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癸巳
陰歷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字錫予。
父湯霖，字雨三，晚年號頤園老人，湖北省黃梅縣孔垅鎮湯大墩人。《黃梅縣志》謂其于光緒十五年成進士，平蕃(今甘肅莊浪)知縣，未詳何年署平蕃；母梁氏；兄用彬。
1897年，丁酉，四歲
本年，父湯霖知渭源縣，素喜漢易，生平最愛讀《桃花扇》中之《哀江南》，常終日吟誦，寄其傷時之情。公耳濡目染，三歲即能背誦《哀江南》，父母異之。明年，雨三公丟官，先后設教館于蘭州、北京。公曾學于父親所設之教館，“幼承庭訓，早覽乙部”，于歷史興趣尤濃。成年嘗感念“先父雨三公教人，雖淳淳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啟發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1］
1908年，戊申，十五歲
入北京順天學校，與梁漱溟、張申府等先生同校，嘗與梁漱溟同讀印度哲學之書及佛教經典。
1909年，己酉，十六歲
本年兄用彬自譯學館畢業，獎舉人，后升入國立分科大學，獲文學士學位。畢業后從事軍政活動，累官至民國第一、二屆眾議院議員、國史館協修、國務院國史編纂處處長，有《燕塵拾遺》、《新學名跡考》、《北洋軍志》等多種著作。
1911年，辛亥，十八歲
六月，公與兄用彬及雨三公弟子二十余人于北京萬牲園為父親慶六十一壽辰，雨三公門人固原吳本鈞繪有《頤園老人生日讌游園》。雨三公于自跋中以“學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業”為憾，并示弟子兒輩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立身行己之大要”，告誡弟子兒輩“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公頗珍惜此圖，后此，曾請歐陽漸、柳詒徵題詩于上。
十月，武昌新軍起義，辛亥革命成功。
本年，公與吳宓分別從北京順天學校、西安宏道學校考入清華學校，二人后成摯友。
清華學校為八年制留美預備學校，其學制、教材、師資多采自美國，畢業生可直接進入美國本土各大學之三年級。
1912年，壬子，十九歲
此頃，公已立志于學術研究，雖終日接受洋化教育，然“寄心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典”［2］
八月，與吳宓合著長篇章回體小說《崆峒片羽錄》，擬撰三十回，完成緣起回及前三回。全書大旨，在寫“二人之經歷，及對于人生道德之感想。書中主人為黃毅弟兄及其妹黃英，皆理想人物，此稿從未刊布”［3］，后不幸為吳宓家人丟失。
1913年，癸丑，二十歲
自前年始迄本年，公列入清華國文特別班研習國文典籍。據吳宓記載：“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清華學校把國文較好，愛讀國學書籍的學生七八人選出，特開一班，派學問淵博、有資格、有名望的國文教員姚茫父、饒麓樵諸先生來講授。此特別班的學生，有何傳騮(高等科)；有劉樸、湯用彤、吳宓、聞一多等……于是互相督促、切蹉、共同勤讀。”［4］
吳宓贈詩文于公［5］
1914年，甲寅，二十一歲
仍在清華學校學習。
自本年九月至明年一月將長文《理學譫言》(凡兩萬三千字)連續刊布于《清華周刊》第13—29期，立論以為“理學者，中國之良藥也，中國之針砭也，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全文于朱陸之學之真精神闡發尤多。
九月至十月，于《清華周刊》第13、15、16期連載短篇實事《孤嫠泣》。
十月，發表《理論之功用》于《清華周刊》第15期。
十一月，刊布《新不朽論》于《清華周刊》第20期。
十二月至明年一月，連載《植物之心理》于《清華周刊》第27—29期。
1915年，乙卯，二十二歲
二月，于《清華周刊》第30、31期發表《快樂與痛苦》，此篇為未完稿。
冬，公與吳宓等人創辦“天人學會”，“此會用意，即欲得若干性情德智學術事功之朋友，相助相慰，誼若兄弟，以共行其所志”；“會之大旨，除共事犧牲，益國益群而外，則欲融合新舊，擷精立極，造成一種學說，以影響社會，改良群治……”［6］
