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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1891～1962)原名洪骍，字希強；后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胡適考取“庚款”第二批留美學生，先在康奈爾大學學農，后改學哲學，兼學英國文學、政治、經濟，獲學士、碩士學位。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學習實驗主義哲學。1917年5月，通過博士學位的最后考試，尚未拿到博士文憑便匆匆回國任北大教授。胡適在美國讀書時，積極思考文學革命的主張，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發難文章。五四時期，他以提倡文學革命與思想解放而成為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1920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胡適還是一位享有國際聲望的大學者，先后出版專著三十余部，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開創性的貢獻，深深地影響著一代學人。

　　

　　陳衡哲(1890～1976)筆名莎菲，湖南衡東石灣人。她在《自傳》里說：“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按：后劃為衡東)，但因我的祖母和母親都是江蘇武進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進人�！标惡庹艿淖娓戈惷反迨乔宄�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勤于讀書，為人正直，至今石灣還流傳他不少故事。他共有十三個子女，陳衡哲的父親是幼子，也擔任過清朝的官吏，共生五個子女，陳衡哲排行第二。三妹陳衡粹是著名戲劇家余上沅的夫人。陳衡哲從小聰慧好學，深受父母喜愛。1914年清華學堂招收留美女學生，經過考試，她入美國瓦沙女子大學，專修西洋歷史，兼學西洋文學。1918年在瓦沙女子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后，又進芝加哥大學繼續學習。1920年獲碩士學位，并回國到北京大學任教。曾先后擔任過北京大學歷史系、南京東南大學歷史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1927年至1933年，陳衡哲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國出席在美國檀香山、日本東京、中國上海、加拿大班府召開的太平洋會議的學術會議。陳衡哲先后出版的學術專著有《文藝復興史》、《文藝復興小史》、《西洋史》(上下冊)等。陳衡哲是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代女性作家，與謝冰心、凌淑華、馮沅君、黃廬隱、蘇雪林一樣馳名�？蚂`稱贊她們：“大都出生于仕宦之家，還是清末的遺民，有的留學海外，浥歐風，沐美雨，或多才多藝，或作家而兼學者，格調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閨秀余緒而別具五四新姿。”〔1〕“作家而兼學者”的陳衡哲，文學只是她治史之外的“余事”，她曾表白過：“我既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么小說家，我的小說不過是一種內心沖動的產品。它們既沒有師承，也沒有派別，它們是不中文學家的規矩繩墨的。它們存在的惟一理由，是真誠，是人類情感的共同與至誠。”〔2〕作為作家，她的創作并不豐富，只有短篇小說集《小雨點》，散文《陳衡哲散文集》(上下兩卷)和用英文寫作的《一個中國女人的自傳》等。此外，在抗戰流亡時期，還寫作了不少詩文小說，可惜未曾發表。陳衡哲盡管著作不多，但正如司馬長風先生所說：當文學革命蓬勃興起的時候，“首先響應拿起筆寫小說的作家，最先是魯迅，第二個就是陳衡哲。她實是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女作家”〔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陳衡哲占有一定的地位。

　　胡適與陳衡哲是同輩作家。1916年在留美期間通訊相識，爾后，由相識而相知。在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 他們在文化、教育、生活上，相互提攜，共同拼搏，那高尚而純潔的友誼，真摯而動人的故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佳話。史海鉤沉，回味他們的情感世界，無不讓我們感佩至極，敬慕由衷。

新文學“最早的同志”

