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八詠樓 李清照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后人愁。
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魯迅在談論陶淵明說的詩歌風格時曾說：陶淵明的詩歌不僅有《歸園田居》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類平和蕭散之作，也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飲酒》）之類“金剛怒目”之作。如果從此來形容李清照的詩詞風格，也是再恰當不過。李清照的詩詞，既有“昨日溪亭日暮”（《如夢令》之類清新嫵媚和“紅藕香殘玉簟秋”的凄婉哀愁，也有“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的剛毅深沉。下面這首《題八詠樓》也屬于此類。
　　八詠樓，位于當時的婺州即今日的浙江金華市。原名“元暢樓” 為南朝?齊隆昌元年（494），時為東陽郡太守、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沈約建造。峻工后沈約曾多次登樓賦詩，其中有一首《登元暢樓》云：“危峰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凌風謝，回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群客，客有慕歸心。落暉映長浦，煥景燭中潯。云生嶺作黑，日下溪半陰。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辈⒃诖嘶A上又增寫了八首詩歌，稱為《八詠》詩，是當時文壇上的長篇杰作，傳為絕唱，故從唐代起，又以《八詠》代稱此樓。至北宋至道年間婺州太守馮伉遂改定為“八詠樓”。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擴建，又將沈約的八詠詩勒于石碑。元皇慶年間（1312一1313）樓毀于火，碑亦不存。明洪武五年（1372）重造寶婪觀，在八詠樓廢址建“玉皇閣”，后玉皇閣毀。明萬歷年間（1573一1620）重建八詠樓?，F存八詠樓為清嘉慶年間（1796一1820）重建，1984年大修。

金華“八詠樓”

