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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后鋒博士的《嚴復大傳》（以下簡稱《大傳》）一掃嚴復研究中的“左氣”（“左”的思維方式）、“玄氣”（無根的玄談）和“俗氣”（低水平重復），在福州嚴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受到與會學者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作為學術界的同行，我在這里談幾點讀后感，供讀者朋友參考。

　　努力發掘史料，還嚴復本有之貌。以往的嚴復研究也比較注重史料，但就本人所閱讀過的研究著述看，在史料處理上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一是懶于尋找、發掘嚴復佚文；其實有些佚文已被發現，也有相關文獻做了介紹；二是滿足于嚴復的著述、“正史”等“經典”史料，而忽視一般文獻、報刊、圖片等“邊緣”史料；三是對現有的史料文本缺少嚴肅認真的解讀，不求甚解。在史料處理上存在此三方面問題的嚴復研究所呈現的嚴復形象是模糊甚至支離破碎的。

　　《大傳》作者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就第一方面看，皮后鋒博士“四上北京，五赴上海，其福州桑梓之地，津沽仕宦之所，無不悉心訪求，巴蜀湘贛，東瀛西洋等力所不及之處，則轉托朋友代覓。”正是如此辛苦努力下，《論抵制工約之事必宜通盤籌劃》《論今日外交之困難》《憲法芻議》、嚴復手批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英文本等三十余種佚文資料被發掘出來；還發掘出嚴復與夫人朱明麗合影，嚴復與曾子安、李登輝、唐介臣等人合影，嚴復自制的版權印花等珍貴圖片。就第二方面看，《大傳》充分采用了檔案、年譜、文獻、日記、碑傳、牒譜等“邊緣”史料。如關于嚴復求學英倫的情況，采用了《郭嵩燾日記》中的資料（第３５～６５頁）；關于嚴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情況，采用了《北京大學校志稿》等檔案資料（第３９５頁）；再如關于嚴復譯述情況，則采用了《中外日報》《東方雜志》等報刊上的資料（第３２５頁、３３８頁）。就第三方面看，《大傳》致力于現有史料文本的客觀解讀。如對嚴復與袁世凱復雜關系的解讀：一方面嚴復對袁世凱的品性才識頗為不滿，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袁世凱實現報效祖國之志；一方面嚴復必須考慮維持一家三十余口在京城體面生活的薪水問題，另一方面又要盡可能保持自己的價值觀念及知識者的自尊。這決定了嚴復一方面與袁世凱有一定的私人交情，同時又注意保持距離（第４０７～４０８；４４１～４４３頁）。這樣的解讀就平實可信多了。正因為大量運用新挖掘的史料，才使以往模糊甚至支離破碎的嚴復形象趨于完整；正因為大量采用“邊緣”史料，才使被線條化的嚴復形象豐滿起來；正因為對現有史料做了客觀平實的解讀，才還原了嚴復本來面貌。

　　近年來，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正醞釀著一股由“精英”到“大眾”，由“經典”到“野史”的浪潮。正史自然是研究思想家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但也不能漠視日記、檔案、牒譜、報刊等“邊緣”史料。《大傳》在史料發掘上的用心，體現出作者研究方法上的進步。

　　客觀面對史實，以正偏頗錯誤之論。在以往的嚴復研究中，學界同仁提出過許多睿識洞見；但也有一些學者，或出于對嚴復形象的愛護而表現出不能客觀面對史實。比如刻意隱瞞關于嚴復的負面評論；有意回避嚴復自身的缺點；有意歪曲史實。這樣的研究結論就很難做到客觀公正。《大傳》的最大特點也是最大優點，就是堅持用史實說話，不回避任何問題。其一，《大傳》披露了一系列關于嚴復的負面評價史料。如嚴復最親密的學生熊純如對嚴復有過這樣的評價：嚴復在西學方面，為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嚴復則遠不如康、梁等人（第５３３頁）。革命黨人對嚴復的評價是：“只曉得自私自利，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第３０４頁）。又如章太炎對嚴復有過這樣的評價：在政治上視漢人為猥賤，于革命、立憲非其所措意；在中國文史知識上是僅得句讀而未領其要；在譯介西學上是以與中學偶合為真為喜（第３５８頁）。盡管這些評論都有可商榷之處，但對全面認識嚴復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其二，《大傳》客觀陳述了嚴復自身的缺點。如關于嚴復作為北京大學一校之長的不足：校長如此散漫，教職諸員相率效尤，如何是好？（第３９８頁）又如關于嚴復吸食鴉片的惡習，過去一些著述不僅輕描淡寫，甚至尋找一些理由為嚴復開脫，《大傳》則對嚴復這一惡習做了極詳盡的敘述（第５３８～５４２頁）。其三，《大傳》尊重史實，糾正了一些影響較大的錯誤觀點。如關于嚴復參加“南北和談”問題，過去基本上不提及，《大傳》則在翔實的史料基礎上，將嚴復參加“南北和談”的全過程展示出來（第３７７～３８１頁）。又如關于嚴復參加“籌安會”的問題，過去一種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嚴復參加“籌安會”是被“盜名”的，《大傳》則通過對史料的仔細分析后宣告：嚴復參加“籌安會”基本上是自愿的（第４３３～４３５頁）。針對某些學者提出嚴復與日本伊藤博文同學的觀點，《大傳》則提供了可靠史料予以否認（第５９頁）。