　　胡適曾在《嘗試集自序》里說：“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于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胡適不是情緒化的熱情詩人，而是很有修養的冷靜學者，他在這里說得輕松，也很客氣，實際情況遠比這復雜和嚴峻。早在1915年夏天，美國東部中國留學生成立了一個“文學科學研究部”，胡適擔任文學委員。在研究部的年會上，他寫了篇《如何可使吾國語言易于傳授》的文章，指出文言文是一種“半死的語言”，而稱白話文為活的語言。他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重視，成了他文學革命的邏輯起點。這年秋天，胡適即將離開康奈爾大學去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螤柎髮W設在綺色佳鎮，全鎮一萬六千居民，風光秀美，景色宜人，胡適已在此生活了五年，“一溪一壑都有深情”〔4〕，把它稱為“第二故鄉”。當時，同鄉好友梅光迪在此度假。他已取得了威斯康辛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準備到哈佛大學深造。為歡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學，胡適作詩祝賀，其中有“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句。詩中“鬼”者，洋鬼子之謂也。胡適的詩遭到了任鴻雋(叔永)的嘲諷。任鴻雋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1911年赴美留學又與胡適同在康奈爾大學同校，彼此交情甚厚。任詩標題為《送胡生往哥倫比亞》，抓住“鬼”的線索，一口氣把十一個外國名詞的譯音連綴在一起，組成一首打油詩，并對“文學革命”加以挖苦。胡適當時覺得苦悶、孤獨，回敬了一首，并請任鴻雋轉致諸友人，詩中提出了“要須作詩如作文”的觀點，明確表明作詩需要跟作文一樣用白話來寫作，并開始“嘗試”寫作白話詩。胡適的觀點提出后，遭到了梅光迪、任鴻雋和其他朋友的反對，又展開了激烈的論爭。通過論爭，梅光迪被說服了，贊成了胡適的主張。1916年夏天，任鴻雋、陳衡哲、梅光迪、楊銓(杏佛)、唐鉞等人在綺色佳相聚，胡適沒有參加。任鴻雋寫了《泛湖記事詩》一首，用了不少文言典故，陳詞老調，遭到了胡適的批評，于是又引起了新的論爭。任鴻雋說：“白話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梅光迪的態度也起了變化，又插進來論戰，他寫信給胡適說：“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并嘲笑胡適的白話詩，好像兒時聽“蓮花落”一樣，找不出一點詩味來。朱經農是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好友，這時也來到美國，他寫信勸胡適：“白話詩無甚可取。”胡適的主張得不到朋友的支持、贊成，他感到孤寂、苦悶，便寫下了著名的《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又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蝴蝶》寫于1916年8月，收入《嘗試集》，初版時題作《朋友》，是他當時孤寂、苦悶心情的自然流露。他期待著“同志”共同參與文學革命，而陳衡哲則是新文學“最早的同志”。

　　陳衡哲當時就讀于美國瓦沙女子大學，距綺色佳有數小時火車的距離。她到綺色佳度暑假時，胡適已進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失卻了見面的機會。唐德剛先生是胡適的同鄉、學生、忘年交，當他六十年之后寫《胡適雜憶》時，還用幽默、揶揄的筆調寫到當年的往事：陳衡哲“豆蔻年華，藏在深閨”，“驚鴻一瞥地在綺色佳出現”，“與諸名士游湖借傘之時，適之卻遠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務無由，而挾傘于后、尾追不舍的卻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胡適是1916年10月開始與陳衡哲通信的，1917年4月7日由任叔永陪同，他們才見了第一面。胡適在《藏暉室札記》中記道：“4月7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Poughkeepsie)訪陳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與女士通信，五月以來，論文論學之書以及游戲酬答之片，蓋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訪女士，始得見之�！边@是胡適在美留學期間與陳衡哲女士的第一次見面，也是惟一的一次見面。他們雖然見面次數不多，但在五個月之內，胡適單方面便寄出了信函“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為數頗不算少。尤其是那些“游戲酬答之片”，雙方的感情還是很親密、很諧趣的。1914年11月1日，因彼此稱呼問題，“寄陳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記“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么?

　　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我亦不應該，勉強“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胡適答云：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么，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再駁回。

　　這些，只是朋友之間的“游戲酬答之片”，絕對算不上“情書”。一則胡適是一個很遵循傳統道德的君子，他知道任鴻雋正在追求陳衡哲，“朋友之‘友'不可友”，是當時留學生很講究的一項俠義傳統，他不會做違背這一傳統的“第三者”。更何況胡適是一大孝子，母親已在家鄉給他與江冬秀女士訂下了婚約，他也不會輕易違抗母命。二則陳衡哲女士當時正充滿理想，主張“不婚主義”，胡適也不會輕易放下面子，去碰這個釘子。

　　那么，胡適為什么要稱陳衡哲為新文學“最早的同志”呢?

