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

　

五、畫像磚

　　畫像磚不同于畫像石：畫像石是以石為地，用刀代筆的繪畫，多見于墓室、石享祠、石棺、石　闕、石碑、崖墓等石質建筑中。畫像磚是模印或捺印有圖畫的磚，一般都砌墓室的。其制作方法和藝術風格與畫像石不完全相同。但皆是是在磚石的平面上先經過繪畫，然后再進行雕刻，一般都是淺浮雕和線刻的形式。因此是介于雕刻和繪畫之間的一門藝術，又比較接近于繪畫藝術的效果。從繪畫角度看，它具備了中國畫的特點，以線條作為主要表現手法，是裝飾畫與浮雕、線雕相結合的產物。由于石刻畫由于受材料和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完全像繪　畫那樣作歷歷具足的描繪，也不能像圓雕那樣作面面俱到的塑造，因而石刻畫難以對形象的細部及內在的精神思想、感情性格作出細膩的刻劃，所以它都是通過外在的形體動作來反映所要表現的內容。重動勢、重氣勢、重大體、大貌就成了這種藝術的共同特點。雖然各個地區的畫像磚、石具有不同的風格，但在形象刻劃上都是取其大貌，不拘小節，依從大動勢來表現，造成強烈的氣勢，形成緊張的力度，從而構成了秦漢畫像磚、石所特有的奔放飛動之美。
　　秦代的畫像磚分大型空心磚和實心的扁方磚兩類。主要發現于陜西臨潼、鳳翔和咸陽。秦代畫像磚多用于裝飾宮殿府舍等地上建筑。秦代畫像磚畫面飽滿不留余白；在手法上，以寫實為主，同時還能做到整體情緒與感情的表達；更為重要的是，發展了線條的表現魅力，豐富了線條的表現技法，以線條自如地表現力度，運動和速度，成就著秦代繪畫流動的宏偉氣勢和古樸風韻。可以看出秦代工匠已具有相當的寫實水平。
　　漢代畫像磚和畫像石的興盛與漢代人厚葬的風氣密切相關。漢代畫像磚主要用于構筑墓室，裝飾墓室。漢人重孝信鬼，迷信成仙升天，提倡厚葬。上至皇族貴戚、下至平民百姓競相攀比，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朝代像漢代人那樣將如此巨額的錢財花費在墳墓和陪葬品上。隨著磚壙墓、石槨墓逐步代替木槨墓，磚石材料逐漸用于墓室建筑，漢代貴族地主們開始在石面上雕刻各種花紋圖案。墓室石壁的堅固性，畫面保持的耐久性頗能滿足漢人厚葬的欲望，因此畫像磚、石墓得以產生和發展，畫像磚、石藝術也獲得了長足進展，其手法之精妙、意匠之豐富，大有空前絕后之勢。漢代是個承前啟后蓬勃向上的時代，其藝術作品在粗獷和質樸中揚溢著勃勃的生機。漢代畫像磚表現的內容以日常生活為主，如內容有割禾、制鹽、采蓮、弋射，以及飲宴、歌舞、百戲、車馬出巡等，也有少量神仙故事。構圖富于變化，造型簡練生動，動態感很強如《弋射?收獲》磚中那驚飛的大雁，奔跑的小鹿；岸上射手用力滿弓的姿態、稻農持鐮刈谷彎腰割穗，高低起伏的韻律；岸邊的大樹，水中的游魚，隨風搖曳的荷花，皆動感十足。散點透視和。
　　畫像磚技法為陽刻線條、陽刻平面、淺浮雕等相結合。一般用木模壓制，亦有直接刻在磚上，有的施加彩色。有方形和長方形等幾種，多數每磚為一幅畫面，亦有上下分二個畫面的。畫像磚中最成熟、制作最復雜是模印拼嵌畫像磚。作法是先將畫像，按粉本分別模印在多塊磚坯上，入窯燒成磚后，再拼嵌在墓壁上。古代模印拼嵌畫象磚，是在一塊單磚構成一幅圖像的畫像磚基礎上發展而來。東晉時期開始出現由多塊磚所構成的龍、虎圖像。南京萬壽村東晉永和四年（３４８）墓中的龍、虎圖像，由二至三塊磚拼成。以后磚數日多，到東晉末南朝初，出現了由多達數十塊到數百塊磚構成的大幅畫場面。如南京西善橋墓中的“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畫像磚。墓內壁面，用模印畫像磚拼嵌成大幅磚畫，主要在東晉南朝時期，出土地分布于南京及附近的丹陽縣等地區。拼嵌磚畫，內容除竹林七賢和榮啟期外，還有守門獅、披鎧武士、甲騎具裝、羽人戲龍戲虎、出行儀仗、騎馬樂隊等。雕技純熟，畫面生動，運線流暢，構圖嚴謹，場面宏大，具有氣勢。
　　秦漢的畫像磚、石比起同時期的壁畫、帛畫、漆畫等藝術品來不僅數量眾多，分布地區廣泛，而且大都完好無損。漢代的畫像磚多分布于河南和四川兩省，其中以四川最富特色。這三個地區是當時工商業發展最快的富庶地區，山東有魚鹽之利，河南是四方交通的中樞，商品經濟非常活躍，四川地處一隅，早為秦國所并，避免了戰爭過多的破壞，又有鹽鐵等天然資源和水運便利的優越條件，都是當時的富庶之鄉。同時這三個地區又是達官貴族、豪富巨商聚集之所，山東淮海是漢高祖劉邦的家鄉，河南南陽是東漢光武帝的故園，封建達官貴族不少，豪強富商更多，他們無不修造規模巨大的墓室以使自己在地下繼續過生前的豪華生活，或者寄希望于羽化升天。墓室力求華美，富于雕飾，堅固耐久，因此畫像磚、石藝術在這三個地區最為發達。近年來在陜西、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也有發現。
　　各地的畫像磚、石各具特色，或古樸厚實、或潑辣粗獷、或嚴謹樸素、或活潑清麗。題材也很豐富多彩。歷史、神話中的故事人物，豐富多彩的各種現實生活，各種神龍仙怪、古圣先賢、孝子烈女、車馬出行、庖廚宴飲、樂舞百戲、豐收納租等皆有表現。秦漢畫像磚、石藝術對以后魏晉隋唐的繪畫和雕刻藝術有著重要影響。下面對主要產區代表作作一簡介：
　

陜西

１、咸陽秦龍紋空心磚

　　西安墓葬我國最早磚雕作品，秦龍紋空心磚出土于咸陽市渭城區窯店鎮牛羊村秦咸陽一號宮殿遺址。長100厘米，寬88厘米，厚16.5厘米。紋飾均細線陰刻，龍曲身卷尾回頭，有四肢，身曲處有一璧，璧中心圓環中有一四葉花方。龍與璧，線與圓，布局和諧。此紋飾空心磚在二、三號建筑遺址和乾縣、淳化縣秦宮殿遺址也有發現，其紋飾為秦宮殿建筑主題紋飾中的一種。
　　現分藏咸陽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單位。

　

２臨潼騎馬射獵圖畫像磚

　　秦代射獵紋畫像磚，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畫像磚1957年在臨潼出土。表現的是狩獵場面。磚印有一幅騎馬射獵圖，表現獵人騎馬追射奔鹿，獵犬緊緊追逐，形象極其活潑。

　

３、臨潼四圖像空心畫像磚

　　1957年在臨潼出土，今藏陜西省博物館，是迄今發現的秦代橫印畫像磚中內容最豐富的一件。上印有侍衛、宴享、苑囿和射獵四種圖象。上部侍衛圖飾有五名持盾執戟的衛士，相向而立，都戴冠著長衣，身軀修長，造型質樸。宴享圖印有主賓對坐，前有酒食器皿，右側有一樂伎。下部的狩獵圖描寫山丘間野獸出沒，一獵者彎弓騎馬，小鹿驚逃，獵犬追逐，背景部分有樹木、亭闕和流云等，是苑囿　景色。整塊畫像磚構圖洗練，刻畫生動，內容較為豐富，是秦代模印畫像空心磚的代表作。

　

４、鳳翔宴享畫像磚

　　出土于鳳翔的秦代畫像磚，國內已無收藏。相傳表現的是秦代貴族宴享場面，畫面分六層，從一至五層畫面相同，表現宴享賓客的場面，第六層畫面是苑囿景色。
　　另外，1965年發掘的咸陽楊家灣西漢初期墓的兵馬俑坑內有回字紋和菱格紋的模印鋪地方磚。今藏陜西省博物館的一塊侍衛瑞壁紋模印畫像空心磚，上面飾有侍衛作雙手捧盾狀，狀貌頗威武。上下邊框部位，印著魚龍嬉戲及菱格紋圖案。在臨潼秦始皇陵附近，還發現一種模印幾何紋的鋪地方磚。此外，在咸陽秦宮遺址，曾出土刻畫著龍鳳圖像及人面鳥身畫像磚，線刻流利生動。

　

河南

　　河南多是西漢和東漢早期的作品。畫像磚主要出土于鄭州至洛陽隴海鐵路沿線，多為空心畫像磚，上面花紋除幾何紋外，還有人物、鳥獸、樹木等圖象。這些畫像除以簡潔明快的陰線勾勒外，還有以平面淺浮雕、陽線、陰線施陽線等模印手法。其中馬、奔鹿等造型生動雄健、協調自然，骨胳、筋　肉與動作極合自然規律。但這一時期的作品仍然較為拘謹且帶有圖案化的作風，沒有相互關聯的總體構圖意匠。東漢中期以后，畫像磚興盛的中心地區　轉移到了南陽地區，在這一地區空心磚和實心磚都有。題材內容和該地的畫像石相類似，如新野出土的《迎客拜謁圖》、《七盤舞圖》、《朱雀百戲圖》、《二龍穿璧圖》、《仙人六博圖》、《虎牛角抵圖》、《獸斗圖》、《西王母、玉兔搗藥圖》等等，唐河出土的《迎賓百戲圖》、《官邸拜謁圖》，浙川下寺出土的《宴飲圖》、《狩獵圖》等。大多數是一模一磚，也有多模一磚的。畫像磚中的形象質樸粗獷而生動，藝術風格與畫像石相一致，動物造型也頗為成功，樂舞百戲的構圖也很復雜和諧。　

１、南陽新野畫像磚

　　新野縣境內多漢墓古冢。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在這些漢墓中出土了大量漢畫像磚。和南陽出土的漢畫像石一樣，是研究我國漢代特別是東漢時期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的寶貴文物。
　　新野 漢畫像磚大多為模制空心，泥質陶燒，黃灰色或青灰色，做工精細，古樸典雅。新野漢畫博物館了大量的漢畫像磚，其中較有藝術特色的有：雜技戲車、車騎出行、舞樂雜技、泗水取鼎、西王母、青龍白虎等畫像磚。 　

