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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７年１月，《新青年》雜志上出現了一篇題名為《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作者胡適那個時候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學生，主修哲學。在發表這篇文章以前，胡適已花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去研究中國應否要采用白話文這個問題了。他也曾就這個問題跟其他留美的中國學生商量過，但都得不到他們的支持。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前，他寫信給《新青年》的編者，里面曾用過“文學革命”這句話�？墒�，在現在這篇文章中，他卻沒有再提到這個爆炸性的名詞；他只在所列舉出來的八項信條中的第八項———“不避俗字俗語”———引用了但丁的《神曲》和中國的通俗小說來說明一下白話文的活力。胡適當時大概絕沒有料到，他這篇文章后來竟然會掀起了一個在范圍與重要性來說可謂史無前例的文學運動，把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路向改變過來了。

　　 陳獨秀是當時《新青年》的編輯，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同時也是個“老革命家”。他對科學和民主非常熱衷，亟亟于要打倒“孔家店”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基礎，因此他對胡適的文章，非常欣賞。在他看來，要斗垮這個式微的傳統，語言和文學的改革是非推動不可的。緊接著《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后的下一期，他就在《新青年》上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給胡適捧場，內容潑辣，文字浮夸異常。陳獨秀這篇文章，以文學知識和立論態度來講，真可謂集無知與不負責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適那篇勸人不要用陳腔濫調、不要作無病呻吟的文章可說背道而馳。在這篇社論中，陳獨秀堂而皇之地說要“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以代替“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以代替“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以代替“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①。列舉了這三大主義以后，陳獨秀就把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作一個簡短的、流水賬式的交代，說中國文學一向是操縱在迂腐而晦澀的貴族文學家、古典文學家和山林文學家的手里。不消說，這種看法是太過于武斷了。陳文的最后一段，以此質問中國的作家：“吾國文學界豪杰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即雨果———譯注，下同。）、左喇（即左拉）、桂特（即歌德）、郝卜特曼（即霍普特曼）、狄鏗士（即狄更斯）、王爾德者乎？”②在提倡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的當兒，竟把王爾德拉了進去奉為經典，豈不滑稽？１９１７年７月，胡適由美返國，出任北大哲學系教授。到這個時候，除陳獨秀外，少數北大教授也漸漸看出中國文學實在有改良的必要了。錢玄同和劉復就是兩個顯著的例子。而自１９１７年開始，《新青年》這本雜志就成了他們幾個人討論白話文運用問題的論壇。但令他們失望的是，他們的論點并沒有引起什么反應。錢玄同只好在１９１８年３月號上，用筆名寫了一封“嚴重抗議”的信給《新青年》編輯，希望借此引起爭論。傳統派的文人中，只有林紓一人對這場運動自開始就密切注意的。但他一直沒有采取什么行動。直到１９１９年３月，他才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指責他對校內教授破壞儒家道德與古典文學傳統的行為，視若無睹�？墒�，胡適這時已經寫好了他那篇見解精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１９１８年４月號），以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眼光去替白話文學辯護。對比之下，林紓責難白話文破壞道統的話，就站不住腳了。１９２０年，教育部明文規定白話文為小學一二年級的語文教材，胡適等人的努力也有了正式的結果。

　　 胡適提倡白話、改良文學的構想，早在１９１５年夏天就有了（那時他還在康奈爾大學本部讀書）。文體改革與中國的復興，有著極大的連帶關系，也是三十多年來，先知先覺的中國學者、新聞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所關心的問題。自鴉片戰爭后，列強對中國武力和經濟的侵略，有增無已，使中國人感到文言文還有一個缺憾：它不是一種傳播新知識、新觀念的理想工具。當時有不少熱心的社會改革者，不見容于清廷，失意之余，乃獻身于新聞事業，使自己的理想能直接深入民間。為了便于容納西方的專門術語，他們迫得放棄古文，創出一種新的文言體來，使大家容易看懂。梁啟超是這班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新文言體不但便于介紹和討論新的觀念，而且還是宣揚愛國思想的有效工具。當時模仿他這種文體的人，有政治評論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也是其中一位。不但如此，一般報紙和官場所用的中文，還以此做標準。這種趨勢，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慢慢地改過來。

　　 事實上，遠在胡適先生提倡白話文以前，中國已有不少流行小說是用白話文寫成的了。像《老殘游記》和《官場現形記》這種晚清小說，不但說明了一般人對白話文學的興趣越來越廣，而且作者也越來越依靠白話文來諷刺和暴露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的弱點了。另一方面，報業興起，積極提倡使用白話文，因此，白話文除了小說外，多了一個派用場的地方。

　　 可是，另外有些熱心的社會改革者，覺得這些辦法仍不能教化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群眾，乃提倡國語和其他方言的拉丁化。漢字的簡化也是他們的第一章文學革命計劃之一。這些社會改革者里面較知名的是王照和勞乃宣兩人。他們看到基督教傳教士把中國各地方言用羅馬字拼了出來，居然能以此到民間各地去傳教，覺得這個方法值得仿效。

