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陳夢家與《漢簡綴述》
——以考古學為中心的考察
我們在前面兩節已經論及王國維、勞榦二人在簡牘研究方面的成就。羅振玉、王國維合著的《流沙墜簡》，開簡牘研究之先河。勞榦繼之，所著《居延漢簡考釋》，堪稱居延漢簡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國維、勞榦的簡牘研究，僅局限于排比事類，與文獻相比勘，或者考訂某些字詞，或片斷的歷史事件，仍然沒有擺脫把簡牘新材料視作歷史研究的工具的傳統窠臼，停留在以簡證史的層次。盡管沙畹已經認識到了簡文筆跡的相似性，王國維在《流沙墜簡》的附表中曾對敦煌諸燧相當于簡上何等級的治所，作過初步的推定，馬衡也曾經試圖用坑位來編次居延漢簡，但限于條件，他們只是意識到考古學在簡牘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沒有完全將考古學納入簡牘研究范圍之內。只有到了陳夢家，這種局面才得到了徹底的改變�，F在研究者順著陳夢家所開創的方法，根據原簡，用最新的技術，重新攝影，再利用新近的考古報告及研究，校正舊釋文，出版了更完善可靠的版本，使得居延漢簡對漢史研究的貢獻增加許多。
簡牘既然屬于考古遺物，那么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也同樣適用于簡牘研究，并且一旦簡牘研究劃歸以考古學為中心的考察范圍，就不僅拓寬了簡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而且也指明了簡牘學的方向，以史證簡，為簡牘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石。因此可以說，陳夢家的《漢簡綴述》是簡牘學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巨著。周永珍說："如將漢簡研究分作兩個階段：從本世紀初漢簡大量出土到50年代末作第一階段；自60年代開始至今為第二階段。在研究方法上，從第一階段以研究單個的簡，擴大到研究整冊或同類的簡；在研究內容上，從第一階段以文字考釋為主的研究，轉入到從屯戍檔案的角度到作全面的整理與分析；使漢簡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一步。"[1] 而陳夢家正是從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關鍵人物。
一、《漢簡綴述》：簡牘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典范
陳夢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蘇南京，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畢業于中央大學法律系。他早年喜愛文學，與徐志摩、聞一多等人，是"新月派"后期頗有影響的年輕詩人，出版了《夢家詩集》、《鐵馬集》、《夢家存詩》等專集，還編了一冊《新月詩選》，先后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陳夢家由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轉入古代歷史和考古學研究，在《尚書》、甲骨分期、西周銅器斷代、漢簡等領域都有精深的造詣。除《漢簡綴述》外，他還著有《尚書通論》、《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六國紀年》等多種。
陳夢家雖然沒有受過田野考古的專業訓練，但深知考古學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早在1937年，他與聞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陽，參觀殷墟的最后一次發掘。四十年代，他在美國講學期間，較多地領略了西方現代考古學資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5月，陳夢家參加了文化部組織的"雁北文物勘察團"。這個考察團分考古、古建筑兩組，前往山西大同云岡、渾源、李峪村和陽高等地進行考古調查。陳夢家任考古組組長，撰有《雁北考古旅行的收獲》，記述了這次調查的任務和收獲，即勘察了山陰放驛村古城，這是建筑在漢代屯戍哨所廢址上的金代忠州城址；調查了山陰廣武鎮和陽高縣古城堡的漢代將士墓、大同云岡石窟及其附近造像。收獲較大的是采集了云岡南岸及高山鎮、渾源縣李峪村的史前陶片與石器，還搜集了不少細石器彩陶，闡明了這一地區包含著多種不同時代的文化，證明了"西番"銅器發現區域很廣，包括青海、甘肅、陜西、山西北部，內蒙、河北、東北等地區，斷言狩獵銅壺作于燕和鮮虞，帶鉤師比是由胡人內傳的。陳夢家還引用裴文中的意見，認為細石器文化大約是中國北方（包括長城以外的內蒙古）的一種特殊文化，分布地域極廣，自東北沿蒙古至西北一帶均有發現，當發源于西伯利亞的貝爾加湖地區，并指出鄂爾多斯時代似乎較晚，約當中國歷史上商代、直到漢或更晚。[2] 1952年，院校調整后，陳夢家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現場參觀，熟悉考古學的基本方法。因此，陳夢家能夠按照考古學的要求，發揚金石學的傳統，推陳出新，盡可能科學地整理大量考古發掘物及非發掘出土的資料，在某些研究領域（如甲骨卜辭、殷周銅器、漢晉木簡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六號漢墓發現《儀禮》簡冊，次年6-7月間，陳夢家被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往蘭州，協助甘肅博物館整理武威出土的漢簡，并做進一步的研究，寫了釋文、校記和敘論。同時，他還對此墓所出的日忌、雜占簡以及18號墓出土的王杖十簡也做了考釋，后經反復修改，于1962年定稿為《武威漢簡》一書出版。