雜技橦車畫像磚

　　1988年在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樊集村出土。磚長61厘米，寬32厘米，畫面為表演走索等項目的雜技。被文物專家稱之中國最早的車上雜技圖（又名雙索戲車圖），該畫像磚分為兩部分：下部為車騎出行圖，主車駕兩馬，御手執轡，主人端坐，前有導車和導騎，橋右兩小吏曲身恭迎，車騎出行上方，一人持杖追逐兩獸，右上方二人持劍格斗，拱橋下一人蕩舟。
　　上部則是著名的雜技橦車表演：兩輛車上各樹一橦，前車橦上一人握橦平撐，橦頂端一人悠然蹲踞，左手拽一人腳踝，右手拉一索，后車上一人正在緣橦，車、橦、索互相牽連，表演者在兩輛車子的奔馳晃動和繩索的搖曳起伏中做高難度動作，絕妙的表演表現出驚人的技藝，可說是中國古代雜技的精華所在。
　　先秦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高竿表演，漢代稱之為“緣橦”或“都盧尋橦”。秦漢時期，都盧人散居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到馬來半島一帶，以善于表演緣橦而著稱。漢代雜技表演者從都盧藝人那里吸收了一些緣橦技巧。最初的緣橦表演，橦是立在地面上的，后來又發展成為“額上緣橦”。在山東沂南漢代畫像石中有這樣的場面：一名表演者以額頂橦，橦上部裝橫桿和圓盤，3名演員在上面做鳥飛狀或倒掛。在漢代圖像中，還有一根橦上可以攀上9名表演者的畫面，猶如群猿攀木，緊張熱烈。當然難度最大的還是這種車橦表演，晉代陸翙撰的《鄴中記》就有關于雜技橦車表演的記載：“設戲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按橫木，兩伎兒各坐一頭，或鳥飛，或倒掛”。漢代辭賦中也有關于橦車表演的描述：“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突倒投而跟掛，譬隕絕而復聯。忽跟掛而倒絕，若將墜而復續。”過去都認為是文學的夸張，是作者的豐富想象。橦車表演可變的因素太多，因而有些專業人員也曾對畫像所描繪的表演場面產生質疑，認為即使現代的雜技表演者也是很難做到的。新野縣樊集村出土雜技橦車畫像磚證明了技巧在漢代的確實存在，因而是研究中國藝術史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
　　磚畫像中這些舞樂百戲，原為漢代貴族們幻想死后到了另一個世界后，繼續驅使歌舞伎人供他們享受生前之樂。但它也給我們再現了漢代偉大的藝術成就。它仿佛使我們身臨其境，看到漢時“臨迥望之廣場，呈角抵之妙戲”的繁鬧景象。

　

泗水取鼎畫像磚

　　畫面表現了當年秦始皇在泗水撈鼎的情形。據《史記》記載，周代九鼎之一落入泗水。秦始皇東巡過泗水，遣人打撈，鼎升起又掉落，失去蹤影。
　　畫像磚32×122厘米，畫右邊為拱橋，橋上一人掮棨戟騎馬前導，后為駟馬駕安車，車上坐兩人。橋兩端各有三人赤膊執繩索牽引一鼎，橋下兩人各乘小舟手執圓環，引鼎向上。右上 角一人掮棨戟騎馬，兩犬向前飛奔。左上角一人騎馬，前有兩人擊鼓起舞，下有兩馬駢駕一車向前。

　

二桃殺三士

　　此圖表現的是古代“二桃殺三士”著名故事。“二桃殺三土”的故事詳見《晏子春秋?諫下篇》。畫像磚32×112厘米 。圖上右二人仗劍伸手從盤內取桃，靠左一人拔劍自刎。最左邊一人寬袍大袖文士服裝，彎腰拱手作恭敬狀，大概就是設此計的齊相國晏嬰。

　

車騎出行、舞樂雜技畫像磚

　　畫面分上下兩組，上左有一軺車，車后有一騎從，車前為門闕，一人執盾守衛，內有庭堂，坐二人。下左起一人仰射樹上棲鳥，一女伎揮長袖翩翩起舞，另有三人跽坐，一人鼓瑟，一人擊鼓，一人吹竽。

　

鼓舞磚

　　畫面上左置一鼓，鼓上羽葆飄揚，鼓兩側2人執桴擊鼓起舞，上有3人搖小鼓，吹排簫，畫面生動活潑，充滿歡欣鼓舞的氣氛。

　

《獸斗圖》畫像磚

　
　　出土于河南新野縣。磚寬19厘米，長73厘米，畫像為一牛一虎相向撲抵一熊：一頭兇悍的猛虎張牙舞爪，昂首用兩只腳支撐著地面，前爪伸在半空，虎口大張。野牛也向熊逼近，鼓足氣力，牛低首揚蹄，以雙角猛力沖刺熊的后背。而軀體健壯的山熊因受驚而跳起，，伸直兩條后腿艱難地站立著，前肢拼命地阻擋著敵手。它張大嘴，露出利牙，卻不知該咬同時向它進攻的猛虎還是野牛。這三只野獸生死廝殺的壯景，嚇壞了那些小動物：熊身旁有一鳥雀轉首作欲振翅狀，，一只驚慌飛奔的野鹿，已經跳得老遠，還在不時回頭張望。為緊張爭斗的場面增添了情趣。
　　畫像磚《獸斗圖》采用高浮雕手法，用泥制成磚坯，將刻制的印模壓印在磚坯上，使磚面上凸出的圖像陰干后，上窯燒制而成。

　

《七盤舞》畫像磚

出土于河南新野縣。畫像磚捺印有一女伎繞七盤展長袖而舞，下跪有一俳優，長袖拂于俳優頭頂上，構成了一幅布局和諧的畫面。

　

月神羽人畫像磚

寬32厘米，殘長62厘米，河南省博物館收藏，東漢作品。這塊畫像磚上的圖案是一只長著人頭的大鳥，人頭上盤著高髻，頸部生出向前卷曲的長長羽毛，鳥身上可看出雙翅和尾羽毛。鳥身內有一內凹的圓形，中有一只蟾蜍和一株桂樹，這是在表現傳說中的月亮。鳥周圍有二星閃爍。這只神鳥，是伴隨著西王母的月神。月神畫像磚采取東漢流行的模印技術印制，圖紋浮雕效果強烈，遺憾右輪廓已殘。

　

２、鄧縣畫像磚

河南鄧縣學莊村西南出土，為南北朝時期畫像磚。墓室及甬道，均用帶蓮花等紋飾的花紋磚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畫像磚，面地也用蓮花案小磚圖平鋪。墓室兩側壁各凸砌出8個磚柱，甬道兩壁各有4個磚柱，每一磚柱下半部，都嵌砌有5塊磚組成的畫面，都是小冠大履手拄刀的侍吏。磚柱的上半部，各嵌砌兩塊畫像磚，內容各異。在甬道兩側有獅子，墓室后壁嵌有玄武。墓室內兩側前6個磚柱上嵌砌的畫像磚，表現了前列鼓吹的牛車出行的行列。

　

四川

　　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四川省各級文物考古部門先后于1952年、1953年及1975年，在成都站東鄉青杠包漢墓、成都北郊羊子山漢墓、新繁清白鄉漢畫像磚墓、成都西郊曾家包漢墓、新都縣新農公社“高堆子”漢墓，發現了大量畫像磚，其中大量精品都是首次發現。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的西南文教部“寶成鐵路文物征集小組”在成都及周邊縣區的建設工地上，收集了一批極具研究價值的畫像磚。這批畫像磚主要集中在成都、新都、廣漢、德陽一帶，尤以1954年—1956年在德陽黃許鎮寶成鐵路工地收集的畫像磚最具代表性。1975年，在曾家包發現了兩墓并列的畫像磚墓。1987年、1988年、1989年，彭山縣文物部門配合文物普查工作，收集了50方畫像磚。1996年11月，省市文物部門在廣漢市新平鎮羅家包發現8座漢代磚室墓，并進行科學清理和研究。到目前，川西地區的文館所、博物館普遍收藏有畫像磚或花邊磚，并為其拓片、編目制卡，進行科學管理。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四川地區又陸續發現一批畫像磚墓，如1996年11月，廣漢市新平鎮羅家包發現8座漢代磚室墓，出土了收租、宴樂、錙車、軺車、漁獵、燕集、酒肆、捕俘、樂舞、二騎吏、五銖等畫像磚上百方，僅4號墓就出土了46方。
　　四川畫像石大多分布在成都地區及其附近的廣漢、德陽、新津、彭縣、新都、邛崍、彭山、宜賓等縣，一般屬于東漢晚期作品，都是實心磚，是鑲嵌于墓壁間作為壁畫裝飾用的。磚面畫像是和磚的成型時一起模制而成的，類似淺浮雕的形式，與陜西、河南一帶多模印成的畫像磚大異其趣。四川畫像磚在題材上也很有特點，一般沒有像山東畫像石上那些大量描寫忠孝節義之類的歷史故事和大量的神話故事，只有少量的如西王　母、伏羲、女媧、日、月等畫像，絕大部分刻畫現實生活，如表現墓主生前社會地位的車馬出行、門闕儀衛、宴飲歌舞、待客迎謁、六博、講學等場面，也有若干反映封建莊園經濟農副業生產活動和集市貿易活動的畫面。構圖簡練，形象寫實生動，空間透視也較自然合理，其中描繪生產勞動場面的尤為清新雋永，鄉土氣息濃郁，富于詩意，這是其他地區的畫像石、畫像磚所不及的。四川畫像石的線條陰柔與其他地區畫像石的陽剛刻線不同，頗接近用毛筆所造成的線條效果，人物的線條婉轉流暢，相當接近于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的表現。下面介紹一些較為重要的作品。　

１、新津東漢畫像磚

1986年10月，成都市新津縣安西鎮中和村磚廠取土時發現一東漢磚室墓，出土弋射收獲、井鹽、六博、謁見、宴樂、宴飲、斧車、鳳闕、單闕等12件畫像磚及1件“永平十一年”年號磚。新津畫像磚的民間藝術家人們在各種活動中最具特徵、最生動、最優美的瞬間，刪繁就簡，遺貌取神，采用陰線刻、陽線刻、減地平面陽刻、淺浮雕等多種造型手法對動蕩流逝的瞬間進行了精彩的再現。個別小型條磚在制作的精美程度上雖不及大型正面方磚，但卻仍給人一種深沉雄大的氣魄，讓人回味無窮。四川省博物館館藏車馬臨闕、宴集、六博、西王母畫像磚；新津縣文物管理所館藏井鹽、鳳闕、六博、觀伎、單闕、弋射收獲、斧車、宴飲、宴樂等東漢畫像磚12件。
　

