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實行文學革命。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揭開了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頁。
胡適是這次文學革命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據他自己的說法，他的致力于文學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雜志》創刊的時候，陳獨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責那種“稱功頌德”的“奴隸之文章”。接著又發表《現代歐洲文藝史譚》等文，介紹西方近代文藝思潮，從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的發展歷史。他又聯系我國情況，倡導改革文藝，指出：
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今后當趨向寫實主義。文章以紀事為重，繪畫以寫生為重，庶足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①
大致與此同時，胡適與任叔永、梅光迪、楊杏佛等一班留學生朋友，在美國的綺色佳度暑假。他們在康奈爾校園里散步，去凱約嘉湖上蕩舟，也一起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常常發生激烈的爭辯。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邊，因而漸漸“逼”出了胡適的關于“文學革命”的主張。這年9月，他在《送梅覲莊(光迪)往哈佛大學》一詩中寫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勘天差可擬。梅生梅生毋自鄙!②這是胡適最初提出“文學革命”，并表示要“以此報國”的宣言。但他當時對于文學革命的觀念還很朦朧。經過留美同學間的進一步討論和爭辯，1916年秋天，他便綜合與朋友們私下討論的見解，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首次公開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及具體主張的“八事”：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③
這“八事”便是后來的“八不主義”，代表胡適關于文學革命的綱領性意見。雖然大多就形式方面著眼，但也明確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簡單地認定胡適這些主張是形式主義，是不符合實際的。
陳獨秀收到胡適的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發表，并極力稱贊說：
承示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項外，其余六事，仆無不合十贊嘆，以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倘能詳其理由，指陳得失，衍為一文，以告當世，其業尤盛。④
把胡適的主張，譽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就當時文壇的狀況來看，并不為過。
1917年1月，胡適按陳獨秀的要求，將上述八項主張“衍為一文”，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是胡適鼓吹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學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張“言之有物”，又朦朧地反對專制主義的“文以載道”說；鼓吹進化論，用以解釋文學發展變遷的規律；肯定通俗行遠的白話小說，提出“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的觀念；反對摹仿古人，提倡“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論點，充實了文學革命的內容。胡適還提出以文學“服勞報國”的積極愛國主義的文學主張。他說：
國之多患，吾豈不知之?然病國危時，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也。其不能為賈生王粲屈原謝皋羽，而徒為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⑤
胡適希望文學家作費希特、瑪志尼，用文學為祖國的獨立自強而積極奮斗，反對無補于“病國危時”的哀傷痛哭、無病呻吟的文學。這種積極的愛國主義文學思想，是難能可貴的。
但《文學改良芻議》也表明，胡適的態度相當軟懦和游移。他經過再四研思，把“文學革命”改成了“文學改良”，仍深恐矯枉過正，預先就請求別人“匡糾是正之”。他自己后來也說：
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⑥
是陳獨秀以革命家的堅決態度，彌補了胡適軟懦游移的弱點，于1917年2月，推出《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了“文學革命”的旗幟。他提出的“三大主義”，⑦雖也不免籠統，但鋒芒所向，“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態度和主張都比胡適更堅決，更激進一些。⑧
然而，《文學改良芻議》畢竟是向來公認的文學革命的“一個發難的信號”，⑨在當時的中國文壇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便是最先的響應。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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