞生前寫訂，與傅的正稿同一書抄寫的《水經注疏》副稿本。該稿本于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影印出版。與此同時，中國史學界成立了以吳晗、范文瀾、譚其驤等為主的“重新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任務是編繪一部《中國歷代地圖集》，以供毛澤東讀史之用。1971年，臺灣中華書局影印前中央圖書館藏《水經注疏》另一稿本。1982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負責人李一氓建議重新整理出版《楊守敬集》。1984年5月5日，由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謝承仁為首的整理小組正式成立，收錄包括《水經注疏》在內的楊守敬一生40余部重要著作的《楊守敬集》于1988年4月起陸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
|
mailto:guoxue@guoxue.com
010-6890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