本年，吳宓贈公以詩文《偶成示錫予》［7］
1916年，丙辰，二十三歲
二月至三月，發表《談助》一文于《清華周刊》第65、66、68、70期，闡述文學觀，認為無道德者、無卓識者、無懷抱郁積(即真實性情)者，不能工文章。
五月，于《清華周刊》第75期發表書評四篇及短文《說衣食》。
夏，畢業于清華學校高等科，并考取官費留美，因治療痧眼未能成行。
本年與黃岡張敬平結婚，妻兄張大年，亦民初國會議員，與兄用彬交誼甚篤。
1917年，丁巳，二十四歲
任清華學校國文課教師。錢穆嘆曰：“其時校中缺一國文課教師，即命錫予以學生身份充任，其時錫予之國學基礎已可想見”［8］。
任《清華周刊》總編輯。
本年吳宓入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學習文學。
長子一雄出生。
1918年，戊午，二十五歲
隨清華戊午級畢業生赴美，入明尼蘇達(Minnesota)州漢姆林(Hamline)大學哲學系學習，該校位于州府圣保羅城。
自入學至明年五月，主要選修哲學、普通心理學、發生心理學，完成的課內外作業(論文)依次是4篇、4篇、2篇，成績均在97分以上。
1919年，己未，二十六歲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
六月十九日，乘火車抵達波士頓，入哈佛大學研究院，與陳寅恪同時師從Lanman教授學習梵文、巴利文及印度哲學，仍進修西方哲學。
公初入哈佛，與梅光迪同住，科學季開學前遷至Standish Hall與吳宓、顧泰來、李達同住。
六月三十日，與吳宓談論婚姻，謂“婚事宜對癥下藥”，“知足者乃有家庭之樂”。
七月十四日，晚，公與陳寅恪由吳宓導見白璧德教授(lrving Babbit,1865—1933)。吳宓跟隨梅光迪奉白氏為師，自述當日“白師述其往日為學之閱歷，又與陳君究論佛理。”［9］白氏為當時頗具影響之文學批評家，博學深思。其學說之核心是被視為現代保守主義的新人文主義。此種新人文主義認為將“人文”(Humanitas)釋為泛愛是一大謬誤，唯規訓與紀律方為其真義。故其立論反對自培根以來的科學主義和自盧梭以來的浪漫主義，主張以人性中較高之自我遏制本能沖動之自我，強調自律與克制。而此種內在克制又有賴于從傳統文化中求取立身行事之規范，即永恒而普遍之標準，以此集一切時代之智慧對抗當代崇尚功利的智慧。因而，此種標準具有超越時空的國際性。白氏堅信，中西文化傳統“在人文方面尤互為表里，形成我們可謂之集成的智慧的東西”，對孔子思想尤為贊佩。其學說之宗旨可概述如下：必須先能洞悉人類古來各種文化之精華，涵養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學者，然后從事專門研究，并匯通各種文化中普遍永恒之人文價值或精粹，建立與頹敗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體系。中國人則必須深入中西文化并擷采其中之精華而加以施行，以求救亡圖存，不蹈西方之覆轍，并為解決全球之人文困境作出新貢獻［10］。
白氏之論成為日后學衡派之理論來源。此前，公有諸多觀念與白氏契合，此后，公之治學態度、方法、領域及其文化觀頗受白氏影響，一如學衡諸友梅光迪、吳宓、陳寅恪等。
本年暑假，與吳宓同留哈佛校園，進暑校［11］。
此頃，公與陳寅恪、吳宓被稱為“哈佛三杰”。
十月，梅光迪學成歸國，赴南開大學任教，公與吳宓至車站為其送行。［12］
1920年，庚申，二十七歲
仍在哈佛學習。
暑期，赴白銀灣(Silver Bay)出席基督教青年學生會議，并入康乃爾大學暑期學校。八月十七日，與陳演恪自紐約歸哈佛［13］，歸后為吳宓講授《印度哲學與佛教》。
讀內典甚勤，“殊多進益”［14］。
1921年，辛酉，二十八歲
二月，吳宓載：“白師謂于中國事，至切關心。東西各國之儒者(Humanitas)應聯為一氣，協力行事。則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國學生在此者，如張(鑫海)、湯(錫予)、樓(光來)、陳(寅恪)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15］
