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我在一塌糊涂和未名轉貼了幾篇關于陳夢家先生的舊文，引起一些討論，有一篇回帖寫的很真誠，然而其中卻有很多錯誤，引發我撰寫此文的念頭。沒想到一動筆就收不住（這是我的老毛病），而且越寫越激動，自己也知道寫了很多不該由自己來說的過頭話。不過我也不想隱瞞自己的想法，在此也向陳先生學習，和盤托出，希望諸位師友批評指正）
很久以來我一直想為陳夢家先生寫點東西。陳先生是古史和古文字學界我最敬佩的學者之一，不過也是一個爭議很大的人物。聽說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朱德熙先生問夏含夷，國外漢學界對陳夢家和唐蘭兩人有何評價，夏含夷毫不猶豫的說陳夢家的貢獻比唐蘭大，朱先生很吃驚的說：“不會吧，唐蘭的學問比陳夢家可大多了”。這個掌故實際上說明了中外學術界的巨大觀念差異。中國的傳統國學強調“根底扎實”，尤其是古文字學界，特別重視文獻功底和小學修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評價一個學者的學問怎么樣，多數時候是看你肚子里裝了多少書，而不是看你寫了多少東西，張政烺先生文章不多，可誰提到他都伸大拇指。而西方學術界強調研究的“科學性”和“系統性”，特別重視資料的全面、客觀和方法的規范，在他們那里，“學問”不是比“積累”，而是比“成果”，看你給學術界、給后人留下了多少東西，提供了多少方便，造成了多大影響。朱先生是語言學大家，以語言學修養治古文字多有創獲，但他的觀念深處仍然擺脫不了乾嘉以來的樸學傳統。他的看法在國內學術界頗具代表性（據我所知，在朱先生的同輩及上一輩學者中，瞧不上陳夢家的人很多）。
陳夢家是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然后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讀研究生，其中有家庭背景的影響，他的父親就是一位新教牧師。他之所以對古史發生興趣最初是出于對中國上古宗教的關注，他最早發表在《燕京學報》的兩篇文章：《商代的神話與巫術》、《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都是圍繞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與趙蘿蕤結為伉儷也與兩人的家庭出身有關，趙蘿蕤的父親就是著名基督教活動家、神學家趙紫宸）。由于關注上古宗教而關心古史，進而鉆研古文字，從詩人轉為學者，在古史和古文字的道路上漸行漸遠，最終也沒能回到他最初關注的古代宗教課題上來，這種歧路亡羊的感覺很多治學者都深有體會。從陳夢家的治學道路看來，他并沒有受過多少傳統“國學”訓練，他的“功底”也并不扎實（在他六十年代研究溫縣盟書之前，他甚至連《左傳》都沒有通讀過），但正因為如此，他才更少受到傳統“國學”的束縛，能夠在研究中引入現代西方學術規范。陳夢家學術上的突飛猛進是在50年代初期，這與他抗戰后去美國訪學的經歷有很大關系，可以說他第一次在古史和古文字領域引入了“現代”學術方法，直到今天仍然顯得很“超前”。
陳夢家治學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三點：全面、系統、規范。搜羅材料巨細無遺，而在處理材料時又十分謹慎，不同性質、年代的材料分類整理，各自形成譜系，不相混淆。在論述問題之前將所有材料和盤托出，讓人一目了然，有門徑可循，其論點是否成立倒在其次。有很好的大局觀，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材料，盡量把各方面的線索梳理出來，指出問題所在和今后的生長點。他在一個階段中往往只集中精力于一個領域甚至一個課題，將所有有關的材料一網打盡、竭澤而漁（據說他的書房里擺著幾張大書桌，這一段關心什么問題，擺的都是相關的書籍資料，攤滿一桌子，這個課題結束，所有的書都撤掉，轉入下一個問題。研究銅器銘文，他才去讀《尚書》，研究溫縣盟書，他才去讀《左傳》，這種讀書方法也跟傳統“國學”為讀書而讀書的原則大相徑庭），然后力求在這一領域建立起基本的框架結構，而不以解決個別問題、考釋個別文字為標的。