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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聯大的教授中，馮友蘭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長，經歷了許多歷史變幻。
馮友蘭的命運，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許多啟示，這人們已經說得很多了。我曾寫過一篇
《晚年馮友蘭》，說了我對他的理解。我對馮先生的學問是門外漢，我感興趣的是他的
經歷。我想從他的經歷中看一代知識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在同樣
的歷史條件下，同樣面臨不適應，這時決定一個知識分子選擇的動力是什么？過去的理
想、文化的傳統能起多大作用？也許這是難以說清楚的。但有一點，我覺得可以說，也
容易找到相應的歷史事實，那就是一個人的個性。個性這東西，有時候和信仰和傳統是
分裂的。在環境壓力下的知識分子，信仰和傳統的力量有時會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
決定性的。像馮友蘭在“文革”中的轉變，從他早年的行為中也能找到相應的依據。臺
灣馬逢華曾說過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
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

    　　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
    　　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

    這話的意思是岱孫怎么說，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說（馬逢華
《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傳記文學》52卷6期）。雖是學林掌故，但我們卻能從細
微處見到一個知識分子的個性。面臨同樣的歷史巨變，馮友蘭和金岳霖的轉變有點類似。
1974年馮友蘭在《光明日報》發表《詠史二十五首（并序）》，這些詩明顯留有當時的
歷史痕跡。《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有“金岳霖來信稱贊《詠史詩》”的記載
（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52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見金岳霖當時的
思想狀況。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一樣，都是早年清華，然后留美，回國做大
學教授，雖然專業不同，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整體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們對政治的態
度，這個態度簡單說就是“參政意識”。金岳霖的專業懂得的人不多，他當年在自己的
專業領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馮友蘭一起當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
士，它是當時一個學者的最高榮譽。金岳霖曾說過他一生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對政治不
感興趣，不等于對政治沒有見解。過去的知識分子，多數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但同時
他們又都對政治保持有熱情，金岳霖曾在許多公開發表的宣言中簽過名，對學生運動，
他也和多數大學教授一樣，有自己一貫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殷海光曾
這樣描述當年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
像濃霧里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
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
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
本人，他是那么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
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第155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一個教授當年的風范給學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見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
同樣一個金岳霖，在后來卻突然發生了變化。他的學生王浩曾說，金先生的絕大部份文
章和3本專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
的理想。”對此王浩的評價是“所以一個人如果多年來專心追求一個理想而中途忽然轉
向另一個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續一個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績。”（《金岳霖學術思想
研究》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參預了對杜威、胡適和羅素的批判，參預了對
梁漱溟、費孝通、章伯鈞的批判。這個被他的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的人，突然轉變了。他的轉變是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普遍選擇，人們對他的選擇也許已
不再苛求，但如何評價這種選擇，從這種選擇中能看出什么東西，卻是不容含糊的。王
中江在《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中有一段話說得極好。他說：“對他
50年代以前的哲學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憤怒和痛苦。對此，金到底是如何感
受的，我們已不能詳細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從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為他的所
為作出辯護，把他個人的悲劇性失誤，轉換成同時代的悲劇性曲折；但是，從感情上，
我不能原諒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對他自己的失誤承擔責任。”（見該書255頁，河
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這一代知識分子，本來言論應該是最具獨立性的，但在歷史巨變
中，我們沒有看見這種獨立性。金岳霖晚年，對自己的選擇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話
說得很含蓄。他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么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
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絕大多數的人都心明眼亮起來了，難道
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沒有變成糊涂人。事實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劉培育編
《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60頁，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實在這里想要說的是，
多數人放棄了獨立性，我也就不再堅持了。為什么要這樣呢？金岳霖說：“解放后，我
們花大功夫，長時問，學習政治，端正政治態度。我這樣的人有條件爭取入盟入黨，難
道我可以不爭取嗎？不錯，我是一個搞抽象思維的人，但是，我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
的人。這一點如果我不承認，怎么說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據這一點我就爭取入盟入黨
了。”（同上）
    1957年，金岳霖平安無事，不知這是否和他與毛主席吃過4次飯有關，但與金岳霖主
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而盡可能迎合時代有關。關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們現在知道
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關于他個人生活的一些趣聞，如他和林微因一家的關系之類。我
讀過一些國內出版的關于金岳霖的書，感到金岳霖這樣的知識分子是讀書人的楷模，身
上有許多優秀的品質，學問好，人又高雅，有中國人的機智（如他有作聯語的嗜好），
又有西方人的幽默。從他晚年的談話中，能感到他在做出違心之論時，是有過考慮的，
不過他“終究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就個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屬于比較軟弱的人。
    1922年，金岳霖28歲的時候，在當時的《晨報·副鐫》上寫過一篇長文《優秀分子
與今日的社會》（1922年12月4－5日），這篇文章好幾本關于金岳霖的書都沒有注意到。
了解青年金岳霖，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金岳霖還在英國。文章是
由蔡元培、胡適等知識分子在《努力周報》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而發的感想，蔡
元培、胡適在這個主張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張。從金岳霖的這篇文章看，
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別是他對知識分子的理想，仍能給我
們啟發。第一，他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
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
在水果攤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識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做
職業的意思。若是議定憲法修改關稅的事都是特別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
依然可以獨立過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作目的，
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于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識
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輕的時候，雖然對中國社會的利弊有清醒的認識，但并沒有失去信心。他
說：“有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
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們本來是獨立的，所以能使社會慢慢的就他們的范圍。有這樣一
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
致于無望。”一個人如果不特別健忘的話，他在年老的時候，應該回憶起自己年輕時的
理想。金岳霖的這篇文章是他專業之外的感想，也許他早已忘記了，但文章可以忘記，
理想卻不會丟失，只是塵封在記憶中不愿再去提起，時代留給金岳霖他們這一代知識分
子的難題，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來源：二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