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善識文物，喜研文史。從殷墟甲骨、漢晉木簡、墓志銘文，到宮中所藏歷代圖書、歷史檔案，乃至珍寶、錢幣等，他都有系統(tǒng)的研究，并撰寫了許多學術(shù)價值頗高的專著。羅振玉41歲入學部，因公務簡，又不肯奔走鉆營，有很多時間搜求文物，鉆研學問。“每涉足廠肆，盡廉俸所入，搜求古物書畫，雖資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賈相競爭，但破銅爛鐵，在所不遺，往往批沙得寶，又人棄我取。”羅振玉獲得了很多兩漢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貴文物，為其考古研究積累了實物材料。
羅振玉為保存和流傳敦煌石室遺書做出過切實的努力。敦煌石室遺書是我國光緒年間新發(fā)現(xiàn)的一處千年寶藏。所謂“石室”指甘肅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稱千佛洞）。窟內(nèi)藏有豐富的經(jīng)書、繡像等，是中華文化藝術(shù)的瑰寶，卻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為了保存這些中華文化的“劫余”，羅振玉奔走呼告，籌措資金，并決心捐出個人全部俸祿，購買余下卷軸，后又主倡集資影印敦煌遺書，這在他的《鳴沙石室佚書序》中有所敘述。他為保存內(nèi)閣大庫史料及明文淵閣藏書也作出了貢獻。大庫是清代內(nèi)閣庋藏檔案、書籍的處所，庫分東西，東庫貯存《實錄》、《圣訓》、《起居錄》等，由本閣滿本房掌管。西庫書籍多為明文淵閣藏書之孓遺，檔案則是清列朝內(nèi)外臣工的題本、奏本、歷科殿試的大卷等。這些都是中國珍貴的歷史文獻，是一筆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由于時局動蕩，所藏大多被盜，散失在外。羅振玉得知這種情形后，主動承擔起書籍的保存、整理、歸類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間接苦口勸說文襄和榮延，保存、整理庫檔。文襄雖表贊同，但以奏準銷毀為慮，行推諉之實。羅振玉復與會稽司長進行了商議，將庫檔移往國子監(jiān)，又同國子監(jiān)丞徐梧生交涉，幾起沖突，后經(jīng)人出面調(diào)解，才獲準。經(jīng)過一番周折，這批史料總算保存下來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國政府有關(guān)部門對這批史料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有些還險些遭到被改為還魂紙的厄運降臨。羅振玉聞知，急忙以高出原售價三倍的價格買回，保存起來。
1919年春，羅振玉攜家人從日本歸國，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棟小樓，專門用于藏置書籍、文物，另外還單獨租借了20多間房屋用以安置家人親屬。一年后，羅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數(shù)間專門用來庋藏大量的史料、檔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羅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著篤之彌深的熱情。尤其是對清帝的書畫非常珍視，他將清帝御賜的“寒歲”匾額，特復制一件懸掛在天津寓所的客廳中間，而把原件裝裱珍藏起來。在天津日租界大羅天戲院內(nèi)有許多古董鋪，羅振玉每碰到清帝書畫，無論如何一定買回珍藏，一次還“偶得”溥儀賜給其師傅陳寶琛的一副對聯(lián)。在天津期間，羅振玉與另一位后來成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之間的學術(shù)合作與交流非常多。羅振玉對王國維除給予經(jīng)濟上的資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徑，對其政治、學術(shù)等觀點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可以說日后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其文化底蘊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羅家積淀起來的。
羅振玉是我國最早的幾位甲骨文學者之一，與王國維共同創(chuàng)立的研究范式為我國甲骨學的發(fā)展奠基開路。同時，他還繼承了宋朝以來歷代學者對金石文字的研究，開辟了古器物學研究的新階段，他一生著書立說，成果豐碩。羅振玉在我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家庭和社會的境況，使他最終成為封建皇權(quán)的頂禮膜拜者和忠實維護者。而就在天津這塊巨大而豐富的歷史平臺上，亦學亦宦的羅振玉演繹了他苦樂參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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