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　柳開

鳴髇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干。
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云看。

　　柳開（946—999），原名肩愈，字紹先（一作紹元）；后改名開，字仲涂，號東郊野夫、補亡先生。大名（今屬河北）人。開寶六年（973）進士。初為宋州司寇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知常州、潤州，拜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為人秉性剛直，雍熙二年（985），因與監軍爭斗，被貶為上蔡縣令，后復原職。又知全州、桂州等地，徙滄州道病死。柳開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者。他提倡復古，反對五代宋初華靡的文風，他十幾歲時便開始學習韓愈文章，后來又以六經為榜樣，提倡古文。提倡韓愈、柳宗元的散文，以復興古道、述作經典自命。自稱“師孔子而友孟軻，齊揚雄而肩韓愈”（《上符興州書》有《河東先生集》）。但他在散文創作上成就不高，除《上竇僖察判書》寫得平易且有文采外，大都不免辭澀言苦之弊因此影響不大。相比之下，詩作成就要好一些。從現存的八首詩作來看，詩風剛健、質樸、清新，很能體現他的文學革新主張。這首《塞上》則顯得更為出色：詩人通過飛鳴直上的響箭，一抹藍天下無風的草原，提鞍列隊的胡騎，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天高地闊、氣勢雄渾的塞外風光圖，也為我們勾勒出剽悍、驍勇、矯健、尚武的少數民族騎手群像。

　　中國古典詩歌中有種表現手法叫“逆起法”，即首先描繪動作或渲染氣氛，給人一種“直如高山墜石，不知其來”（方東樹《昭昧詹言》）的突兀感。然后再交代人物或事件，這叫做“逆起得勢”（高步瀛《唐宋詩舉要》）。王維《觀獵》開頭：“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盧綸《塞下曲》的開頭：“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皆是這種“逆起法”的成功運用。柳開的這首《塞上》也是如此。詩人一開篇就首先描繪動作和渲染氣氛：“鳴髇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干”。“鳴髇（xiao，效）”，是一種響箭，西北少數民族常用它作為集合或出發信號。詩歌一開頭，不去交代開弓“鳴髇”的射手，也不去描繪開弓的動作，劈頭就是開弓的結果：響箭呼嘯著直上云霄。箭“直上”而不偏斜，這是在暗示射手的弓硬和臂力強健，也是在暗寫周圍環境是“天靜無風”，沒有外力的干擾。“一千尺”當然是個夸張，但就像李白筆下“飛流直下三千尺”的廬山瀑布一樣，并不給人虛張夸飾之感，相反卻給人一種力和速度的強烈感受！此句是從視覺上描繪脫弦之箭，下句則從聽覺上作進一步渲染：“干”是寫聲達于天空；“聲更干”是形容響箭飛鳴聲由于“天靜無風”顯得更加清越響亮。詩人著意點出“天靜無風”，既是交代“聲更干”的原因，也意在營造一種凝重蒼莽的氛圍：用天地的靜止來反襯響箭的飛鳴，既顯得場景壯闊，又暗寓騎手的剽悍。袁枚在《隨園詩話》中將其改為“風緊秋高雪正干”，以為這樣用氣候的嚴酷更能襯托出射者的剽悍。他就沒有想到風聲一緊，鳴髇聲就會被淹沒；雪干，就會使天地混沌一片，胡騎就失去馳騁的開闊背景。這樣，詩的上述主題就無法得以更好地體現，所以，袁枚的改動看似更合乎常理，實際上是敗筆。

　　柳開的《塞上》與王維《觀獵》和盧綸《塞下曲》雖然都是“逆起得勢”，但手法又有所不同：王維《觀獵》和盧綸《塞下曲》在“逆起得勢”后緊接著就安排人物出場。《觀獵》中“風勁角弓鳴”之后即交代“將軍獵渭城”，《塞下曲》“林暗草驚風”之后隨即是“將軍夜引弓”。柳開的《塞上》卻有所不同：詩中這位開弓鳴髇的健兒始終沒有露面，因為作者著意要表現的不是這位信號發出者，而是要塑造聞信號后迅速集結的英雄群像：“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云看”。這是一支聲勢雄壯、布列嚴整的少數民族隊伍。人為“碧眼”，著意點明詠歌的是支少數民族隊伍，又切合此時抬頭望箭的規定場景，還因為眼睛作為心靈的窗戶，“胡兒”的內在氣質與外在風采皆從“碧眼”“向云看”中得以顯露；“胡兒”，唐宋人對少數民族年輕人的俗稱，如唐人李頎：“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古從軍行》）；王安石的“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明妃曲》）。柳開詩中的“胡兒”更有突出其年輕、剛健的意味。

　　這首詩的后兩句“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云看”寫這支少數民族騎兵在聽到鳴髇后的反應，在選材和結構安排上也頗具匠心：在選材上，詩人沒有選取這支少數民族隊伍出征和作戰時的情形，像高適《燕歌行》那樣去做“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的大量鋪敘，那是七言絕句所無法完成的。詩人捕捉他們出擊前鳴髇集合時的動作和表情，構成精彩動人的意象，將北方少數民族的剽悍性格與尚武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且這兩句之中，上一句“碧眼胡兒三百騎”是個敘述句，是在以靜寫動、靜中蘊動；下句“盡提金勒向云著”則是以動寫靜：“三百騎”深深被“直上一千尺”的“鳴骹”所吸引，拉緊了馬韁，抬起了望眼，全神貫注、目不轉睛，“向云看”去，宛如戲曲舞臺上的角色亮相，具有一種雕塑型的美。馬佩“金勒”，則暗示這不是一支普通的少數民族隊伍；“盡提金勒向云看”這個整齊劃一的動作，不僅暗示這是支剽悍、矯健、能征慣戰的隊伍，也寫出了少數民族驍勇、尚武的民族精神。唐代的李益《從軍北征》中的名句：“磧里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柳開作為倡導復古的宋代詩文革新運動先驅者，其詩歌創作也在實踐著他的文學主張。

　　我們知道，邊患是宋代最大的痼疾，宋代國力孱弱，乃至兩宋的滅亡，都在邊患上。因此宋代詩人多去詠歌守邊的將士或民族的英雄，或表現一種“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蘇軾《江城子》）的豪情，寫到少數民族時總帶有高位文化對落后民族或天朝大國對蕞爾小國的的輕蔑，前面提到的王安石的《明妃曲》是如此，歐陽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也是如此：“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蘇轍出使遼國時，他眼中的胡虜也是落后不開化在：“舂糧煮雪安得飽，擊兔射鹿夸強雄”，“釣魚射鵝滄海東”，“彎弓射獵本天性”（《虜帳》）。而柳開卻詠歌這群少數民族騎手的剽悍、矯健，表現他們的驍勇和集結的迅速，這在宋代邊塞詩中確是很獨特的。這種別具的眼光，是否在告訴我們：要靖邊患，要抵御外敵入侵，邊境上的少數民族騎手是一支值得重視的力量。如果真如推測的這樣，柳開不僅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者，在政治眼光和用兵方略上也有其獨到之處。柳開一生的經歷與邊塞多有關：曾“使河北”，“知代州”，又“徙忻州刺史”，多屬與西北少數民族交鋒的前沿，又曾“部送軍糧至涿州”，并且“善射”、“倜儻重義”（《宋史·柳開傳》），《塞上》詩寫得如此成功，可能與詩人的邊塞經歷和為人性格皆不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