　　李清照(1084—1151)宋代著名女詞人。號易安居士，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夫趙明誠為金石考據家。李清照的生活與創作，以金兵南下、北宋滅亡為界，可以明顯地分為兩個時期。早期生活優裕，父親李格非官至吏部侍郎，公公趙挺之為宰相，丈夫趙明誠是有名的金石學家，官至為太守，兩人又有共同的愛好和情趣?；楹螅瑑扇斯餐铝τ跁嫿鹗乃鸭怼Ｆ溟g的詞作多寫貴族少女的閑愁和少婦對遠宦丈夫的思念，感情真摯、直白。被明清道學家抨擊為“無顧忌”。汴京陷落后，她與丈夫逃往江南時，把兩人花了三十年心血搜集整理的書冊、卷軸、古器共十五車運往建康，但留在青州的十余屋書籍器物卻被南下的金兵焚為灰燼。接著不到兩年，丈夫趙明誠又暴病死于湖州太守的赴任途中。在匆忙埋葬了丈夫后，隨逃亡百姓前往洪州（今南昌市），誰知洪州又淪陷，十五車書籍器物皆盡委棄。孰知禍不單行：趙明誠病重期間，他的朋友張飛卿曾攜一個玉壺來看望他，張后來投了金。這件事被人傳成是他們夫妻以玉壺頒金（也就是獻給金國），并聽說有人已向朝廷告發。這樣的政治陷害使李清照大為驚恐，她決定將家中所有的銅器等物品進獻南宋朝廷，以求得洗刷和解脫。此后便追隨著宋高宗逃難的路線，反復輾轉避亂于杭、越、明、臺、溫等州和金華之間。所攜帶的書籍器物，喪失殆盡。紹興四年(1134年)九月，李清照避難金華，投奔當時在婺州任太守的趙明誠之妹婿李擢，卜居酒坊巷陳氏第。此時李清照已五十一歲，膝下又無兒女，可以說是流離失所又孤苦無依。后期的詩風也變得傷感哀愁。就在金華期間，她除了這首《題八詠樓》之外，還有一首著名的詞作《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感嘆輾轉漂泊、無家可歸的悲慘身世，表達對國破家亡和嫠婦生活的愁苦?？梢宰鳛榇藭r心境和處境的形象表達。
　　但可貴的是，詩人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下，也沒有忘記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這首《題八詠樓》就是她此時憂國憂民情懷的真實寫照：
　　詩的首句“千古風流八詠樓”由歷史著筆寫此樓的歷史和卓越風采。此樓與 “雙溪樓”、“極目亭”同為金華的三大風景絕佳之地。南宋詩人韓元吉《極目亭詩集序》云：“婺城臨觀之許凡三：中為雙溪樓，西為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群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曠野，景物萬態”（見《南澗甲乙稿》）。但“八詠樓”與“雙溪樓”、“極目亭”相較，除了風景絕佳外，還多了層人文景觀：它為齊梁永明體代表詩人沈約所建造，又曾多次登樓賦詩，寫下著名的《八詠》詩，北宋至道年間婺州太守馮伉因此將樓名改為“八詠樓”。所以，李清照對它下的結論是“千古風流”?！帮L流”在大多數詩人筆下是用來形容人的風度神韻，某種社會風俗或藝術之品格。此處以“風流”狀物，正是點出他的上述人文特征。同時也是擬人手法，顧盼之間，已將“八詠樓”化靜為動，擬人于物，使這座古樓有了偉丈夫倜儻風流的身姿和非凡的氣度。
　　次句“江山留與后人愁”突然筆鋒一轉，不再像韓元吉等那樣去登樓觀風賞景，去贊賞“盡見群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曠野，景物萬態”等山河美景，而是突出一個“愁”字意謂像八詠樓這樣千古風流的東南名勝，留給后人的不但不再是逸興壯采，甚至也不只是自己夫死、家亡、孤身一人的個人愁緒，更是為大好河山落入敵手生發出來的家國之愁。對于這種”愁”，李清照在其詩文中曾多次抒發過。如上面提到的同時作品《武陵春》：“只恐雙溪炸錳舟，載不動許多愁”。其中就點明“物是人非事事休”，是山河破碎、國破家亡之嘆。當然，這個“后人愁”中也還包含對當前局勢的擔憂：詩人雖從洪州逃到金華避難，但“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人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戎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雞肋編》卷中)。金華同樣亦非“樂土”，金兵南侵勢頭有增無已，金華同樣朝不保夕。后來局勢的發展也證明了李清照遠慮，宋高宗逃到杭州后，一直被金兵追殺，繼而明州（今寧波）、繼而臺州，最后逃到海上漂泊：“窮?？达w龍”。
　　詩的第三句又來個轉折，從歷史和政局回到八詠樓本身的詠歌：“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這是個工整的對句。唐代絕句圣手王昌齡有本專門談詩歌作法的《詩格》。其中提到絕句的“第三句要響”。這個“要響”既包括詩句的錘煉也包括詩意上的大幅度跳躍。他的名作《芙蓉樓送辛漸》和《送元二使安西》的第三句“洛陽親友如相問”和“勸君更盡一杯酒”就是如此。李清照的這首七絕也是如此：詩意上既是對古人名句的化用，包括唐代詩僧貫休的“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獻錢尚父》），女詩人薛濤的“平臨云鳥八窗秋，壯壓西川十四州”（《籌邊樓》），又有所發張和創造：從貫休的詠人發展為擬人式的詠物。而且還有典故的暗用：據辛文房《唐才子傳》，晚唐詩僧就是金華的蘭溪人。在錢镠稱吳越王時，他寫此詩相賀。錢镠欲稱唐亡前的國亂稱帝，要貫休將“十四州”改為“四十州”才接見他。貫休看透錢镠的政治野心，慨然答道：“州亦難添，詩亦難改”旋裹衣缽拂袖而去。后來貫休受到前蜀王建的禮遇，被尊為“禪月大師”。貫休寧可背井離鄉遠走蜀川，也不肯輕易把國土獻給篡逆者。。李清照化用詞典，也暗含著對貫休氣節的認可和自己對金兵南侵、國土淪喪憤慨，以及對不惜土地的南宋朝廷的譏諷之意。對《籌邊樓》的化用，則是將薛濤詩中單一的詠州土改為既有山又有水：“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這樣筆意更加開闊，氣象更加宏敞，而且這也是實寫。據前面所引的韓元吉《極目亭詩集序》中就提到“兩川貫其下”，與“八詠樓”并列的金華三景中就有“雙溪樓”。從州土來看，據《宋史?地理志?兩浙路》：宋兩浙路計轄二府十二州，為平江、鎮江府，杭、越、湖、婺、明、常、溫、臺、處、衢、嚴、秀，統稱十四州。所以這兩句改造得既氣勢恢宏又有實有據，更增形象美，又有說服力。
　　另外，后兩句在在詩意上的大幅度跳躍上也是如此，它既是歷史和政局回到八詠樓本身的詠歌，又緊扣前面的“江山留與后人愁”中“江山”二字。其中有暗含如此“大好河山”恐又要淪于敵手，豈不令“后人愁”緒萬丈。但八詠樓既然能“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有如此非凡的氣勢和壯闊的景象，地杰人靈，“后人”能不振衰起懦，奮起抗擊，保衛其大好河山？這與作者的著名的《夏日絕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是同一構思。只不過《夏日絕句》是借古喻今和借古諷今，《八詠樓》則是以物喻人和以物勵人！