五月，梅光迪自南京國立東南大學致吳宓以掛號快函，聘其為該校英語兼英國文學教授，并邀其董理擬由中華書局印行的《學衡》雜志。吳宓欣然回電應聘，并將其決定告知公與陳寅恪。
六月，吳宓離哈佛回國。
九月，白璧德在波士頓美東中國同學年會上，以“中西人文教育談”為題發表演說，其矛頭直指中國新文化運動。白氏雖同情新文化運動反壓迫、求發展之動機，然斷言其偏弊甚多，認為“在中國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法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雖可力攻形式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也”［16］。此次年會，公自當列席。
1922年，壬戌，二十九歲
一月，梅光迪、劉伯明、吳宓、胡先馬+肅、柳詒徵等人于南京東南大學創辦《學衡》雜志，其宗旨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17］。公回國前，吳宓郵寄《學衡》各期至哈佛寓所。
二月九日，《晨報副刊》登載風聲(魯迅)雜文《估學衡》。
夏，獲哈佛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旋即歸國。由梅光迪、吳宓推薦，應東南大學副校長兼哲學系主任劉伯明之聘，出任哲學系教授。
十月十七日，支那內學院開學于南京公園路，歐陽竟無始講《唯識抉擇談》，一時學人云集，梁啟超赴金陵受業兼旬，張君勱亦負書問學。錢穆載：“錫予在中大(按東南大學為中央大學前身)，曾赴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聽佛學，熊十力、蒙文通皆內學院同時聽講之友。”
十二月，《評近人之文化研究》發表于《學衡》第十二期，成為《學衡》社員。
1923年，癸亥，三十歲
本年兼任支那內學院巴利文導師，并授“釋迦時代之外道”及“金七十論解說”兩課。
《釋迦時代之外道》發表于《內學》(支那內學院年刊)第一輯。
《叔本華之天才主義》發表于《文哲學報》第三期。
五月、七月，譯文《亞里士多德哲學大綱》發表于《學衡》第十七、十九期。
十二月，譯文《希臘之宗教》發表于《學衡》第二十四期。
年底，劉伯明病逝。
1924年，甲子，三十一歲
四、五月之交，東南大學裁并西洋文學系、《學衡》諸友梅光迪(赴美講學)、樓光來、李思純、吳宓(赴沈陽東北大學)先后散之四方。
《佛教上座部九心輪略釋》發表于《學衡》第二十六期。
《印度哲學之起源》發表于《學衡》第三十期。
1925年，乙丑，三十二歲
仍執教于東南大學哲學系，并任系主任。
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附設留美預備部及國學研究院，吳宓赴北京主持國學研究院籌建工作，聘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研究院教授，此四人被尊稱為四大導師。
《釋迦時代之外道》發表于《學衡》第三十九期。
本年因國民黨與院系之間的勢力斗爭引發東南大學學潮。
1926年，丙寅，三十三歲
夏，轉任天津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年吳宓欲薦公出任清華國學院哲學教授，未能如愿。
1927年，丁卯，三十四歲
農歷正月十五日，次子一介生于天津。
六月二日，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生前曾為《學衡》撰文二十篇。陳寅恪、吳宓均作有挽持、挽詞。
夏，赴南京，任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
熊十力來中大休養，與公共游處。
本年，因北伐戰爭，《學衡》停刊一年。
十一月四日，《學衡》派健將胡先馬+肅至清華晤吳宓，言談間于吳宓責言甚多，主張停辦《學衡》。十七日，吳宓“又接湯用彤函，謂暑中南京同人本以文學院院長推宓，而宓不惟不來，且又函景昌極云云。該函為同人傳觀，致深怪宓之不情云云”［18］。此蓋《學衡》社員內隙之始。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華書局致函吳宓，決定續辦《學衡》(改年出六期)，吳宓急函奉天景昌極等及南京柳詒徵、湯用彤等諸社員，報告續辦立約，并索文稿。
