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繼承和反撥清代批評的艱難行進中，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獲得了獨立的學術地位，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的問題和失誤亦不容忽視。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可分為發軔期、興盛期、蕭條期、繁榮期四個不同的發展時期，每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研究特征。其中關于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幾乎貫穿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歷程。對七子派的研究大抵圍繞復古的興起和動因、復古的價值和局限等方面展開；對唐宋派的研究則較系統地揭示了唐宋派的思想淵源、散文理論、審美意趣和藝術特色；對公安派的研究大抵圍繞公安派的興衰歷史、小品藝術、性靈說等重心展開；對竟陵派的研究一直在抨擊與肯定的矛盾中進行；相比之下，對臺閣派、茶陵派的研究則顯得冷寂。
關鍵詞：明代散文；20世紀；研究史；述論
中圖分類號：I20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04)03—0108—04
在繼承和反撥清代批評的艱難行進中，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獲得了獨立的學術地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與先秦諸子散文、唐宋散文研究相比，仍然顯得相對薄弱，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也相當突出。本文從百年研究流變和散文流派研究這兩個方面，對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的歷史進行梳理，總結歸納其基本內容、動態走向、時代特征、師承流變，并對其得失和研究趨向作簡要的評述與前瞻。
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流變
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的百年研究史大約可分為四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1.發軔期：1900—1929年。這一時期，隨著清末民初社會思潮的變遷，明代散文研究大抵形成三種不同流派。一是以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批評流派。為了倡導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他們將明代散文與復古等同起來加以批判。胡適認為，中國文學革命的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為俚語的文學”①。1917年5月，他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指出七子派居心在于復古，必欲返于漢魏以上，過抑通俗文學，罪不容辭，正是文學革命要批判的對象②。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甚至將七子派及八家文派的歸有光、方苞等人稱為“妖魔”，認為七子派刻意模古，抄襲而已，歸有光等人或希榮慕譽，或無病呻吟，此等文學“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與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系③。二是以錢基博為代表的批評流派。他們承襲清末李慈銘的批評，但認識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新與舊的對立和交叉。三是以周作人、俞平伯為代表的批評流派。在五四新文學運動興起后，他們走融通古今之路，對明代散文進行新的文化闡釋，將其視為中國新散文的源頭之一。1928年，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稱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與英國小品文的“合成”④。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研究與批評孕育了30年代明人小品研究的興盛。
2.興盛期：1930—1957年。其中，30年代是明代散文研究的一個高峰期，40年代至建國初的有關探討可視為余緒。
