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呂?憑欄人】 寄征衣 姚燧

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姚燧(1238-1313)字端甫，號牧庵，洛西(今屬河南洛陽)人，祖籍營州柳城(今屬遼寧朝陽)。他的祖先在遼金兩代做過高官，伯父姚樞，金亡后仕蒙，后來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漢族儒臣。姚燧三歲那年父親姚格亡故，伯父姚樞收養了他，并對幼年的他非常關切，要求也十分嚴格。在為姚樞撰寫的碑文中，姚燧寫道：“燧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十三歲，姚燧在蘇門山(今河南輝縣市境內)認識了前來拜訪姚樞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學家許衡。十八歲時，他在長安正式拜許衡為老師，學習理學。史稱許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勢利導。姚燧從許衡那里學到了很多知識，再加上他學習刻苦，長進很快。在許衡等的影響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學者的面目出現，這對他后來成長為一個文學家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姚燧文學思想中的理學因素和許衡有很大關系，這也影響到他的創作。二十四歲，姚燧”始取韓文讀之”，深為其古奧硬朗、雄剛昂仰的風格所吸引，這使他對當時文壇承襲金文，宗宋尚蘇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風更加不滿，決心通過自己的實踐走出一條變革文風的路子來。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姚燧被時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任命為國子監十二伴讀之一和齋長應征至大都。至元十二年，姚燧被任命為秦王府文學，從此走上了仕途。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后三年，轉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學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斷斷續續地任過大司農丞、翰林學士、江東廉訪使和江西行省參政，都以盡職盡責著稱。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來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轉機：元廷仿漢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為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久于文壇，又至此高位，使當時的文人對他的修史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為文壇盟主。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實錄》終于修成，進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歸。皇慶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歲，元廷謚之曰“文”。
　　為政之暇，和古代的傳統文人一樣，姚燧也喜愛游歷山水。姚燧一生南北遷徙數次，足跡幾遍中國。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長沙、武昌、龍興、九江、彭蠡、銅陵、湖口、岳陽、金陵、杭州、旌德、江州、會稽、吳城、揚州等地，其中武昌、龍興、吳城等地他都到過多次。秀麗多姿的山水風光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不但擴大了他的視野，豐富了他的社會閱歷，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歷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帶上了民間色彩。
　　姚燧以散文創作著稱，創作宗法韓愈、司馬遷，主張文氣論。在《馮氏三世遺文序》中，他說：“夫人之言為聲，聲源于氣。中順之氣勁，故其辭簡潔而峻”正是由于這種文學理論的指導，才使得他在文學創作時，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個性意識，敢于大膽袒露自己的情懷。其創作大致可分為序記文和碑志文兩類，二者在總體上有一致的藝術風格。最突出的特點是講究文章氣勢的剛勁雄豪，如《盧威仲文集序》語言古奧而簡潔，氣勢剛勁而雄豪，堪稱其散文創作代表。姚燧的碑志文刻畫清晰、形象生動，具有傳記文學的特色；而序記文則多數寫得變化多姿、文筆流暢、灑脫優美，更富有文學性。與當時文壇上占有很大勢力的元好問的弟子閻、徐、李、孟等滑易骫骳的文風迥然不同，有一定的補偏救弊作用因此很受時人的喜愛。張養浩、吳善在為他文集寫的序中就主要表現了對他這方面的推崇。《元史》本傳對他文章的評價也主要是著眼于他的這一方面。
　　姚燧今存詩147首，既有古詩也有律詩，尤以古詩成就為高。《清明日陪詩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寫得頗有氣勢，可見他在古詩方面也受到韓愈的影響。《京師病中》六首則寫得感情濃郁，深摯委婉，是元詩中膾炙人口的佳作。
　　姚燧散曲今存小令29首，套曲1首。周德清《中原音韻》曾把他的〔普天樂〕《別友》作為”定格”之例，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姚燧散曲內容主要寫男女風情，風格以風流蘊藉為主，反映著他風流灑脫的個性。可以其一組〔越調〕《憑闌人》小令為代表，語言淺白，筆致流暢，富有情趣。最為人熟悉的小令莫過于〔越調〕《寄征衣》。姚燧詞有47闕，也成就不菲。〔石州慢〕(失題)和〔賀新郎〕(失題)是他詞風偏于豪放的代表。此外，他也有委婉別致的作品，如〔虞美人〕《玉梳贈內子》等。
　　姚燧的作品經其弟子劉致搜集、整理，編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詩詞文賦共689篇。
　　今存《牧庵集》三十六卷，系清代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較元刊本篇目為少。

