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古齋和通古齋是黃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廠經營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鋪。三代人中黃伯川是位承前啟后的人物，關于他的傳說較多。筆者幼年見過黃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臉，蓄有長髯，說話聲音宏亮，很有氣魄。

　　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開科舉試，光緒二年（1876）湖北云夢舉子黃興南進京趕考，揭榜時名落孫山，不肯回鄉，便在琉璃廠附近的安瀾營開私塾館，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讀書習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來往，閑暇時常到古玩鋪里觀賞字畫古董。字畫中的詩文，銅器上的銘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不解其義，便請教黃老師。黃興甫講述詩文，令人信服；但銅器上的銘文，他不認識，只是從篆字的變形上猜測，甚至不準確。

　　時間長了，黃興甫所見的古董多了，能鑒別一般文物的真偽，并對銅器的造型、紋飾、銘文、銹色有所見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積蓄，買了些古董玩賞。1895年，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上書光緒帝時，黃興甫未參加聯名。光緒二十三年（1897）他在琉璃廠開了尊古齋古玩鋪。開張的第二年正趕上"戊戌變法"。雖然維新運動失敗，他仍贊同維新主張，認為要維新，必須學外國，故而將自己的侄子黃浚（字伯川）送人京師同文館讀書。

　　同文館，同治元年（1862）開辦，是我國最早的洋務學堂。原只招收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人學， 1876年開始滿、漢學生皆收，學制八年。光緒二十七年（1901），同文館并人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后改稱北京大學。黃伯川在同文館讀書八年，成績優秀，通曉德、英、法三國語言。畢業后，人德國奇羅佛洋行做譯員，兼在尊古齋做古董生意。

　　宣統二年（1910），黃伯川接替他叔父經營尊古齋。他經營金石文物注重考證研究。商周秦漢銅器的造型。花紋、銹花，特別是銘文，都引起他極大的研究興趣。銅器上的銘文原稱"鐘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國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及其周圍的殷墟發現占卜用的甲骨刻辭。1910年黃伯川將甲骨上的文字與商代銅器上的銘文做過比較，發現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與清廷學部參事羅振玉研討過這一問題。

　　尊古齋古玩鋪，同金石收藏家、鑒賞家端午橋、寶熙、畫家博心舍等清室王公貴族頗有交往。他們到尊古齋鑒賞、買些商周青銅器；當他們需用錢時，也將他們玩膩了的青銅器交給尊古齋代為出售。

　　民國初年，寶熙曾將一尊提梁鹵送到尊古齋寄賣。提梁鹵是我國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銅酒器，亦稱禮器。寶熙的這尊提梁鹵是西周初期的，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梁。提梁的兩端有獸頭，口的下端有花紋，蓋的里端有金文四個字，字體齊整。其造型端莊，花紋清晰，鹵的色澤是純青翠色，瑩潤如玉。專家們鑒定，這尊提梁鹵出土于帝王之陵墓，不然，不會有這樣好的色澤。因為帝王的陵墓建造堅固，不會進水，器皿多放在石幾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兩三千年，才會出現這種銹色。這件提梁鹵，堪稱國寶。

　　羅振玉是寶熙的部下，清末時，寶照任學部侍郎（即今之教育部長），羅振玉做過學部參事。寶熙和羅振玉都經常到琉璃廠尊古齋、式古齋等古玩鋪鑒賞古董。黃伯川同羅振玉研討過甲骨文與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羅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寫書；1919年回國，住天津，后在大連開設一家古玩店，字號墨緣堂。1919年至1924年，羅振玉去琉璃廠的次數多。羅振玉曾將博儀讓他鑒定的青銅器珍器的拓片和黃伯川收藏青銅器、白陶片等考古實物的拓片相交換。

　　老古董商中不少人說，黃伯川聰穎過人，膽大心細。在清末民初，他敢買太監拿來的東西。那時，太監的東西往往是從宮里和王府里拿出來的，買了他們的東西，容易吃官司，錢好賺官司打不起。黃伯川不怕。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陜西口音的人來到尊古齋，拿出兩件青銅器：權和衡（秤錘、秤桿）。經黃伯川鑒定，認為是兩件很有考古價值的文物。因為他知道，秦始皇統一全國"度量衡"，對中國的歷史發展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出土青銅器中，尚未見到秦漢的權和衡。這兩件青銅器上，每件都刻有"始建國"三個字。經他考證，始建國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時的年號。王莽是公元8年時稱帝，改國號為"新"，年號為"始建國"。這兩件青銅器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保存完好，實屬難得之珍品。黃伯川出數千元將它們買下。

　　一天，考古學家馬衡來到尊古齋，黃伯川將王莽時代的權、衡給他看。馬衡說："我的名字叫衡，但還沒見過秦漢時代的權、衡。既然是王莽時代的權、衡，就叫莽權、莽衡吧！"不久，馬衡當了故宮博物院院長，他看到陜西歷史博物館失盜王莽時代權、衡的文件。

　　馬衡派人將尊古齋的權、衡沒收、充公，送到故宮博物院收藏（至今，棄權、莽衡仍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當時，黃伯川不好直接與馬衡面談這件事，他拜托商務印書館經理孫伯衡找馬衡，要求給他收購的本錢。孫伯衡是馬衡和黃伯川的好朋友，他從中調和，給了黃伯川的收購本錢，這件事就私了了。黃伯川對這件事從不外露，當老朋友問他莽權、莽衡的事時，他總是說，我送給馬衡了，因為他的名字叫衡，馬衡將它們收藏在故宮。

