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　上海200444

　　【摘要】檔案文獻辨偽作為做好檔案工作的基礎，是檔案文獻編纂學中的重要環節。歷史上不少杰出的檔案文獻編纂學家給后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財富，閻若璩及其《尚書古文疏證》就是其中之一。閻若璩對《古文尚書》進行了系統的考辨，運用“由根柢而之枝節”之法，從文體、篇數、篇名等方面逐一考證，內容詳盡，有根有據，從而使其論證立于不敗之地，在辨偽發展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不僅將《古文尚書》之偽鐵定成案，而且，其敢于懷疑經典的辨偽精神與行之有效的辨偽方法，也給后世乃至當代的辨偽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關鍵詞】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辨偽成就

　　檔案以其原始性而成為歷史的真實記錄，它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它的憑證作用和參考作用世所公認。但是檔案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也不能絕對視之，古人也早有“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認識了。由于各種歷史或人為的原因，導致了偽誤檔案文獻的產生，給歷史研究和檔案文獻編纂都帶來了不良影響。因此，檔案辨偽應運而生，并先后掀起了多次檔案文獻鑒別的高潮，而以清代所取得的成就最為輝煌。其中，尤以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以下簡稱《疏證》）落墨最重，特別值得總結和敘述。因為，閻若璩解決了歷史上由來已久的一大是非紛爭，這就是辨明了《古文尚書》為后人托偽之作。他的辨偽思想及方法也深深影響著后人，使其成為清代考據學的主要奠基者。

　　《疏證》被認為是《尚書》學史上集辨偽之大成的著作，它將此前從朱熹到梅鷟等人與之相關的主要論述囊括其中。此后，從惠棟到崔述的有關著述，大多也都認可和肯定了閻若璩的考證成果。所以，對《疏證》的分析，實際上就是就宋元明清以來對《古文尚書》“定案”依據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時也是對清代辨偽學的一次具體梳理。換句話說，要總結古代辨偽學史，要探討清代考據學，都不能忽略《疏證》一書。

　　應當說，閻若璩所著《疏證》，之所以能承前啟后，使千古懸案定于一尊，與其行之有效的辨偽方法密切相關。本文嘗試對《疏證》成書的經過、內容和方法等加以較為系統的論述，希冀能從此處概見清代考據學的成就，以及《疏證》在清代辨偽學發展史上的學術地位。

　　一、閻若璩生平及其對《尚書古文疏證》的懷疑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丘，生于明崇禎十一年（1636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祖籍山西太原，后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清初著名學者，清代考據學發軔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閻若璩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和父親閻修齡都是才學之士。母親丁氏亦能詩文。深厚的家學淵源，使閻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體弱多病，且患口吃，秉性遲鈍，甚至“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①。但仍自強不息，勤勉不怠，潛心鉆研，終思成一家之言。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于柱上，以此來鞭策自己發奮學習。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使他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而山陽處于南北通忂大運河畔，海內名流常過此地，往往稍事停留與之交接，更為閻若璩學術境界的提升創造了條件。當地的學者如李明睿、方文、閻爾梅等，亦和他過從密切，一起談古論今，切磋學問，獲益匪淺。但是，閻若璩的科舉歷程卻并不平坦，屢試不中，無緣官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閻若璩得重病卒于京師。

　　閻若璩一生治學，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疏證》一書。

　　《古文尚書》系用古文字書寫，西漢時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比當時流傳的《今文尚書》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來學者傳誦的文本，系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漢代孔安國《尚書傳》合編本。就是說，偽《古文尚書》乃后人托偽之作。而閻若璩年二十，即讀《尚書》，始疑其偽，沉潛三十余年之后，方盡得其癥結所在，終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從內容上說，閻若璩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歷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對《古文尚書》進行了系統的考證，并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是后世偽作的結論，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視，也因此奠定了閻若璩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