與此同時，陳夢家還負責《居延漢簡甲乙編》的編纂工作，并以此為契機，他的研究興趣遂從甲骨文、金文銅器方面轉到了漢簡研究領域，對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漢簡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對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額濟納河流域的漢代烽燧遺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簡牘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為止，他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共完成14 篇論文，約30萬字，5 篇已經發表，后結集成《漢簡綴述》，由中華書局1980年出版。
將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應用于簡牘研究，是陳夢家《漢簡綴述》的最大特色，尤其是與考古學的結合，標志著簡牘學科的正式形成。所謂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主要是指結合發掘報告對出土簡牘內容進行綜合考釋時，研究當地的歷史地理情況，這在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簡牘研究中尤為重要，如對整個居延烽燧遺址的分布定位，即屬于考古學研究的范疇。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古發掘報告所寫的杰作。這一方面與陳夢家考古學意識密不可分，同時也是發掘報告等原始記錄陸續刊行公布的結果。由于考古技術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受過專門訓練的考古學家，因此，他們在西北樓蘭、敦煌所獲的漢晉木簡并不是按照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考古學方法發掘的，除了記錄簡牘的大致出土地點外，根本沒有關于層位的記載。即使斯坦因等人的考古探險記錄，如《中亞與中國西陲考古記》、《亞洲腹地考古記》、《中亞古道紀行》等，譯成中文傳入中國的時間已經很晚了。再如居延漢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發現的。這是漢代張掖郡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邊塞的屯戍文書。這批簡牘是在幾個重要地方加以試掘所獲，有的則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負責發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沒有及時公布這批木簡的發掘報告，無法確定出土地點，因而居延漢簡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釋字詞等低層次上，無法深入。出土地點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它與出土簡牘有著必然的聯系。遺址的地理沿革、性質用途和一切考古現象，是簡牘文書的社會歷史背景，對于簡牘的斷代、綴合及內容的研究，意義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漢簡的發掘報告（貝格曼原稿）終于由索馬斯特羅姆（Bo Sommarstrom）編成《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在斯德哥爾摩出版發行。此前的1945年，貝格曼《蒙新考古報告》也公諸于世。這些原始資料的相繼問世，為居延漢簡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陳夢家根據瑞典新出版的考古報告，并參考考古研究所從西北科學考察團舊檔中找到的采集標記冊及其他可以補充的資料，如斯坦因《中國沙漠考古記》等書和沙畹《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二次所獲）》、馬伯樂（H Maspero）《中國古文書（斯坦因第三次所獲）》、孔拉第（A Can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所發現的中國和其他文物》以及中國學者王國維的《流沙墜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夏鼐《新獲之敦煌漢簡》、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等著作，查明了居延漢簡的全部出土地點，并以此作為重新整理居延漢簡的基礎，即后來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的主體部分。該書發表了照片和經過重新修訂的釋文，同時注明了簡的出土地點。陳夢家親自為《居延漢簡甲乙編》撰寫了兩個附錄，即（1）《居延漢簡的出土地點與標號》，對30個地點出土的漢簡情況及486個標號的歸屬作了詳細的說明；（2）《額濟納河流域烽燧述要》，有選擇地描述貝格曼考古報告的主要內容，說明出土漢簡遺址的基本情況，對張掖郡塞燧系列作了一次較有系統的敘述，并附以插圖和地圖。這是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陳夢家所完成的此項工作，"為用考古學方法科學地研究居延漢簡準備了良好的條件，使漢簡研究從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3]