從40年代末開始他的注意力先后集中于商周銅器及銘文（西周年代和《尚書》的研究從屬于此），甲骨文及殷商史，漢簡及漢代西北史地（古代度量衡的研究附屬于此），東周盟書及簡帛，在前三個領域都留下了代表性著作，《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因為打成右派被迫中止發表）和《漢簡綴述》，最后一個領域他才剛剛起步就不幸英年早逝。如果他能趕上七十年代的簡帛大發現，其成就不可限量。他的論著能為同行提供可靠的參考，為后學打下堅實的基礎，成為初學入門的必讀之書，其備受海外漢學界推崇也就不難理解了。
陳夢家治古文字不以扎實繁密的考據見長，應該說文獻小學是他的弱項，他的長處在于歷史眼光和洞察力。李學勤先生私下里曾說過，陳夢家考釋文字，論據和論證過程往往錯誤百出，可他的結論卻常常是正確的。這個矛盾正說明陳夢家不是孤立的看待文字，而是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背景中去，從它的“context”著眼，因此在考慮字形、字音之前，對這個字究竟是什么字已經有一個大致的求證范圍，剩下的工作不過是補充證據（正如李零先生所言，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諸葛亮”），因此他能在“錯誤”的論證之前就得出“正確”的結論，五十年代他將壽縣蔡侯墓的墓主推定為蔡昭侯“申”就是一個成功的例證。他的另一個優勢是對前沿課題的敏銳嗅覺，這一點是一個優秀學者最重要的素質，能夠在恰當的時機提出恰當的問題，不是隨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他在甲骨、金文、漢簡三個領域都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能夠將此前眾多分散的研究成果整合為一個體系，從而使這些領域的研究水平整體上提升了一個臺階；在東周盟書和簡帛的研究中他又有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例如在六十年代的大陸他能首先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書，最早對其進行系統研究（成果到八十年代才發表）。
我個人認為先秦史領域最大的缺陷在于缺乏系統性。由于經學傳統的影響和考古發現的推動，先秦史在20世紀號為顯學，大師云集，但是仔細盤點一下，像陳寅恪、唐長孺那樣能夠建立自己完整體系的學者卻寥寥無幾，像《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樣開創范式的著作也找不出幾部。這一方面是因為材料的局限，另一方面則是考據學傳統的陰影在作祟（陳寅恪自稱“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與他認為古史研究是經學而非史學有很大關系）。先秦史研究中的成果多表現為單篇論文而非專著，而這些論文又多是就事論事，雖然在各個孤立的“點”上多有深入的研究，但整體上卻形不成大的線索，猶如一盤散亂的珍珠（以此標準衡量，“古史辨”派倒是有自己明確的方法論和解釋體系，這在“走出疑古時代”的今天看來頗具諷刺意味）。因此直到今天，先秦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考據學水平，沒有上升到史學的高度。當然，古史界也有大眼光、大手筆的人物，我認為首推王國維先生，雖然由于時代局限，他的著作仍然多采取傳統考據學的形式，但其實質已進入現代史學的范疇；其次是郭沫若，他的人品學風當然有可議之處，但是不可否認他是將羅王之學發揚光大，初步形成體系的一位大師，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卜辭通纂》等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再次，如董作賓等人，雖然能在一個領域之內形成自己的體系，但畢竟過于專門，難稱通人。郭沫若抗戰爆發后進入政界，學術上再無大的作為；唐蘭先生雖然抱負極大，眼光很高，可惜興趣過于廣泛，終其一生也沒有能夠完成計劃中的任何一個課題。由此可見，一個學者要同時具備天賦、眼光、學養、精力、恒心、勤奮這些條件是多么不容易，而自身條件之外，還要有外界機遇、環境的幫助，陳夢家在這些方面可謂得天獨厚，這就是他能夠成其獨一無二之學問，直到今日仍然讓許多后輩自愧不如的原因（試問49年后的古史學界，有誰能在三個領域中都做過系統研究、留下經典著作？有幾個人能夠形成一條完整清晰的治學脈絡？）。