　　 在胡適以前，白話文、新文言體和漢字拉丁化的運用，主要是為了適應政治上和教育上的需要而已。早期的社會改革者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從未想到要涉及到文學的范圍去，而白話小說的作者，亦從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中國的正統文學。因此，胡適在白話文運動的貢獻是非常顯著的：他不但認識到白話文的教育價值，而且還是第一個肯定白話文的尊嚴與其文學價值的人。在他看來，中國文學能有今天的成就，乃是因為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有通俗的作品以非正統文學姿態出現的緣故。他在《新青年》早期的文章里、在《白話文學史》上卷中，都曾一再從中國詩歌、戲劇和小說的發展史中引用例子來證明這一點。①

　　 以此看來，當時倡導白話文學，不但不會與中國文學的傳統脫節，而且還是保證這傳統繼續發展下去的惟一可靠辦法。為了“改良”文學，胡適在歷史中找尋證據來支持他的論點。結果他又得到另外一種成就：他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這實在是一項老早就應該做的工作。千百年來的科舉制度（到１９０５年才廢除）把中國讀書人閱讀的范圍束縛了，使他們除了經史子集外再無工夫涉獵其他東西。因為小說和戲劇不在閱讀的范圍以內，要想做官的或已經做了官的讀書人，即使對此發生興趣，也只能偷偷摸摸地看。事實上，自元朝以來，小說和戲劇的作品，大部分都是那種謀官不遂或是根本反對這種科舉制度的文人所寫成的。他們創作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自娛，根本不會想到以此來提高自己的社會身價或文學地位。到了清代，讀書人和一般人民對文學的態度起了變化，他們漸漸對小說感興趣，而小說家亦開始多少享受到職業尊嚴。但盡管如此，除了像金圣嘆這種“異端”外，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并論的。

　　 在文學史上，一種文學的類型，其發展能夠不因批評界的漠視和敵意而受到阻礙，倒不見得是一件怎樣不尋常的事。就拿英國的例子來說吧，沒有幾個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敢把自己的作品看成嚴肅的文學的；而亨利?菲爾丁和山姆?理查遜這兩位小說家的地位，在十八世紀英國讀者心目中，也難與蒲伯和彌爾頓相比。如果胡適不是在西方文學的傳統中找到了這個保證，那么，他學問再好，批評眼光和膽識再大，也不能給中國文學帶來這么一個反傳統的看法。正因為他深知西方文學自但丁和喬叟以后，“國語文學”已成了主流，戲劇和小說也享受到崇高的地位，他才能給中國文學提供了這樣一種嶄新的看法。同樣地，在闡釋中國思想史方面，胡適也借助了西方較為精密的一套哲學專門術語。

　　 胡適既在文學革命上扮演了這么一個吃重的角色，因此他覺得有責任去鼓吹國人重視白話文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它將來的無限前途。他的看法是這樣的：如果早期的白話文學能在全無督促鼓勵的狀態下產生好幾部不朽的作品，那么，中國的新文學，一來因國人對白話文的前途已具信心，二來受了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應該會有更出色的表現了。但可惜胡適雖然是個了不起的倡導人，他卻不能以身作則，自己寫出一些令人滿意的文學示范作品來。就他所處的時代和地點說來，胡適之揚棄古文傳統，在歷史意義上與華茲華斯之擯絕德萊敦與蒲伯、早期艾略特之非難浪漫詩人和維多利亞時代詩人差可比擬。所不同者是胡適這種“厚今薄古”態度內涵著更多的文化和社會因素而已。再說，胡適的處境也有異于華茲華斯和艾略特的地方。胡適所提出的有關文學的理論，并不是為了替自己的創作辯護而寫的。不錯，為了示范的需要，他寫了不少于今讀來索然無味的白話詩，收入《嘗試集》（１９２０年出版），但他的目的不外叫人像他一樣繼續嘗試而已。（我們在這里不妨附帶一提的是，胡氏有關中國白話文傳統的言論，最難令人愜意的一部分，就是論詩那部分。在《白話文學史》中，他為了配合自己論調的需要，迫得把舊詩中稍有艱深晦澀的，都看做是擬古的、虛浮的或拘泥形式的，不論其地位多重要，都給予很低的評價。這當然有失公允的。）他還翻譯了好幾篇西方短篇小說，輯成一個小冊子，目的是把外國這一類型的文學介紹到中國來。

　　 他還以史學家和批評家的身份，指出一種他個人極為欣賞的藝術信仰：宣揚人道的寫實主義。在《建設文學革命論》一文中，他慨嘆當時一般流行小說家所寫的題材，老是離不開官場、妓院和“齷齪社會”。那么胡適本人認為該寫些什么呢？他開了以下的一張方子：“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一切家庭慘變，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適宜……種種問題。”①這無疑是叫文學工作者多注意婦女、青年和被剝削階級人士的苦況。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亦由此可看到胡適的文學觀是多么狹窄的了。他不過是把文學看做批評社會的工具而已。