　　一是陳衡哲女士對他文學革命主張的支持。胡適后來借給《小雨點》寫序的機會，表達了自己的心情：“民國五年七八月間，我同梅、任諸君討論文學問題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陳衡哲的筆名)那時在綺色佳過夏，故知道我們的辯論文字。她雖然沒有加入討論，她的同情卻在我的主張的一方面……她不曾積極地加入這個筆戰；但她對于我的主張的同情，給了我不少的安慰與鼓舞。她是我的一個最早的同志�！�

　　二是陳衡哲女士用自己的創作實踐，支持了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胡適主張“作詩如作文”，提出了《文學改良芻議》，高舉起了文學革命的大旗，陳衡哲是最先響應并拿起筆來進行創作的作家之一。她最早從事白話新詩的創作，1918年便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新詩《人家說我發了癡》(第五卷第三期)。胡適在《嘗試集·自序》里，無不夸耀地贊揚她：“美國陳衡哲女士，都努力做白話詩。”她也最早從事白話小說的創作，1917年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白話小說《一日》，比魯迅的《狂人日記》還早了一年�！缎∮挈c》也是《新青年》時期最早創作的一篇小說。胡適在《〈小雨點〉序》中客觀公正地評價道：“我們試回想那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狀況，試想魯迅先生的那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何時發表的，試想當日有意作白話文學的人怎樣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這幾篇小說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地位�！标惡庹茏钤缬米约旱膭撟鲗嵺`支持胡適文學革命的主張，她不愧為新文學“最早的同志”。

　　胡適稱陳衡哲為“最早的同志”，還表現在對她創作才華、創作個性的了解上。1916年，任鴻雋正擔任《留美學生季報》主編，收到了陳衡哲寄來的兩首五絕：

　　　　　 月

　　初月曳輕云，笑隱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風

　　夜間聞敲窗，起視月如水；

　　萬葉正亂飛，鳴飆落松子。

　　任鴻雋覺得自己在新大陸發現了新詩人。他把詩抄寄胡適，要他猜是何人所和。胡適回信說：“兩詩絕妙!《風》詩吾三人(任、楊及我)若用氣力尚能為之；《月》詩絕非我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杏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5〕一語中的，其心靈相通相知之程度可想而知，同時，也為文學之途中的“最早的同志”加上了一個絕妙的注腳。

“依舊我們三個朋友”

　　留美期間，胡適、陳衡哲、任鴻雋是三個好朋友。任鴻雋(1886～1961)，字叔永，四川巴縣人，1991年赴美到康奈爾大學學習。是科學家，也是文學家�；貒�后在北大任教，擔任過四川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兼化學研究所所長。任鴻雋1919年與陳衡哲訂婚，1920年陳衡哲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回國擔任教授，是北大第一名女教授。陳衡哲、任鴻雋回國時，胡適正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舉辦第一期暑假講學，與老朋友陳衡哲、任鴻雋相聚。胡適于《我們三個朋友》的結尾處寫道：

　　又是一種山川了，

　　依舊我們三個朋友。

　　此景無雙，

　　此日最難忘，

　　讓我們的新詩祝你們長壽!

　　此詩是他們深厚友誼的見證。在以后的漫長歲月中，他們或相聚笑談，如沐春風；或書信往來，詩詞相和，譜寫了動人的友誼新篇章。

　　胡適對陳衡哲的工作非常支持。胡離開南京返校后，妻子江冬秀剛生下一個女兒，忙完家務，便為陳衡哲的工作進行聯系。他先拜訪了校長蔡元培，后與史學系主任朱希祖進行具體磋商。陳衡哲想教西洋史，但系里已安排了教師，不便中途辭退，朱答應說：請她先教“西洋近百年小史”，或教英文。要教西洋史，只好到明年再商量。這樣，陳所教的課程基本安排好了。8月31日，陳衡哲給胡適寫信：“適之：我有兩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沒有課。你和朱先生安排時間的時候，若做得到，極盼望你們給我這個favor(恩寵)。(2)我一天大約有兩三小時的課若能連在一起，便可省儉不少光陰，不知做得到嗎?”從信的內容，一方面可以看到陳對胡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胡對陳的細致入微的幫助。9月11日，北大開學，請來大批新教授，開學典禮具有迎新意義，胡適帶病參加。典禮上新教授均發表演說，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說，莎菲最佳。……我也勉強說了十幾分鐘�！�

　　陳衡哲也極力支持胡適的工作。1923年，胡適因病離京南行，決定到杭州休養。陳衡哲此時已離開北大，住在上海，希望胡適早日南下，同游杭州。胡適到了上海，準備順便訪問郭沫若、郁達夫，把過去在報刊上打了八九個月的筆墨官司作個小結。胡主動寫信致意，郭、郁也表示愿意和解。胡適到上海后，郭請他吃飯，彼此喝酒不少。據胡適日記載：“是夜沫若、志摩、田漢都醉了�！眱商旌蠛�適、徐志摩回請，作陪的有田漢夫婦、陳衡哲夫婦。經過當面洽談，胡適與郭沫若、郁達夫的筆墨官司逐漸得以平息�！熬拧ひ话恕笔伦兒�，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三省，得寸進尺，形勢危機。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準備辦一份獨立的刊物，來表達自己對國家政治、外交、國防方面的意見�？�物署名《獨立評論》，胡適擔任總編輯。為了有獨立的經濟基礎，當時規定：凡愿意參加的社員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作為基金。捐認資本分戶帳冊記載：任鴻雋捐款三十元，陳衡哲捐款二十元。

　　胡適對陳衡哲生活上的關心真是無微不至。1920年陳衡哲回國從南京到達北京后，9月5日與胡適一起到火車站迎接任鴻雋與趙元任。趙元任到清華任教，任鴻雋暫住胡適家。第二天胡適陪任到陳衡哲家，拜見岳父岳母。9月16日陳、任舉行結婚典禮，胡適做贊禮，蔡元培為證婚人。胡適戲贈他倆的對聯是：“無后為大，著書最佳�！彼麄儾捎眯率交槎Y，儀式簡單，不講排場，這符合胡適的一貫主張。1917年胡適與江冬秀在家鄉結婚時，也采用新式婚禮，石破天驚，鄉親議論紛紛，一時傳為笑談。胡適對陳衡哲的婚禮頗為贊賞，他說：“婚禮甚簡單，最可采用。”不久陳衡哲懷孕不能上課了，為陳的工作，胡適出力最多，這也使他有些為難。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后推薦女子入大學教書，自更困難了。當時我也怕此一層，故我贈他們的賀聯為‘無后為大，著書最佳'八個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種缺陷，愧悔是無益的。”

　　陳衡哲也關心著胡適的生活。1923年春天，胡適因為生病準備休假，陳衡哲早已離開北京，家居上海，力勸胡適來杭州養病。8月，中國科學社第八次年會在杭州召開，散會后，胡適在杭州西南山上煙霞洞休養，陳衡哲和任鴻雋等又到煙霞洞陪胡適玩了幾天。后來陳衡哲來信說：“我們在煙霞洞時，真正擾你們了。”

　　1928年春，胡適到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第二年春天，利用寒假，離滬北上，到了北京。這時，陳衡哲、任鴻雋因工作原因，又遷回了北京。胡適在北京逗留五周，三周住在陳衡哲、任鴻雋家，兩周住在丁文江家。久別重逢，世事滄桑，好友聚在一起，自然有說不盡的歡樂。胡適不僅有“依舊我們三個朋友”，而且結識了兩個“要好極了”的小朋友，即陳衡哲、任鴻雋的兩個孩子。陳衡哲的一封短信，生動地描寫了胡適與他們一家四口的深情厚誼。其信云：“適之：今天小都、書書看見我不曾同了你回來，失望極了，書書尤為不樂。她說：‘請胡伯伯再回來住罷，我又不會寫信，怎么辦?'這是她第一次覺得不會寫信的痛苦的，可見她愛你的深了。她們兩人都盼望胡伯伯回來住。在君(丁文江)又要說，這是娘的意思了。若然，那真是阿彌陀佛，冤哉枉也。她們的父親和母親，雖然也盼你能回來住幾天，但自知沒有與你的把哥哥爭客的資格，一定不望你回來的。但他們兩人卻真是和你要好極了。……”這里的“小都”，是陳、任的長女以都，后獲哈佛博士學位，在美國大學任教授。這里的“書書”，是陳、任的次女以書，后也畢業于美國瓦莎女子大學，解放后回國，曾在上海外語學院工作。當然，這是后話。