　　黃伯川熱愛文物，特別是對金石、古玉愛好成癖。他在同行中聲言："我黃伯川不搞破壞，破壞古物是土匪，凡是我賣出去的好東西都留底樣，留給后人研究參考，不能把祖宗留下的東西都賣給外國人。"尊古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工、陶片等珍貴文物，黃伯川都用紙把它拓下來或者照相，編輯成冊，保存起來。

　　拓拓片是一門手藝。這門手藝，是在刻或鑄有文字、花紋圖案的石、玉、銅、陶等器皿上，蒙上層綿紙，捶打，使之四凸分明；再稍上墨，使之顯出文字、花紋圖案來。手藝好，就能拓出文字。花紋圖案清晰、墨跡均勻，不走樣的好拓片。尊古齋有位譚師傅專門拓拓片，他的手藝好，深受黃伯川的器重。

　　譚師傅有位本家弟兄在孫殿英部下當師長。1928年東陵盜案件發生后，他到尊古齋找譚師傅。譚師傅把他介紹給黃伯川，他們之間做了一項秘密交易。譚師長拿來些珍寶鉆翠。具體都是些什么，傳說甚多，有的說："珍珠、翡翠、鉆石，成簸箕地端；"有的講："茶盤中放著核桃大的珍珠"，還有的說："西太后那雙珍珠鞋，也是其中的一件……"但究竟是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些傳聞，無從查考。
能夠知道的是，黃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寶翠鉆。有人講："黃伯川找了懂珠寶翠鉆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廠開設恰寶齋珠寶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這項生意，經他們倆人的手，將這批珠寶鉆翠賣給了義文齋珠寶玉器店。

　　孫殿英盜東陵墓的消息很快傳出去，，北平各報館爭相刊登。盜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博儀和平津各地的清室遺老遺少們的悲憤，他們在溥儀居住的張園，擺設靈堂，供上乾隆、慈禧的靈位，行禮叩拜，痛哭流涕，像辦喪事一樣進行祭奠，并通電蔣介石要求嚴辦此案。那時的平津衛戍司令是閻錫山，蔣介石下令閻錫山查辦了盜陵案。孫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師長到北平，讓閻錫山給扣上了，不久又放了，卻把買他們贓物的義文齋的經理、恰寶齋的王月波和尊古齋的黃伯川投人陸軍監獄。

　　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黃伯川的摯友孫伯衡等人向商震申述情況，求其釋放。不久，黃伯川、王月波和義文齋的經理都被釋放了。

　　黃伯川出監不久，將尊古齋關閉，由西琉璃廠搬到東琉璃廠，在一家最大的舊書鋪寶銘堂舊扯，開設通古齋古玩鋪。通古齋有九間門面，院里有一百多間房子，后院有花園，大院后門通琉璃廠雙魚胡同，比原來的尊古齋寬大得多，闊氣得多。可是，黃伯川不直接經營通古齋，而讓他的徒弟喬振興（字友聲）當經理。這時正值"九一八事變"的前夕，羅振玉鼓吹借日本勢力復辟清王朝。博儀在天津與日本人來往。黃伯川怕溥儀借日本勢力返回北平，追查盜陵案，再把他牽連進去。所以他關了尊古齋，開通古齋，讓喬友聲當經理，讓他的兒子黃金鑒（字鏡涵）在通古齋管賬。1945年通古齋由黃鏡涵經營，直到1956年參加公私合營。

　　黃伯川同我國著名考古學者郭沫若、馬衡、羅振玉都有交往，他曾為一些專家學者提供了商代青銅器上的金文資料和河南安陽出土的白陶片和龜甲獸骨。他自己編撰的著作有：《尊古齋古鐘集林》、《衡齋藏印》、《衡齋金石識小錄》、《鄴中片羽》、《衡齋吉金識小錄》、《衡齋藏見古玉圖》、《尊古齋所見吉金圖》、《尊古齋陶佛留真》、《古工圖錄》、《尊古齋集印》，共計 112卷。這些著作已遣散多年。1987年，筆者見到美籍華人、考古學家李汝寬先生，他向筆者詢問：黃伯川的《鄴中片羽》一書，能否找到。1988年，筆者見到黃伯川的孫女黃文華女士談及此事，她說："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沒有了！"

　　黃伯川不單是位古董商，他還是位研究商周秦漢青銅器的專家，考證金文、甲骨文的學者，在琉璃廠古玩行業中是獨一無二的他的財富在琉璃廠也是獨一無二的，人稱"黃百萬"。但他創造的最大財富是為中國培養了鑒定金石的人才和遺留下的現已失散了的112卷考古書籍，可惜的是至今無人收集、整理這些書籍。

　　他的徒弟喬友聲鑒定金石較有名聲，在琉璃廠他是識金文最多的一位。50年代初，故宮博物院從鄉間將喬友聲請出，讓他擔任青銅器鑒定工作。他的兒子黃鏡涵曾在師范大學文學系就讀，未畢業就到通古齋管賬，學習鑒定金石。經二十多年的學習與研究，他對我國商周秦漢青銅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紋飾，有個人的見解，是位青銅器鑒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證家。50年代初，郭沫若曾訪問過他，同他探討金石文字，觀看黃伯川編撰的考古書籍。1956年后，他被歷史博物館聘為顧民20世紀五六十年代，黃鏡涵先后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商、周青銅器，玉器、陶片、漢代銅印等106件，1986年，故宮博院才補發給他的后代人《故宮博物院收到捐贈文物憑證》。

　　黃氏三代經營尊古畜、通古齋，長達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點是，注重于文物的研究，不單單為了發財，但卻積累了比別人更多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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