畬田調　王禹偁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
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熟悉唐詩的讀者大概都知道王駕的社日：“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它描繪的是一幅安定、富庶的江南春社圖。表現了農民之間的友誼互助和豐收后的喜悅，當然也表現了作者對農村生活的向往之情。宋代詩人王禹偁的這首《畬田調》所表現的基調與此相類，只不過不是富庶的江南水鄉而是貧瘠的商州山區，不是慶祝豐收而是艱難開荒，不是春社圖而是助耕圖。但其中表現出農民之間的互助和友誼，勞動的歡樂和詩人的艷羨則是共通的，尤其是詩人為他們能自食其力，尚未受地租地稅的侵擾，不像山中寡婦那樣“任是深山更深處，亦應無計避征傜”所表現出的慶幸，更是唐人王駕《社日》中所沒有的，大概這也是宋詩“主理”而唐詩“主情”之區別所在。

　　王禹偁（954—1001），宋初詩人、散文家。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省巨野縣）人。晚貶知黃州，世稱王黃州。王禹偁出身貧寒。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登進士第，授成武縣（今屬山東）主簿，遷大理評事，次年，改任長洲（今江蘇蘇州）知縣。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試，擢右拾遺并直史館。后拜左司諫、知制誥。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廬州尼姑道安誣告著名文字學家徐鉉。當時禹偁任大理評事，執法為徐鉉雪誣，又抗疏論道安誣告之罪，觸怒太宗，被貶為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屬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隨即召回。任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后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復知制誥，上書提出“謹邊防”，“減冗兵，并冗吏”等事。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知黃州（今湖北黃岡），咸平四年冬改知蘄州（今湖北蘄春）。咸平四年在蘄州卒，年四十八。《宋史》與《東都事略》有傳。王禹偁自編《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叢刊》本。另有其曾孫王汾裒輯《小畜外集》，有清光緒年間孫星華刻本。近人徐規所著《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收集佚詩佚文多篇。

　　王禹偁為官清廉，關心民間疾苦；秉性剛直，遇事直言敢諫，不畏權勢，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一生中三次受到貶官的打擊，乃作《三黜賦》，申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表現了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王禹偁在政治上主張改革，曾向朝廷提出許多建議，在《端拱箴》、《三諫書序》、《御戎十策》以及知揚州時作的《應詔言事疏》等著作中，他提出了重農耕、節財用、任賢能、抑豪強、謹邊防、減冗兵冗吏、淘汰僧尼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主張，雖大多數未被太宗、真宗采納，卻為宋仁宗時范仲淹等人的”慶歷變法”開了先聲。大詩人蘇東坡對王禹偁非常敬佩，他曾對著王禹偁的畫像而感嘆道：“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余烈，原為執鞭而不可”。

　　文學上，王禹偁反對宋初所沿襲的唐末五代頹靡纖麗文風，以宗經復古為旗幟，提倡繼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的精神，主張“遠師六經”，“近師吏部（韓愈）”，寫“傳道而明心”的古文。他特別強調“不得已而言”，文章要“句易道”、“義易曉”，發揮了韓愈古文理論與實踐中“文從字順”的一面。他的散文作品如《待漏院記》和《黃州新建小竹樓記》等代表作，內容充實，感情充沛，語言曉暢。

　　詩歌方面也同散文一樣，語言平易流暢，風格簡雅古淡。關心現實政治和民生，推崇杜甫和白居易。他說過：“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他在創作中努力實踐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對雪》、《感流亡》、《竹□》、《對雪示嘉祐》等詩，以深厚的同情描寫了當時農民、士兵的苦難境況，揭露了現實的黑暗，而且嚴于針砭自身，繼承和發揚了杜甫“三吏”、“三別”與白居易《秦中吟》的風格。《畬田詞》五首生動地記錄了山區刀耕火種的情景，贊揚了普通人民勤勞刻苦和團結互助的美德他的詩，其所選的這首《畬田調》正是體現了這方面特色！

　　《畬田調》是王禹偁貶為商州團練副使第二年，根據在山區見到的真實的墾荒場面所寫的一首詩。詩中描寫山區農民相互幫助、自耕自足的生活。并第一人稱畬田勞動者的口吻，表現了農民的真實心聲。共五首，這里選的是第三首。“畬田”是當時很原始的一種耕作方式：先用刀看去地面上的灌木雜草，然后放火燒荒，然后上面耕種，即所謂“刀耕火種”。由于耕作技術落后，單憑個體勞力就很難勝任。因此畬田是往往多人合伙、臨時互助，詩人所描繪的正是這種緊張又友好的勞動互助場面。這在以個體勞動為主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頗為罕見和新鮮，因而引起詩人的關注很詠歌。