1928年，戊辰，三十五歲
元月，《學衡》復刊。
《南傳念安般經》發表于《內學》第四輯。
女一平出生。
1929年，己巳，三十六歲
仍執教于中央大學。
《印度哲學史——緒論》發表于《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一期。
本年初，梁啟超病逝，清華國學研究院失去王、梁兩大導師，秋，宣布停辦。
九月，吳宓決意與陳心一女士離婚，公與陳寅恪及《學衡》諸友力阻之，公嘗謂：“離婚之事，在宓萬不可行，且必痛苦。”［19］其旨蓋在維護《學衡》社員在道德方面之呼吁，以俾為人與為學不相隔裂。
本年編成講義《印度思想史稿》，緒論之外分十四章，并成油印講義《隋唐佛教史稿》。
1930年，庚午，三十七歲
元月十七日，有講演錄一篇發表于中央大學日刊，論及熊十力《新唯識論》及其思想演變。
二月，歐陽竟無題詩于《頤園老人生日讠+燕游圖》：“吾豈昔人吾猶昔，此心息息畫工師，何妨幻住重留幻，樓閣如今盡孝思”，題署宜黃歐陽漸。
四月，《讀慧皎〈高僧傳〉札記》發表于《史學雜志》第二卷第四期、《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第八期。
夏，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胡適用英庚退款、以研究教授名義請公至北大哲學系任教，住南池子緞庫胡同三號。每學期兩門課程，中外并授，或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或歐洲哲學(大陸理性主義、英國經驗主義)、哲字概論。時，張頤主持哲學系。
錢穆亦于本年轉任北大教授，始與訂交。公嘗告錢穆：在北大任教主要為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一課。此課在中央大學已任教有年，撰有講義，但心感不滿，須從頭撰寫。
本年，《學衡》再度停刊一年。
1931年，辛未，三十八歲
元月，《學衡》復刊，五月印行第七十五期后三度停刊，此后不定期出版。
本年，公薦蒙文通來北大任教。
《唐太宗與佛教》發表于《學衡》第七十五期。
《唐賢首國師墨寶跋》及《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發表于《史學雜志》第二卷第五期。
《攝山之三論宗史略考》發表于《史學雜志》第二卷第六期。
修改講義《隋唐佛教史稿》，并成鉛印本。
1932年，壬申，三十九歲
熊十力自杭州返北京，在北大講授唯識學，與公常相往來。
《竺道生與涅般/木學》發表于《國學季刊》三卷一號。
秋冬，《學衡》雜志社在南京諸人提議與中華書局解約，改由南京鍾山書局印行，吳宓力持反對，社內不和更甚。
1933年，癸酉，四十歲
發表《釋道安時代之般若學述略》于《哲學論叢》五月號。
七月十五日，《學衡》之精神導師白璧德在美國去世。
七月，《學衡》出版第七十九期后，永久停刊。
秋，接熊十力來書一通：“看《大智度論》，鎮日不起坐。思維空義，豁然廓然，如有所失(如撥云霧)，如有所得(如見青天)。起坐，覺身輕如游仙”。
此頃，常相聚者有：熊十力、蒙文通、錢穆、梁漱溟、陳寅恪、林宰平等。熊蒙二人常就佛學、理學爭辯不休，梁熊常談及政事，亦有爭議，獨公“每沉默不發一語”(錢穆語)，絕非無學問無思想，性喜不爭使然也。錢穆贊其為“柳下惠圣之和者”。
1934年，甲戌，四十一歲
指導王維誠完成學位論文《老子化胡說考證》，并于《國學季刊》四卷二號發表《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審查書》。
《大公報》三月十七日發表《評〈唐中期凈土教〉》。
本年起，任北大哲學系主任，聘鄭昕講授一年級形式邏輯。
1935年，乙亥，四十二歲
一月十日，上海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引發東西文化大辯論。
此頃，公所主持之北大哲學系已形成重視哲學史與佛教思想之系風，迥異于清華重邏輯之風氣。公兼授中、印、歐哲學史，周叔迦、熊十力授中國佛教思想，馬敘倫以法相唯識學釋莊周。