八詠樓內李清照塑像

連州陽山歸路 呂本中

稍離煙瘴近湘潭，疾病衰頹已不堪。
兒女不知來避地，強言風物勝江南。

　　呂本中(1084－1145)初名大中，字居仁，號紫微，壽州（今安徽鳳臺縣。北宋宰相呂公著的曾孫，父呂好問為資政殿學士。本中幼時聰穎，得到曾祖呂公著的鐘愛，16歲時因作詩嘔血而得疾終身，以蔭授承務郎，初任洛陽主簿。徽宗政和、宣和間，官濟陰主簿、泰州士曹掾?；兆谛土辏?124年）任樞密院編修官。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遷職方員外郎。高宗紹興六年（1136年），召為起居舍人，賜進士出身。八年，擢中書舍人，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為人不畏強權，敢于直言，軍國大事多所論列，屢次上疏論恢復大計。同年十月，因草擬的制書中有反對和議之語，被秦檜指使御史蕭振彈劾而罷職。晚年深居講學，是著名道學家，因先世為東萊（今山東掖縣）人，故學者稱之為“東萊先生”。高宗紹興八年卒于上饒，謚文清?！端问贰肪?76有傳。著有《春秋集解》一十卷、《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外集》三卷、《江西詩社宗派圖》、《師友淵源錄》五卷以及詩話《童蒙詩訓》、《紫微詩話》等。詞不傳，今人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輯有《紫微詞》。
　　呂本中的詩歌名重一時，當時一些大家對他都推崇備至：曾幾稱其詩“獨步海內”（《東萊先生詩集后序》），并向他請教如何作詩；謝逸推其為“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 呂本中《呂紫微師友雜志》引）；劉克莊也將其視為南渡后“大家數”（《中興絕句續選》序）。在其現存的1270多首詩作中，數量最多、成就最為突出的是對“靖康之難”的歷史記錄和慷慨悲歌。建炎元年二月,呂本中之父呂好問受命于危難之際，任兵部尚書抵御圍城之金兵，本中亦隨父留在圍城中參與策劃布置，親歷了京城被圍及陷落的整個過程。這一特殊經歷所激發的重大社會責任感，使得詩人慷慨悲歌，“以韻語記時事”，留下了一組組驚心動魄的鏡頭，史詩一般的展開天崩地解之際的歷史畫卷，其中有汴都軍民高漲的抗敵熱情：“賊馬侵城急，官軍報捷頻。民心皆欲斗，天意已如春”（《京城圍閉之初天氣晴和軍士乘城不以為難也因成四韻》）；有對宋廷上層的腐敗怯懦的指斥：“國論多遺策，人情罷請纓。有誰似南八，血指眾心驚”，“萬事多反復，蕭蘭不辨真。汝為賣國賊，我作破家人”（《兵亂后自嬉雜詩》其三、其九）；更有城破之日金兵的殘暴肆虐的真實記錄：“城北殺人聲徹天， 城南放火夜燒船”（《兵亂寓小巷中作》）。當然，通過這一個個歷史鏡頭的搖過，詩人無可奈何又無比憂憤的愛國之心和報國之念亦盡露其中。如果我們將這些詩章與記錄這段歷史的《三朝北盟會編》、《靖康實錄》等史料比較一下，更可看出這些史詩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兩者不但內容近似，真實可靠，但更形象、更具體、更富感人力量。一些詩論家不但將呂本中這類詩作譽為“詩史”，而且視之為杜甫詩風的直接繼承，如曾季貍在《艇齋詩話》中稱：“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方回則認為“老杜后始有此”。(《瀛奎律髓?忠憤類》)
　　在這類詩作中，更為人譽揚的是組詩《兵亂后自嬉雜詩》。它非一時一地之作，是呂本中在圍城中及隨后輾轉漂泊途中陸續寫成，共29首。組詩不僅記載了親歷了京城被圍及陷落的整個災難過程，更有流亡路上的種種經歷和感受。國破家亡以后痛定思痛的種種反思，由朝廷大員、世家貴介到亡國難民身份角色轉換中的相關經歷，使這類詩作顯得更為沉痛，更加深刻。組詩中還描述了他目睹的宋亡后社會大動亂給基層民眾帶來的巨大災難：民眾在爭相逃難：“水水但爭渡，城城各點兵”；田園荒蕪了，行李也被搶劫一空：“牛亡罷耕種,馬奪盡徒行。囊橐經抄掠,寇來渾不驚”。亂兵和叛將也乘機肆虐：“操戈得金幣,奪馬載妻孥”。詩中還記載河北布衣范仔等組織義師抗金，讓詩人看到了復國的希望。范仔義師之事，《靖康實錄》等史籍未載，可補史闕。詩人在從江左流落到嶺南的以后歲月中，陸續寫下《己酉冬江上警報》、《自祁門至進賢路中懷舊二絕》、《宿翠微寺》、《陽山雨雹》、《題趙祖文盤谷圖》、《簡范信中鈐轄三首》、《失題》、《聞二弟召對》、《貞女峽》、《過劉顯忠鄉縣作》等一連串詩作，繼續以史筆記錄兩宋之交的滄桑巨變，抒發著詩人強烈的愛國情懷。其中就包括這首《連州陽山歸路》。
　　靖康之難后，詩人率家人隨高宗一路南奔，從安徽祁門到江西進賢，一直到當時還很荒涼的連州（今廣東連縣）才安頓下來。局勢稍緩后，再北上湖南湘潭。這首《連州陽山歸路》即寫于從連州北歸湘潭路上。原作共三首，題為《連州陽山歸路三絕》，這是第二首，也是其中寫得最為出色的一首，后人在《宋詩三百首》中選入此詩，將詩題改為《連州陽山歸路》，后遂作為第二首的詩題。另外兩首是：

