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大家紀念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先生的百年誕辰。追思侯先生，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他編著的巨作《中國思想通史》。這部書縱貫古今，規模宏遠，對中國學術思想研究有重要貢獻，是國內外學術界，包括不同意侯先生理論觀點的人，都一致認可的�！吨袊枷胪ㄊ贰酚腥舾珊诵钠�，突出體現了侯先生獨特的識見和創新，關于明清之際的部分是其明顯例證。
侯先生注意到明清間思想變遷的研究，其肇端甚早。他最初發表的思想史專著之一，就是論述王夫之的《船山學案》�？上в捎诋敃r歷史條件，這一著作流傳未廣。隨后，他自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大家出發，寫出了《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一直講到章太炎、王國維。后來他認為書內后半應分開另編，把明清間的前半抽出，充實修改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最后列作《中國思想通史》的第五卷。
明清之際的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通史》中分出單獨的一卷，實在是含有深意的。前些時候，我在西北大學“紀念侯外廬先生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上，曾提到侯先生研究歷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點，即要從思想史來研究社會史。對古代社會的考察，不能只從經濟、政治等方面著手，還應從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這個論點很深刻地反映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上層建筑與社會基礎的辯證關系。侯先生重視研究明清之際的思想史，正是要由此深入認識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遷，通過分析明清間他所稱早期啟蒙思想家的學說論作，來探討中國傳統社會怎樣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
《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是他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到50年代末，他把主要精力用來主持編寫《中國思想通史》唐宋元明部分，即第四卷，但對明清之際仍從未忘懷。第四卷下冊的一大半，其實是這方面的擴大補充。
作為他晚年對這段歷史研究的綱領的，是他那時應蘇聯《哲學問題》邀請寫的論文《十六七世紀中國進步哲學思潮概述》。細讀此文，不難看出他的研究比之早年提高了很大的一個階段。
為了加強有關學術思想的研究，侯外廬先生曾指導我們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當時稱“組”）做過許多準備工作，包括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比如將何心隱的孤本著作《爨桐集》標點出版為《何心隱集》，將陳乾初的抄本文集摘編為《陳確哲學選集》等等。還有些在計劃中的，因情況變化而未能完成，特別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侯外廬先生首倡方以智的研究，影響至為深遠，可是《方以智全集》的整理工作被“文革”打斷，后來迭經起伏，迄今仍在進行中，只是我們原來參加工作的幾位都不能親手去做了。
在廬先生論述方以智以前，歷史學界對方氏的研究極少，只有容肇祖先生在《嶺南學報》上有篇文章。連方以智受清廷迫害致死一事，都幾乎無人知道。經過侯先生對其生平思想的闡揚，方以智在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才為學者習知。現在各種著作談到明清間思想家，常以方氏同顧、黃、王并舉，由此可見侯先生的工作對明清之際學術研究起了怎樣的推進作用。
在“文革”降臨的前夕，侯先生對明清之際思想的深入研究正在繼續之中。那幾年，他重新討論了李卓吾，擴而廣之，及于《明儒學案》里《泰州學案》有關的種種人物。除上面提到過的何心隱外，他還要我尋讀羅汝芳的著作，但覺得其進步思想殊不明顯，沒有給予多高的評價。最末，他關注到與泰州一派很有關系的湯顯祖，撰寫了一系列研究論文，匯為《論湯顯祖劇作四種》出版，沒想到成為他在“文革”中遭受批斗的一大罪狀。
我們參加《中國思想通史》的工作，經常聽到侯先生講說明清之際這一“天崩地解”的時代，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讀了明代嘉（靖）�。☉c）以后豐富多彩的作品之后，感到這個歷史時期有如未經探測的神秘海洋，不知有多少問題等待我們去決疑發復。前幾年我在小文中回憶楊超先生，他也是對明清之際極有興趣的，并且實地做了許多工作。
20世紀90年代初，傳來一件出人意外的消息，從未有人知曉的泰州學派顏鈞的著作《顏山農先生遺集》竟然完整存在。經黃宣民先生整理標點，于1996年以《顏鈞集》為題印行。我為此書寫序，特別紀念了侯先生和楊超先生。黃宣民先生對泰州學派做了不少研究，繼承了侯先生的流風余韻，然而他也在不久前過世，使人思之黯然。
近來很多學者從事20世紀學術史的研究，希望能就侯外廬先生對明清之際思想史的探索詳加研討，一定會對今后的有關研究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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