四月，陳寅恪自清華西院來明信片，語及《僧傳》之法和，并囑公代借《太平經》，十四日，公覆書陳寅恪，論及《太平經》傳授之記載等［20］。陳寅恪接書后再覆書，惜不存。
四月十三日，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在北平召開，公與金岳霖、馮友蘭當選為哲學會常務理事。
《讀〈太平經〉所見》發表于《國學季刊》五卷一號。
《釋法瑤》發表于《國學季刊》五卷四號。
五月，上海中華書局印行《吳宓詩集》，集中收有吳宓贈公詩文多篇，并收有《談助》一文之局部，分別見卷二、卷末。
1936年，丙子，四十三歲
四月初四日，中國哲學會年會第二屆年會在北平舉行，公出席會議，并宣讀論文《關于〈肇論〉》。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一卷一號發表The Editons of the Ssushin -Erh-chang-chin,Trans.by J.R.Ware.
《哲學評論》第七卷第一期發表《漢魏佛教的兩大系統》(第一屆中國哲學年會報告摘要)。
《哲學評論》第七卷第二期發表《關于〈肇論〉》(第二屆哲學年會報告摘要)。
1937年，丁丑，四十四歲
一月十七日，胡適為公校閱《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冊，贊此書極好，稱“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唯不同意公否定佛教從海道來中國之說。是日，胡適致書商務印書館王云五，推薦出版該“權威之作”，又以長信致公商討書中個別論點。明日，胡適與公暢談，公自認膽小，只能作小心求證，不能作大膽之假設。胡適以此為謙詞，于日記中贊“錫予的書極小心，處處注重證據，無證之說雖有理亦不敢用，這是最可效法的態度”。公于交談中坦承：“頗有一個私見，就是不愿意說什么好東西都是從外國來的。”公治印度佛教、中國佛教卓有成就，故胡適戲言道：“我也有一個私見，就是說什么壞東西都是從印度來的。”二人大笑［21］。然于此亦可見二人治學方法及文化觀之不同。
三月九日，與白璧德齊名同道的美國人文主義大師摩爾(Paul Elmer More)去世。
《中國佛教史零篇》發表于《燕京學報》第二十二期。
本年農歷五月初二，幼子一玄生。
是夏，公陪同母親消暑于牯嶺，與錢穆同游匡廬佳勝，讀書著文。不久，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當喪亂，猶孜孜于自學。結廬仙境，緬懷往哲”，頗感“自愧無地”［22］。集《大林書評》，凡五篇：《評〈考證法顯傳〉》、《唐賢首國師墨寶跋》、《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跋》、《評日譯〈梁高僧傳〉》、《評〈小乘佛教概論〉》，前三篇載《微妙聲》第三期，后兩篇載《微妙聲》第八期。
與湯鄉銘、周叔迦任《微妙聲》編委。
年底，輾轉至長沙臨時大學，因文學院設在南岳衡山，旋轉赴南岳。
1938年，戊寅，四十五歲
元旦，于南岳擲缽峰下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本書為公之傳世名作。跋云：“十余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帙。……乃以其一部付梓人”。是書于本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月，取道廣西，隨臨大轉赴云南西南聯合大學，同行者有賀麟等人。至昆明，暫住迤西、全蜀兩會館后院樓下大廳。四月，赴蒙自聯大文學院，與賀麟、吳宓、浦江清及子一雄同住校外西式二層小樓。八月一日放署假，至十一月底止。八月底，蒙自聯大文、法學院遷至昆明，公與錢穆、姚從吾、容肇祖、沈有鼎、賀麟、吳宓仍留蒙自讀書。十月二十九日，諸先生推公為赴昆明旅行團團長，同赴昆明。
本年仍任北大哲學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1939年，己卯，四十六歲