西王母畫像磚：

　　1986年10月，新津縣安西鎮中和村磚廠出土。畫像磚寬22厘米，長39厘米。西王母是昆侖山的主神。畫面上西王母頭戴方勝，端坐在象征陰陽的龍虎座上。其左有九尾狐，右為三足烏，其下正中位置一蟾作舞。蟾的左右分別放一三足盤和一酒樽，樽上置一勺。左下角二人并肩而坐，應為墓主夫婦。右下角一人扛節執笏跪拜，當為西王母的使者。整幅畫面神秘靈動，充分表現了漢代人的升仙思想。
在東漢西王母信仰中，西王母是永生的最高象征。四川漢代“龍虎座”西王母圖像根據龍虎在西王母身側出現的位置高低，可分為三類，新津縣所出兩塊畫像磚中的“龍虎座”圖像歸為第一類A型，其特征為：龍虎居于西王母下部左右兩側，龍虎的腹部與爪等與西王母主體最下部基本處于同一水平位置，西王母居于龍和虎的背部中央之上，西王母主神身前和龍虎背部無附加物。此乃四川出土西王母畫像磚中珍品。
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收租圖》畫像磚

　　1986年10月，新津縣安西鎮中和村磚廠出土。畫像磚寬41厘米，長50厘米。表現了漢代莊園交租的情形：畫面右邊是位莊園主，坐在敞廳之下，左邊五人皆是交租的佃戶。第一人正手拄扁擔，弓腰將谷子放在莊園主前；緊接著的第二人挑著一擔谷子尚未放下；第三位正面面向前，似是管家之類正在指揮調度；第四人和第五人也是排隊交租者。左邊第一位手提長槍，大概是家丁。莊園主的后面是莊園，樹下系著一匹馬。
這幅圖為我們提供了漢代莊園主生活，以及地租剝削的第一手資料。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２、彭山畫像磚

　　1955年四川彭山縣出土一批畫像磚。1987年彭山縣文管所在文物普查中又收集30余方漢代畫像磚；1988、1989年在鳳鳴、江瀆、靈石三鄉境內獲得一批漢代畫像磚。內容有舂米圖、六博戲圖、鳳圈、、貂車伍伯、伏羲女媧圖、釀酒圖等。彭山畫像磚規格均為長39厘米，寬32厘米，厚4.5厘米，畫面無邊框，技法系淺浮雕凸線雕兩種相結合的手法。

舂米圖畫像磚

　　　　　　
　　1988年彭山縣文管所在鳳鳴鄉收集。東漢作品。
　　這塊舂米畫像磚讓我們了解到了漢代舂米的全過程。畫面上部是一座立在四根粗樁上的干欄式糧倉。左下部兩人立在矮架上踏碓舂谷。右下部一人持桶傾倒已舂完的谷，另一人持雙扇飏風除糠。其中一人正用大型飏扇風谷。
　　收獲的糧食一般都要經過去秕、脫殼、磨粉等加工程序。最古老的脫殼用具是木杵地臼，用手高舉木杵搗碎谷物達到脫殼的效果，費力多而效率低。西漢時期，人們發明了碓，將用手舉杵改為用腳踏杠桿以舉碓，工效得到提高。因為是用腳踏，這種碓又被稱為踐碓。谷物被舂碓后，還須簸去糠秕以取得精米，最簡單的是用簸箕，效率稍高的則是用扇車。扇車的發明在中國古代科技發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直到16—17世紀，轉動式簸谷機才被引進到西方世界扇車的發明，提高了漢代谷物加工的效率。除了先秦已有的杵臼外，漢代加工谷物先后出現了腳踏碓、畜力碓和水力碓。腳踏碓在漢代應用普遍，西漢末年的哲學家桓譚說其效率十倍于手工杵舂。這塊畫像磚完整而精細地刻畫了腳踏碓的結構和操作景象。另一人則持雙扇飏風除糠，皆為漢代已有大型扇車和腳踏碓提供了實物證據。

　

釀酒畫像磚

　　1954年四川彭山出土。東漢作品。畫高28.4厘米、寬38.3厘米。此畫像磚反映了酒肆釀酒和銷售的情景。畫面正中是一婦人正在大釜旁操作，其右一人似在協助。灶前有酒爐一座，內有三壇，壇上有螺旋圓圈，連一直管通至爐上。左側殘缺，根據四川新都所出同一內容的畫像磚可知，左側上部是一推獨輪車者，車上置酒，其下一人正挑著酒朝店外走去。漢代的酒多為糧食酒，釀酒時必須先使糧食的主要成分淀粉分解為簡單的糖以后，然后再經過酵母的作用，使糖轉化為酒精，而餅曲的使用可使上述糖化和酒化兩個過程交替進行。東漢時期，出現了一種被稱為“九醞”的新釀造法，促成酒的醇厚和度數的提高。王充在其《論衡》中云：“美酒為毒，酒難多飲”；“過于三觴，醉酗生亂”，就是當時酒度數提高的佐證。這一時期還出現糟床這種先進的濾酒器具，使酒糟和泛滓得以清濾，成酒更為純凈。
釀酒業是兩漢時期規模較大的一項手工業。當時的酒肆作坊，在都市和鄉鎮分布極廣。這塊畫像磚上有釀酒使用的甕形酒具，有一大甕待以出售的成酒，還有售酒者、買酒者、運酒者，再現了當時小酒肆作坊生產與銷售的情景，也反映了漢代飲酒風氣之盛和四川釀酒業的發達。
　　現藏國家博物館。

　

伏羲女媧畫像磚

　　1969年四川省彭山縣堿廠崖墓出土，東漢作品。磚的邊框飾有菱形紋，畫面分為上下兩格。上格右為伏羲女媧，人首蛇身，兩尾纏繞。中部為后有雙闕、前面立有雙柱的一座建筑物，其內跪坐一人，其外一人持笏而坐，樓旁有一樹。下格為雙龍交尾盤踞圖

　

桐園畫像磚

　　1954年四川彭山縣出土。東漢作品。高24.2厘米、寬37.4厘米。為墓室內裝飾圖像桐油可用來照明，種植桐樹、以桐籽榨油是西南地區的主要副業。圖中左下方有一屋宇，屋前立一人，或為守園者。其余畫面皆為桐樹。尤其可見漢代桐樹種植和管理情形。
　　此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３、成都揚子山畫像磚

　　揚子山位于成都北門外約八里，是一個高約十公尺、直徑約一百六十公尺大土堆。1953年9月，揚子山修建磚瓦廠，發現一座花磚墓，稱為漢代一號墓。漢墓內出土了一批畫像磚。其中像收獲漁獵圖、桐園圖、鹽場圖、宅院圖、家宴雜技圖、市樓圖、輜車圖、弋射收獲圖、荷塘采蓮等皆是其中的珍品，被四川博物館收藏或被國家博物館調展。

　

弋射收獲畫像磚

　　1954年成都揚子山漢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長458厘米、高40厘米、厚5.2厘米。
　　畫面分上下兩層。上層為弋射場面，下圖為收獲圖。這塊畫像磚把當時的農、漁、獵等生產情況統統表現了出來。上圖中荷池　岸邊枯樹下，兩人張弓仰射，天空雁鶩驚飛。其中一位射者仰身向后，右肘著地，作用力拉弓狀，射者身后都有綁線架。那雁鶩驚飛的緊張，獵人沉著的神態，特別是獵手富有彈力的豐滿肌肉和引弓待發所蓄積的力度，充滿著緊張、力量和韻律感，體現出一種氣勢。弋射場面以“天遠鳥征”的畫法來　填充空間，遠近對象的比例大小不一樣，填塞的附加物已逐漸被淘汰，這樣加強了空白的空間效果，表明當時的四川工匠處理空間結構的能力較前人有了進展。遠處的樹木稀疏的枝葉和水中的蓮蓬都暗示了秋天的景色，與下層的收獲場景相關聯。
　　下層是收割場所：兩人持鐮割稻，三人在后拾稻捆束，一人送食，手提籃，肩挑稻束，生動地再現了蜀地收獲季節的繁忙景象。整個畫面上下雖然是兩種活動，卻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洋溢著親切的生活情趣，猶如一幅耐人尋味的抒情風俗小品。
　　此畫像被制成中國郵政制成郵票，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鹽場畫像磚

　　1954年成都揚子山一號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畫像高41.2厘米，寬46.5厘米。
　　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被稱為“食肴之將”。在古代中國，鹽的開采和經營是富可敵國的暴利行業。“一泉吐白玉，萬里走黃金。”這是古代詩詞中對井鹽業的描述。在漢代，鹽業是政府三大重要賦稅之一，政府在主要產鹽地區設立鹽官，鹽的種類主要有海鹽、井鹽、池鹽和巖鹽。海鹽主要分布在自遼東至嶺南的沿海地帶，以齊魯地區最為重要，有詩賦描寫齊地的鹽“皓皓乎如白雪之積，鄂鄂乎若景阿之崇”。池鹽則以河東的安邑（今山西運城）最為著名，詩賦稱“河東鹽池，玉潔冰鮮”。巖鹽主要集中在一些山區。而井鹽則主要產于川滇地區，尤以蜀地井鹽聞名全國，詩賦稱當地“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桔柚之園”。
　　井鹽的生產，需先鑿井取鹵，而后設灶煎制。在四川成都東漢墓中，多次出土鹽井畫像磚。這件出土于成都揚子山的畫像磚，就形象地再現了東漢時期蜀地的自然生態和井鹽生產的繁忙景象。畫面上群山聳立，植被繁茂，其間歇息著禽類和哺乳動物，還有獵人追射的場面。左下角鹽井上高矗著井架，架分兩層，每層各有二人正用滑車和吊桶汲鹵；繩上有滑片，鹽水由以竹頭制成的運鹽水的長管，經過幾座小山后送到右側的置于長灶上的鍋內。灶口一人在燒火，兩人正從山上背柴下來。右下角放置一灶，下有四根管排列，灶上有五口大鍋，灶前一人正燒火熬鹽
　　這一作品生動地再現了漢代四川井鹽生產的過程。這是極為寶貴的井鹽制作史料，在中國繪畫史、鹽業史、手工業史上的價值自不待言。此外，在這一作品中還有不少山野自然風景畫，也可作為早期山水畫的資料來看待。
　　此畫像被制成中國郵政制成郵票，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宅院畫像磚