悲劇人物往往是將所有的極端都集于一身。正因為陳夢家的才情之高、學問之好、人物之風流瀟灑（我初見陳先生晚年照片即嘆為古史界少有的美男子，后來又見到30年代他在燕京時與趙蘿蕤的合影，真是學界絕無僅有的絕配，連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難比），他后來的遭際之坎坷、結局之悲慘才更令豪杰扼腕，為之仰天長嘆、忿忿不平。從我目見耳聞的一些零星材料看來，造成他悲劇的根源是他的詩人氣質與極權制度的沖突。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又天縱英才、自視甚高，且口無遮攔，恣意譏評時弊，品題人物，另外他的稿費收入很高，生活條件優越，卻生性吝嗇，不好結交朋友，人緣比較差。這一切即使在今天都很可能斷送一個學者的前途，而在那個時代的中國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這不僅是陳夢家的悲劇，更是中國的悲劇）。院系調整時他由于言論關系被迫調離清華去社科院考古所，而考古所的官僚作風更讓他難以忍受，他批評當時學術界的行政領導是“外行領導內行”，曾經質問當時的副所長夏鼐“你是否有職無權？”（當時的所長尹達并沒有多少學術貢獻，因為是30年代投奔延安的老革命，名正言順的做了一把手，陳夢家的發言就是針對他），反對政治掛帥，甚至反對學習馬列，這些可能本是私下里的交談，但是到57年反右時，每一句話都成為他的“反動罪證”。在1957年的幾期《考古通訊》（《考古》雜志的前身）上登載有批判大右派陳夢家的長篇文章，當時他和向達先生作為北京學術界的兩大右派代表在大會上遭到圍攻，夏鼐、翦伯贊等人都宣讀了長篇批判稿（可笑的還有一篇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來信，說陳夢家在西大講學期間，“惡毒攻擊我們敬愛的郭院長”，攻擊革命烈士聞一多“不洗澡，不換衣服，身上臭的要命”）。種種跡象表明，當時對陳夢家的打擊得到“敬愛的郭院長”首肯，并且有幾位如今在古史界大名鼎鼎的人物當時曾經落井下石，以明槍暗箭攻擊已毫無還手之力的陳夢家，而今在當年的期刊上還能見到這些名為“學術批評”實為人身攻擊的文字。打成右派以后，陳夢家被剝奪了發表學術論著的權力，已經在《考古學報》上連載六期的《西周銅器斷代》再也沒有了下文。此后，由于夏鼐的關照，他得以借調到甘肅整理新出土的武威漢簡，有幸未曾中斷學術研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小陽春”中，他被調回考古所，《漢簡綴述》也得以出版；正當他正準備大展身手的時候，“史無前例”的文革又開始了，這位氣性剛烈的才子學人終于沒能熬過劫難。陳散原有詩云：“世亂為儒賤塵土，眼高四海命如絲”，用來形容當年的陳夢家和千千萬萬與他一同受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再合適不過了。
文革結束后的1979年，考古所為陳夢家舉行了追悼會，這一年第一期《考古》雜志的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登載了一條簡短的消息“黃文弼、陳夢家、顏訚先生追悼會在京舉行”，留給陳夢家的有四行字（另外兩位只有三行，可見當局對陳先生夠優待了），其中提到陳夢家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被林彪、‘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迫害致死”。