前此，有兩箱《大正大藏經》丟失于北京至昆明運途中，手頭缺乏佛教資料，故更加注意魏晉玄學。
《讀〈人物志〉》發表于昆明《益世報》讀書雙周刊第一一九至一二一期。
1940年，庚辰，四十七歲
此頃，指導王明研究道教。后此，王明成《〈太平經〉合校》，成為研究道教必讀資料。
陳寅恪本年以新著《秦婦吟校箋》贈公。
對魏晉玄學的研究頗有進展。
《讀劉邵〈人物志〉》發表于《圖書季刊》新二卷一期。
魏晉玄學研究兩篇：《魏晉玄學流別略論》、《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刊載于《國立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本年，《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抗戰時期教育部學術研究一等獎(哲學類)，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獲社會科學類一等獎。
1941年，辛巳，四十八歲
一月，皖南事變發生。受此影響，聯大習哲學者散去若干人，公慰留馮契等人。
1942年，壬午，四十九歲
與陳寅恪、吳宓等人同列第一批教育部部聘教授。
《王弼大衍義略釋》發表于《清華學報》第十三卷第二期。
1943年，癸未，五十歲
《文化思想之沖突與調和》發表于《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王弼圣人有情義》發表于《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王弼之〈周易〉、〈論語〉新義》發表于《圖書季刊》新四卷一、二合刊。
《向郭義之莊周與孔子》發表于《哲學評論》第八卷第四期。
1944年，甲申，五十一歲
《隋唐佛教之特點》發表于《圖書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
1945年，乙酉，五十二歲
《印度哲學史略》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本書由一九二九年講義修改而成，系“綴拾東西方學者的研究成就加以翻譯資料和佛經資料編撰而成”。
八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
聯大時期，公含辛茹苦，以民族文化之繼承、弘揚為使命，教學、著述未嘗間斷。雖因貧苦艱難而失長子一雄、愛子一平(皆病逝于昆明)，心靈遭受劇創，然矢志不移，為民族文化之復興、建設屢獻碩果，在學術界奠定了令人矚目的崇高地位，并培養出一大批出色的學界新人。
六月，因公至重慶，其間由賀麟暫代哲學心理學系主任。
十月，隨北大復員，在北平沙灘北大舊址開學。此時北大校長為胡適，美國士兵強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發生后，胡適曾從南京致函文學院長湯用彤告處理此事之意見。
十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文史周刊》第二期發表《謝靈運〈辨宗論〉書后》。
1947年，丁亥，五十四歲
春，結束魏晉玄學一課，隨即授英國經驗主義。
此頃，仍任哲學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校長胡適熱衷于政治活動，常因公去南京，諸多校務均常委托公與傅斯年協理。公以是常覺身心疲憊。
夏，應加利弗尼亞大學之請赴美講學，授《漢唐思想史》一年，撰有英文講義。
本年于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會議上當選為院士，兼任評議員。
任史語所駐北平辦事處主任。
Wang p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ching and Lun Yu(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Walter Liebenthal),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ume10,No.2.