　　詩人首先描寫的就是這種新奇的勞動場面。據作者在詩序中介紹：畬田前主家先發出邀請：“某家某日有事于畬田，雖數十里如期而集，鋤斧隨焉。至則行酒啖炙。鼓噪而作，蓋劚而掩其土也。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種播之。”這就是詩中所描繪的：“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云。”畬田的主家發出邀請，互助者應約而至。斫荒前先以酒肉。幫忙者在酒足飯飽之后來到地頭，伴著鼓聲，喊著號子，也帶著醉意斫荒。詩人寫這個新奇的勞動場面并不僅僅是為了獵奇，更在于營造一種脫離現世的古樸之風，好與下面要寫的“野老擊壤”的唐堯之世在思想上合拍，從而表達詩人否定現實、追慕往古，“革弊復古”的政治主張。在這兩句中，如果說首句重在表現勞動場面的奇特，那么，第二句則重在斫荒者的勤勉和賣力，這個勞動場面不但很熱鬧、歡快，而且亦如詩序中所云“人人自勉”，否則就不會很快斫到亂云深處。這表面上是在詠歌互助者的勞動熱情，實際上同上句一樣，是在贊揚人與人之間推誠相待，不會藏奸偷懶的古樸民風！亦如詩人在詩序中所坦陳：“仆愛其有義，作畬田詞五首，以侑其氣”，以推展其古樸之風。

　　如果再深入討論下去：難道僅僅是因為民有古樸之風，存心忠厚，勉勵勞作以報答主人家的盛情款待嗎？詩人詠歌的目的也僅僅是推展其古樸之風嗎？不！通過左后兩句“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詩人告訴我們，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由于這商山身處是當時統治者鞭力未及之處，還沒有受到地租和苛稅的侵擾，類似“自種自收還自足”的唐堯之民，這才是勞動場面能如此熱鬧，耕者的熱情能如此高漲，斫荒的進度又能如此之快的真正原因之所在，也是詩人發諸吟詠的主要目的之所在！從絕句的格律來看，由于形式短小，是很忌諱一句之中字面相同的，而詩人卻在一句之中連用三個“自”字，這固然與他有意向民歌學習有關，但也是刻意通過這個“自”字，極力強調創作題旨：批判封建地租剝削，向往勞動者能自食其力。這也不僅是王禹偁，也是中國古代一些進步的政治家和詩人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晉代的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就夢想過一個“春蠶收長絲，春秋靡王稅”的理想國。王禹偁在此詩中所詠歌的“不知堯舜是吾君”也是化用了我國最古老的一首歌謠，唐堯時代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知堯舜是吾君”表面上是在稱贊宋太宗是堯舜之君，落腳點則是在商州深山之民不知今日朝廷情況，實際上慶幸宋庭鞭力還未及此“山高皇帝遠”之處。山民不知也不愿知今日帝王是誰？說穿了，也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詩人著意贊頌畬田者這種生活環境和思想狀況，不但表現了他對地租剝削殘酷性的認識和農民生產生活的關心，體現著一個開明政治家思想的進步性，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五代大動亂后，宋初統治者還無力顧及深山邊遠地區，也不敢過重的進行地租剝削，從而使那里的百姓暫時獲得了喘息的機會。這也從方面證明了：任何一個時代民眾的苦難，生產力的破壞，都是統治者的過度剝削和干預造成的！關于這點，我們只要與不同時代卻同題材的詩作做一比較就可清楚地看出。

　　唐末的杜荀鶴有首《山中寡婦》，寫的也是深山中民眾的生產生活情形，但情形與王禹偁筆下卻大不相同：“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發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后尚征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這里的賦稅：“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后尚征苗”，而且邊遠莫廢：“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正是這種深及深山的異常苛重的賦稅，讓百姓無計可活，無路可逃：“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衣衫鬢發焦”；“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南宋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中也反映了類似情形：“采菱辛苦廢犁鋤，十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由于苛重的地租，農民已無力靠種地為生：“無力買田聊種水”，在水面中一些菱藕，盡管采摘時很辛苦，會“十指流丹鬼質枯”，但賴以為生啊。就連這點生存機會官府也不給：“近來湖面亦收租”。封建地租剝削可謂無時不有，無處不到！。從這點來說，王禹偁的這首《畬田調》為我們認識封建地租的殘酷，如何抑制了生產力的發展，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提供的另一種對比資料。

王禹偁與《黃岡竹樓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