陳夢家在整理漢簡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了考古學的作用。他特別強調了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關于出土地的問題，即遺址的布居、建筑構造以及它們在漢代地理上的位置。他首先根據貝格曼的考察日記和索馬斯特羅姆編印的調查報告，作了《額濟納河流域障隧綜述》，然后又依據出土地排列"郵程表"和"居延候官·部候·燧次表"，將候、候長、隧長三級官吏及其治所排列成表，清理出三者之間的隸屬關系。同時他還對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漢武帝時期障塞的設置、西漢都尉和居延地理沿革等問題，都作了詳細的探討。第二，關于年歷的問題，陳夢家利用漢簡資料排列"漢簡年歷表"，可以恢復西漢實際使用的歷法。第三，關于編綴簡冊和簡牘的尺度、制作問題。陳夢家在整理武威儀禮簡冊和王杖簡冊時，曾復原了九冊儀禮簡和王杖詔書。他認識到各種簡牘都有一定的尺度和制作方法，而居延漢簡為遺址所出，不同于武威墓葬簡，大多是拆散之簡，如同甲骨文一樣，如何綴合這些散亂無序的簡牘，便成為整理者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關于甲骨綴合，陳夢家說過："甲骨文分裂破碎，為求文例的研究，及窺見卜辭的完整記載，甲骨綴合實為最急切、最基礎的工作"。[4] 簡牘的綴合同甲骨類似，與考古學密切相關。陳夢家根據內容、年歷、出土地、尺度、木理、書體等編綴成不同的薄冊，如此便可以掌握較為整齊的檔案卷宗，有利于歷史研究。第四，關于分年代、分地區、分事類研究與綜合研究的問題。陳夢家認為兩者不能截然分開，而是要互相利用，根據出土地點、年歷推測與編冊成組，有可能分地區、分年代，進而分事類研究，但要住意不同的情況，如居延和骍馬都有屯田的記錄，但其制度卻不盡相同。前者明顯推行了代田法。居延已行與未行代田法也不盡相同。居延、肩水兩都尉所屬燧名相同而異地，都要加以區別，然后才可綜合不同年代和地區的漢簡，互相糾定，全面研究漢簡中記載的官制、奉例、年歷、烽火制度、律法、驛傳、關郵等問題，并與文獻相比勘，用以了解漢代社會、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歷史。上述陳夢家強調漢簡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四項，其中一、三項即屬于考古學的范疇，第四項則是方法論。"簡牘學方法論，要求掌握歷史、考古、文獻、文檔、文字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結合簡牘實際，綜合和創造性運用，形成自身的方法體系。"[5] 盡管從嚴格意義上說，他還沒有建構一套完整而有系統的理論框架，但簡牘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已初具雛形。因此，《漢簡綴述》標志著簡牘學科的正式形成。
其后，陳夢家將考古學貫注到整個漢簡研究之中。他利用漢簡資料及實地調查所得，繪制了"額濟納河流域漢代亭障分布圖"，并與遺址相結合，恢復了張掖太守轄下兩個都尉系統（居延、肩水）的布局及其結構。為此，他根據不同出土地所出簡分為四表：郵書表、函檢表、南書北書表和郵站表，推定七候官和兩都尉在塞上的序次及其相當位置，訂正了《漢書·地理志》的錯誤記載。如《漢志》在居延縣下云"都尉治，"而今考定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而不是居延城。因此陳夢家說："肩水都尉及縣，居延都尉不設于居延縣，皆西漢之制。而作《地理志》者似用較晚所行之制，故不相同。兩漢與王莽時期，邊塞的組織當有所更易。我們所論述者既本諸漢簡，只能代表西漢武帝以后制。"[6] 其他如兩漢奉給制度也截然有別，西漢時曾兩度益奉，故同一等級官吏的月奉錢前后不同。而"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固當時理解的西漢之制，不盡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易的地方，其例與《地理志》相同。"[7] 將西漢的政治制度、地理沿革當作不斷變化的動態來考察，而不是一成不變的靜態，這正是陳夢家漢簡研究超越前人的關鍵所在。
陳夢家漢簡研究除了利用考古學知識外，還廣泛征引各種文獻、銅器、碑刻、封泥、印璽上的銘文加以補充，因此，對于西漢晚期和東漢初年的邊塞官制，提供了比較詳細的系統。如對漢代烽燧制度的研究，就是在王國維等人成果的基礎上，又根據以下材料：(1)出土于居延、敦煌和玉門的所有漢簡的有關部分；(2)近人對于漢烽燧臺遺址的考察記錄；(3)《墨子·備城門》篇以下并其漢、唐間文獻；(4)唐代的烽式和其他記載唐代烽制的文獻。因此，陳夢家廣征博引，嚴密考證，所得結論能夠對諸家之說有所修正和補充，將漢簡研究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而《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御組織》一文，則將全部居延漢簡中有關防御系統設置的記載排比類推，又征引《漢書》、《續漢書》及《漢官儀》、《漢舊儀》和《漢官七種》等大量文獻資料，考察了張掖郡兩都尉的結構及其所屬，所關連的其他機構的分布位置，并且論及了不同等級機構官吏之間的隸屬關系，論證詳盡，無懈可擊。其他如對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和居延、玉門邊塞的具體年代，居延的地理沿革，玉門關和玉門縣的所在，兩漢時期全國各地建立都尉的情況，分別作了嚴密的考述。