　　1954年成都揚子山一號墓出土，東漢作品。畫面描繪的是漢代官吏富豪人家顯赫風光的宅院、優渥精致的生活。畫像上的宅院四周有廂房環列作墻，院中由廂房隔成兩部分。大門在左院的左下方，門內有兩雞相斗。一進為過廳，內院有雙鶴對舞，反映了漢代養鶴的習俗。二進為堂屋，堂上置樽酒，主客對酌。堂右有門通右后院，這里建有一座高大的望樓，下層有梯，上層有窗，供環眺四外。樓下系一猛犬，有仆役執帚清掃。右前一小跨院有井，設案、灶、廚具等，符合古詩中“東廚具肴膳”的描述。這塊畫像磚運用原始透視技法，馭繁就簡，有條不紊。在多以直線構成的建筑物中，穿插以人物、雞犬，特別是兩只身姿優美的舞鶴，使比較單調的景物中漾起一派生機。漢樂府《相逢行》描繪官吏富豪人家顯赫風光的家居生活是：“ 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此圖為這首受漢樂府提供了實物佐證。
　　圖左下方還有一對斗雞，官吏富豪宅院中的斗雞表演也是為主客宴飲助興的。斗雞在漢代很流行，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就喜歡斗雞。為了孝敬父親，劉邦在離長安不遠的地方新建起一座縣城，取名“新豐縣”，把家鄉的斗雞之徒遷徙過來。漢代長樂宮中有斗雞臺和走狗臺，是皇帝觀賞斗雞和走狗的場所。漢武帝在宮中還經常舉行斗雞、蹴鞠比賽的“雞鞠之會”。曹植《斗雞》詩：“長筵坐戲客，斗雞觀閑房。群雄正翕赫，雙翹自飛揚。揮羽邀清風，悍目發朱光。”生動地描寫了宴飲斗雞的精彩場面。圖的左面還有一座望樓，這是東漢時期官吏富豪宅院的一大特點。在戰爭頻繁的兩漢之際，各地豪強大族為保護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紛紛營建塢壁和望樓，這些建筑都具有軍事防御的功能。高高的望樓和荷刀負箭的家兵，多少會給處于動蕩時代的奢華享受者帶來一些安全感，保證他們在深宅大院中享受美酒、斗雞、鶴舞帶來的種種樂趣。
　　此畫像被制成中國郵政制成郵票，此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觀伎畫像磚

　　1954四川成都揚子山二號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墓室內裝飾圖像。描述了漢代宴賓陳伎的習俗。畫面上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在鼓、排簫的伴奏聲中，欣賞伎人跳丸、跳瓶、巾舞的表演。
　　畫像磚長46.4厘米、高40厘米、厚5.3厘米。上部左上方畫有一男一女共　坐一席，可能是墓主夫婦，其下方有兩個吹排簫樂人共坐一席。畫面偏左置大小兩鼎，杯盤撤盡，當已宴罷進行歌舞。右上方一人弄丸，七彈齊飛；一人右手執劍，左肘上立一壇，機敏活潑，健壯有力。右下方一高髻細腰伎女，拂長袖而舞，天矯凌空；一人搖鼗鼓相和伴舞。以上四人腳拖木展，似今日拖鞋。
　　畫面構圖緊湊，氣氛熱鬧、活潑、輕松，形象優美生動，線條流暢，刻劃極為成功。
　　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３、四川德陽畫像磚

　　1955年10月，四川省德陽冬修水利時發現一批古墓磚，省文物管理委具會派沈仲常、鹿有林四人組成文物小粗，參加官渠捻修渠工程文物發掘和收集工作。當地1953年開荒生產中也挖出一批漢磚。其中有畫像的共25塊，其中以荷塘采蓮圖、播種圖、男女交合圖、甲第等較為著名。

荷塘采蓮畫像磚

　　1955年10月四川德陽出土，東漢晚期作品。磚上刻有一池塘，水鴨在塘中鳧水，一人泛舟采蓮，池邊山巒起伏，樹林間鳥雀翔飛，于平凡的生活中表達出詩一般的意境。構圖采用了鳥瞰透視法，將人物活動安置于樸拙的山水形象之中。這幅畫像磚對山水空間的處理方式可與和林格爾壁畫的莊園圖互相輝映。
　　畫像磚藏于四川省博物館。

　

收獲播種圖

　　1955年10月四川德陽出土，東漢晚期作品。該圖以田野作背景，田邊點綴三株樹。田里無莊稼，有田埂；田里六人：前排四人：前三人作收割動作，右手鐮刀上揚，左臂向同一方向揮動，作用力狀，；后一人兩手向下，似作捆扎動作。　
　　后排前二人，前一人作收割狀卻無鐮刀，后一人捧一小筐做播種姿勢。
　　畫像磚藏于四川省博物館。

　

男女野交圖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四川德陽、新都、樂山等地均有出土為東漢晚期作品。磚高28厘米，寬50厘米。畫像磚面正中畫一大桑樹，樹下一男一女正在性交，男爬在女的身上，生殖器和睪丸外露。女在下，雙腿抬起，架于男子肩部，男女二人皆裸體。在男子身后有一人用手推其臀部。大樹的左側有一男赤裸，生殖器亦勃起。左下方有兩小人，正在田耕，作為陪襯。《詩經?十畝之間》描繪男女在桑間野外媾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這塊畫像磚就是《詩經?十畝之間》的寫意畫。
　　漢代出現許多有關“交合”　“秘戲”等內容的畫像磚，與墓中主人追求享樂和多存子嗣的思想有關，與當時儒道思想的盛行也有關。儒家認為天道地道始于夫婦。他們擔有延后嗣的重大責任，延后嗣就是孝的體現，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而且儒家同樣具有生殖崇拜的思想，生殖崇拜是儒學根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家則認為男女交媾是順陰陽、得長生的天下之至道。在道教中，“性”主要表現為養生、保健等娛樂享受功能的內容。道教的房中術提出了“樂而有節”的原則，肯定了男女之間性生活的合理性。所以，四川新都、樂山、德陽的畫像磚中野外或床幃中的男女睡臥、裸身交接等都是直露的描寫。東漢張衡《同聲歌》中的“衣解金粉御（卸），列圖陳枕張”就是指有關房中術的圖畫。大量資料表明，漢代房中術并非純為修煉，也包含了在升仙求長生不老的主題下追求人生的享樂。

　

４、廣漢縣畫像磚

　　大堆子位于廣漢縣東南鄉，距縣城約一公里。是一個占地約二畝的大土包。1984年2月，大堆子磚瓦窯在取土中，發現一座較大的磚室墓。經縣文化館派員發掘清理，發現該墓曾被盜，未見骸骨和隨葬品。只在鋪地磚和四周的墓壁上墓磚上發現畫像磚十四塊。磚的大小相同，長44厘米、寬26厘米、厚6厘米。畫像磚的邊沿多為幾何圖案，圖案中以《市井》、《燕集》較為珍貴。1996年11月，廣漢市新平鎮羅家包發現８座漢代磚室墓，出土了收租、宴樂、錙車、軺車、漁獵、燕集、酒肆、捕俘、樂舞、二騎吏、五銖等畫像磚上百方，僅4號墓就出土了46方。這是繼1984年2月后又一次畫像磚的重大發現。　

市井圖

　　四川廣漢縣大堆子磚瓦窯漢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為墓室內裝飾圖像。磚高28厘米、寬48厘米（左上殘缺）。畫像磚描繪了漢代縣城之中“市井”內商肆的布局和交易情況。“市井”是古代做買賣的地方。據《管子?小匡》篇：“立市必有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漢代的市肆必須設在城內的固定區域，定時出入。漢代各地的“市”皆由政府派官吏管理，官吏名為“市長”、“市令”或“市丞”，其官署稱為“市樓”。每日開市、閉市時，于市樓上升降旌旗，所以亦稱“旗亭”。這些記載在這塊畫像磚上得到了部分印證：
　　畫像磚磚面表現了市井的部分場面：圖上繪有三個門，每個門面為三開間。兩坡式的屋頂顯得特別高敞。門與門之間用圍墻連接。轉角處呈直角，猶如今日四合院。把市井圈在四方形的圍墻內。買賣人在開市、閉市時都從市門進出。左邊有門垣，其上有隸書題記“東市門”三字。門內側有一灶，灶上有釜炊之器。一人在灶前操作，并回首與人呼應。中間和上端有六人分為三組，相對交易。右邊有一市樓，樓頂棲一朱雀。樓上懸大鼓，樓下二人若賓主相對而坐，其右一人頭戴高冠，似為官吏。其上有隸書題記“市僂（樓）”二字。
　　除廣漢外，新繁和彭縣也都出土過類似的畫像磚，拼湊起來，就使我們對漢代的“市井”有一個全面的了解：新繁的“市井圖”是個平面圖，呈四方形。由外而里設立市門、市肆、市隧、市厘、市樓等設施。

　

輜車畫像磚

　　廣漢縣大堆子出土，東漢晚期作品，墓室內裝飾圖像，磚寬28厘米、長48厘米。
　　漢代輜車主要供婦女乘坐，史書中多處記載皇帝的母親、皇后或后妃出門必乘輜車。這塊畫像磚所示是漢代一般富家婦女所乘輜車的情景。畫面為一輕巧靈便的圓頂復篷車，駕一馬，奔馳前進。車中坐二人，后坐者為婦人，手執扇，居前者為御車人；車的右側，前有一人執矛當先，后有一婢緊跟車后，隨車護衛前進。運線流暢，布局優美，質樸有力，生動傳神。
　　此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５、四川省大邑縣畫像磚

鳳闕畫像磚

　　1972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出土。東漢作品。《漢書》卷二十五描繪建章宮東面的“鳳闕”云：“其東則鳳闕，髙二十余丈”。顏師古注：《三輔故事》云　“其闕圜上有銅鳳凰”。此畫像磚即是建章宮鳳闕的寫生畫。畫面由雙闕結合而成，主闕重檐，左右各有一子闕，以橋型層樓連為一體。檐下木枋、頭拱清晰可辨。層樓正脊飾一體態優美的鳳鳥。主闕間刻有一門，門扉向內開啟。
　　此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６、成都畫像磚

　　上個世紀50年代以后，四川省各級文物考古部門先后于1952年、1953年及1975年，在成都站東鄉青杠包漢墓、北郊羊子山漢墓、西郊曾家包漢墓發現了大量畫像磚，其中大量精品都是首次發現。

宴飲畫像磚：

　　成都出土，東漢晚期作品。畫面上部及左右設座，上部有三人，左右各有二人坐于席上，都是寬袖長衣，席前設案，并置酒尊，旁有耳杯。人物姿態　各不相同，畫面人物的處理有別于漢代畫像石中常見的平列或兩人對坐的圖。動作姿態多樣，角度有正面、側面、背側面，表現出畫面一定的縱深關系。還運用了席鋪所成的平行斜線來處理宴飲的空間，凸起的陽線婉轉流暢，顯示了藝術技巧上的進步。