　　胡適與陳衡哲都既是作家，又是學者，他們在幾十年的交往中，學術交流構成了重要的內容。胡適的《嘗試集》1920年出版后，受到了讀者的歡迎，1922年10月又“增訂四版”，這是經過“眾手增刪”的本子。胡適自己已刪了一遍，便首先請任鴻雋、陳衡哲再刪一遍，足見胡適對陳衡哲的信任。當陳衡哲的《小雨點》在1928年由新月書店出版時，胡適熱情洋溢地寫了序言，充分評價了它在新文學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陳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后，1926年7月，胡適正在環球旅行，當火車行于貝加爾湖邊時，面對異域的湖光水色，他懷念國內治史的朋友，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介紹他們的新作，集中評價了陳衡哲的《西洋史》，稱它是中國治西洋史的學者給中國讀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共收陳衡哲致胡適書信九件，其中有討論學術問題的，如1924年5月28日關于“唯物史觀”、關于“文化定義”的討論。有討論創作問題的，如1923年2月20日關于小說《洛綺思的問題》中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心理描寫的討論。有討論刊物編輯方法的，如1923年4月5日對《努力》“小說”概念界定的討論。1923年4月5日，陳衡哲寄給胡適一首白話新詩：

　　 　 　一個女尼的懺悔

　　我不住的添著香，

　　想隔斷那花香的來路；

　　我急切的敲著木魚，

　　想把那庵外的鳥聲止住。

　　但是濃濁的香味，

死呆的聲響，

　　總敵不了那鳥和花，

　　總阻不了他們來挑撥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著佛，

　　哀求那佛爺的援助；

　　但心浪涌得太高了，

　　就是佛也不能壓他下去了。

　　我該懺悔了，

　　我不該辭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

　　來過這庵里的澀暗日月。

　　我該懺悔，

　　我應該懺悔。

　　這首詩沒有收到集子中去，今天的讀者已經很難讀到了。抄錄于此，不僅可以一飽讀者的眼福，而且也可以從中參悟出他們之間情感世界的涓涓漣漪。當然，這首詩無論從思想內容到表現形式，從創作構思到藝術意境，放在今天詩歌創作中去，都該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陳衡哲曾用“金堅玉潔”來形容友誼。其實，他們之間的友誼，實在比金堅，比玉潔。

《文壇畫虎錄》風波及其余波

　　1935年電影女明星阮玲玉自殺后，魯迅寫過一篇著名的雜文《論“人言可畏”》，指出：“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丑聞，尤其是有些熟識的人的丑聞�！�…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熟悉的人，因此她更是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點銷場。”魯迅對小市民讀者心理的論述，對報刊“湊熱鬧”動機的分析，鞭辟入里，深刻犀利。

　　胡適、陳衡哲、任鴻雋是大家熟識的社會名流，他們“金堅玉潔”的友誼，也成了“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1934年《十日談》第二十六期的《文壇畫虎錄》專欄上，發表了“象恭”寫的《陳衡哲與胡適》的短文。短文以評價陳、胡友誼為名，散布了許多不負責任的猜測和誣蔑之詞。如說陳衡哲要與胡適結成永久伴侶，胡適拒絕了，然后把她介紹給任鴻雋；如說陳衡哲、任鴻雋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發表后，引起了軒然大波，產生了轟動效應!

　　這是對胡、陳、任“金堅玉潔”友誼的誣蔑，也是對陳、任愛情的褻瀆。陳衡哲和任鴻雋十分氣憤，帶著雜志來找胡適，胡適看了也十分生氣。他們認為這是有意造謠和誹謗。胡適立即寫信向該刊編輯進行質問，信寫好后，任、陳做了修改，胡適重新抄寫了一遍，再請任、陳過目，經他倆同意后，將信寄到編輯部，要求將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談》的《文壇畫虎錄》欄內，并要求公開向被攻訐誣陷的三人賠禮道歉。胡適在信中對“象恭”的短文逐條批駁，辨明是非，以正視聽。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絕不真實，又明明含有攻訐他人的作用。胡適在信中舉出四條理由，用事實來加以批駁，說得有理有據，義正詞嚴。例如其中的第三項說：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謬的，是說陳女士曾要求與我“結為永久伴侶”，我拒絕了，然后把她介紹給任君。事實上是，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只見過一面，但通訊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到他三萬里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

