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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鐘鋒

　　侯外廬先生(1903—1987年)是我國公認的老一輩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在歷史研究領域，特別是在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卓著成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而這一切又是與侯先生走過的學術道路分不開的。

　　侯外廬先生的學術道路是拓荒者的學術道路，具有開拓性的鮮明特點，從中我們可以領略到他的理論膽識、歷史睿智和自強不息、不畏艱辛的“韌”的戰斗精神。侯先生的學術道路，以1927年赴法勤工儉學、翻譯《資本論》為起點，至1987年逝世，前后長達六十年。這六十年，是侯先生不斷追求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六十年，也是侯先生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的六十年。歷史地考察侯先生六十年的學術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始終貫串著一條主線，即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為指導，在歷史研究領域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積極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體系。圍繞這條主線，我們可以將侯先生六十年的學術道路劃分為：奠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20—30年代，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具體途徑、建設中國特色的歷史科學體系的40—50年代，以及堅持真理、不斷進取、回顧總結的70—80年代等三個時期。

　　在侯外廬先生百年誕辰之際，回顧他走過的學術道路，總結他在這方面的寶貴思想遺產，這對于21世紀我國歷史科學的繁榮和發展，無疑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本文將根據上述三個時期對侯外廬先生走過的學術道路做一簡要的回顧和總結。

　　一、奠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時期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創建時期，也是侯外廬先生奠定其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重要時期。為了說明侯先生這一時期的學術道路，必須從他是怎樣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道路說起，因為這兩者有著內在的聯系。

　　侯外廬先生在他晚年寫的回憶錄里是這樣說的：“我本不過平平一介書生，因為經歷著偉大的時代，才確立自己終生不渝的理想和觀點”，這就是“共產主義拯救中國的理想”和馬克思主義觀點。唯其如此，他把“馬克思達到的科學高峰”作為自己一生的“仰慕”和追求，把魯迅“為民族前途，交織著憂憤和信念”而進行的“韌的戰斗”作為自己一生的“具體實踐”。(注：侯外廬：《韌的追求·自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侯先生把自己的回憶錄命名《韌的追求》就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這既表達了他對魯迅“韌的戰斗”精神的敬服，也表達了他為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的實現而百折不撓地追求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念。在這里，侯先生明確告訴我們：是偉大的時代確立了他的革命理想，而革命理想又決定了他最終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應該說，這是完全符合侯先生本人的思想實際的。

　　侯外廬先生出生于20世紀初年，中學時代適逢“五四”運動，開始接受民主、科學的新思想、新文化；大學時代，正值我們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日益高漲的年代。反帝反封建是時代的主題，救國救民是一切先進的中國人的共同信念。在革命思潮的感召下，早就具有愛國思想的侯外廬先生自然以“天下興亡”為“匹夫”之“責”，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在這個偉大時代，他有幸結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并在李大釗的教導和指引下，很快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救國救民的真理。所以，他在回顧自己“大半生來”的坎坷歷程時說：盡管追求科學真理的道路是多么不平坦，但是，始終激勵他不斷前進的“鞭策力是共產主義拯救中國的理想”。即使在大革命失敗，中國一片黑暗的時候，他也從未迷失過方向，動搖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毅然決然地“遵照大釗同志生前的囑咐，勤工儉學，到法國去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16頁。)。

　　侯外廬先生到法國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是從翻譯馬克思的原著《資本論》入手的。從1928—1938年，他用了十年時間完成《資本論》三卷本的翻譯，從而成為我國最早的《資本論》全譯本的譯者之一。翻譯和研究《資本論》對侯先生的一生及其學術道路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在回顧自己走過的這段經歷時說：“我以研究《資本論》為起點踏上征途，從而確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對歷史發展必然規律的信念。 ”(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15頁。)可見，翻譯和研究《資本論》是侯先生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道路的起點，決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奠定了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在這方面，我特別要提到《資本論》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對侯先生的學術道路所產生的深刻的思想影響。