　

騎吹畫像磚

　　四川成都站東鄉青杠坡三號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長46.7厘米、高38.5厘米、厚50.3厘米。畫面描寫車馬出行時馬上的樂隊，名“騎吹”，又叫“鼓吹”。兩排六人，并轡而前，首排居左的人，手持“旄頭”，是領隊，其他人手持各種樂器在演奏。刻劃極為生動傳神，描寫的馬，好似隨著音樂悠揚緩慢的節拍在行進，節奏鮮明，簡練有力。此為漢代畫像磚珍品。同樣內容的漢代騎吹畫像磚，成都揚子山亦出土有兩塊，而以青杠坡出土的雕刻最為精美。
　　此畫像磚收藏于國家博物館。

　

漢代斧車畫像磚

　　四川成都站東鄉青杠坡三號墓出土，東漢晚期作品。磚長46厘米、高39.1厘米、厚5厘米。畫面為一馬拖乘的兵車，車上不巾、不蓋，車上立一柄大鉞（斧），加上飾采，非常威武。左右各坐一人，并有二柄棨戟，斜出車廂之后。車側有兩面迎風招展的大旗，由兩個導從負之以趨。這是當時官吏出行威儀，據《后漢書?輿服志》：食祿一千石縣令以上，始加導斧車；官階到了屬國都尉，比二千石，郡太守、州刺史，均加導斧車。畫面主題突出，形象生動，簡樸有力，具有氣勢。此為漢代畫像磚珍品。
　　藏四川省博物館。

　

四、青銅雕塑

　　秦漢的青銅雕像已無商周時代猙獰神秘的威勢，但也不乏燦爛輝煌的杰作。有的以形體的巨大，有的以設計的精妙，也有的以工藝的精良，令后世嘆為觀止。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后，曾收繳天下兵器，聚于咸陽，銷毀后鑄成12個巨大的銅鐻金（銅）人，置于宮廷之中，據說每個銅人重24萬斤。為見于記載的最早的大型金屬雕塑。最后一個存世近6個世紀，毀于北朝前秦時期。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側發掘出　土了兩乘彩繪銅車馬，其形體為真人真馬的二分之一，每乘總重量1200多公斤。銅車馬氣魄恢宏，造型極其謹嚴準確，鑄工無比精良，銅人馬和兵馬坑中陶塑兵馬俑一樣生動傳神，表明秦代青銅鑄像藝術成就可與其陶塑藝術相媲美。
　　漢代青銅雕塑作品的形體已不如前代之巨大，但藝術上更趨進步。其作品見于史籍記載的有：漢武帝時柏梁臺上的承露銅仙人，蜚廉觀上的銅飛廉，未央宮前的銅馬、銅龍；東漢光武時代宣德殿前的銅馬，洛陽宮門的銅馬和銅駝；靈帝時代的四人銅像。這些都是用于宮苑裝飾的大型青銅鑄像。其中最宏偉的青銅景觀雕像是漢武帝時代在神明臺上建造“高三十丈，大七圍”的銅鑄仙人承露盤，這些個體巨大豐偉的紀念性、裝飾性的青銅鑄像如今已不可見。今存世的兩漢青銅雕像多是些個體不大的陪葬用品，如陜西興平茂陵東側出土的西漢鎏金銅馬、錯金銀云紋青銅犀尊、竹節熏爐，山西朔縣照十八莊出土西漢彩繪雁魚青銅釭燈，廣西貴縣風流嶺出土的大銅馬和老者銅俑，西安漢城遺址出土的銅羽人，河北滿城劉勝墓的跪坐說唱銅胡俑、長信宮燈、騎獸人物博山爐，甘肅靈臺傅家溝出土的四人銅俑、河南偃師出土的銅奔羊、廣西合浦出土的銅屋模型，甘肅武威擂臺東漢墓的銅奔馬，江蘇邗江出土的東漢錯銀飾牛燈，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西漢“內清以昭明透光”銅鏡，廣西壯族自治區梧州出土西漢兔形青銅水盂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有秦漢時代青銅器中的精品出土，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岑溪縣出土五銖錢紋青銅鼓，廣西西林普馱出土西漢羽人紋青銅鼓，　內蒙古杭錦旗出土用以測量時間的西漢青銅漏壺，四川成都出土的漢代巴國遺物的虎鈕青銅錞，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西漢時代滇國鎏金四人舞俑青銅扣飾、西漢四牛虎耳青銅貯貝器等，都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堪稱秦漢青銅藝術的代表之作，皆藏于國家博物館。下面選擇一些作品加以介紹：

１、秦陵銅車馬

　　1980年12月發現于秦始皇陵西側二號墓坑。這個陪葬坑共有五條甬道，分別放置水車和銅馬車。
　　這組銅馬車共有兩乘。前面的銅車稱為“高車”或“立車”，也叫戎車，車輿前掛一銅機弩，車輿左側的長方形箭袋中裝有弩矢。車右側有一個盾袋，裝有一面銅盾。車輿中立一圓形銅傘，下有一位銅鑄的馭官。車前駟馬，奮蹄欲奔。后面的銅車稱為“安車”，又叫“轀辌車”，也是單轅駟馬，但長方形的車輿比較寬大，上面有個橢圓形的車蓋。車廂的兩側有窗，車門在后，車輿在前，坐著一位馭官，雙手前伸，握六轡，作駕車狀。
　　這兩乘銅馬車一前一后，合為一組，大小相當于真人真馬的一半。據漢代蔡邕在《獨斷》中的說法，這組銅馬車屬于君主車駕系統中的五色立車和五色安車，稱為“五時副車”，屬于帝王乘輿中的備用車輛或起安全上誤導作用。當年張良在博浪沙用鐵錐行刺秦始皇，就是被誤導“誤中副車”。這組銅馬車為了解秦漢時代帝王乘輿制度提供了形象的教材。
　　這組銅馬車的特異之處在于一是形體大：兩車長達五米多，高2米，寬近2米，重2噸多。這樣大的青銅器，無論國內國外皆很少見到，所以被學者稱為“青銅之冠”；二是制作精：馬、車、人俑皆用青銅制造。匠師將鑄造、焊接、鑲嵌、嵌鑄以及子母扣、開合口等機械制造連接技術綜合運用，制成這兩乘完美的銅馬車。其中馬絡頭是用金管、銀管套接的，至今靈活如初；馬轡頭是用許多小銅片以子母扣、插銷銜接起來的，至今仍然可以靈活折疊；安裝在車廂如小米粒大小的菱形小孔，均勻地組成一幅圖案，其工藝之精，令人嘆為觀止；三是形象美：同銅車的表面以彩繪的方式，裝飾稱仿衣被形狀，即在車輿四周、車蓋、傘蓋上，用朱紅、桔紅、藍、天藍、綠、白等顏料，堆繪成夔紋、流云紋、方格、菱形等花紋，不但色彩艷麗，且具有淺浮雕的效果，在視覺上誤認為是用絲織品作飾物的，顯得雍容華貴，美輪美奐。車上的銅馬、銅馭官的雕塑更為生動傳神。兩車的八匹銅馬，頭方目圓，雙耳短促，脊平臀圓，健勁有力。四蹄踏地，作將要前行之狀。兩尊銅馭官，一立一坐，比例勻稱。“立車”中圓形銅傘下的馭官。頭戴鹖冠，穿長襦，掛長劍，站立車中，雙手執馭。車前駟馬，奮蹄欲奔。“安車”上馭官銅人俑作跽坐姿態，略向前傾，雙目注視前方，半抿雙唇，面帶微笑，神態恭謹。兩臂前舉，雙手執轡，每個手指的關節、指甲都塑得非常逼真，一個忠于職守的高級御官形象活脫脫地被塑造出來。這套銅馬車代表了秦代青銅鑄造工藝的突出成就。
　　現藏國家博物館。

　

２、漢代銅馬

　　西漢銅馬在我國多出發現，其中陜西興平茂陵鎏金銅馬，河南偃師鎏金銅馬，河北徐水防陵村的一對東漢大銅馬（高116厘米），廣西貴縣（今貴港市）銅馬和甘肅武威銅奔馬都是漢代銅馬雕塑造型中的代表作

陜西興平茂陵鎏金銅馬

　　于1981年在陜西興平茂陵東側的葬坑中發現，西漢作品。銅馬高62厘米，長76厘米，四肢粗壯，雄偉有力。所用的數道線條流暢洗練，造型樸實穩重，比例勻稱，通體鎏金，色澤鮮亮。

　

河南偃師鎏金小銅馬

　　共兩件，于1974年在河南偃師寇店的一處窖藏中發現，東漢作品。窖坑長、寬、深均為半米左右。窖藏中先發現一件鎏金帶蓋銅尊，打開蓋之后，尊腹內密集盛放小件鎏金銅器、銅器及銅模型器等48件。其中小方壺6件，象、牛、橢圓形小壺、鹿各4件，銅鼎、銅燈、銅盤、器盞各3件，小圓壺2件，奔羊、鳩車、銅洗、鐎斗、圓案、熏爐、甑、獸形水注、耳杯、鏤孔器蓋各1件。
　　其中小馬兩件。小銅馬高3.12厘米，長3.29厘米，呈站立狀，通體鎏金。造型夸張，豎耳張口，頸部粗壯，腿較短，頭部刻出鑾銜，肩部刻出飛翼紋樣一副賣萌像。其它鎏金動物銅像也很生動，如銅象，高3.5厘米，長4.2厘米，呈站立狀，大耳后掠，四腿略嫌粗壯，體形肥碩，長鼻下垂而鼻尖內卷，二目圓睜，小尾右擺，通體鎏金；銅牛牛體健壯，雙角卷曲，二目圓睜，通體鎏金；銅鹿通體鎏金，頭頂直立一角，昂首豎目，頸部有刻紋項圈；銅羊呈奔馳狀，四腿蹬踏有力，短尾上翹而后掠，極為生動，通體鎏金。

　　　　

　

貴縣畫像磚

　　出土于廣西貴縣風流嶺。銅馬的頭、耳、身軀、四肢、尾等分九段鑄造，然后焊接裝配而成。大銅馬體型高大，腿至身高115.5厘米，肌肉豐滿，四肢剛健，昂頭豎耳，張嘴，前腿提起，作前奔嘶鳴狀。前面有一養馬的軍吏銅俑。制作者特意縮小其制作比例，以襯托馬的高大。銅俑高39米，作跽坐狀。軍吏是一個絡須老者，戴冠，著長袍，披甲，高鼻，深目，兩眼正視，端莊樸實，雙手置于胸前，似原有物在手中，袍甲上殘留有涂朱痕跡。