　　 胡適的文學觀雖然狹窄，但跟他一起搞“文學革命”的朋友，言論更為荒謬。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支持他，但私底下，他們極其懷疑他的改良計劃是否正確，是否行得通。這種人有時好像除了把整個中國文化和文字廢除外，對什么改革也不會滿足似的。錢玄同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中這樣寫道：

　　 欲廢孔學，欲剿滅道教，惟有將中國書籍一概束諸高閣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國書籍，千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這兩類之書故；中國文字，自來即專拘于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于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面對著這種極端的言論，胡適當時一定很感尷尬了。在復錢玄同的信中，他指出了錢氏的建議是行不通的，勸錢氏把精力用到較為實際的問題上去。但胡適當時的聲望，仍不足以阻止他們繼續對這問題的討論。甚至他的得意門生傅斯年（當時編《新潮》）也寫文章贊同錢氏的見解：“而且中國文字尤其有缺點的地方，就是野蠻根性太深了。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世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社會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聽他這樣說來，好像中文是世上惟一的“野蠻世代”的文字。

　　 雖然胡適和他的朋友，在改良文學這件事上，表面看來合作無間，但在學術的信念上，他和陳獨秀等人，分歧得真可說是南轅北轍。胡適早年讀書，已得清人治學神髓，后來負笈美國，受業于杜威門下，使其本來“小心求證”的精神，在美國的實用主義培養下，益見相得益彰。他奉信的是理性的儒家思想，是個“現實的樂觀主義者”。正因為如此，他有面對真理的勇氣，不管代價多痛苦多難堪。這種精神，在他評論中國時事的文章里看到，在他重新評價中國文學、文化的文章里也能看到。

　　 不論他所發現的事實多么毛病百出，多么令人泄氣，他總能保持他那種心平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在這方面的朋友就不是這樣子了。他們對中國的過去極感羞恥，故不惜采取激烈的手段謀求改革。陳獨秀、錢玄同、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文章，常出現于《新青年》，而他們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都是異常決絕的。他們在年紀較輕時，可能對中國感到驕傲過，但后來這種驕傲竟變了自虐式的自卑感，覺得中國的一切事事不如人。他們對辮子、纏足、鴉片這些中國落后的象征感到厭惡，自不待言；他們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哲學和一切的民間習俗，一樣覺得羞恥。在今天看來，錢玄同在《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所提之建議，可能荒謬絕倫，但當時錢氏寫這文章時的態度，最是嚴肅不過的了。由于他們對傳統的態度這么決絕，也就難怪他們開出來的救國方子也是那么地武斷了。

　　 陳獨秀和錢玄同等人的言論既然這么激烈，直接懷疑到中國文字和文化的本質，照理說白話文運動是不會得到輿論支持的了。但這種言論在當時卻得到學生的支持。這批學生大多數是《新青年》、《新潮》的讀者，心中充滿愛國熱誠，常常希望從這兩個刊物的文章里得到自己行動的啟示。對他們說來，采用白話文不但是進步的開始，而且也是建設國家的保證。在這些人中，有部分人可能跟錢玄同這等激烈分子一樣，對計劃中的語文改良運動表示不滿，但他們并沒有反對使用白話文。反之，他們利用了白話文比較自由的形式，盡情發揮己見。

　　 這些學生對當時的北洋政府極為不滿，因此他們極想發揮影響力，以左右國事。對他們說來，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的國民革命是失敗的，因為這次革命的結果，既未使中國統一也未能阻防外侮。到了１９１９年巴黎和會開幕，他們看到了中國與會代表的丑劇，再也忍耐不住了，乃于同年５月４日，為了抗議政府對日本在山東領土與經濟的權益作了種種讓步，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①近代的中國文學史家如王瑤、曹聚仁、劉綬松等人都把這本雜志的出版年份弄錯了�！秾W衡》的創刊號出版于１９２２年１月，不是１９２１年。舉行了一連串的YX示威。以前憎恨政府的無能與腐敗、憎恨政府官員的叛國行為，現在一發成為不可收拾的愛國怒潮。為此原因，五四運動亦稱作新文化運動，因為這是有史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聯合起來參與國事最強大的一次。五四運動亦幫助了文學革命的推展。隨著學生YX示威以后，各式各樣的語體文雜志，有文藝性的，有綜合性的，紛紛出版，以應廣大的讀者要求。

　　 在這個文學革命的開始階段，因為只談理論，沒有行動，所以當時一般守舊的文人學者并沒有太加以理會。可是這個運動，居然在全國鬧得如火如荼，這就令他們大為吃驚了。但無論林紓也好，章士釗也好，這批國粹派分子中再也沒有人能為保存固有文學和文化提出什么動聽的理由了。反倒是當時不少第一流的學者，如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人，拼命地學習西方文學和哲學，使國學研究氣象一新。另一方面，那班自封為衛道派的人物，由于他們不肯面對西方之挑戰，故步自封，所以越來越追不上時代了。他們攻擊白話文時，只說它粗野累贅，不及文言文之簡樸優雅。其實，他們沒說中要害。新文化運動后面最大的危機是參與其事那些人自信心太強，思想未成熟，做事犯了獨行獨斷的毛病。不過，任何文化若遭遇到這么巨大的方向變換時，也難免犯這種毛病的。