盡管某些論斷被更多的考古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所修正，如居延城的位置、佐史、鄉嗇夫職權的確定、燧即火炬而非積薪說，居延都尉府在破城子等，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陳夢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對于開創簡牘研究的新紀元，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年代學也是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漢簡研究之前，陳夢家從事甲骨文研究時，曾片面地注重于文字的分析與尋求卜辭中的禮俗，后來，因為作了銅器斷代的工作，才覺得應從斷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辭，遂寫了《甲骨斷代學》四篇，后又寫作《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等關于年代學的文章。他說："年代是歷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究，尤須對此先有明確的規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8] 商務印書館1956年出版的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其中有陳夢家根據《商殷與夏周的年代問題》而編排的比較詳細的《夏商周年代簡表》與《殷年代簡表》。他在"重編敘"里說："準確簡明的歷史年表，不但是從事研究教學歷史、地理、考古和其他學科必要的工具書，也是文物工作者、圖書館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文化館工作者、編輯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書。"[9] 因此，陳夢家將對年代學的研究與考古學、古文字學結合起來，對漢簡材料作仔細的分期考訂，并得到天文歷法專家錢寶琮先生等的協助，重新推排漢代的歷譜。《漢簡年歷表敘》即是漢簡年代學的研究成果、。這篇文章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漢簡為主，輔之以文獻記載，如宋人劉羲叟《長歷》、清代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近人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以及實物銘文、金石碑刻等，分作漢簡年歷、漢代紀時、漢代占時、測時的儀具三節，廣泛探討了漢代年表與朔閏表、兩漢歷術、漢簡年歷表、漢代時刻、時辰、時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紀時以及式、日晷儀器等許多問題，對漢代施行的歷譜作了實錄的證明，即不僅限于采用歷術推步，佐以《漢書》等兩漢史料為證，而是從西北屯戍所中兩漢官文書木簡以及其他金石資料，這就避免了使用文獻因傳抄、重印而導致月名和日序干支稍有訛誤的情況。因此，陳夢家所排列出的兩漢年歷，較之前人研究，如勞榦在《居延漢簡考釋》的"考證之部"中對漢代年歷問題的論列，董作賓《漢簡永元六年歷譜考》所作的考證，有更大的權威性。"這種從考古學著眼，以斷代為綱，進行全面研究的方法，也貫串在他對漢簡研究的工作中。為了研究古史，還曾專門致力于年代學的研究，從夏商的積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國紀年表，為研究古代史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年代標尺。"[10]
二、開辟簡冊制度研究的新領域
簡牘研究與考古學的結合還包括對古代簡冊制度的綜合研究，全面總結古代簡牘的制作、書寫、編連、使用方法等特征，揭示古代法令中對簡牘使用制度的不同規定。如詔書、法律文書、經籍等用簡尺寸，有助于區分與利用出土簡的年代和內容。簡牘作為戰國至魏晉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上承甲骨卜辭、鐘鼎銘文，下啟紙張和印刷的發明與使用，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中國文字的直行書寫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順序淵源于此，即在紙張和印刷術發明之后，中國書籍的單位、術語以及版面上所謂"行格"形式，也是根源于簡牘制度而來。"[11] 因此，陳夢家對漢簡的制作材料，經典和其他簡策的長度，簡札的刮治、編聯、繕寫和削改，每支簡容納的字數，簡冊上的篇題、頁數和尾題，全篇寫成后的齊簡和收卷，以及錯簡、標號、書體和字形等問題，都作了詳細的研究、探討，為探究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與發展，使簡牘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準備了必要的條件。這與陳夢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關，他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說："作此書時，注意到兩件事，一是卜辭文獻記載和考古材料的結合；二是卜辭本身內部的聯系。"[12] 即根據字體、卜人、用材、前辭形式、稱謂、祭法和記時等方面的分析，參閱有關甲骨的出土坑位，對卜辭進行斷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對象已不是單純的甲骨文字，而是兼及甲骨品種、修治方式、背面的鉆鑿形態，甚至無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從文字的考釋和史料的整理，進一步發展到以考古學為基礎的研究。