1948年，戊子，五十五歲
夏，婉拒哥倫比亞大學講學之邀，決定回國，九月返北平。
平津戰役后，胡適轉赴南京，旋即勸公南下，且派人送來兩張機票，公弗允。
1949年，己丑，五十六歲
一月，解放軍進駐北京。
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時北大無校長)。
本年，周恩來曾來北大孑民堂與公及北大諸教授座談，公甚佩服其人之氣度與學識。
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1951年，辛卯，五十八歲
本年始不再授課。
1952年，壬辰，五十九歲
全國院系調整，北大遷至西郊，馬寅初任校長，江隆基任主管教改、教務之副校長，公出任主管基建、財政之副校長，雖用非所學，仍勤懇工作，助手為張龍翔。
1953年，癸巳，六十歲
中國科學院成立，公任歷史考古專門委員會委員。
1954年，甲午，六十一歲
本年，出席由《人民日報》主持的胡適批判會議，歸后患腦溢血，病甚重，長期臥床。此后學術活動或撰寫文章多由任繼愈助理。
1955年，乙未，六十二歲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冊，由中華書局重印。
1956年，丙申，六十三歲
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任學部委員，《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編委。
1957年，丁酉，六十四歲
《魏晉玄學論稿》由人民出版社印行。
五月十七日，向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遞呈書面發言，此發言稿由助手湯一介筆錄而成。發言批評了科學院、高等院校及生產部門相互隔離的現象，并提出具體意見：發言還批評了對一些專家學者如蒙文通、鐘泰、景昌極等人不重用的現象，主張量才重用之；倡導整理出版重要文化典籍如《道藏》、《太平御覽》、《大藏經》，發言還反對學術界對外閉關，主張恢復教授休假制度，派他們出去考察研究，加強與國際文化、學術界的交流和聯系。
1958年，戊戌，六十五歲
本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1960年，庚子，六十七歲
《印度哲學史略》由中華書局重印。
1961年，辛丑，六十八歲
此頃，已不能撰寫長文，每天只能遵醫囑工作一、二小時，仍堅持治學，撰寫短文。
《康復札記四則·“妖賊”李弘·云中音誦新科之誡·何謂“俗講”·佛與菩薩》發表于《新建設》六月號。
《針灸·印度古醫書》發表于《新建設》七月號。
《讀一點佛書的“音義”》發表于十月十九日《光明日報》。
1962年，壬寅，六十九歲
《魏晉玄學論稿》由中華書局再版。
《往日雜稿》由中華書局出版。
《論中國佛教無“十宗”》發表于《哲學研究》第三期。
《關于慧深》發表于十月十四日《文匯報》。
《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發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光明日報》。
1963年，癸卯，七十歲
五月一日晚，上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由周恩來導見毛澤東。毛詢問公之身體狀況，囑公寫短文，并言其閱讀過公所撰全部文章。
本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由中華書局再版重印。
《給巨贊的信(關于東漢佛教的幾個問題的討論)》發表于《現代佛學》第二期。
《中國佛教宗派補論》發表于《北京大學人文科學學報》第五期。
1964年，甲辰，七十一歲
《讀〈道藏〉札記》發表于《歷史研究》第三期。
三月，因心臟病住進醫院治療。
五月一日，病逝。
注釋
［1］［2］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1938年元旦識于南岳。
［3］轉引自吳學昭《吳宓與湯用彤》。
［4］吳宓1970年3月30日交待稿，見吳學昭文。
［5］見《吳宓詩集》卷二《示錫予》。
［6］見前引吳學昭文。
［7］同［5］。
［8］錢穆《憶錫予》，載《燕園論學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
［9］吳宓1919年7月14日日記，見吳學昭著《吳宓與陳寅恪》第20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10］沈松僑對白氏學說多有所述，見沈氏所著《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第三章第一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年初版。
［11］［12］［13］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第20頁。
［14］吳宓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日《日記》，見前引吳學昭文。
［15］同上書頁22。
［16］轉引自前引沈著頁133。
［17］《〈學衡〉雜志簡章》，見該雜志各期卷首。
［18］事見《吳宓與陳寅恪》頁63。
［19］同上書頁76。
［20］覆書日期為四月十四日，不詳何年，姑系于本年。全書內容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頁88—8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1］胡適日記，載1985年8月1日臺灣《聯合報》。
［22］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大林書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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