　　 因此，首先起來給新文化運動下嚴正批評的，不是國粹派的人，而是一批教育背景與胡適相差不多的人，如梅光迪、胡先�⒑蛥清档取Ｋ麄兌际橇裘赖膶W者，在南京教書，在１９２２年合辦了《學衡》，以抗衡這個運動中他們認為的壞影響。①梅光迪是哈佛大學歐文?白璧德的學生，在求學時就是胡適朋友間不贊同文學革命的一位。到了１９２２年他辦《學衡》時，他所反對的已不是白話文的本身，而是胡適進化論式的觀念，因為胡適認為白話文終將取文言文之地位而代之�？傊�，《學衡》特別關心的問題，是那批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在介紹外國思想界和文學界人物到中國時，所表現的態度：熱心有余，讀書不多，不知道單憑一時喜愛地去介紹外國名人是有危險一面的。馬克思、杜威和羅素（杜威和羅素兩人先后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應邀到過中國）三人當時在中國被奉為神明，西方與日本的現代文學流行的風尚，被盲目地模仿，而西方古典作品反而被忽略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梅光迪等人責備那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的話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對西方文學與哲學的深厚傳統缺乏了解；他們只知貪新好奇，求轉變，對國家在文化方面的實在需要反而置之不顧。而他們也因此可以說是沒有盡讀書人的責任，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梅光迪把這種新文化倡導者評為：“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彼等非創造家乃模仿家也”、“彼等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梅光迪這話未盡公允，因為在這些他指責的新文化倡導者中，也有好些態度極為嚴肅的作家。另外還有一些搞思想工作的，雖然自己不一定有什么創見，但由于他們運用了西方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開辟了新的蹊徑，所以貢獻不少。而這些人的動機、努力和熱忱都被梅光迪不分青紅皂白地誣蔑了。可是，若放長眼光來看，梅光迪的話也說對了，因為在這些新文化倡導人中的激進分子，后來就憑著他們的個人喜愛來改造中國。

　　 《學衡》對新文化倡導者的攻擊，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使這陣營中原來意見不和的人團結在一起。譬如說，胡適就站到他那伙激進的朋友陣線上去�？墒�，一待反對派銷聲匿跡以后，新文化運動陣營內的自由分子和激進分子的意見便產生分歧了。值得注意的是胡適和陳獨秀兩人早就分道揚鑣。陳獨秀在１９２０年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③隨后在上海和廣州兩地還繼續編《新青年》，胡適則繼續留在北大，所交的朋友中，有不少是留美或留英學生，如陳源、徐志摩和陳衡哲等，相處頗為融洽。他興趣極廣，對考證和批評、文學和政治都有研究，這些都可在他創辦的幾個刊物中看出來。雖然他自始至終對新文學的前途非常關心，對當政的國民政府亦時進諫言，然而他真正的興趣和貢獻卻在文學和考證工夫上。他對幾本中國古典小說的源流和作者的考證，真是國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共產黨成立后，文學革命初期時的激進分子，都把精力放到實際的行動上去了。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由于缺乏政治背景的關系，當然處于劣勢了。而且，對當時大部分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說來，這個陣營所代表的革新思想和實用主義，用在解決中國問題上，實在太過于拘謹了。這些學生和知識分子深感國恥之痛，所要求的，自然是急進的轉變，務使中國在短期間成為一現代強國。

　　 經過５月４日的學生YX示威以后，北洋政府故態不改：一方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要求繼續讓步，另一方面對國家內部的整頓漠不關心。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二十年代的北京是顢頇軍閥爭權奪利的角逐地。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的領導下，國民黨在廣州改組，并組成國民革命軍，于１９２６年誓師北伐。在國共合作期間（１９２３—１９２７），急進派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影響力和人數都增加了不少，“清黨”后這些人大半還是跟著共產黨走。 在二十年代中期所發生的事件中，最能代表民眾覺醒的要算“五卅慘案”了。這件慘案是因一個日本紗廠監工用槍擊斃紗廠內一個中國工人而起的。兩個星期后，亦即是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日那天，在上海的學生和工人替死者舉行了追悼會，接著在上海英租界YX抗議。不料警察跑來干涉，打死了１２個參加YX的人，傷了１７個。這件事引起全國公憤。在全國各大工商業都市（包括香港）中，反帝國主義YX、中國工人在洋工廠里罷工、抵制外國（尤其是英國）貨的運動，風起云涌。事后，共產黨在組織工人和學生方面，越來越有辦法了。有人認為這次上海YX事件，開始時在后面策劃的，很可能就有共產黨參與其中。難怪后來的共產黨史家，都把這事件看做中國愛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罪惡第一次覺醒的象征了。