　　在嚴復研究中，還流行著一種滑稽可笑的觀點，認為嚴復仕途受挫是中國的不幸。《大傳》則認為，如果嚴復真的躋身于大官僚階層，沒有誰能保證他不會成為一名庸碌無為的腐吏；而十分清楚的是，如果嚴復以仕終其生，那么西學在近代中國傳播與影響的范圍、程度和質量都將大打折扣，所以，嚴復成為現在的嚴復，應是中國的萬幸，也是他本人的萬幸（第６０頁）。

　　正是不忌諱歷史上對嚴復的負面評價，不回避嚴復自身的缺點，直面嚴復“不光彩”的行跡，《大傳》將一個真實的嚴復傳送給了讀者。揚長護短是“左”傾思維模式在歷史人物（正面）研究中的主要表現，苦心掩飾不足，盲目抬高地位，使歷史人物遠離我們的同時也遠離了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傳》的貢獻不僅僅在于糾正了一些關于嚴復的錯誤觀點，而且在于它向人們昭示了學術研究中堅持求真務實態度的重要意義。

　　認真汰選問題，以戒低級重復之作。如果從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之政見》（《民報》第２號）算起，嚴復研究已歷經了整整一個世紀。據蘇中立教授統計，在這一百年中，發表論文８５０篇，出版著作４８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第４３５頁，方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然而，即便在此有限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太多低水平重復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其一，沿襲“二元”思維模式、“左”傾評價模式，在研究方法上沒有突破；其二，長期局限于進化論、教育思想、翻譯理論、政治觀念等領域，在研究空間上沒有拓展；其三，討論的問題老套，在研究的問題上沒有新發現。可以想見，在方法上缺乏創新、在空間上沒有亮點、在問題上老生常談的研究，只是重復作業，而《大傳》在這方面給我們帶來了新氣象。首先，《大傳》借鑒了新聞傳播學、心理學、詮釋學等方面的理論方法，不僅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模式，也淡化了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評價模式，從而使對嚴復事跡的敘述更為平實、對嚴復的評價更為合理。比如作者在考察嚴譯《天演論》的影響時就借鑒了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第１８３～２００頁）。而作者對嚴復參加“籌安會”活動的分析，也較好地應用了心理分析方法（第４３０～４３６頁）。其次，《大傳》極大地拓展了嚴復研究空間。如將嚴復的政治活動（參加“中國國會”、參與“南北會談”、辛亥革命后發表的政見、與袁世凱的關系等）列為研究對象，這樣就把嚴復政治思想研究的空間從理論延伸到實踐（第２２１、３７７、４０９、４３０頁）。再如，針對過去偏重教育思想而疏于教育實踐的研究狀況，《大傳》則將“嚴復總辦北洋水師學堂”、“籌建復旦公學”、“監督安徽高等學堂”、“執掌北京大學”等一系列教育實踐列為研究對象（第６１、２２８、２７９、２９５、３８３頁），從而將嚴復教育思想研究的空間拓展開來。其三，《大傳》發現并探討了一系列新課題。如嚴復西學觀形成的時間問題�J第８頁�K；《社會通詮》影響的雙重性問題（第３３９頁）；嚴復進化思想創造性問題（第１７８頁）等等。雖然《大傳》所敘述的絕大多數史料對我們而言并不陌生，但由于作者在解讀這些熟悉史料時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開拓了新的研究空間和發現了新的研究問題，所以四十余萬字的著作中并無低級重復之處。

　　當然，《大傳》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史料采用上應力求嚴謹。如上所言，《大傳》以史料豐富見長，但在采用史料上仍有欠嚴謹之處。如作者自稱辛辛苦苦趕到上海尋找相關史料，可史料到手后只是“粗略查閱”（第２２１頁），這不能不令人們對作者隨后所采用史料的準確性產生疑問。其二，觀念邏輯應盡可能與事實邏輯相呼應。《大傳》在事實邏輯的敘述上可謂清晰、平和、縝密，無可挑剔，但在觀念邏輯上的評述則顯得較為薄弱，畫龍點睛的評述尚有發揮的余地。其三，在史料、文本的宏觀駕馭和組織上也有提升的空間。《大傳》在剪輯、組織史料方面顯然是花了很深功夫的。但是，一方面因為史料表現出來的順序在時間上、空間上都是有一定規律的，另一方面因為作者主要是按照自己的研究興趣取舍、組織史料，這樣就使得某些地方太臃腫，某些地方又太單薄。

　　瑕不掩瑜，正是因為有了皮后鋒博士的這本《大傳》所提供的新史料、所采用的新方法、所貫徹的科學態度，使人們看到了學貫中西、充滿愛國熱忱、傳播西學火種的嚴復；也看到了周旋于妻、妾、兒、女之間的嚴復、遭受挫折以搓麻將排遣悶氣的嚴復、為版稅與出版社斤斤計較的嚴復、嗜鴉片如性命的嚴復。《大傳》擊碎了嚴復在人們心目中的神話般形象，但卻送來了一個真實完整的嚴復。皮后鋒博士在嚴復研究中積累的學術經驗應成為學術共同體的公共財富。

　　（《嚴復大傳》，皮后鋒著，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３１．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