　　這首【中呂?憑欄人】寄征衣中的“中呂”是北曲中的宮調名，“憑欄人”是曲牌名，根據此曲牌的要求，句式應該是“七七、五五”，而且要求句句押韻。“寄征衣”這是這支曲的題目：秋天到了，家中的妻子給遠方戍守或征戰的丈夫寄送棉衣。描繪制作或寄送征衣這個特定的場面或情節，來表達對遠方親人的思念，這是中國古典詩詞一個傳統的詩題，其中的名作如李白的《子夜吳歌二首》，唐代女詩人陳玉蘭寫的《寄夫》，宋代詞人賀鑄的《搗練子?砧面瑩》等。但幾乎所有這些名作在題材的處理上，都是希望征衣早日送到丈夫身邊，免得親人受凍，以此來表達對遠方親人的擔憂和思念，如李白《子夜吳歌》之二：“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裁縫寄遠道，幾日到臨洮?” 陳玉蘭在給戍邊的丈夫寄征衣時所附的《寄夫》：“夫戍邊關妾在吳， 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 寒到君邊衣到無？”宋代詞人賀鑄的《搗練子》：“砧面瑩，杵聲齊。搗就征衣淚墨題。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至于意念更甚者則是在此基礎上升華一層，在通過寄送征衣表達對親人擔憂思念的基礎上，反映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災難，譴責統治者窮兵黷武政策。如李白《子夜吳歌》之一：“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
　　姚燧此曲構思上的高明之處在于：它由單一的希望征衣快到親人身邊變成一種兩難選擇，在“欲寄”與“不寄”之間展示內心矛盾：不寄吧，“不寄君衣君又寒”，丈夫在寒冬中將要挨凍，又如何戍守邊關？寄吧，“欲寄君衣君不還”，丈夫有了寒衣，就會不急于歸家了。寄也難，不寄也難。左思右想，輾轉躊躇，始終拿不定主意。當然，寄與不寄都滲透了深摯的感情。全曲雖然沒有正寫思念，卻通過寫妻子內心的為難，處處顯示她對丈夫愛之深，念之切。短短二十四字，便將思婦細膩微妙的心理，表達的細致而微妙。再加上文字通俗直白，平中見奇，堪稱是大家手筆。其實，征人的“還”與“不還”與寒衣有無無關，征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無論“寄”與“不寄”，女主人公實際上都面臨著“君不還”的冷酷結局。“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些現實主義的詩篇無不證實了這一點。這位女主人公在“寄”與“不寄”上生出波瀾，只是為了表現自己長期獨守空房的一種怨恨。當然這種怨恨是基于團圓的愿望，本身仍意味著對丈夫的無限深情。又恨又愛，以恨示愛，這是閨婦的一種特有心態。這正是這支小曲情味的動人之處。
　　中國古代的情歌常以“熨帖細微”及“匪夷所思”的處理方式來表達思婦或女郎對丈夫或情人的眷戀和難別，如南朝樂府“打殺長鳴雞，彈走烏桕鳥。愿得連冥不復曙，一年只一曉”；唐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五代詞“荒唐難共語，明日還應去，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等等。本篇則屬于元散曲中具有這種樂府風味的佳作。又全曲二十四字中，“寄” 、“君”、“ 衣”、“ 不”四字占了一半以上，用字寥寥而能包含如此豐富曲折的情節和意象，加上語言通俗直白，這也是本篇的成功之處。
　　當然，作者對情節如此巧妙的處理，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宋代著名的江西派呂本中有首有名的詞作《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恨君卻似江樓月，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上片贊美“江樓月”隨人到處漂泊，不離不棄；下片則翻轉痛恨“江樓月”，因為它“暫滿還虧”，而且虧多圓少，難得團圓。一贊一恨，在“不似”與“太似”間做足文章，以此來表達與親人聚少別多的人生遺憾”。姚燧的這首曲，無論在構思或是結構方式上，都可明顯看到對呂本中《采桑子》繼承的痕跡。

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中呂?醉高歌】 感懷二首 姚燧

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起鱸魚興，已在桑榆暮景。
十年書劍長吁，一曲琵琶暗許。月明江上別湓浦，愁聽蘭舟夜雨。