　　 “五卅慘案”的后果，對文藝作家來說，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某一程度來看，我們大致也同意某些文學史家的見解，認為文學革命的初步階段，到此為止。而從現在開始，就是“革命文學”的新紀元了。如此一來，激進派的陣營便打倒了自由派的陣營，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他們便儼然成為“革命的前衛”了。

　　 現在我們將繼續討論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哲學基礎和所受到的外來文化影響。

　　 在民國初年，中國知識分子，不論是激進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對中國傳統制度的攻擊不遺余力。他們的批評難免有粗淺幼稚之處，但他們的態度卻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道德勇氣。歷史上，當一個民族面臨精神上“維新”的階段時，必求改變現狀，對傳統必會反抗———這幾乎是新的信心建立前必然的現象。在西方文學史上，浪漫派詩人的出現，是隨著法國大革命的浪潮而引發出來的，而中國青年在“五四”期間所表現的熱忱和樂觀精神，與此差堪比擬。所不同的是，那批年輕的中國作家，除了心中存著一種對未來中國的美麗憧憬外，更無足夠他們汲取不盡的精神泉源。有關這一方面的危機，梁實秋遠在１９２６年就看出來了（那時他還在哈佛大學念英國文學）。他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題名《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指出當時的現代中國文學“到處彌漫著抒情主義”和“人道主義”。梁實秋師承歐文?白璧德的學說，難怪“浪漫”一詞在他筆下，變成了他對當時作品表示極端藐視的字眼。其實，每一個文學運動的初期，在許多地方上，難免犯了矯枉過正的毛病，這與浪漫主義本身的局限是截然兩回事。這個界限，可惜梁氏沒有劃出來。但中國新文學早期浪漫主義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和思想，都是極為幼稚和淺薄的，這一點后來的學者應該不難看出來。這個文學運動中，沒有像山姆?柯爾律治那樣的人來指出想像力之重要；沒有華茲華斯來向我們證實無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沒有威廉?布雷克去探測人類心靈為善與為惡的無比能力。早期中國現代文學的浪漫作品是非�，F世的，很少有在心理上或哲理上對人生作有深度的探討。事實上，所謂“浪漫主義”者，不過是社會改革者因著科學實證論（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之名而發出的一股除舊布新的破壞力量。它的目標倒是非常實際的：它要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的生活，建立一個更完善的社會和一個強大的中國。由于這種浪漫主義所探索的問題，沒有深入人類心靈的隱蔽處，沒有超越現世的經驗，因此，我們只能把它看做一種人道主義———一種既關懷社會疾苦同時又不忘自憐自嘆的人道主義。自然界的一切，對這種浪漫主義者說來，只不過是一種陶冶性情的工具而已。他們關心的是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現象，并希望能夠尋求到一個公平的分配辦法。

　　 文學革命的初期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國人對人文主義的濃厚興趣，認為人的尊嚴，遠遠超過他作為動物和市民的需要之上。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胡適大力倡導個人主義，要把國人從傳統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這篇文章得到熱烈的反應，而易卜生也成為西方作家中被大量翻譯成白話文最早的一個。《傀儡家庭》中的娜拉，成了當時中國青年最熱門的話題。其他反對政治和社會壓迫、倡導個人自由的西方斗士如約翰?米爾、尼采、托爾斯泰（有些人其實不是“斗士”，但也被誤認了），也常在《新青年》的篇幅上出現。這種對人性尊嚴的信念，本來可把中國新文學帶進一個新的天地去，但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西方的個人主義思想馬上就受到考驗了。知名的學者如梁啟超、梁漱溟等人對好勝好戰的西方文明感到失望，開始勸說國人回復到中國的和佛家的生活方式去。胡適因此寫了幾篇很有分量的文章，算是遏止了這種莫須有的悲觀思想。①但另一方面，胡適卻無法勸阻那些很有影響力的激烈知識分子去崇拜俄國當時的政治實驗。這實驗所應許的遠景太動人了，它不但可以超越現存的東西文化，而且還可進而導致世界和平，四海一家。

　　 鑒于新文化運動對人性尊嚴的重視，我們應該看一看周作人在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刊在《新青年》的一篇題名《人的文學》的文章。我們要知道，胡適雖然老早就確定了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地位，甚至還提供了這運動可走的路線，但有關新文學道德方面、心理方面的問題，胡適卻沒有做過闡釋工作。周作人在這方面做了補充的工夫。周作人是日本留學生，１９１７年回國任教北京大學，后以散文馳譽于時，自稱儒家，筆下對傳統風俗習慣，常愛挖苦一番。可是在他寫《人的文學》期間，他正鉆研西方文學和心理學，所采取的立場還是西方實證主義者的立場。而他對中國文化的評價———即使是優秀的一面的———也因此受到了影響。但無論就科學的或人文的眼光看，周作人這篇文章是當時最深思熟慮和最有建設性思想的一篇。