　　而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更是在細節上注意從文體、文例、語言風格與時代不符等方面全面揭示偽《尚書》及偽孔傳作偽之跡。考辨之嚴密、論證之審慎，大大超過了前人。《四庫全書總目》因此稱贊他“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復厘別，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②。

　　二、對《尚書古文疏證》的系統考辨

　　閻若璩能使《古文尚書》之偽大明于世，又使毛奇齡后作的《古文尚書冤辭》被稱為奪正理之詞，除了其有“經真而史傳偽，則據經以正史傳，史傳真而經偽，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③的疑經求真精神外，更重要就是他的這一套嚴密的考辨方法，才使他的考辨結果立于不敗之地。否則一千三百余年來，作為儒家經典“十三經”之一的《古文尚書》，為什么直到閻若璩《疏證》問世，方才使其偽竄之跡無所遁逃？或許因為這個原因，揚州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江藩，在其《國朝漢學師承記》巨著中，首先為閻若璩立傳，以表彰其漢學精神。

　　眾所周知，清代漢學的精髓之一就是考訂辨偽。而辨偽又是檔案文獻編纂的重要環節之一。從《疏證》中可知，在閻若璩的具體考辨過程中，不管是從篇數、篇名等宏觀方面，還是從文字用法、史實內容、典例等細節上，所用的基本方法乃是“由根柢而之枝節”③一法。從大的方面來講，“由根柢而之枝節”的方法，就是先確立真的孔壁古文是存在的，而這個真孔壁古文的傳注由孔安國、馬融、鄭玄遞次流傳下來，所以，只要以這三家對《古文尚書》的注解或記載為主，就可以將一部真的《古文尚書》復原出來。而以這三家所勾勒出來的《古文尚書》為主，和今所流傳的二十五篇《古文尚書》比對，若二十五篇古文有不合者，即知其來源有問題，也就可以證明它是偽書。

　　從細節來看，把傳授源流作為主線，再網羅一切與《古文尚書》有關之學者的方法，也可看成“由根柢而之枝節”的再次運用。如：《疏證》第一百六條：“馬、鄭、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宋代已不傳，然猶幸見其互異處于陸氏《釋文》及孔《疏》，愚故得摘出之，整比于后，以竣後圣君子慨然憤發，悉黜梅氏二十五篇，一以馬、鄭、王所傳三十一篇之本為正。”顯然，從《經典釋文》及孔《疏》中，若輯出馬、鄭、王三家對《古文尚書》所作過的解釋或正字來當作標準，就能勘定梅氏二十五篇古文之誤。

　　《疏證》第二十五條：“許慎《說文解字》序云：‘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慎子沖上書安帝云：‘臣父本從賈逵受古學，考之於逵作《說文》。’是《說文》所引書正東漢時盛行之古文，而非今文可比。余嘗取之以相校，除字異而音同者不錄，錄其俱異者于左。”

　　《疏證》第七十八條：“余向謂《說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間，然從其異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尚書》及《書》焉。‘《虞書》曰’……‘《商書》曰’……‘《周書》曰’……‘《尚書》曰’……‘《書》曰’……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以上就是閻若璩從他人所曾引的《古文尚書》字句來校勘二十五篇古文，而證明其齟齬不合，或忘其采用，以見其偽跡。

　　而閻若璩這種“由根柢而之枝節”的方法，簡言之就是先論定某種結論，然后以之做為原則去檢驗勘正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并以之做為偽造的證閻據。若“根柢”一旦確定后，則其他的工作就顯得有據可依且輕而易舉。又因其有根據而使人信服。所以，閻若璩曾有過這樣的表述：“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虛會者可以曉上智，實證者雖中人以下可③也。”實證方法的大量運用，正是這種“由根柢而之枝節”方法所顯現出來的特色。《四庫全書總目》在《四書釋地》下指出：“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③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這無疑是對閻若璩先生治學方法的最好寫照。而且，從文字用法、史實內容、典章制度、行文體例，甚至是天文歷法、地理設置沿革等方面，閻若璩同樣對《古文尚書》進行系統的考辨。②如從文字用法上考證。“古文傳自孔氏后，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昧谷’，鄭曰‘柳③谷’；‘心腹腎腸’，鄭曰‘憂腎陽’”；還有許多都與真版古文不同。