　　這兩首感懷，都是作者壯年時期的作品。兩曲的主旨相同，皆是回顧十年的京城歲月，表達思歸之情。也都有多用典故、借古人酒杯澆自己心中塊壘的藝術手法。只是兩者的測重點不同：第一首側重于仕宦經歷的感概，第二首則是十年京城風流生活的追尋。當然，在表達方式上也不盡相同。
　　兩首曲子的第一句“十年燕月歌聲”和“十年書劍長吁”即是對十年京城生活的總結回顧，兩句的區別在于：“十年書劍長吁”是說自己的仕宦經歷，“十年燕月歌聲”是說自己的風流生活。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姚燧受老師國子祭酒許衡征召入國子監伴讀并任齋長來到大都，到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其間在京都前后整整十年。“十年書劍長吁”是說自己的仕宦經歷。至元十二年。姚燧被任命為秦王府文學，從此走上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隨元軍到地方去安輯百姓，興辦學校，致力于撫平元宋戰爭遺留下來的創傷。，對無罪誤人和連累關押在獄者，“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元史?姚燧傳》）。這五年中他數次入屬，多次因勞累致病“役役乾坤遠，棲棲道路遲。五年三入蜀，十病九歸秦”（《輿病高崖道上作》）。可視為他勤于王事、體恤民情的表白。后三年，轉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賑災濟民，興利除弊，也是勤勤懇懇“孜孜如弗及”，這大概是此曲首句“十年書劍長吁”的主要內涵。當然，離家十年，書劍飄零，動鄉思鄉愁，也是題中應有之意。至于有的鑒賞文字說“仕途經歷使他看到當時官僚的腐敗黑暗，也使他認識到戰爭給社會造成的百業凋零、滿目瘡痍的巨大破壞，他深深體味到當時民眾所處的苦難境地”，恐怕過于老套。因為姚燧一生仕途順利。外放回朝后又斷斷續續地任過大司農丞、翰林學士、江東廉訪使和江西行省參政，都以盡職盡責著稱。晚年又被為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主修《成宗實錄》《武宗實錄》。久于文壇又至此高位，使當時的文人對他的修史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為文壇盟主。姚氏館內名人出入，如閻復、胡祗遹、尚野、吳澄、袁桷、鄧文原、元明善等。跟隨他學習古文的也云集影從，有張養浩、貫云石、孛術魯翀、李泂、謝端、李之紹、劉自謙等元代文壇翹楚，真可謂是門庭若市，象笏滿床，國內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為榮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實錄》修成后又衣錦還鄉，不存在遭受排擠打擊，憎惡官場黑暗等原因。現在要離開京都，又赴外任。在曲中借此回顧自己十年京都生活并牽動鄉思，這是人生常有之情。恐于官場腐敗、仕途艱難之類無關。
　　“十年燕月歌聲”則是回顧自己京都十年的生活另一面：作為位高權重的一代文豪，再加上元蒙貴族上層社會喜愛歌舞戲劇，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風流灑脫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賦詩酬文，他都表現得頗為豪放灑脫，流露出風流疏宕的個性。受世俗放蕩風氣的影響，姚燧也時常出入秦樓楚館，有過一段“燕月歌聲”的飲酒狎妓生活。從今存資料看，與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藝雙全的名妓。《青樓集》里就載有他和閻復等人常出入“能詩詞，善諧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的名妓張怡云位于海子上的家中小酌、彈飲：

姚牧齋、閻靜軒每于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待行乎？”姚云：“中丞上馬”。史于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與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云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闕。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兩酬歌。席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