　　 《人的文學》的論點，認為人是有靈肉二重生活的；靈肉本是一物的兩面，不是對抗的二元。而古人的思想，卻以為二元分立，永相沖突。這種靈肉二元的思想，表現于文學上也成了兩派。崇尚理性的文學多為政治與宗教服務，抑壓人的情性。描寫人類本能的文學，則每每陷入色欲、暴力和幻想的淵藪中。不幸的是，這兩派文學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把人性的全面刻畫出來。如果我們攤開中國通俗文學史一看，我們不難看到這兩類文學占著多重的地位：表揚封建思想與道德的“奴隸”書類，色情狂的淫書類，迷信的鬼神書類，歌頌江湖俠盜的強盜書類，才子佳人書類等等。

　　 周作人認為這幾類書會妨礙人性的生長，應該排斥。代之而起的該是一種把人看做一種理性動物，維護人類尊嚴的文學。他在《人的文學》里雖然也提到一種描述理想生活的烏托邦式文學，但他的著重點卻是要作家正視人生。為了說明“人的文學”是一種什么東西，周氏引了易卜生、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哈代等人的作品來做例子，說這些作家所描寫的雖然僅是平凡人的生活，但卻能從中表現出愛心、同情心和道德感來。其實，周作人在這篇文章說的話，大概上與十九世紀西方寫實文學所揭橥的目標相仿，不過他確是把當時強烈的個人主義和人道精神記錄出來了。同時，我們也可從此看出中國知識分子正在尋找一種更能適合現代人需要的、足以取代儒家倫理觀的思想。因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實在可以看做是現代中國文學成熟時期的開端�？上У氖�，成熟的作品并不多，因為當時能夠站穩立場，不為流行意識形態所左右的作家實在不多。這也有助于說明現代中國文學的基本缺點。那就是，在道德問題的探討方面，中國現代作家鮮有人能超越其時代背景的思想模式的。

　　 我們就拿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做例子吧。這篇文章立論雖然很有見地，但我們讀后總覺得周氏熱心倡導的，僅及于道德上能促進人類幸福的文學而已，對于在倫理上與他觀點不同的作品，他就不愿提倡了———雖然這些作品所關心的問題，是極其嚴肅的道德問題。周氏認為人類幸福的理想境界，該是威廉?布雷克在《天國與地獄的結婚》內所描寫的靈肉合一的境界。但站在文學的立場看，我們斷不能說凡不符合這標準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周作人卻是這么想。雖然在那篇文章內，他對荷馬史詩《伊里亞特》表示非常佩服，又稱贊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可是，他對大半西方上古文學，僅以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眼光去欣賞它。同樣地，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也不是沒有保留的，因為“他在一部小說中，說一個男人愛一個女子，后來女子愛了別人，他卻竭力斡旋，使他們能夠配合”。這種行為，在周作人看來有悖常理，因為那個男人所作的犧牲，遠超常人的心靈和肉體所能忍受的痛苦。由此可知，盡管周作人對文學的態度怎樣嚴肅，對現代心理學怎樣感到興趣———他可能是促使中國讀者對布雷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注意的第一人———在本質上，他實在和其他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的致力于改革中國社會，只是方式有點不同而已。

　　 這種急欲改革中國社會的熱忱，對文學的素質難免有壞的影響，現代中國文學早期浪漫主義作品之所以顯得那么淺薄，與此不無關系。到最后，這種改造社會的熱忱必然變為愛國的載道思想。因此，我們可以說，即使沒有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中國的新文學作家，也不一定會對探討人類心靈問題感興趣的。他們亟亟以謀的，是要把中國變成現代國家，因此他們寫文章的當務之急是教導自己蒙昧的同胞。幾位早期的作家都坦白承認他們選擇文藝為事業的理由，無非是為了要對國人的愚昧、怯懦和冷漠宣戰。他們認為文學在這方面是比科學和政治更有效的武器。這些作家對藝術的看法會有不同，但在愛國的大原則下，他們的信念是相同的。

　　 文學既然要載道，對藝術有時就不遑顧及了。現代中國作家對外國文學作品認識的機會極多（他們的前輩可沒有這種福氣），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外國作家所感興趣的，以思想為主，藝術成就其次。即使絕頂聰明的人如胡適和周作人也不例外。由于他們所處的環境特殊，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當時較具影響力的作家，幾乎清一色的是留學生，他們的文章和見解，難免受到他們留學所在地時髦的思想或偏見所感染。說真的，我們即便是把自由派與激進派的紛爭看做留美、留英學生與留日學生的紛爭也不為過。（當然也有例外的，最顯著的例子莫如周作人。他是留日學生，可是他對若干西方思想主流的反應，比一般留學歐美的人還要敏銳。他寫的有關宗教、民俗學和性道德的文章，很容易就看出是受了佛萊則ＪａｍｅｓＦｒａｚｅｒ、弗洛伊德和靄利斯ＨａｖｅｌｏｃｋＥｌｌｉｓ的影響。）當時中國留學生的中心是日本、美國和英國，雖然到法國和蘇聯去的也有不少人。除了少數例子外，留法、留俄的學生以激進派的居多。