同樣，在整理研究青銅器時，陳夢家不僅注意銘文，還觀察其形制、紋飾、功能和冶鑄技術，即首先確定分期前不同時期的標準器，輯錄出土點及組合關系。尤為重視科學發倔所獲的成組青銅器。他根據銘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內部聯系，把若干獨立的青銅器聯系起來，使分散的銘文得以在內容上互相補充，前后串連，從而使金文材料變為史料。陳夢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銅器的方法運用到漢簡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簡牘作為歷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們關注的焦點是帶有文字的實物，擺脫不了傳統金石學的囿縛，因而導致大量無字簡的棄置，這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簡牘學的研究內容。而陳夢家卻獨辟蹊徑，從文獻檔案學與考古學相結合進行探索，其《從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即是對簡牘本身進行研究的突出成果。
武威磨咀子六號墓出土的竹木簡多為成篇的經書，且首尾完整不缺，葉數順接，文字清晰。陳夢家利用這批材料，詳細而具體地考定漢代的簡冊制度，彌補了文獻之缺漏，并證實了史書記載的不足或錯誤，極大地豐富了簡牘研究的內容。例如，關于簡牘的編綸，《說文》、《獨斷》僅言"二編"，而從武威出土竹木簡實物來看，可以有一至五道編綸，這足以彌補文獻所未及。再如簡牘的書寫材料和工具，唐代以來的學者，習于紙筆之事，皆有錯訛。唐人賈公彥在《周禮?考工記》疏中以為"古來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宋代的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也說："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于方策，謂之削。"直到清末葉德輝還認為："大抵秦漢公牘文，多是刀刻，故《史記》稱蕭何為秦之刀筆吏。"[13] 他們都誤認為"筆即削"，將筆、削混為一談。居延、武威等地都發現有毛筆、丸墨，因此，簡牘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而絕非用刀刻的，刀則是用于削改寫錯之文字，糾正了長期以來的謬傳。四川成都出土的"講學畫象磚"上，門生各捧竹簡在下面凝神靜聽，其中有一人腰間帶了一把書刀，也是用來刻畫或刪改簡上的文字。[14] 雖然此前，王國維已撰有《簡牘檢署考》論及簡冊制度，但此文作于王氏考釋流沙墜簡之前，王國維未見簡牘實物，只是以文獻證文獻，因而存在不少失誤。如文中所說"上古簡冊書體自用篆書，至漢晉以降，策命之書亦無不用篆者"，"簡策之文，以刀書或以筆書"以及對不同文體用簡長度的規定"秦漢簡牘之長短，皆有比例存乎其間，間自二尺四寸，而再分之，三分之，四分之，牘則自三尺（槧），而二尺（檄），而尺五寸（傳信），而一尺（牘），而五寸（門關之傳）。一均為二十四之分數，一均為五之倍數，此皆信而不征者也。"[15] 等，驗之于實物，都是片面甚或是錯誤的。陳夢家則是在整理武威《儀禮》簡的基礎上寫成的，他根據出土實物，試圖復原簡冊的原貌，并附述其對于后世書籍制度的影響。較之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又前進了一步，對了解中國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幫助極大。陳夢家對簡冊制度的研究，是簡牘學史上的一場革命，也是簡牘研究的發展方向。
陳夢家學識淵博，文思敏捷，加上具有詩人的想像力，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對考古學的熟諳，使得他在漢簡研究中能夠采用多學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方式，綜合歷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學科優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關于這一點，陳夢家有很深的體會："除了方法是最主要的以外，工具和資料是研究古文的首要條件。在工具方面，沒有小學的訓練就無法讀通古書，無法利用古器物上的銘文；沒有版本學和古器物學的知識就無從斷定我們所采用的書本和器物的年代；沒有年代學、歷法和古地理作骨架，史實將無從附麗。"[16] 陳夢家對中國古代文物有著一種特殊的情感，40年代在美國講學期間，他歷經艱難、千方百計地搜集流失在海外的中國青銅器資料，拍攝器形照，并附銘文，記錄尺寸，考查器物的來源，匯集成《流散美國的中國銅器集錄》一書，選錄商周青銅禮器845器，并對同類的禮器作分型編排。該書資料來源包括各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和古董商等公私收藏，表現了赤誠的愛國熱情和執著的求實精神。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情懷促成他在新中國建立后不久，拋棄優裕的生活條件，毅然返回祖國。
