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世中國學術史上，王國維與羅振玉是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們在文學、經史、文字、訓詁、音韻、考據、目錄、版本等傳統學術的諸多領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種之多，是當之無愧的國學大師。
　　對于他們的學術成就，人們并不陌生，也毫無異議。但他們的經歷與交往，卻始終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且眾說紛紜，許多事情至今仍是一個講不清的謎。
他們是浙江同鄉，有著江南人的毓秀靈透。他們自幼接受的完全是舊式教育，國學基礎非常扎實，二人都是在十五歲時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響，他們轉而力倡新學。羅振玉辦《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開辦農務學堂和新式教育。王國維則研究書本華、尼采、康德的哲學與美學，并寫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學批評文章《紅樓夢評論》。但辛亥之后，二人潛心于國學研究，在甲骨學、敦煌學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們國學大師的地位。可以說，他們的思想傾向和學術興趣，經歷了一個從舊到新，又由新轉舊的過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這些轉變呢？
　　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也是人們品評的焦點。清亡前，他們同在學部任職。辛亥后，王國維受溥儀小朝廷之詔，供職南書房，并重新蓄起發辮，以清朝遺老自居。羅振玉則鞍前馬后追隨溥儀，為復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們在政治上的趨于保守，以及羅振玉的走向反動，這自是歷史事實，無須回避，只是這些無從動搖他們在學術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體地說明了歷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復雜性。
自1898年二人相識于上海，至1926年絕交，二人的交往歷時近三十年。羅振玉世事洞明，機智練達。他善于經營理財，有相當的經濟實力，是一個很有能量的社會活動家。王國維性格憂郁悲觀，埋首學術，不問功利，是典型的學者氣質，人稱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正是這種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們對王羅二人的關系，頗有不平。有人講羅振玉廉價使用王國維的腦力勞動；有人講羅振玉的《殷虛書契考釋》，剽竊了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有人講王國維投水自盡乃羅振玉所逼……那么，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呢？
　　羅振玉社會活動多，經歷也更復雜些，加之他后來的逆歷史潮流之舉，人們對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頗有微詞。有人講他販賣假字畫假古董騙人；有人講他印古書為賺錢，等等。的確，羅振玉是一個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閱古物，見識過人，財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時。從殷墟甲骨到敦煌文書，從漢晉木簡到齊魯封泥，他趕上了文物大發現的時代。他傾盡家資，收藏古物，潛心研究，成為名副其實的古器物學家。羅振玉印古書可能確實賺了一些錢，但整理古籍，傳承了文化，這是極大的功勞，再者賺錢也是無可厚非的事。羅振玉終是一個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學部任職期間，他費盡周折，阻止焚毀內閣大庫舊檔，保存下來八千麻袋的藏書、奏折、公文等重要的歷史文獻。1909年，當他從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經洞中還有八千件寫經卷軸時，力勸京師大學堂買下這些國寶，使幾經帝國主義分子劫掠的殘存的敦煌文書，留存在國內。他對文化的珍愛，為保護國寶所做出的貢獻，難道不值得人們感懷嗎？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時，王國維在頤和園投湖自盡。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來頤和園。他的死，又給后人留下一個謎。他在遺書中寫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人們對其死因的猜測，大致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為清朝殉節，盡遺臣之忠；一是與羅振玉的絕交，于心至寒；一是懼怕北伐軍攻入北京，身遭辱殺。這些莫衷一是的猜測，至今無任何定論。
　　此時的王國維，年整五十，正值學術的旺期。如果說，民國初年這樣變亂的時代，不值得大師留戀，這是時代負于大師的。但這樣一位國學大師，他的思想和學術已經不屬于他自己，而是屬于這個國家和民族。他斷然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中國學術的巨大損失，怎不令人扼腕嘆息！從這一意義上說，這是他負于時代和人民的。
　　但歷史原本就是如此。而歷史的真相，總是被紛繁復雜的人為或非人為的因素遮蔽著，讓我們這些后人霧里看花。當我們想走近兩位大師，了解他們和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我們不妨讀一讀《王國維與羅振玉》這本書。或許它能解您心中一些疑竇，或許它能給您更多的客觀與真實。

　　順便提示一下：《王國維與羅振玉》一書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定價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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