　　胡適、陳衡哲既是名流，又是“強者”，更何況手里掌握著鐵一般的事實，正義屬于他們�！妒�日談》的編輯只好將胡適來信登出，并表示道歉。

　　白云蒼狗，世事茫茫�！段膲�畫虎錄》的“風波”結束了，四十年之后，又出現了新的“余波”。“風波”與“余波”是不同的，“風波”是捏造事實，“攻訐他人”；“余波”則是根據事實，著重分析；手段和目的，都截然不同。不過，同一事實，經過不同人的分析，見仁見智，結論也會出現差異，這不足為怪。這就需要我們自己去分析與思考了。

　　1920年7月，胡適應南京師范學校之約，為該校舉辦了第一期暑假學校講學活動。時間大約一月有余。8月26日回到北京，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個女兒，胡適為女兒取名素斐，當時，并未引起人們的關注。直到六十年之后，胡適的學生唐德剛先生才說：“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為念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后來，素斐夭折，胡適還寫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詩。唐德剛先生認為這是一首“纏綿悱惻的一石雙鳥，悼亡、懷舊之詩”�！�6〕蘇雪林女士則認為：“胡博士替女兒取名‘素斐'，與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體與發音相去均遠。唐德剛硬將博士悼女詩《素斐》二字換作SOPHIA，硬說胡博士‘悼女'實則‘懷舊'，更屬無稽之談，況別人的詩文，你可以隨便亂加竄改的么?”〔7〕比較起來，美籍學者夏志清先生說得更客觀一些。他說：“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里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秀生莎菲一樣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8〕

　　唐德剛也好，蘇雪林也好，夏志清也罷，他們的看法只不過是猜測、分析，在這一問題上，最有發言權的當然是胡適博士自己了。1921年7月31日，胡適在日記中記有這樣的話：“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雞鳴寺，作一詩賀他們。”詩曰：

　　重上湖樓看晚霞，

　　湖山依舊正繁華；

　　去年湖上人都健，

　　添得新枝姊妹花。

還在詩末加注說：“三個朋友一年之中添兩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焙�適博士在這里說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后來，胡適的愛女素斐因病夭折，任鴻雋、陳衡哲還把自己的女兒給胡適做了干女兒，足見他們的友誼彌足珍貴。

　　陳衡哲回國后，1924年在《小說月報》發表了短篇小說《洛綺思的問題》，后結集在《小雨點》里。小說中的瓦德白朗是大學哲學教授，洛綺思是他的研究生，他們相愛了，并訂下了婚約。洛綺思雖然極愛自己的老師，但為了事業上的成就，主動提出解除婚約。瓦德白朗成全了她，并與一位中學體操教師結了婚。這是一篇充滿詩意的小說，表現的是事業與愛情的矛盾，為了事業，洛綺思堅持不婚主義，犧牲了自己的愛情。胡適在《小雨點·序》中說：這篇小說“我和叔永最先讀過，叔永表示很滿意，我表示不很滿意，我們曾有很長的討論，后來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刪改了幾部分”。對于這篇小說，夏志清先生說：“我認為影射了陳、胡二人不尋常的關系，至少也透露了陳自己對胡的一番愛慕。”他甚至說：“胡、陳二人可能沒有通過情書，但《洛綺思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跡的情書。”〔9〕蘇雪林女士則認為：“衡哲回國后，撰寫了《洛綺思的問題》，是否寫她單戀胡氏隱秘的心事，我們不知道。對于人家隱秘心事，亂加附會，是不應該的。”〔10〕

　　新時期開始后，胡適的研究得到了重視，并方興未艾，逐步深入。而作為新文學運動的第一位女作家、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的陳衡哲，已經逐漸被人們淡忘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是應該寫上陳衡哲的名字的。

注釋：

　 〔1〕《西風·序言》。

〔2〕《小雨點·自序》。

　　〔3〕《中國新文學史·中卷》。

　　〔4〕《胡適存件》。

　　〔5〕胡適《留學日記》。

　　〔6〕《我的朋友胡適之·胡適先生的婚戀生活》。

　　〔7〕〔10〕《我的朋友胡適之·也談胡適留美時的女友》。

　　〔8〕〔9〕《我的朋友胡適之·胡適的太太和女友》。

　　轉自： 《書屋》二〇〇三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