關于搜求之辛苦，他的夫人趙蘿蕤充滿感情地記述道："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就是這樣，周而復始：訪問，整理，再訪問，再整理。凡是他可以往返的藏家，他必定敲門而入，把藏器一一仔細看過，沒有照相的照相，有現成照片的記下盡可能詳盡的資料。不能往返的，或路途遙遠的，或只藏一器的，他寫信函索，務必得到他需要的一切�！斎灰苍煸L了紐約的所有擁有銅器或銅器資料的古董商，如盧芹齋和其他國籍不同的古董商人，也訪問了美國各地藏有銅器的博物館。只要有可能，他就要把每一件銅器拿在手里細細觀察，記下必要的資料。逗留在博物館的時候，他也順便收集各館的印有中國文物或其他藏品的圖冊。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17] 但是在1963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時，由于種種原因，該書并未署陳夢家的名字，而是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書名也改為《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青銅器集錄》。
不幸的是，1957年，陳夢家被錯劃成右派，受到嚴格管制，政治上的打擊并沒有使他中止學術研究，相反，他的漢簡研究即是在其身心受到迫害、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完成的。1960年，他前往蘭州整理武威出土漢簡，需要進行臨摹、綴合、校刊等技術性工作，任務艱巨，但物質條件十分困難。時值盛夏，陳夢家在一間倉庫樣工房里工作，不分上下班，晚上還在燈光下用放大鏡俯身看簡，同時他還承負著不能個人發表文章，不能對外聯系的精神壓力，更是說明了他對待學問的勤奮與執著精神。徐蘋芳高度評價了陳夢家漢簡研究成就："陳夢家先生原治甲骨卜辭和金文銅器，1960年起研究漢簡，從研究武威儀禮簡開始，進而研究居延漢簡，主要是結合考古學的發現探討居延邊塞組織和烽燧的分布，對烽燧制度、居延史地、漢簡歷譜等都作過研究，僅用三、四年的時間便撰寫了十四篇漢簡論文。"[18]
以上三節分個案研究的形式，對王國維、勞榦、陳夢家三人的漢晉木簡研究成就及方法作了概括性的說明。下面六節以專題討論的形式，分《從秦簡看秦代的歷史地位》、《簡帛的發現與楚文化研究》、《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漢簡所見西北地區的交通運輸及其相關問題》、《出土簡帛與文學史研究》、《漢代邊塞吏卒的文化教育和娛樂活動》、《從出土文物看秦漢時期的民間信仰》七部分，對70年代以來簡牘和帛書的發現對于學術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做詳細闡述。事實上，簡帛所蘊涵的價值遠非上述列舉的這幾個專題所能概括的，尚有待于進一步發掘。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簡牘和帛書的出土數量的增多，必將對學術的發展起更大的推進作用。
注釋
[1] 周永珍：《陳夢家》，收入《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468頁。
[2] 參見傅振倫：《蒲梢滄�！ぞ攀畱浲�，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年，第183--186頁。
[3] 王世民：《陳夢家》，收入《中國史學家評傳》（下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06頁。
[4] 陳夢家：《甲骨綴合編?序》，修文堂，1956年。
[5] 初世賓：《簡牘研究與考古學方法之運用》， 第一屆簡帛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1999年。
[6] 陳夢家：《漢簡考述》，收入《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第25頁。
[7] 陳夢家：《漢簡所見奉例》，收入《漢簡綴述》，第146頁。
[8] 陳夢家：《西周年代考自序》，收入《尚書通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1頁。
[9] 萬國鼎編，萬斯年、陳夢家補訂：《中國歷史紀年表》，中華書局，1978年。
[10] 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頁。
[11] 錢存訓：《印刷發明前的中國書和文字記錄》，印刷工業出版社， 1988年，第59頁。
[12]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 ，1988年，第1頁。
[13] 葉德輝：《書林清話》，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頁。
[14] 重慶博物館編：《重慶市博物館藏四川漢畫像磚選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20頁。
[15] 王國維：《簡牘檢署考》，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九冊 ，上海古籍書店， 1983年。
[16] 轉引自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 ,《考古》 1981年第5期.，第474頁。
[17] 趙羅蕤：《憶夢家》，《新文學史料》第三輯，轉引自王世民：《〈關于嗣子壺〉后記》，《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第21頁。
[18] 徐蘋芳：《漢簡的發現與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3年第6期，第58--59頁。
出處：學苑出版社郭強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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