　

武威銅奔馬

　　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東漢末張君將軍夫婦墓出土。墓中共出土銅馬39匹，或用于駕車，或用于騎乘，其中的銅奔馬更是漢代銅馬雕塑造型中的杰作。銅奔馬又稱為“馬踏飛燕”，后經歷史學家考證：東漢張衡的《東京賦》中有　“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句，《后漢書》也有“明帝至長安，迎娶飛廉并銅馬”的記載，因而正名為“馬超龍雀”。但社會上還是習慣稱其為“馬踏飛燕”。
　　“馬踏飛燕”高34.5厘米，長45厘米。制作者運用極度夸張的手法，并巧妙地運用力學支點，鑄造了一個千里馬形象。馬作飛馳狀，四蹄翻騰，頭高昂，尾上揚，口張作鳴嘶狀，以少見的“對側快步”奔馳向前。三足騰空，右后足則踏在一只疾飛的燕子身上。疾飛如閃電的燕子于是吃驚地回首反顧，想看看何物比他更快？與之相呼應，奔馬頭微左傾，似乎也想弄清發生了什么事。這一切不過發生在一瞬間。作者以豐富的想象力和無比高超的技藝，把奔馬和飛燕在這一剎那間的動作、神態表現得淋漓盡致。
　　漢代重視馴養良馬，墓葬隨葬的馬匹雕塑造型多取揚蹄嘶鳴的動勢。漢武帝為了改善本土的馬種，命貳師將軍李廣利兩度兵伐盛產名馬“汗血馬”的大宛。大宛國首府貳師城，即今土庫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今天汗血馬的產地主要在土庫曼斯坦及其周邊地區。戰爭先后持續了四年，在付出慘重代價后，最后迫使大宛臣服于漢，李廣利帶回大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3000余匹”，大大促進了漢代馬種的改良，使得漢馬在體質、性能乃至體型上都發生很大變化。踏飛燕的駿馬正是這種改良后漢馬的夸張寫照。
　　中國國家旅游局于1985年確定選用“馬超龍雀”為作為中國旅游業的圖形標志。
　　“馬超龍雀”現藏甘肅省博物館。

　

西安銅羽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安市道路上下水道公司第一工程隊的工人和灞橋區新筑公社的社員，在西關南小巷修建自來水管時發現發現一處西漢窖藏，出土了一批西漢貴族用銅器，包括鈁、銅薰爐、燈、鐺等，制造工藝都很精細。銅羽人則是其中最珍貴的一件。
　　銅羽人作跪坐狀，高15.3厘米，重1.3公斤。形狀奇特，長臉尖鼻，顴骨，眉骨隆起，兩個大耳豎立高出頭頂，腦后梳有錐形發髻，曲膝跪坐，身向前傾，穿一件無領緊袖交襟長衣，　身著無領緊袖右衽長衣，束帶，赤足。　背部有卷云紋雙翅。膝下也有鱗狀垂羽。雙膝間有半圓形凹穴，底部有一固定器物的插孔。青銅人雙手作捧持狀，手持何物不知。據專家考證，這就是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羽人形象。構思羽人的面容時可能借用了外國胡人相貌。
　我國古代有關神仙的傳說中，就有講述人修行成仙后長出羽翼，成仙飛升的故事，這種有羽翼的仙人便是羽人。如《楚辭?遠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人得道身生毛羽”；洪興祖補注：“羽人，飛仙也。”《太平御覽》卷六六二引《天仙品》云：“飛行云中，神化輕舉，以為天仙，亦云飛仙。”
羽人的形象也作為一些銅鑄品的裝飾物，如西漢末至東漢中期流行一種制作精細的規矩紋銅鏡，紋飾內區一般為一圈十二干支銘文，外區在代表天宇的規矩紋中間，穿插著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還常配以羽人、鳥、獸形象，旋轉奔馳，圖案精美。
　　羽人的形象在漢代畫像石中多見。如1954年南京博物院發掘的江蘇睢寧縣九女墩漢墓出土的畫像石，有一幅表現羽人的石刻。畫面上一個采摘仙果的羽人，頭戴冠，身穿短衣，頭后長發飄揚，背上有羽翼，腿上有羽毛。 　　　　
　　無獨有偶，1987年在河南洛陽東郊也出土了一件鎏金羽人，此人與西安市西關南小巷出土的羽人極其相像，惟其手中持一中空長方體和圓柱體的連體插物架，由此可知西安的羽人手中原來可能也有一個相似的插物架。

　

銅說書俑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妻竇綰墓中，西漢前期作品。共有兩件，似為一對，其一跽坐狀，左手扶膝，右手上揚；另一位盤腿而坐，雙手置于腿上。二者均為倡優人形象。高髻，戴圓帽，著錯金云紋右衽衫，偏袒右肩和胸腹。面型寬扁，額小顴凸，大眼睛、尖下巴，鼻梁低而鼻翼較寬，似為“胡人”。張嘴嘻笑，表情滑稽，神態生動。

　

長信宮銅燈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妻子竇綰墓中。漢文帝8年（前172）年鑄造。西漢前期作品。燈高48厘米，通體鎏金，造型非常別致。燈的整體形象是一位雙腿跪坐的宮女，雙手執燈。燈高48厘米，宮女高44.5厘米，重15.85公斤。宮女身著漢代最流行的曲裙深衣。其特點是緊身、曳地、寬袖、交領，梳髾髻。頭部五官清晰，神態恬靜自然，刻劃比較細膩。清晰地線條和合理的比例，使之成為一件漢代優秀的人物雕塑品。宮女體中空，頭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擎托燈盤，右手提燈罩。高舉的右臂與燈的煙道相通。即以手、袖作為排煙的管道。兩者結合得渾然一體，處理的十分自然。燈的結構也十分精巧，燈座、燈盤和燈罩都可以拆卸，圓形燈盤可以轉動，兩塊瓦狀罩板能夠開合，因而能任意調節燈的亮度和照明方向。燈座可以盛水，使吸入宮女體內的煙溶于水中，起凈化空氣作用。
　　長信宮銅燈把實用功能、凈化空氣的科學原理和優美的造型和諧地統一起來，體現出卓越的設計匠意。其制作工藝也突顯出兩漢青銅工藝在造型方面，越來越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因此考古學家和冶金學家都一致公認，這件銅燈設計之精巧，制作工藝水平之高，在漢代銅燈中是首屈一指的。
　　長信宮銅燈上還有銘文9處共65字，分別記載了該燈的容量、重量及所屬者。銘文中有“長信”字樣，還有六處提到“陽信家”。　因燈上刻有“長信”字樣，故名“長信宮燈”。據《史記》記載，陽信侯是西漢劉揭的封號。此燈原為西漢陽信侯劉揭所有。劉揭于文帝時受封信陽侯，景帝時因其子中意“有罪國除”被削爵，家產及其此燈被朝廷沒收，歸皇太后竇氏居所長信宮使用。文帝的皇后竇氏是劉勝的祖母，景帝時為皇太后，很有權勢。后來皇太后竇氏又將此物賜于本族裔親劉勝的妻子竇綰。竇綰將銅燈視為珍寶，死后就將燈隨她埋入墓中。
　　長信宮銅燈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一級文物，現藏河北省博物館。

　

鎏金銀竹節銅熏爐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妻子竇綰墓中。　西漢香薰用具，形制大體是這樣的：在圓形銅盤中央豎立一根上承爐身的直柄。爐身半圓形，蓋作尖山形狀，山巒間有云氣紋、人物及鳥獸圖案。爐內焚香，煙氣從爐蓋云氣紋中孔隙飄出，自然形成云氣繚繞、山景朦朧、群獸靈動的效果，仿佛是傳說中海上仙山“博山”，因此又稱為博山爐。漢代豪貴之家多流行博山爐，一直延續歷代。南朝詩人鮑照在《擬行路難》中形容此爐的精美華貴是：“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　列置幃里明燭前。外發龍鱗之丹彩，內含麝芬之紫煙”
　　博山爐根據用途的不同，形制大體有兩種：一種器身較短適合漢人席地而坐時置于席邊或床前、幃帳內，這種類型較為普遍。另一種爐柄較高，適合于宴會等場合。這臺鎏金銀竹節銅熏爐就屬于后一類。此爐通高58厘米，口徑9厘米。熏爐的底座上透雕著兩條蟠龍，兩條龍昂首張口咬住竹柄。竹節形的柄分為五節，節上還刻著竹葉，柄的上端有三條蟠龍將熏爐托起。底色鎏銀，龍身鎏金，爐體上部浮雕四條金龍，龍首回顧，龍身從波濤中騰出，線條流暢，造型奇妙。整件熏爐被分為三個裝飾區域，共有九條龍裝點其間。“九”在我國古代象征最高數字，是皇權的一種體現因此這是漢代皇家御用品。爐蓋口外側刻銘文一周三十五字，注明制造時間、重量、用途和制造者身份：“內者未央尚臥金黃涂竹節熏爐一具，并重十斤十二兩，四年內官造，五年十月輸第初三”。底座圈足外側刻銘文三十二字：“內者未央尚臥金黃涂竹節熏爐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輸第初四”。從兩處銘文可知：此爐建造于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由少府（內務府）太監中的工匠（寺工）制造給提供給未央宮使用。從同時出土的長信宮銅燈上的銘文“陽信家”分析，輔之歷史文獻的記載，可能是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將其賞賜給中山王劉勝的妻子、漢武帝姐姐陽信長公主竇綰（輸第）。因此從中山王劉勝、竇綰墓中出土。爐蓋、底座兩處銘文在文字上稍有出入：一處的重量是十斤十二兩，一處是十一斤（按：古代一市斤等于十六兩，十一斤是約數），前者輸第的時間是五年十月初三，后者是五年十月初四）可能一個是武帝吩咐賞賜的時間，一個是送達的時間。
　　鎏金銀竹節銅熏爐現收藏于陜西歷史博物館。

　

鎏銀騎獸人物博山爐

　　1968年出土于河北滿城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妻子竇綰墓中。騎獸人物博山爐高32.5厘米，重3公斤。
此博山爐屬于上面介紹的博山爐類型中后一種。亦是由爐身、爐蓋和底盤組成。底盤內有一騎獸力士。獸昂首，張口欲噬，頸前伸作掙扎狀。力士左手撐獸頸，右手托爐身，抬首側望。爐身微鼓，壁飾寬帶紋一周。爐蓋分上下兩層，上層鑄出山巒和流云。山峰間有孔，熏香點燃后，煙從孔中冒出，如云霧環繞，形同仙境。此爐雕刻精細、造型優美。爐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鑄一個僅腰束短褲的裸身力士，屈膝騎在仰首伏地的神獸背上，左手按獸頸，右手上托奇峰聳立的爐體。力士身材魁梧粗壯，威武有力。寬厚而緊閉的嘴唇，發達的胸大肌以及鼓起的腹部都非常合乎藝術解剖學的原理，并且有恰到好處的藝術夸張。工匠特意著力刻畫了力士因托“博山”而承受的巨大壓力，其用力時的高度緊張和神獸吼叫的神態極為生動。
　　現藏河北省博物館。