　　從史實內容和撰書義例上考證。“石經殘碑遺字見于洪適《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后，碑則以傳序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書，蓋不③④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從典章制度上考證。“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說祗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偽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③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也。”以此說明此書為后出。

　　從行文體例上考證。“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已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之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從地理設置沿革上考證。“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于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后人作偽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孺說六宗者，人人各異。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偽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③

　　正是經過縝密的考辨，以及艱苦的努力，才能總結出128條證據，才能顯示《古文尚書》的廬山真面目，也因此奠定了閻若璩在檔案文獻辨偽發展長河中的學術地位。

　　三、在辨偽發展史上的學術地位

　　若璩在辨偽學術研究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孔傳《古文尚書》是歷來“證偽”對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經典，經《尚書古文疏證》定案為“偽書”。這是檔案辨偽學上的頭等大事，是非常成功的“證偽案例”。他被學界尊崇為清代考據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這可以從時人和后人的評價中見其端倪。

　　黃宗羲評價《疏證》：“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謂之窮經。……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紀昀說閻若璩“博極群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②。又高度評價《疏證》的學術地位：“反復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而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則將閻若璩列為清代漢學家第一位。

　　閻若璩在辨偽學上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還在于由其辨偽方法所體現出的辨偽精神。自其《尚書古文疏證》出，偽《古文尚書》及《孔傳》的神圣外衣被剝掉。此前“千余年來，舉國學子，人人習之，七八歲便上口，心目中恒視為神圣不可侵犯。歷代帝王，經筵日講，臨軒發策，咸所依據尊尚”④。《疏證》的出現，使《古文尚書》“尊尚”之位頹然倒地。并且，對清代中后期的學術風潮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閻若璩始“漸開學者疑經之風。于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到了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畫今古之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④。

　　時至上世紀二十年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們繼承閻若璩大膽疑古、辨偽的優良傳統，吸取了社會學和考古學的知識，運用近代的科學方法，對我國先秦兩漢的古籍中按照儒家思想建立起來的古史系統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使學術研究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顧頡剛先生高度評價了閻

　　若璩的著作：“《古文尚書》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謂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科書，尤其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十六個字是所謂‘堯、舜、禹相授之心法’，成為宋、元、明理學的最神圣的信條，竟給閻氏推陷廊清，實在不能不說是學術界中最突出的一件事。”⑤梁啟超也因此稱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證偽”是“毅然悍然辭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④。“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⑥　　　　　　　　　　　　　　　　　　　　　　　　　　　　　　　　　　　　　　　　　　　　　　

　　從以上學術名流的極高贊譽中，完全能感受到《疏證》一書所達到的學術境界，以及對后世的影響是多么地深遠。　　　　　　　　　　　　　　　　　　　　　　　　　　　　　　　　　

　　總之，通過對閻若璩代表作《疏證》的研讀、總結和分析，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閻若璩所用的辨偽方法，掌握“由根柢而之枝節”的方法論在具體辨偽過程中的運用。有效地借鑒這些方法，就能更好地從事檔案文獻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作為檔案文獻資源開發和利用的必要措施，檔案文獻的鑒偽，十分有益于保護檔案文獻的原始憑證作用，進而維護修檔案的歷史真實性。不辨偽書，將會給歷史研究造成混亂，導致“深入人心”的誤傳，甚至是在政治上形成不良后果，甚至干擾經濟文化建設。惟其如此，對閻若璩《疏證》一書的內容及其在辨偽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加以疏理和探討，便是檔案文獻編纂學中不可或缺的大事。本文寫作的意義也正在于此。

注釋：

①[清]張穆.閻若璩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1994：15。

②[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③[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臺北：水牛出版社,1998。

⑤顧頡剛主編.古籍考辨叢刊[M].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55:5。

⑥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