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近期國學類學術講座(七)
36、顧孝永教授、李騰淵教授「寰宇漢學講座」報導
連結網址:http://ccs.ncl.edu.tw/act_detail.aspx?sn=97
內容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于2015年8月20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訪問學人,德國華裔學志研究所顧孝永(Piotr Adamek)主任、韓國國立全南大學中文系李騰淵(Lee Deung Yearn)教授,分享在臺研究成果。
第一場次系與輔仁大學華裔學志漢學中心合辦。由波蘭籍顧孝永教授主講「關于傳教士漢學的幾點思考——以卜彌格、比丘林、鮑潤生為例」,邀請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東亞學系潘鳳娟副教授主持。基督宗教傳教士在中西文化相遇,以及知識與概念的傳遞中無疑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漢學的歷史里特別標志出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士的貢獻,并且稱他們為研究中華語言與文化的「初期的漢學家」。
顧教授的演講介紹三位不同時期與國別的傳教士:其一是波蘭籍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 1612-1659),他搜集并研究中國植物,完成了對植物學及醫學皆有貢獻的《中國植物志》。第二位是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比丘林(Iakinf Bichurin, 1777-1853),他以學術的、有系統的研究方式搜羅中文典籍,將其翻譯成俄文。回國后陸續出版七十余部中國文化相關的著作,被稱為俄羅斯漢學之父。最后是德國籍神父鮑潤生(Franz Biallas, 1878-1936),他曾于柏林、萊比錫、巴黎等地攻讀漢學。為了集結發揚漢學家的研究成果,1935年他于北京輔仁大學創辦漢學期刊〈華裔學志〉。
透過介紹傳教士們的生平事跡、貢獻及其事跡特色,顧教授的看法是,基督宗教傳教士在漢學發展的各個時期與階段,戮力于中華文化研究,這些研究自然應被視為漢學研究的一部分。同時在整理文獻、口述歷史、研究中國經典等方面,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二場次由韓國籍李騰淵教授發表「臺灣學者新出中國文學史之敘述體例的特點——以王國瓔和龔鵬程著作為例」,邀請國立彰化師范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黃文吉教授主持。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史學史,自俄國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的《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以降,至今出版的各類通史、斷代史、文體史已達一千多種。
李教授挑選近年來較受注目的兩部中國文學史著作: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6,上下二冊,共1228頁)和龔鵬程《中國文學史》(臺北,里仁書局,上下二冊,上冊2009年,501頁;下冊2010年,580頁)。并品評兩書在體例、史觀與敘述內容的異同、特性。并為聽眾說明兩位作者如何強調突破旣存文學史編寫上存在的種種限界之必要性,「新」的體例和史觀又是如何被運用于書中的
37、博哲銘教授「寰宇漢學講座」報導
連結網址:http://ccs.ncl.edu.tw/act_detail.aspx?sn=92
內容簡介:
漢學研究中心于2015年8月11日舉辦寰宇漢學講座,邀請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2015年度訪問學人,美國伍斯特學院歷史與漢學系博哲銘(James Bonk)助理教授,主講「忠魂歸來:十九世紀初的府城昭忠祠」。并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研究員主持。
昭忠祠是清朝紀念陣亡將士的主要祠宇之一,坐落在北京崇文門內。自雍正三年(1725)開始修建,雍正六年(1728)竣工。每年春、秋兩季為陣亡沙場的將士與文武官員舉行祭典。昭忠祠的建立可以追溯到雍正皇帝對祀典所進行的一些調整。在即位后的幾年中,雍正皇帝不僅建立昭忠祠,也詔令地方官成立忠義祠、節孝祠和賢良祠。跟這些其它祠宇不同的是,昭忠祠直到嘉慶七年(1802)都隱藏于北京的內城,并未擴展到京師外。1802年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嘉慶皇帝甫即位便命令各省巡撫,在各府城的關帝廟或城隍廟旁邊設立昭忠祠,以「安妥忠魂,令其各依故土-」。在當時官員的眼中,嘉慶的決定是「亙古未有之曠典」。
博哲銘教授從多個方面探討自雍正至嘉慶年間,昭忠祠規模擴張的原因。他認為隨著清朝政權統治的日漸穩固,乾隆皇帝為了更順利地治國,建構以漢族軍人為中心的軍事文化儀典場域,和原有以旗人為主的場域并行。嘉慶時期中央權力下放地方政府,以及放寬對輿論、文字的審查,則讓地方仕紳和官員有籌綽財源,設立在地昭忠祠的自由彈性。最后,京師昭忠祠的空間日漸不足,與18、19世紀之交的川陜楚白蓮教亂造成在地鄉勇的死傷,亦促成地方廣設昭忠祠。
博教授的演講說明政權遞嬗時期,戰爭文化在政治功能層面的發揮,而軍事行動性質的改變,又如何影響統治者塑造新的戰爭文化。剖析深入淺出,條理分明,足見其鉆研史料之豐富
資料來源:臺北《漢學研究通訊》、臺北《國家圖書館電子報》等 陳友冰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