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言工傳心，心與文接；冊書表里兼進，事涉“易讀難讀”

　　《匯纂》引薛瑄：“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于《書》，故凡言德言圣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言多見于《書》。”可見古人所慮，亦有及史傳與言辭文辭之相關。但其言下之意，《書》既起于虞朝，該時文辭便即有，則不然。而性理之抽象固與語文照應，唯言語原非一無功能如是也。且文辭并不一時頓起，乃亦孕育有期。而刻木之政、詩傳之教，尤不一概絕緣于性理。心、性之事、理，洵漸趨益明耳。

　　言辭之比對文辭，曾多曲奧其形、質，舉如《益稷》言有罪“撻以記之，書用識哉”之“書”。《益稷》出《虞書》，而文辭成于殷商，唯句中之“書”卻不必為殷人始有。先前之圖劃是亦稱“書”，蘇東坡“書為心畫”即遙貫此義。甲骨文“書”之形符從手，是從言語本義；動辭嘗轉名辭，則“河圖洛書”是。乃見語辭也曾由本義而申他義，酷似文辭。故此“書用識哉”，宜當書劃標識解，非關文辭書籍也。

　　參《舜典》“象刑”之楊倞注：“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乃原始民剛直自尊，其心損莫大于受恥，有罪攸以“恥辱刑”之。此況為原態社會之人類學調查所普遍見。“書用識哉”，書劃惡圖于體膚衣服，以標識其可恥，信是虞朝之事、之言，而得傳。無疑，儒教“知恥”源于此端。孟子尤說仁義禮智肇啟于惻隱、辭讓、羞恥、是非諸本性。猶見恥之“性”早現，恥之“理”愈趨明。無書籍之時，言語、圖劃亦曾示其性、理也。俟文言發生，“書”尤多義，不言而諭。概之，文辭進由言語、契符，功能相關，但二者并不一一對等其各自之衍義。

　　于表意功能論，言辭、文辭誠相去不遠，老子嘗謂結繩足以傳道，圣人文章不過糟粕；六祖慧能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則同意。而言、文轉換之際，殷冊、《周書》思接虞、夏，于是史傳大義傳承不輟。然史傳形式之由詩裁而漸變為散文，則表里并進，唯形表之變化曾大于內質。即文字既生，《書》之辭、句、篇遂漸開生面，由此，《尚書》之后篇于是有易讀難讀之分。難讀者，實屬新生之散文。事又涉《書》之實錄、追記說以及今文、古文學，交錯混淆，而釋疑解惑則但憑史詩真相之揭示。

　　冊籍初始，制作非易，適于存檔，傳播則未聞大用。而《書》之六體典謨訓誥誓命，或頒布行政，或立教垂世，兼入禮樂贊頌，仍多憑口傳延播，史詩并未一時全廢。就現存《商書》之大體言，可見仍近詩格，尤其古文家章句者。或見其篇什有以詩言與散文旁白之段落相間，則趨兼誦兼唱而前也。我國三大游牧族史唱，便常見其詩唱兼益辭誦，暨補以旁白之趨向。但此情見于《書》者，不免又關合文辭之發生。至于《夏書》抑具此情，輒恐后來傳詩人所加。如《胤征》開篇：“惟仲康肇任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即顯然后補。《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得未具體；世代移換，事遠易淡忘，后人遂補白以免其詳情逸失。該篇續之則詩體工整如前示“告于眾曰”云云，庶幾歌、白兩兼之史詩典型。

　　特例有難以詩律繩之者如《盤庚》、周誥等。韓愈《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古人因見盤篇聱牙不順而議辯紛紜，先《語類》：“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出于記錄，至于《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或出當時做成底詔誥文字，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云，余以為大得。出記錄者不便潤色，出詞臣者文順宜傳誦，難、易兩讀之所以然者也。漢之今文經學以《盤庚》為追記，古文則主實錄。朱子于此從古文，并受啟發而言《書》篇難讀易讀之由起。并參朱子：“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所及易讀諸篇，幾乎詩賦原狀矣。其中《五子之歌》尤為歌詩，較賦體更諧韻，而并列于《書》。