　

靈臺四銅俑

　　發現于甘肅靈臺西漢墓中，四件銅俑應為一組，均為男性，平均高度為9厘米，合范鑄成。衣紋、眉、須經過刀刻修理，造型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一露齒作嘻笑叫喊狀，一雙目圓瞪、閉嘴鼓腮、呈怒相，一低　頭雙目微閉、撇嘴、作表情苦悶樣，一呈笑意。姿態也各不相同，一袒右肩、左手上舉，一袒雙肩、右肘支于右腿上，左臂支于地，一袒左肩、左手伸扶于左膝，右手著地支撐，一軀體前撲、左手著地、右手平展，似為索要之勢。各俑造型生動，人物比例準確，喜怒哀樂分明。這是一組突出刻劃人物內心活動的雕塑，堪稱我國古代雕塑中的精品。

　

錯金銀云紋青銅犀尊

　　1963年，陜西興平縣吳鄉豆馬村出土。尊高31.1厘米，長58.1厘米。漢代早期作品，亦有人認為是戰國后期秦國物品。
　　中國古代做成動物形的酒尊不乏其例，如商時期銅器中的牛尊、象尊、豕尊等，周代銅器中的駒尊、兔尊、鴨尊等。到了漢代，肖形尊雖已不太流行，但仍為人們所鐘愛。這件銅尊采用犀牛的造型，為古代生息在中國肥碩健壯的蘇門犀。它目視前方，昂首佇立，頭部有一前一后的雙角，兩耳短小聳立，雙目為料珠鑲嵌，雖小卻閃爍有光，充滿了奕奕的神采，顴骨突起，仿佛可以透過皮膚感覺到骨骼的形狀和起伏，口部一側設有管狀流口，用于倒酒。器腹圓鼓中空，顯得腹部皮肉十分松弛，但結實有力，富有韌性，背部有橢圓形尊口，上覆素面銅蓋，蓋有活環，可以開合，用于注入酒液。犀牛短腿粗壯有力，為三瓣蹄，有力地支撐著沉重的軀體，尾尖稍翹。其骨骼、頭部輪廓、肌肉、蹄足比例準確，體態雄健，肌肉發達，酷似真犀。
　　犀尊表面遍飾精細的錯金銀云紋，全身布滿的流云嵌入了斷斷續續的金銀絲好像犀牛身上的毫毛，金、銀、銅三色交相輝映，華美的紋飾既具有很強的裝飾效果，又有助于表現犀皮粗糙厚重的質感，使紋飾與造型得到完美的結合。雖為實用重器，卻寫實生動，明顯地表現出藝術工匠在寫實能力方面的巨大進步，堪稱此時期青銅器之佳品。
　　在古代，中國不僅產犀牛，而且數量很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曾多次發現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獵犀的記載，春秋戰國時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艷羨的裝備。由于大范圍的捕殺，犀牛這種生殖率低的野生動物在北方迅速減少，在關中一帶最遲到西漢晚期已經絕跡，以至王莽輔政時，曾用貴重的禮物換取南海黃支國的活犀牛。
　　現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邗江錯銀青銅飾牛燈

　　1980年在江蘇邗江甘泉山出土，高46厘米，牛身長36.4厘米，東漢作品。
　　該燈設計精美。其結構可分為燈座、燈盞、煙道三部分。
　　燈座為一頭佇立狀的黃牛，體型肥碩，神態憨厚，蹄足短矮，雙目圓睜，雙耳聳立，低首俯視，口張開狀，似乎正在鳴叫。顯得雄健強勁，威武穩重。牛腹中空，牛尾卷曲螺旋上舉。黃牛背負筒狀管道，上接穹隆狀燈罩。
　　燈罩的外觀如一座亭子，承接在突起于牛背正中的圓形座基上，亭子的基部即是燈盤，作圓形，邊緣雙層，在兩層邊緣之間的凹槽中，可以鑲入燈罩。燈盤的外側又有一個扁平的短把，捉住把手可以轉運燈盤，任意調節光照的角度。燈罩如兩片瓦狀的門扉，上面鑿出組合成窗戶狀的菱形鏤空，以使燈光透出。燈罩亦可啟閉轉動，既是為了擋風，也可以控制燈光的亮度和角度。
　　煙道為一弧形圓管，由牛首頂部向上生出，接連于燈蓋頂端的中央，成為燈盞與牛腹之間的通道，這是為在燈火點燃后，將產生的煙炱通過煙管導入牛腹而設置的。據說，在牛腹中儲以水，煙炱即可溶于水中，這種為防止油煙對室內空氣的污染而采取的措施。整體構思巧妙，整個造型線條富有韻律感。
該燈不但設計精美，而且在制作時巧用銅銀二種不同材質的色澤，形成顏色的完美搭配。銅牛燈通體光滑，工藝精湛，整體紋飾運用流云紋、三角紋、螺旋紋圖案為地，飾以龍、鳳、虎、鹿以及各種神禽異獸等圖案，線條流暢，飄逸瀟灑，燈蓋的后側外壁，還裝飾一展翅飛翔的蒼鷹。此燈是漢代眾多青銅燈具中實用與藝術完美結合的上乘之作。
　　與錯銀青銅飾牛燈一起出土的，還有一方“廣陵王璽”金印，及鑄有“山陽邸”銘記的雁足銅燈，說明錯銀青銅飾牛燈的主人是東漢初年的廣陵王劉荊。他是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的第九個兒子，最初被封為山陽侯，以后進爵為山陽王，后來又遷封為廣陵王，封地就在今揚州一帶。一件日常使用的燈具，制作得如此精美，反映了東漢時代青銅工藝的高度水平，同時又可窺見皇室生活豪華的一斑。
　　錯銀青銅飾牛燈現存于南京博物院。

　

內清以昭明透光銅鏡

　　漢代作品，現藏于上海博物館。
　　之所以稱為之透光鏡，是因為當光線照射在鏡面時，鏡背的花紋會映現在鏡面對面的墻上。據有關專家研究，認為這種銅鏡在鑄造過程中，鏡背的花紋圖案凹凸處由于厚薄不同，經凝固收縮而產生鑄造應力，鑄造后經研磨又產生壓應力，因而形成物理性質上的彈性形變。當研磨到一定程度時，這種彈性形變迭加地發生作用而使鏡面與鏡背花紋之間產生相應的曲率，從而導致出現這種透光效果。這種體現了光學和力學原理的銅鏡，明漢朝在銅合金的冶煉、鑄造和加工等方面已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
上海歷史博物館藏有兩面西漢時期的透光鏡。圓形，直徑7.4厘米，重50克，鏡緣比較寬厚。鏡背鑄有文字和圖樣，一面銘文為“內清質以昭明”，另一面銘文為“見日之光，天下大明”。鏡面微凸，既可映照人面，又能在陽光照射下將鏡背上的圖文完整地映到墻上，仿佛光線從鏡背穿透鏡體再映射到墻上。經過研究認為，透光這一現象是鏡面存在許多微小的凸凹不平的曲率差異所造成。圖文處鏡面微凹，非圖文處鏡面微凸。凹處光線會聚，而凸處光線發散，在映象中出現與鏡背圖文相應的亮部和暗部，從而在墻上形成鏡背圖文。鏡面的這種凸凹不平的曲率差異，有人認為是鑄造成因，研磨透光；也有人認為是淬火處理所形成。無論通過鑄造研磨或淬火處理等方法均能制成透光鏡。透光鏡的出現表明漢朝在銅合金的冶煉、鑄造和加工等方面已達到較高的技術水平。

　

五銖錢紋青銅鼓

　　195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岑溪縣出土。通高57.2厘米，面徑90厘米，底徑87.5厘米，漢代西南少數民族青銅器。
　　此鼓由鼓面、胸、腰、足4部分組成。鼓面大于鼓腰，有面檐伸出鼓胸之外，腰部收束，以一道突棱與足部分界，足部略向外擴張。胸、腰間鑄有鼓耳，可系繩懸吊。鼓面邊緣環鑄6只蹲著的青蛙，中心有12角光芒體。鼓面和周身間飾五銖錢紋、水波紋和云紋。
　　青銅鼓是中國古代南方和西南少數民族象征財富和權力的重器，可作典禮樂器、戰爭軍鼓，也可用于貯存財物和放置尸骨。此青銅鼓鼓面及周身所飾五銖錢紋，系漢代中原地區青銅器上的常見紋飾，表達了人們祈求富貴的美好愿望，說明當時西南各族和漢族在經濟交往、文化融合上的密切關系。
　　五銖錢紋青銅鼓現藏于國家博物館。

　