　　如所周知，《資本論》是馬克思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注：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頁。)的科學巨著。列寧說：由于《資本論》的問世，“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證明了的原理”(注：列寧：《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卷，第122頁。)。這是《資本論》對唯物史觀最重要的理論貢獻。為《資本論》所“科學證明了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原理”，最根本的一點，是它提出生產方式的理論來說明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它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制約著人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過程，推動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因此，研究生產方式理論就成為歷史研究的首要任務。侯先生翻譯和研究《資本論》的過程是他致力于研究生產方式理論的過程。1933年，他就根據自己研讀《資本論》的體會寫了《社會史論導言》一文，“力圖從經濟學和歷史學統一應用的角度，討論生產方式問題”(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26頁。)。1939年，他又在原稿的基礎上進行修訂，改名《社會史導論》發表在《中蘇文化》上。在該文中，侯先生把自己關于生產方式及其歷史地位的看法歸結如下：“(一)它是決定歷史上特定社會形態的根本因素；不同社會形態的區別，就是由它的性質決定的；(二)它必須在一定社會形態中占有統治的地位；(三)它的內容可表述為：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27頁。)顯然，侯先生對生產方式內容的表述與當時剛出版不久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同一問題的表述是不同的。后者把生產方式界定為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者在內及其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152頁。)。因此，侯先生的上述表述，在當時或后來自然引起一些人的非難和指責。對此，侯先生并不介意，而是充滿著對理論的自信，認為他對生產方式的理解符合《資本論》的原意。因為《資本論》就是把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相分離作為出發點，然后又以兩者是如何在資本家手中實行結合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并把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作為劃分社會形態各個不同經濟時期的根據(注：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頁。)。在我看來，侯先生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關于生產方式概念的不同表述并沒有原則的分歧。所不同者，侯先生側重于從概念的內涵來定義生產方式，而《教程》則側重于從概念的外延來定義生產方式。因此，生產方式的完整概念應該是將兩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作綜合的理解，即：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而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相結合的方式決定著生產方式的性質。侯先生正是根據自己對《資本論》關于生產方式理論的理解開始他的中國社會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的。《資本論》對侯外廬先生的學術道路產生深刻的思想影響不僅表現在歷史觀方面，還表現在方法論上。對此，他是這樣說的：“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超群出眾，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資本論》的理論和《資本論》本身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應予同等重視的。”(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91頁。)

　　侯外廬先生所說的《資本論》“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所做的高度概括”，認為這“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可以看成研究前資本主義各社會形態的指針”。(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228頁。)這種“高度概括”，主要表現在：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性質歸結為由其生產方式所決定，又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歸結為由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相分離到在資本家手中實行兩者相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不難想象，如果沒有科學的抽象力就無法對錯綜復雜的資本主義社會現象做出如此高度的理論概括。侯先生說：要理解馬克思所做的這種高度的理論概括就“要求我們去領會理論的闡述過程，乃至理論本身的邏輯構成……十年譯讀《資本論》，對于我的思維能力、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寶貴訓練”，“是決難以任何代價換取”的。在歷史研究中，侯先生“之所以一向欣賞乾嘉學派的治學嚴謹，一向推崇王國維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據的傳統，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資本論》方法論”對他的“熏陶”(注：侯外廬：《韌的追求》，第91頁。)。

　　從以上的簡介和分析中，我們了解到：侯外廬先生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高潮時期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在革命低潮時期卻義無反顧地踏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征途。他以翻譯和研究《資本論》為起點，十年如一日把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作為終生不渝的事業。期間，他受到《資本論》在歷史觀和方法論的熏陶，從而為其日后從事歷史科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幾十年來，他在歷史科學研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是與其在30年代理論上的“十年積聚”分不開的。

　　二、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建設中國特色的歷史科學體系時期

　　侯外廬先生從事歷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他在哈爾濱法政大學任教，開設“中國經濟思想史”課程，寫了一部研究性質的講義，其中有《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一章，1934年曾作為單行本出版。這可以看作是侯先生涉足中國古代史的開始。因當時尚有翻譯《資本論》的繁重任務和教學任務，故未能將這項工作繼續下去。1938年，在完成了《資本論》的翻譯任務并做了必要的理論準備之后，侯先生才有可能真正開始研究中國歷史問題。1939年發表的《社會史導論》是他真正轉向歷史研究的標志性開端。從此，開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的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的歷史科學體系的時期。這一時期始于20世紀40年代，中經50年代，至60年代初。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非自侯外廬先生始。早在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就開始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中國歷史問題。他堪稱為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先驅者。然而，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社會歷史進行總體性的研究，形成總體性的認識，嚴格地說，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以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問世為其標志，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學發展史上的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創建時期。經過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得到了發展，隊伍開始壯大。一批具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論著開始占領史學陣地。侯外廬先生真正轉向歷史研究較之郭沫若、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雖為時稍晚，但他親身經歷了整個30年代，關注當時歷史學界所進行的思想理論斗爭，對當時論戰中的主要關鍵問題都進行了嚴密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論準備，對當時論戰中存在的各種理論傾向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因而他就有可能在更高的起點來研究和回答論戰中爭議性最大的焦點和難點。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主要問題：一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二是中國歷史是否經過奴隸制階段問題；三是何謂“封建社會”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斷限和特征問題；四是何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中國是否有過這種社會；最后又從歷史回到現實，即近代中國社會是否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問題。這場論戰的實質可以歸結為：馬克思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國情，馬克思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是否適用于中國歷史實際。當時，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國國情特殊論”和“中國歷史特殊論”。鼓吹這種論調的矛頭所指是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為了回擊論敵的挑戰，馬克思主義者不得不把回擊的重點放在“中國國情特殊……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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