　　 日本的文學革命在明治時代就開始，比中國早出三十年。因此，中國早期的留日學生，如后來在知識界扮演著領導地位的陳獨秀和魯迅，在彼邦就讀時，就難免受到這種風氣和在后面推動著這種風氣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思想的影響。由于他們早期教育對文學有偏愛的關系，這些留學生對當代日本文學和當時在日本流行的外國作家，讀得非常熱心。而外國作家中，以俄國作家最受重視。后來，他們回國介紹外國作家時，對俄國作家也特別熱心。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之所以特別欣賞俄國小說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想擺脫傳統的枷鎖，改革社會現狀，建立較為合理的制度。而俄國小說里所表現的社會同情心，對權威和習俗所做的虛無主義式的反抗，對追求生命意義的熱誠，對自己祖國的偉大的信心不移（盡管不時對她的弱點冷嘲熱諷），這些都是當時中日青年迫切關心的問題，難怪他們反應如此熱烈了。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浪漫主義在日本非常流行，后來創造社成立，由于創辦人全是留日學生，所以也把浪漫派文學帶進中國。到了二十年代初期，馬克思主義流行日本；雖然陳獨秀和李大釗早就鼓吹共產主義思想，普羅文學、革命文學在中國抬頭，差不多完全受了日本的影響。

　　 相較起來，二十世紀最初二十年的英美文壇寧靜多了。像艾略特和喬哀思等作家，其作品還在試驗階段中，自然談不到有力量在學院里產生什么影響。至于在這兩個國家攻讀人文科學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的興趣則浸淫在浪漫文學和維多利亞文學的氛圍中。當然，他們也會同時注意到當時文學的新趨勢。譬如說，他們對龐德等人所提倡的“寫像主義”（ｉｍａｇｉｓｍ）就極感興趣。這一個新興的詩派，對我國的白話文運動很有鼓舞作用，尤在白話詩寫作的嘗試上為然。①在哲學方面，他們對杜威、羅素和狄更生（Ｇ．Ｌｏｗｅｓ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的實用思想很是注意。除此以外，易卜生、蕭伯納和高爾斯華綏的問題劇也給他們拓展了知識的新領域。還值得一提的是白璧德和摩爾（Ｐ．Ｅ．Ｍｏｒｅ）人文主義的思想，也很受到這班中國留學生的重視。但這些影響一旦與從日本輸入的思想比較起來，就難免黯然失色了。除了在文學革命的初期他們還發生過相當的作用外，英美留學生在當時的影響力實在是很有限的。他們從歐美回來，一踏入國門，就發覺與留日派知識分子所建立起來的文學哲學系統，大相徑庭。于是他們只好采取守勢，專心致力于研究中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然后作建設性的批評，以抗拒左翼分子和激進分子破壞性的影響力。他們其中有不少在大學里教書，培養自由學風和研究文學的嚴肅精神。

　　 當然，我們不能以外來文學影響的多寡來判斷某一個時期的文學是否豐富或貧弱。中國知識分子對英美的傳統比較冷淡，乃是因為這傳統所代表的一切與當時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無直接的關系。而且，即使留英留美派的學者在當時能發生更大的影響，我們也可以相信，他們的話一定會被有意無意地曲解，務使這個英美傳統沾上一點左派的革命氣息。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使惠特曼和額普頓?辛克萊的作品在中國大行其道的，不是留美學生，而是留日學生�？傊�，當時的形勢對少數具真知灼見的知識分子說來是非常險惡的。國家落后，傳統文化漸被背棄，他們對此當然非常關心，并曾多方努力以挽狂瀾。但他們的努力是白費了，因為他們的對手在學問上雖屬半吊子之流，但后面卻有廣大群眾的支持。我們若要了解現代中國文學，非要把這一些人活動的重要性弄清楚不可。

　　 本書研討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始自文學革命，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前夕為止。有好幾章同本章一樣，附帶討論一下作家間思想的論爭，因為我認為要好好了解現代中國小說之得失成敗，同時期的文藝思潮也該是我們參照探討的對象。為了使本書讀者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有個較完整的概觀，我也會在某幾章里約略討論一下詩歌、戲劇和散文這三方面的成就。我得馬上要指出的是，這里所指的“現代文學”，并不是民國以來所產生的惟一文學。在當時政府的教育制度下，中學生和大學生仍多多少少要讀些古文和用文言文作文的。不過，真有舊學根底，以古文詩詞曲著名的文人卻是越來越少了。京戲和其他地方戲仍受到若干觀眾的歡迎，可是，為了迎合觀眾的新時代趣味，戲班的主辦人便要常常編排新戲。當代人寫的章回體小說仍受廣大讀者歡迎，這些逃避現實的小說———題材包括才子佳人式的艷史到無奇不有的武俠小說———是與歷代的白話小說傳統一脈相承的。