　　《青泥蓮花記》、《日下舊聞》、《宸垣識略》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在姚燧今存作品中，這方面的記載也有不少，如詞作《浪淘沙?贈重陽奴》，散曲〔越調?憑闌人〕等。
　　姚燧也喜愛游歷山水，這大概是他“十年燕月歌聲”的另一個側面。在《別丁編修序》中，他夫子自道云：“自歷荊憲至今，其間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陸舟馬周歷乎澧峽、歸、鼎五州七縣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駛奇峭，人才之標特秀異，實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寧國路總管府興造記》中，他又說：“燧思士生文軌混同之時，亦千載之曠遇，江山之形勝，風土之微惡，民俗之澆淳，必一就觀。” 姚燧一生南北遷徙數次，足跡幾遍中國。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長沙、武昌、龍興、九江、彭蠡、銅陵、湖口、岳陽、金陵、杭州、旌德、江州、會稽、吳城、揚州等地，其中武昌、龍興、吳城等地他都到過多次。第一只曲的第二句“幾點吳霜鬢影”就是實指出任江東廉訪使的一段生活，江東（今江蘇一帶）為春秋時期的吳國故地，也是晉代張翰的故鄉所在。據《晉書?張翰傳》：吳郡人張翰在京城洛陽做官。秋天到了，他想起家鄉此時正是鱸魚肥、菰菜最好吃的季節，于是概嘆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辭官不做回到故鄉。張翰是吳郡人，在洛陽為官；姚燧是洛陽人，卻在吳郡為官。兩人的經歷正好顛倒，而懷念故鄉則是一致的。所以曲中以引張翰之典故來抒發思鄉之情，確實很貼切。至于“已在桑榆暮景”則是引東漢馮異之典。據《后漢書?馮異傳》。馮異曾概嘆：“失之東偶，收之桑榆”來比喻自己暮年取得的成就。后來人們用“桑榆晚景”來代表人生暮年。其實，如前所述，姚燧寫此詩是只三十多歲，正當壯年。談不上“暮年”。但古人寫詩文，常用“失之東偶，收之桑榆”來比喻要抓緊時間，與年齡的關系不大，如唐代詩人王勃在著名的《滕王閣序》也概嘆“東偶雖失，桑榆非晚”，當時的王勃還是個二十剛出頭的小青年。姚燧在此只不過用此來強調要抓緊時機，學張翰返回故鄉，至少是表達鄉思罷了！
　　至于第二只曲的用典，又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搭上了關系。曲中所說的“一曲琵琶暗許。月明江上別湓浦，”說的是時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在湓浦（潯陽江頭）邂逅琵琶女一事：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時為贊善大夫的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從七品京官贊善大夫貶為從九品的江州司馬。貶中所寫的敘事詩《琵琶行》。描敘他與一位琵琶藝人在潯陽江頭相遇。通過對琵琶女高超彈奏技藝和她不幸經歷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會對人才的埋沒摧殘，表達了詩人對她深切同情的同時，也抒發了詩人對自己無辜被貶的憤懣之情。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按說姚燧一生仕途順利，并無白居易的無辜被貶的憤懣，何以要引用此典，來“長吁”十年書劍，“愁聽”蘭舟夜雨呢？我想，兩人性格操守的共同和為國忘身情懷的共通，可能是姚燧要引用此典的主因所在。白居易遭貶，表面的原因是“越職言事”和寫賞花詩的所謂“不孝”，但根本原因還是他寫的那些“賣炭翁”和“買花”之類諷喻詩，深深刺傷了權貴，使他們“扼腕”、“變色”。至于“越職言事”之類，只不過是用來尋釁的由頭而已。白居易不畏權貴的秉性和“惟歌生民病，報與天之知”的人生取向，能引起姚燧的共鳴。姚燧出身名門，師從碩儒，如此背景再加上自己的秉性，使得他恃才放曠，頗為自傲，養成了豪邁耿直的個性。《元史》記他“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并且不貪財貨，不畏權貴。元武宗至大年間，沈陽王父子，連姻帝室，用財貨結交朝臣，許多大臣都為之所動。姚燧當時是翰林學士承旨，才名傾京師，許多名宦多以求文為事，“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沈陽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詩文，并贈送財寶。姚燧鄙視其為人不為所動。最后導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強作文應付。沈陽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興，當即贈送幣帛、金玉、名畫，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愛搜集古玩名畫，但是這次他卻立即將其分給了屬官、吏胥和侍從，留下金銀送給翰林院做費用，自己絲毫不取。后世修史者稱贊他“器識豪邁過人”。所以此曲中說“長吁”十年書劍，“愁聽”蘭舟夜雨，不僅僅是為白居易一撒同情之類，也是在用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
　　最后還想說一點姚燧及其散曲創作在元曲中的獨特地位。元代詩論家鐘嗣成在《錄鬼簿》中將文人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讀書萬卷，作三場文，占奪巍科，首登甲第者”；第二類是“甘心巖壑，樂道守志者”；第三類是“學問之余，事務之暇，心機靈變，世法通疏，移宮換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為戲玩者”。姚燧仕途順達，身居高位，自然不屬于第二類；但他雖“讀書萬卷”身居高位，又不同于當時正統派文人如一代文宗元好問，也不同于由宋入元者的方回、戴表元等，元王朝的開國功臣耶律楚材、郝經等，甚至與他的老師許衡以及另一位著名的理學家劉因也大相異趣，他不但與歌伎倡優交往甚密，而且為她們寫曲作歌。這一點頗有點像元初曲作家的代表人物關漢卿、馬致遠、王和卿等輩，但在曲作風格上又不像這些人“搜奇索怪，而以文章為戲玩者”。他的曲作，不用襯字，不愿突破曲律的字數，喜歡用典，少用口語，如上述的兩首散曲，甚至很典雅，沒有元曲特有的蛤喇味和蒜辣味，在元曲特有的風格中保留了一點唐詩宋詞的遺風。在元人散曲中獨樹一格，誠如鐘嗣成所言：“誠絕無而僅有也”。就是其代表。

月明江上別湓浦，愁聽蘭舟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