晉寧騎士四牛虎耳青銅貯貝器

　　1955年—1960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四次對云南晉寧石寨山墓群進行發掘。墓群的年代，大抵是戰國到西漢末年。其中出土了一大批文物，有銅鼓、銅貯貝器、銅俑、銅葫蘆笙、銅動物、銅枕等。其中最具滇文化特征的就是這個騎士四牛虎耳青銅貯貝器。根據該墓同時出土的西漢五銖錢，可以斷定為西漢作品。
　　貯貝器是滇國特有的青銅器，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風格。石寨山青銅文化之所以名聞遐邇，與出土許多精美的貯貝器有很大關系。貯貝器是用來貯存少數民族當時使用的貝殼貨幣的。根據器形、圖像及制作工藝的差別，貯貝器大致分為束腰圓筒形、銅鼓形、銅鼓貯貝器和異形貯貝器四類
　　束腰圓筒形貯貝器。器身為束腰圓筒形，均有人物或動物雕鑄的器蓋和三足。晉寧騎士四牛虎耳青銅貯貝器屬于束腰圓筒形貯貝器。鎏金騎士貯貝器，高50厘米，蓋徑26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腰部微束，平底，底部有獸爪形的三只矮足。兩側有對稱的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登狀，張口欲噬。器蓋中央立一柱，柱上有一長方形平臺，一佩劍鎏金騎馬者立其上。騎士發總掠于頭頂，衣袖甚短嗎，胯下著褲，膝以下系綁帶，跣足。腰中束帶，左腰下佩帶鞘銅劍，典型的古代滇人裝束。西漢時期，滇國尚處奴隸社會，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奴隸三大階級。此騎士無論就衣著。佩帶和遍體鎏金來看，當屬貴族無疑。騎士所騎之馬，身材矮小，鬃毛甚長，與今日西南地區馬的特征一致。騎士四周環繞四頭牛。牛角長而彎，頸有高峰，與今日滇池周圍的牛完全不同，而與西雙版納、德宏一帶的牛相近。這種牛在《后漢書?西南夷列傳》中就有記載，稱之為“封（峰）牛”，今天當地仍有這種牛，稱為“瘤牛”　。該器的雙耳作虎形，與其它貯貝器的雙耳一致。這些皆是古代滇人真實生活的寫照，是極為可貴的民族史料。另外，貯貝器的鑄造，從材料到工藝，從塑模到制范，從焙燒到澆注，從分鑄焊接到對合金成分控制，皆體現了當時滇人在冶金技術方面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出土的銅鼓形貯貝器有件名為“殺人祭祀場面銅貯貝器”，亦是西漢作品，表現的是滇國的一次祭祀活動。器高38厘米，蓋徑30厘米。銅鼓形貯貝器的鼓腰部有狩獵圖案：8人裸體，胯下系寬帶，上束至腰際，手中各持兵器作追趕野獸狀。器蓋上鑄50個人物和1豬1犬。鼓面中央立有1對蛇盤繞的圓柱，柱頂立1虎。柱右和柱前是3個或被雙臂反綁、或戴鎖枷的裸體人，當為用來祭祀的犧牲。旁邊1位乘坐4人肩輿的貴族婦女，可能是主持祭祀儀式的女奴隸主。兩側邊沿還各有1鼓。這個貯貝器表現的就是滇國的一次祭祀活動。
　　屬于銅鼓形貯貝器的范疇的還有件表現狩獵場面貯貝器，器高62.1厘米，蓋徑35厘米。該貯貝器是以兩個銅鼓疊摞組成，下鼓鼓面為底，上鼓鼓面毀棄，另鑄一蓋，出土時里面盛滿貨貝，該貯貝器器蓋上雕鑄了滇族的一個狩獵場面：三位佩劍的滇族武士正在興致勃勃地狩獵，其中兩人騎馬，一人徒步，他們使用的武器是長矛，并有兩只獵犬相助，追逐獵捕的對象有鹿兩只，狐一只。此組狩獵場面雕像，人物和動物的形象塑造逼真，一絲一發皆刻畫得準確到位，而且由于各類動物的四足皆以奔跑狀來表現，所以又給人一種很明顯的運動感覺。
　　三個滇國貯貝器皆藏云南省博物館。

上從左至右：晉寧騎士四牛虎耳青銅束腰圓筒形貯貝器，“殺人祭祀場面”銅鼓形貯貝器；下：狩獵場面銅鼓形貯貝器。

　

廣西合浦出土的銅屋模型

　　1971年廣西合浦縣望牛嶺出土。
　　這座銅屋模型屬于懸山頂干欄式建筑。懸山頂是兩面坡頂的一種，也是中國一般建筑中最常見的形式。干欄建筑是在地下用多根柱子作支撐，上面鋪以木板或竹子形成高臺，房屋建在高臺上的一種建筑形式。廣西少數民族地區多這種形制房屋。
　　銅屋平面呈長方形，通高37.3厘米、長79.3厘米、寬42.7厘米。特點是屋檐懸伸在山墻以外，所以又稱為挑山或出山。屋脊前后各鑄有對稱的十二行瓦壟，上面覆蓋瓦板，瓦片鑄刻清晰。屋檐向前后壁伸出。伸出前壁10厘米，伸出后壁4.5厘米。屋外四壁均有“十”字陰紋裝飾。室內面闊69.5厘米，進深25.5厘米，高33厘米。房屋前面正中設有雙扇門，門高19厘米，寬7.8厘米。門上均有門環，可以閉合啟動，并設有門檻。屋前有走廊，走廊前緣有圍桿。欄桿作二橫一豎式。屋子建在一個平臺之上。下面有八根柱子，分設于前后壁，柱高4.3厘米。將整座建筑托離地面。
　　這類房屋模型常見于嶺南地區西漢晚期墓葬中。模型完全是以真實房屋為藍本，按比例縮小制作的。干欄式建筑是由遠古人類巢居發展變化而來。與南方地區濕熱多雨，又有豐富的竹木資源有關。只是出土的這類房屋模型多為陶塑，銅屋很少見，因此格外珍貴。

　

羽人紋青銅鼓

　　1972年廣西西林普馱糧站出土，漢代作品。銅鼓是一種古老的樂器，是古代西南少數民族的樂器，可作為戰鼓、典禮鼓之用。起源于中國云南，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珍藏著1400多面古代銅鼓，其中400多面收藏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由此廣西被譽為“銅鼓之鄉”，而“羽人紋青銅鼓”就是其中造型最精美的一面。
　　該銅鼓屬石寨山型銅鼓。石寨山型銅鼓的特點是：鼓面大于鼓腰，胸部突出，足部較高；紋飾多為寫實性紋樣，鼓面主紋為旋飛鷺鳥，胸部主暈飾人物或劃船圖像，腰部常有豎直紋帶縱分成方格，內以牛或剽牛儀式及羽衣人跳舞圖像為裝飾。這類銅鼓分布中心在云南，北延至四川南部，東北到貴州畢節，東南到廣西貴港，南達印度尼西亞。流行時代始于戰國初期至東漢初期，前后延續五百多年。歷史上鑄造和使用此類銅鼓的民族有滇、勞浸、靡莫、夜郎、句町和駱越等
　　羽人紋青銅鼓高60厘米，直徑83.5厘米，足徑83厘米。鼓面中心是突出的太陽紋，太陽周圍凸起12道向外放射的三角形芒線，芒線外面有許多俗稱＂暈圓＂的圓圈。這些＂暈圓＂纖細圓潤，均勻有序地布滿整個鼓面。胸上部和腰下部飾櫛紋；胸下部飾一排裸體羽人。頭戴高高的羽冠，腋下生雙翅，昂頭向上。
　　有的學者認為西林普馱羽人紋青銅鼓是用于“銅鼓葬”。“銅鼓葬”是古句町一種較為特殊的葬俗。時代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獨特而豐富的隨葬品，暗示此類葬俗是專為某類特殊的人群使用。因而認為西林普馱銅鼓葬的主人身份是句町部落集合體中具有顯赫權威的精神領袖——巫師。

　

西漢青銅漏壺

　　1976年內蒙古杭錦旗阿門其日格出土，西漢成帝河平二年（前27）。
　　漏壺是古代用以測量時間的工具。夜間憑漏壺表示的時刻報更，所以漏壺又叫更漏。初期的漏壺只有一只壺，人們在壺中裝上水和一枝有刻度的木箭，壺下有一小孔。當水從壺底的小孔漏出時，壺中水位下降，木箭上的刻度就會隨之下沉，觀測刻箭上的度數，便知道是什么時間。中國古代的漏壺主要有兩種類型，上面說的是屬于泄水型，即水從漏壺底部側面流泄；后來又發明一種受水型，分為上下兩只壺，水從上面壺滴往下面壺，使下壺中刻箭的度數身高以計算時間，提高了計時精度。根據史書記載，周代時已有漏壺，到春秋時期，漏壺的使用已相當普遍。
　　這只在內蒙出土的漢代漏壺 通高47.8厘米　直徑18.7厘米　重8.25千克。此壺從梁、蓋長方孔處插有刻度的沉箭（已失），沉箭隨壺水外漏逐漸下降，以測定時間。此壺的出土不僅是中國計時器最早的實物，而且也證明了中國境內各民族，即使是戰爭最頻繁的漢族與匈奴之間也有文化的溝通和交流。

　

巴國虎鈕青銅錞于

　　四川成都出土的古代巴國遺物。漢代作品。
　　錞于是種青銅樂器，用繩系鈕，懸掛于架上，以擊打的方式使其發出聲響，從戰國到兩漢，可謂盛極一時。錞于的發展由陶錞→素錞→鈕錞→虎錞演變過程。據考證，最早的錞于出自春秋齊魯之間，后逐步傳入江淮，以后又逐步傳入川東、鄂西南及湘西北地區，巴族借鑒中原地區錞于的形體，將自己崇尚的虎的形象鑄于錞于盤正中，從而將鈕錞變成了虎錞。巴人將鈕錞變成了虎錞，應與巴民族的歷史傳說有關。《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載：“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廩君為巴族祖先，唐人樊綽《蠻書》卷十說：“巴氏祭其祖，擊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古代巴族崇拜白虎，白虎應當就是巴族的“圖騰”。主要用途有二：一是用于戰爭。作戰時將錞于與編鐘、銅鉦或銅鼓等配合使用，以此來調動部隊或鼓舞士氣。二是用于詛盟、祭祀等重大禮儀活動。古代西南民族有“詛盟”、“要盟”之習俗，舉行隆重的儀式，決定氏族部落的要事。巴國亦是如此，據《華陽國志?南中志》云：“南夷習俗，征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另外，巴人尚巫，祭祀時最虔誠，使用的器皿也必須最神圣，把虎鈕錞于當作祭祀中的一種重要祭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在古人心目中，猛虎不受幽明異路的限制，可食鬼魅，起到避邪作用，所以虎鈕錞于上之虎形，更有可能為巴人之避邪物，用以避免在戰爭中或日常生活中受鬼魂之追索。以虎避邪這種習俗在巴族地區從遠古一直傳承至今，在今天的土家族地區，人們居虎座棚、穿虎頭鞋、戴虎頭帽等等即是以虎避邪，祈求安康。
　　虎鈕青銅錞于作為巴式青銅樂器，主要分布于鄂、湘、渝、黔毗鄰地區，建國以來，在這一地區窖藏出土的虎鈕錞于，僅見于資料報道的就有百余件之多。已確知年代的虎鈕錞于有三件：一是涪陵小田溪二號墓出土的虎鈕錞于，因有墓葬遺跡和相關遺物作對應，時代當為戰國晚期無疑。二是奉節梅魁鄉青龍包出土的虎鈕錞于，其上刻有“樓船”紋和五銖錢紋，當為西漢之器。三是在貴州松桃縣甘龍區木樹村漢墓中，出土了一件帶有五銖錢紋的虎鈕錞于，亦當為西漢或東漢之器。彭水、酉陽、成都、云陽、梁平等地出土的錞于，形制比較接近，紋飾簡單，年代當與涪陵小田溪錞于相當。這件成都出土的虎鈕青銅錞于亦應是戰國晚期或秦代作品。
　　現藏四川省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