30年代研究的第一個突出特征是明人小品，尤其是晚明小品研究的繁盛，形成了晚明小品之爭。晚明小品論爭爆發的導火索首推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其次是林語堂大力鼓吹小品的“閑適”和“個人的筆調”。論爭大致圍繞《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人間世》發刊詞、明人小品編選熱潮及《袁中郎全集》出版等焦點展開。周作人將明末文學視為文學革命運動的來源，這構成了晚明小品論爭的一個中心議題。林語堂、郁達夫、劉大杰、朱維之、任訪秋等人積極探求明人小品的革新精神，紛紛撰文支持周作人的觀點。林語堂認為，周作人表彰公安、竟陵，真正找到了“現代散文之祖宗”，并借助傳媒大力宣揚明末小品的“幽默”和“個人的筆調”，對文壇和批評界造成很大的沖擊。1934年起《袁中郎全集》陸續出版，林語堂、郁達夫、周作人、劉大杰等人在序文中各抒己見，對袁中郎的詩文特點、價值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如郁達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認為，公安三袁振衰起絕，功業可比韓愈，袁中郎詩文在現代有重印的價值；劉大杰在《袁中郎的詩文觀》中認為，中郎的作品“貨色雖為舊，但是他那種文學革命的精神，還是新的”。但同時，陳子展、鄭伯奇、朱光潛等人對明人小品的批判也相當激烈。1935年，陳望道主編的《小品文和漫畫》出版，該書收文58篇，近四分之一的文章批駁周作人、林語堂之論。陳子展在《公安竟陵與小品文》一文中反對過分渲染“閑適”和關懷現實，認為公安、竟陵派散文成就很有限，就反復古而論，不必否認其多少有點和“五四”運動精神相似，但是論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就不必故意歪曲歷史，說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竟陵而來的。魯迅、阿英等人則不簡單地是此非彼，他們聯系社會現實和歷史，對明代散文提出自己的看法。1933年，阿英在《申報·自由談》上發表《讀〈狂言〉》，反對把五四新文學運動說成是公安派運動的復活，認為二者性質完全不同。他還撰寫《清談誤國與道學誤國》、《嘿與謙》等文，反對把明末散文渲染成“閑適”，認為時代已與晚明不同，推崇明代散文應是個人的事。魯迅對過分渲染小品“閑適”表示憂慮，撰文批評玩弄明人小品，將其當做“小擺設”的習氣。他認為明末小品雖然比較頹放，但“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⑤，像袁中郎這些明末作家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價值和地位，而且中郎還有更重要的“關心世道”的一面。在《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中認為，明人小品既有值得繼承提倡的自由的、反禮教的一面，又有應該棄置的反映名士風流、紳士風雅的一面。
第二個特征是作家的評論與學者的研究之間存在明顯的分野。周作人、郁達夫、林語堂等作家熱情頌揚文學革新，將明代散文探究融入到對新文化及新文學的倡導中；錢基博、陳柱、宋佩韋等學者則側重對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與評價。錢基博撰有《明代文學》，他在《自序》中認為，明代文學猶如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批評論文者“狃桐城家言之緒論，而極稱歸氏，妄庸七子”，指出鐘、譚異軍別張，乃窮而必變。宋佩韋撰寫《明文學史》，在《引言》中認為，復古派尚摹擬，為人厭棄，唐宋派跳出秦漢的圈子，卻落入唐宋的圈套，后七子陳陳相因，物極則變，于是淺率的公安體、纖仄的竟陵體相繼代興，“從復古派的膚廓數變而至公安、竟陵派的淺陋，其弊已極”。陳柱在其《中國散文史》中認為，明清之世是八股文極盛時代，而文學的質是學術，以八股為散文，則文學亦卑矣。陳柱將明代散文總括為七派，即開國派（劉基、宋濂等主之）、臺閣派（楊士奇等主之）、秦漢派（前后七子主之）、獨立派（陳獻章、王陽明主之）、八家派（唐順之、茅坤、歸有光等主之）、公安派（袁宏道等主之）、竟陵派（鐘惺、譚元春等主之）。他認為，開國派近于叫囂；臺閣派過于膚庸；公安竟陵派學太無根；七子派優孟衣冠，然其與八家派互相角逐，亦是明代文學史最大的關鍵。
第三個特征是文學批評史撰述具有歷史局限性。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初版和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均未寫到明代。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全稿付印于1944年，明代部分采用1933年修訂第二稿）對明代散文的有關論述雖彌補了這一缺陷，但研究還不夠深入、客觀。方孝岳對唐宋派評價較高，認為公安、竟陵發有妙論。朱東潤對明代散文整體評價不高，認為七子有可取之處，公安、竟陵派興起后，文論漸入歧途。
1938—1957年的研究基本上延續了30年代的批評趨勢。由于時代環境的影響，研究相對寂冷，但也出現了一些研究亮點，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下冊的初版（1949年）和擴充再版（1958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的續撰（1957年）、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初版（1947年）及修訂再版（1955年）。劉大杰的批評觀點與其30年代的評論相比，有不少改變。他一方面承認晚明新興的散文正是公安、竟陵文學運動的產物，風格標新；另一方面又認為明代散文缺少獨創的成績。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1932年初版時，論述明代詩文僅談到“擬古運動的發生”；1957年再版時，增述了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認為萬歷以來是一個“偉大的散文時代”。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下冊初版討論明代文論，材料豐富，介紹詳切。但建國后，由于社會形勢和郭紹虞本人思想的變化，1955年修訂版《中國文學批評史》有較大的改寫，一些評論不免脫離客觀實際。
