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20世紀初，在西學的沖擊與刺激下，“國學”的名稱逐漸流行起來。

　　“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簡稱，其內容豐富，包羅宏廣。昔章太炎以“國學”為一國固有之學，并以“國學”的興亡與國家的興亡相連。學人之研習國學、大眾之了解國學，意義由此可見。及20世紀末，在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沉寂后，總結、弘揚國學，成為一股潮流，一批國學大師的經典著作重新印行，并在學人中大受歡迎。然而，時至今日，在大陸高等教育中，國學的講授卻未成系統，不少高校甚至廢而不講。這種狀況，勢必影響今后學術的發展，影響一代學人的素質。

　　考慮及此，1998年，我在為幾家出版社策劃圖書選題時，便報上了“國學課堂書系”。起初的想法是：約請對國學有專深研究、備知其間甘苦的學者分頭撰述；每年做一輯，每輯出五六本；每本約十五萬字，選國學的一個門類，討論其學史（由古至今的基本情況）、知識（如學科體系、結構、主要內容）、方法（指研究方法及其進步）；讀者對象定位為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生、碩士生乃至博士生，以及傳統文化的研究者與愛好者。我想，這樣的計劃如果付諸實施，則五年下來，必然形成規模效應，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并成為擴大出版社影響的名牌書系。

　　然而接下來的情況出乎我的意料。期以五年，而且是經濟效益一般的長銷書而非暢銷書，終于沒有一家出版社敢下決心承擔這一工程。轉機出現在2002年底。曾經有過愉快合作的湖北人民出版社向我征求選題意見，于是我又報上了“國學課堂書系”，在并無多少的期望中，卻得到了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充分肯定。與我直接聯系的是沙鐵軍先生。沙先生對如何做書顯然十分老到，他創造性地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國學課堂”宜定位為大眾國學基本知識普及讀物，而為了使讀者收一卷在手、國學畢陳之效，建議由“書系”改成“大書”，即在一部書中，反映中華國學的基本面貌；每門國學以三萬字左右的篇幅，概述其學史、知識與方法。又在此期間，卞師孝萱先生的公子、資深編輯卞岐先生建議書名定為“國學四十講”，以收一目了然之效。

　　我接受了沙先生與卞岐先生的合理建議。從2003年春節至今，出于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我毅然擱置下其他的大量工作，設計、規劃全書，確定了八十余門國學選目，然后約請合適的作者。作者來稿后，則無論出自大家小家之手，我都逐字讀過，在此過程中，或統一格式，或商請修改，或直接改定。而經我定下的稿子，再送交卞孝萱師審閱。這樣的工作流程，經歷了整整兩年。最終的成果，就是這部由四十二位認真負責的作者、兩位名副其實的主編共同完成的一百二十多萬字的《國學四十講》。

　　面對著一長串的電腦文件目錄、一厚疊的打印書稿，以及兩年工作過程中的兩百多封電子郵件，我既如釋重負，又感任重道遠。如釋重負者，多年的心愿終于有了個了結，而兩年中積壓的許多事情也可以寬心地去做了；任重道遠者，這已經完成的四十門國學外的另外四十余門國學，它們有的已有初稿，有的已有作者，待喘口氣后，卞師與我還是想勉力將之完成，那將是又一部百萬字的大書，我們又將為之付出至少兩年的心力!雖然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想做的事情更多，但為普及、弘揚中華國學，用去寶貴的、苦短的學術生命中的四年時間，我們感到還是值得的。

　　沉浸在國學之浩瀚海洋里的兩年中，我時時有著這樣特別的感受：積累深厚的中華傳統國學，真的是博大精深。如我這個年齡的學者，有懂一門甚或幾門國學者，但絕少懂多門乃至全部國學者。以我個人言，學過歷史、地理、文學，而又興趣廣泛，涉獵龐雜，但在看稿改稿的過程中，既每多發見與驚喜，從而感嘆中國傳統學問之互通互證，治學者萬不可故步自封、狹隘偏激；也常顯所知甚少，如對有些國學門類，我是不敢妄改一字、隨置一問。我想，與我年齡相近的國學研究者、愛好者，讀此《國學四十講》，也會有與我相近的感受。至于小我一輩的年輕學人，我相信他們讀此《國學四十講》，所獲會更豐，感受會更強烈；而長我一輩的學者，當然也會有所收獲，畢竟國學浩博無涯，能為大成至圣通才者，古今幾人?是則研究中國傳統學問，確實不可不懂國學。進之，無意于研究國學者，讀此《國學四十講》，也會不乏助益，因為理解中國現實的社會，也不可不懂國學，從某種角度言，源遠流長、與時俱進的國學，也是社會、人生、思想、智慧、知識、方法等等的寶庫!《國學四十講》能夠完成，我要感謝沙鐵軍先生的支持與督促，感謝卞孝萱師的指導與把關，感謝諸位老中青學人的理解與撰稿。沒有他們的支持、督促、指導、把關、理解、撰稿，則《國學四十講》只能停留于想法階段，而淺學如我也是不可能擔此主編之重任的。

　　胡阿祥2005年1月29日謹記于三棲四喜齋2005年初《國學四十講》送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后，由于種種原因，出版耽誤了一段時間。而在與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的工作接觸中，我深深地感到：江蘇省社科聯長期以來，重視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致力于推進社會發展、學術進步與精神文明建設；江蘇省社科聯領導多次強調，總結、研究、發展國學，是意義極為重大的基礎工程。正是在這樣的高瞻遠矚下，“國學四十講”有幸成為江蘇省社科聯的資助項目，并被列入“江蘇社科學術文萃”書系。我們根據江蘇省社科聯及其約請的茅家琦、李良玉、趙生群、許結諸位先生的意見，又對《國學四十講》作了修改、補充與提高。現在《國學四十講》就要問世了，在此，我要代表本書全體作者以及江蘇省六朝史研究會，向關心、支持本書出版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先生，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長劉道清先生、總編室主任王建槐先生，江蘇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孫燕麗女士、副主席廖進先生、學會部主任陳曉明先生、副主任程彩霞女士，致以誠摯的感謝！

胡阿祥　2007年4月20日再記于三棲四喜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