　　朱子辨《尚書》諸篇分難讀、易讀，后儒是以有認《盤庚》為真實，而疑易讀之古文諸篇為偽，卻忽略朱子辨其因由：“如后世朝廷詞臣所為者”語。按先古遒臣為傳史，正欲詩體易讀；而盤篇為實錄王言，借用卜辭經驗，以散文出之，新體也，反不如賦詩之通暢，故讀而難順。然則典謨之敘史跨年，相比《盤》體之錄一時之語，前者類詩，后者類文，不亦朱學之一大驗乎。如《殷本紀》并《書序》輒載湯、伊尹、成王、巫咸等俱曾作誥誓訓等。但不定親作，抑托于臣工者。此又宜參《語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于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古文《尚書》諸篇，易讀者居多，該類構體便往往具史遒采編特征：擇多詩聯而一賦，不亦又與朱說“追記”相合。而疑《書》者每言古文篇出晉人“湊泊”，恐又涉“采編”之誤會也。加之《書》之章節或有丟失殘損，遺冊遂時顯支離，猶添疑惑。

　　周誥有以冊書實載王言，拗口更爾。但非因思想劇變，乃體裁生疏耳。散文初起，曾無規范，遂后人讀去，艱澀礙于句逗。西周后期，冊牘、篆籀一并為大乘之具，載文用行。證見《周書·洛誥》：“王命周公后，作冊逸誥”；又《周書·顧命》：“太史秉書，由賓階阝齊 ，御王冊命。”如此《書》有實錄篇寫為散文，即相傳之周誥難讀也。

　　依文化人類學常律，散文出現在詩誦之后，由見《盤庚》為散文之蛹芽，尚遺詩跡些許；當時恐冊寫曾未，實錄之法，契符兼而口誦而已。而周誥略得散文雛形，但文法稍遜，有似金銘之辭。可曉周誥雖違詩統，卻反為《尚書》史詩說之力證：進化之必由。

　　然而還可追深一問，《尚書》今文篇中也有追記與實錄之分，何以朱子又屢言今文篇俱難讀，古文篇都易解？此猶偽《書》者發難之端也。余以史詩說解之則易：但須將今文追記諸篇還原作詩體，如前文《堯典》之例，豈不一概易讀如故。此中關捩，乃在古文、今文兩家之章句差異。然則更可進一難：何以《孔傳》也仍有此難、易兩讀？曰：孔安國受伏生學在先也，發現古文冊在后，傳今文篇時故尊師說。且今文已立為官學，又且安國受武帝命傳《書》，須顧大局，不能盡由己意。是以孔壁中《書》與今文重復之諸篇，句讀大致從伏生。參《匯纂》引金履祥：“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業已見此但未深慮。事還涉《書》學之延傳及官學、私教、巫統之別情，則詳于后文。

　　十、歷經商典放散、周官下移，《書》冊雖版別錯落但也非疑柄

　　鼎革之際，金銘輒遭銷鎔，殷商冊典之學則兩途分殊，一轉西周官學，另則野逸，蟄存私學與巫教。蓋殷士放散復為方巫，無祿而食其術于民間焉。《語類》略同此心：“大抵成周時于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云。度諸國之“書”，或分自宗周，又或襲由殷商放士。《周書·多士》：“唯聽用德”、“移爾遐逖”云云，因知周廷尚德，據民意視天命，按文王《易》解卦，執周公所制禮，乃得商學精要而提升之，故不能俱留殷廷方士，而加遣散，商學固隨其往矣。其人則主陰陽卜筮、據典墳。合觀《周書·多方》。

　　如《紀年》出戰國魏地，晉之方國遺學也，其字古異，其學顯然接舊軌。還如《左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猶涉商之遺檔。能讀者，難能罕有也，當言楚史識殷字。楚方盛于巫，其國史《梼杌》以神怪名，《莊子》尚言楚人龜卜，屈子《天問》則于神怪疑惑。《楚世家》言成王封文王近臣后裔熊澤于楚蠻，則楚國之學有自正統，并蓄方邦巫學，是可推知。其學亦當影響后之江東之學，楚名士嘗頗趨吳越，范蠡、文種乃先例。該事之約略涉晚《書》來歷，則待見后文。

　　向言周禮因革商禮，其學術也不外此情：周之王官既整理，編選前朝史，且自《金縢》“史乃冊”，本朝史之載籍更正規。故疑古者或言《尚書》前半部無稽，自《周書》始可信。實則因后半部之明確、少缺，較勝于前編。然就內質言，如《周書》之天命觀、共主論，誠蟬蛻于《虞夏書》，又嬗遞于《春秋》，并不獨以“真”存，乃謂帝道交接王道也。而周官之采詩播史布政則仍依舊制，故官學與巫逸方學互補亦然。官學輒載籍，巫統則兼憑口傳。后文有及古文《尚書》尤近口傳詩體，乃關聯晚《書》之取補于巫，約與緯學補經相當。