　　 除了文字用白話外，可說與當時的新小說無相同之處。這些新派的章回小說作者，雖然一直不為正統的新文藝工作者瞧得起（因為他們對社會問題不關心，對西方的傳統也所知甚少），但純以小說技巧來講，所謂“鴛鴦蝴蝶派”作家中，有幾個人實在是很高明的，這一派的小說家是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的。這一派的小說，雖然不一定有什么文學價值，但卻可以提供一些寶貴的社會性的資料。那就是：民國時期的中國讀者喜歡做的究竟是哪幾種白日夢？隨著胡適以后，不少當初提倡白話文的人都試著用白話文來寫新詩，成績均不理想。這倒是可以料得到的事。這跟用白話文來寫小說不同。白話小說本來就有很長遠的傳統，因此在吸收西方小說的新技巧方面比較容易。可是中國舊詩的傳統中，能夠對新詩人有所幫助的地方就不多了。不錯，在舊詩中，有不少為國人喜愛的詩篇，如果朗誦出來的話，即使一個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人也能聽懂。但我們不要忘記的是，這些聽來容易的詩篇，其實也是嚴守著唐朝以前就已臻成熟的韻律學寫成的。不單如此，正因為舊詩作法是中國傳統教育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一千多年來，舉凡有關舊詩作法的規矩，如措詞用字，意象經營，題材選擇，情感表達等，都有非常詳盡的指示。初習詩的人，即使沒有什么天分，也可依循這些法則去做出規規矩矩的詩來。現代白話詩人面對的問題是：要么是完全放棄這些傳統法則不顧，要么是把它們采納過來，加以改變，使它們適合現代口語的詞匯與節奏。但是由于舊詩的成就太輝煌了，太多彩多姿了，新詩人無論選擇哪一個方向，都一定會感到吃力不討好的，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事。

　　 最令寫新詩的人感到困惑的就是新詩中的韻律問題。我們知道，舊詩詞的韻律是依靠字音平仄來組織的。而現代中國的口語，既然不是單音節的，這種作詩法就不太適用了。在實驗期間的開始，大多數的詩人都用自由詩體，對押韻和節奏的問題不大注意。這種混亂狀態的造成，想是受了美國寫像主義派詩人、惠特曼、泰戈爾和日本俳句詩風所影響。后來，英美留學生相繼返國，又介紹了“重音”（ｓｔｒｅｓｓ）的方法。此中最知名的，首推徐志摩和聞一多。他們都是英國浪漫詩的熱愛者，而大體說來，他們也算能在他們各式各樣體裁的詩中多多少少表現了一種秩序。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中，也有別的詩人走著法國象征詩派的道路。當然，把西方的韻律用到新詩上去，對聽慣了中國舊詩韻調的讀者說來，是沒有什么音樂性可言的。但是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以前，中國的現代詩人，看來也只好繼續將就著用“重音”的方法了。其實，不論是寫像主義和浪漫主義浮光掠影式的印象也好，象征主義令人目為之眩的晦澀也好———總之，在我們看來，這是由于作者個人感受力不夠，因此無法使他們運用的文字起升華作用，變得寓意豐富，緊湊有力�？磥�，新詩要找到一種成熟的體裁，還要走一大段路呢。

　　 除詩以外，戲劇自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也一直受到西方的影響。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年間，中國戲劇界人士不斷試驗把西方的戲劇形式介紹到中國來，但效果均不理想。中國觀眾從來習慣于歌劇的傳統，對千言萬語式的話劇自然不容易接受。奇怪的是，這些觀眾雖然不接受話劇的喋喋不休，對電影之出現，卻極為歡迎。當時話劇不受觀眾歡迎之另一理由是，劇作者往往禁不住這種新的表現形式的引誘，把舞臺看做講壇，說起教來。在這一方面，他們缺乏當時幾位嚴肅詩人對藝術鍥而不舍的精神，盡管在技術上新詩創作問題重重，但他們對藝術的態度，始終如一，不把它看做宣傳工具。洪深、田漢和郭沫若的劇本，充滿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口號。相比較之下，丁西林的獨幕趣劇可說是一種極受歡迎的調節，雖然他用以引人發笑的構思和安排，都嫌過于做作和淺薄。

　　 雖然新詩和話劇在文學運動的初期成就不盡如人意，但是短篇小說一開始卻是非常成功的。給這一類型文學奠下基礎的是魯迅。他在１９１８年發表的《狂人日記》，純熟地運用了西方小說的技巧，與中國傳統的說故事方法完全兩樣，因此可以稱為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始祖。白話短篇小說在文學革命時期得到成功，當然是與中國由來已久的通俗小說傳統有關，一來讀者對此不會心存敵意，二來文學運動方面亦有前例可援。但這個時期的白話小說的成就，僅限于短篇小說而已。成熟的長篇小說還沒有出現。而且，這個時期的短篇小說，除了下面三章即要討論的魯迅、葉紹鈞、冰心、凌叔華、落華生和郁達夫等人的作品還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外，其余的作品都是不成熟的。（劉紹銘譯）

　　轉自：世紀中國 《中國現代小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