生活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們大概無法理解，世界上竟然有一種叫做“路線”的東西，能夠致人死命，還不只是一個人兩個人，而是千千萬萬人的生命，都能由一個“路線”承擔所有責任（可憐那些被處絞刑的納粹戰犯，他們如果像中國當權者一樣聰明，也發明幾個“路線”出來，就不必送命了）。當時我的老師有幸作為小字輩參加了這個追悼會，他站在后排，聽著臺上的領導煞有介事的念悼詞，不由得腹誹道“林彪、‘四人幫’知道他陳夢家是誰啊？還不是讓你們這幫人整死的？”但是，承擔責任的就是那幾個“死人”（或者“活死人”），而那些曾經對陳先生口誅筆伐、百般凌辱甚至拳腳相加的人們，則可以繼續逍遙自在、飛黃騰達、功成名就，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存在過一個陳夢家，沒有人整過他，沒有人打罵過他，他也沒有上吊自殺。于是我們的天下依舊太平、國泰民安、盛世輝煌，好像千千萬萬類似陳夢家那樣的悲劇根本沒有發生過。因為我們中國人從古時候起就明白一個道理：這個世界從來都不是為死人而存在的。
現在我們不用花太多唇舌去解釋為什么很少有人提起陳夢家了，因為他從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他是戴著右派的帽子死去的，當時他是千夫所指的罪人，沒有人同情他。我可以想像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是一種什么狀態，沒有朋友，更沒有學生，與曾經相濡以沫的妻子之間也產生了裂痕。當然后來給他“平反”了（是不是“昭雪”很難說，至少按照這個詞的原意大概不是如此），但是已經過去了多少年，那些迫害過他的人紛紛坐上高位，他們當然不會去掛念死在自己手底下的冤魂。他們只會嗤笑他太脆弱，如果堅強一點咬咬牙挺過來的話，現在不就好了嗎？因為大家“都好了”，你陳夢家也可以搞個副所長干干嘛，可以混個政協委員，考古學會、古文字學會、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風風光光的去國外轉轉；你可以給這個那個后輩的新書做“序”，可以領頭搞幾個“工程”，當當“首席專家”；你可以收一堆學生，他們會在各種場合頌揚“業師”的學問人品，給你寫“學述”，給你慶祝八十、九十大壽，出版厚厚的祝壽論文集；你的《全集》、《自傳》、《回憶錄》也會精裝燙金的擺在各大書店里，說不定能掀起一個“陳夢家熱”。可是問題是你死了，而且死的太早、太不體面，你除了幾本舊著、一堆遺稿和一位遺孀以外什么都沒留下來，你沒有學生，沒有部下，誰來給你整理遺稿、再版舊著、開紀念會議？還想出《全集》？？別做夢了！！！陳夢家呀陳夢家，人家沒想要打死你，可你為什么要尋死呢？好死不如賴活，你怎么就不能學別人那樣忍辱偷生？難道不知道“三十年河東變河西”這句老話？
在我們這個國家大概很少有人明白世界上有一種東西是不能輕易放棄的，那就是人的尊嚴（在《憂郁的星期天》那部影片里，創作這首歌曲的音樂家最后無法忍受納粹的凌辱而自殺了（據說此前聽過這首歌的有無數人自殺），他的愛人終于明白這首歌里隱含的神秘意義，那就是人的尊嚴）。陳夢家為了維護尊嚴而死（他最后的一句話是“我不能再讓人把我當猴耍”），留給我們的是無盡的嘆息。
他死后，夫人趙蘿蕤先生精神分裂，直到文革結束才逐漸恢復，但是這場遭遇給她的心靈留下終身難以愈合的傷口。據說前幾年中華書局決定出版陳先生的《西周銅器斷代》，與趙先生商量，趙先生先是歇斯底里的狂笑道：“我又能拿稿費了！”過了一會兒又傷心的大哭不止（當我聽說這件事情時，只覺得心中一陣陣絞痛）。如今趙先生也已長作古人。漫步在今日的燕園，有誰還會記得這里曾經生活過這樣一對神仙眷侶？在今天的中國，又有多少人會記得，在上個世紀曾經有過這樣一些人，一些我們民族歷史上最難得、最珍貴的人？他們，連同他們的故事，他們的風姿，他們的遭遇，都已經成為過去，成為歷史，被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善于遺忘的民族，漸漸淡忘。
謹以此文紀念陳夢家先生
零三年圣誕前夜狂風呼嘯之際
（文中如有與事實不符之處，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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