　　春秋而下位僭越，禮樂趨壞。呂思勉概東周之紛亂：“春秋以降，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蓋時局再變，遂西周官學又復下移。史冊流散，學者傳抄，統稱作“書”，《書緯》道尚余三千篇有多。參《匯纂》：“林之奇曰：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唯三千遺篇之“書”之文字，當換作該時之篆籀。《說文》“著于竹帛謂之書”。比看《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

　　上述殷冊之傳遺周廷，并且逸散社會；及西周官學又復下移。兩番變局，影響《書》學蓋多面。如相關古文《書》之奇字，及諸本之異辭等等，雖此不過枝節。而尤及古文《書》與諸經之重義，與諸子之疊言，則根本也，晚《書》之動搖因此。茲分別解釋于下文，乃見史詩說悉脫《書》難。

　　依前述，殷人始有冊典，則知史詩之首次整理選載，經由殷宦。而比較遺世之商、周金文，見其字形在演化中；想必該時冊典之字，一則由宜刻錄進而向宜書寫，二則彼商典與此周冊之書體固不能契符一致。而兩種冊書都曾逸散，遂都埋伏筆于后世。復殷廷官冊，文字當自成規矩，但俟其放散，其傳抄者，應有趨共其方國文字。又待西周官學下移，情況復類前，諸國書未同文仍然也。于是世遺之《書》，諸本之文，遂生朝野之別版、地方之特殊、家數之參差，而百家之征援亦遂見同異。至若孔壁“蝌蚪文”，可能出周官正統，即類《說文·序》所及之“史籀”。儒家便延用為典籍書體，應近于金文古籀：筆勢見頓篤、波折與垂針，狀似蝌蚪。旁參楚人有“鳥篆”。自漢而古文《書》出孔壁，孔安國理為“隸古定”（想即關系班固所謂“中古文”者），又曾零散現于野，又經江東之流傳、集理。于是見今、古諸本文字有差異，并古文本中間見奇字，其成因原關上述經歷，實不足偽疑矣。后如清代碑學家搜得歷代各地之怪異字體，仍見不可思議處。加之《書》嘗不廢口傳，學派各自約于方言；后來輯修，口、文相傳，也必互見錯落。凡此而參《方言》，其理尤遂曉白：先秦文字，形聲結體，輒從鄉音，諸國名物，異聲別字比比焉。而通假流行，益遺迷猜。如“典”字，古文有異體加竹頭或草頭，又何足怪。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有言及此：“音以方俗而殊，言以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途，或數名而同一實”。

　　再者，因流傳之曲折，《書》自古文已有異本。至伏生將古文移作秦隸，世稱今文《尚書》。孔安國又得古冊而理為隸古定。今、古文之家數門派于是迭出互競。東晉學者集理前遺，為《孔傳》，則古文字體亦已夾雜不純。唐石經又改《孔傳》作楷書，后世諸版遂皆據此。字體之幾度轉換，擇字取義舍音，則詩賦之韻法因此付缺。《匯纂》甚爾引傳說：“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云云，類此之事皆相關。中、近之世雖有作音釋韻疏，亦已難追古誦矣。唯《五子之歌》例外，因其一向以歌詩傳，韻修反當增益之。史詩說尤涉韻讀，故此與別字異辭事并及之。

　　又，《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本對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言今文本“《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廿五字者，脫亦廿五字。……文字異者七百有余，脫字數十。”并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過今文：“因陋就寡”，“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云云。可見古文經學于諸本異同，取法考證修訂，俾臻完善；今文卻“抱殘守缺（劉歆語）”，甚爾依勢強辭，抑官學之不免如是。漢代之古文《書》及今文三家諸本后雖嘗散佚，但借相關史話揣度其學統概貎仍無妨。劉向、劉韻父子為朝廷整理秘閣藏典及民間獻書，大得逸學之精要，故能取信學界，顯赫一代。

　　至明清，今文學者以晚《書》與諸經及諸子之言有重而詬病之，幾令古文廢，則大義所系，尤不可不辯；既辯，說以史詩唯力。而上述錯文異字之枝節，亦曾牽動此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