蒼黃避地去連州，邃谷深巖懶轉頭。歸路始知山水好，少留村驛當閑游。（其一）
嶺外從來不識春，青梅年后已嘗新。深山忽有殘花在，知與清明待北人。（其二）

　　這是一組羈旅詩，更是一組描敘國破家亡之際的避亂詩作。詩人把家愁與國憂，體衰與傷亂交織在一起，筆力凝重，感慨深沉，即是靖康之亂的實錄，又是愛國情感的強烈抒發。這種情感不僅表現在所選的第二首中，第一首和第三首中也很強烈，處理得也很巧妙，如第一首用心情的不同來表達去程和歸途上的不同感受，去程是逃難，形色倉皇；歸程則局勢趨緩，緊張心情暫時放寬，這才覺得江南山水之美。歸程的“少留村驛當閑游”與去程的“邃谷深巖懶轉頭”更是強化了同一山水在不同心情下的不同感受。第三首中的山水依然是這種心情的外化。歸途上的殘花也變得可人，似乎有意告訴詩人：清明快到了。清明是祭掃祖墳、懷念先人的節日，但現在家鄉壽州淪陷，不但不能去祭掃，祖墳是否安在也全然不知，其憂國思親之情自在言外。加上強調是“北人”，山河淪陷的感受就更深。由此可見，三首詩的題材相似，抒發的情感相同。只是第二首在題材處理和表達方式上更更為精妙：
　　結構上，第二首的前兩句敘事，后兩句抒情。四句小詩，既真實地再現戰爭動亂給國家和百姓帶來的災難，又表現了詩人衰病之軀在逃亡路上的無限辛酸和他憂時傷亂的無限感慨。首句點題，說明自己行程。”煙瘴”二字，切嶺南氣候，暗示自己因為避亂到連州，過著很艱苦的生活。次句具體寫流亡生活對自己身體的摧殘，連用”疾病”、”衰頹”、”不堪”三詞，突出環境的惡劣，也隱隱將自己對國事的憂愁略加表露，語意低沉深摯。歷來詩人都喜歡把情感寄托在對風物的吟詠之中，這兩句詩切定”煙瘴”，從而直述種種不堪，也是采用這一手法。葛立方在他的詩論《韻語陽秋》中曾談到自然風物與人的情緒之間關系：“天地間景物非有厚薄于人。唯人當適意時則情與景會，物之美若為我設；一有不慊則景物與我漠不相關” 。這說明美感的產生不但有賴于審美客體，也有賴于審美主體，有賴于審美主體在特定環境中的情緒。如果一個人的心靈處于痛苦之中再美的風景也會“與我漠不相關”。呂本中此時的心境就是如此。
　　后兩句筆鋒忽轉，不再寫自己，轉說小兒女不知道是逃難，堅持說眼前的景物比江南還好。這兩句看似平常，實際上頗見構思之苦。這也是此詩與前兩首在題材處理上的最大不同之處，當然也是此詩最為成功之處。兒女們因為“不知”此行是在逃難，可見年齡幼小，自然無憂慮可言，反而夸贊此處的風物勝過江南。當孩子的天真往往能加濃、加重成人的某種感慨。如蘇軾《縱筆》“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用孩子的“誤喜”來嘆息自己病后的蒼老；杜甫《月夜》“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用小兒女無知，反襯自己憂國思親的苦痛。呂本中這首詩也借鑒了前人詩作的成功手法，故“強言”二字既寫出對孩子此言的嘆息，和自己對國事、家事的憂慮和傷感。國事、家事、社會、風物種種焦慮一齊涌上心頭，其酸楚苦痛之狀皆在不言之中。他很容易是我們想起杜甫那首寫于戰亂返家路上的《自京至奉先詠懷五百字》。這說明，作為江西派代表作家的呂本中，是很自覺并成功地“學杜”的。呂本中詩自附于江西詩派，講究“悟入”、“ 活法”，這首詩寫得活絡空靈，就是從杜詩的“沉郁頓挫”入徑，而加上了自己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