3.蕭條期：1958—1977年。20世紀60年代，整個中國社會強調革命性、斗爭性，學術領域也打上了很深的時代烙印。“文革”期間，大陸明代散文研究步入最蕭條時期。但同時，港臺、日本一些學者還在努力對明代散文進行著一些嘗試性的探討，如臺北大學的陳萬益在1976年完成博士論文——《明代性靈文學思潮》。 1960年前后形成的幾部集體編寫的文學史，是大陸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成果。但由于受時代思潮和批評觀念及方法的局限，對于明代散文的許多評論任意割裂前人之論，張貼“形式主義”、“唯心”的標簽，帶有很大的片面性。一些在當時沒有發表的研究成果值得關注。任訪秋早在30年代初，就發表了《中郎的小品文》、《公安派與英國十八世紀浪漫派之比較觀》等文。1936年，他完成《袁中郎研究》（后屢經修改補充，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60年代，任訪秋在《關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導的文學革新運動》（《新建設》印出文章校樣，但未刊出）一文中，認為袁宏道倡導的文學革新運動“標志著中國文學的新方向”⑥。錢伯城在1961—1965年間編著的《袁宏道集箋校》（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形成了許多新的認識觀念。
4.繁榮期：1978年至20世紀末。這一時期，明代散文研究達到有史以來的最盛，研究的重心與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各種新編文學史大都走出了60年代集體編寫文學史的誤區，對明代散文的評論有很大的超越。學術界雖沒有出現一部專門的明代散文史，但郭豫衡《中國散文史》的明代部分論述明代散文的歷史、流派、風格、特色，識斷精當，獨立出來就是一部較完整的明代散文史。新著文學批評史中，《明代文學批評史》不僅注重探討各派各家理論的獨特處、偏頗處，還著力探究各派各家相互影響、相互交融之處，頗能揭示規律，描述原委。其二，明代散文流派研究日趨興盛。七子派繼續受到學術界普遍關注，一些論著，如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具有廓清耳食之言、突破描述文學規律公式化的意義。《袁宏道集箋校》、《袁中郎研究》的出版揭開了公安派研究再興之序幕。1987年第一屆公安派文學研討會召開，之后公安派散文研究出現高潮。但從總體上看，研究重心仍在性靈說，對公安派散文創作的論述還不夠充分。重新認識竟陵派是這一時期明代散文研究的一個重要話題。1983年，吳調公發表《為竟陵派一辯》一文，喊出為竟陵派平反的口號⑦。此后，學術界圍繞竟陵派的爭論相當激烈，但對竟陵派的誤解仍普遍存在，竟陵派研究亟待更多關注。1987年，第一屆竟陵派文學研討會的召開和《竟陵派與晚明文學革新思潮》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對竟陵派的研究。唐宋派研究論文雖多，但大多局限于歸有光及《項脊軒志》等文，眼界不夠開闊，一些眼界稍放寬之論又乏善可陳。80年代，學者們反駁了唐宋派道學氣息太重、創作缺乏感情的舊論。90年代的研究更多地從學術思潮方面探討唐宋派散文。其三，受文學研究方法熱及文學批評觀念發展的影響，明代文學思潮的探究再度興起。松下忠的《袁宏道“性靈說”之初萌》、章培恒的《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等文章闡述了李夢陽等人與晚明文學思潮的關系，著力從打破復古與革新“對立”批評范式的角度來探討。馬積高的《宋明理學與文學》、左東嶺的《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潮》、黃卓越的《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周群的《儒釋道與晚明文學思潮》等論著分別從哲學、宗教與文學的關系探討明代文學思潮。其四，文風流變的考察也頗為引人注目。如夏咸淳在《明代散文流變初探》一書中認為，明代散文經歷六大變化，其中萬歷之變最為深刻，明代散文變化生新，振興了尚文之風，古文再興，小品繁榮，形成新的氣象⑧。吳承學、董上德的《明人小品述略》認為，明初小品總體風格充實、嚴肅、尖銳，成化至隆慶是小品走向空靈閑適的轉折時期，萬歷而后，小品極盛，空靈清遠是其主調⑨。這些研究突破了60、70年代的禁區及范式，與30年代相呼應，形成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的兩大高峰。
20世紀明代散文流派研究
關于明代散文流派的研究幾乎貫穿了20世紀明代散文的百年研究歷程。民國時期對明代散文流派的探究多屬輪廓性的描述，文學爭鳴的活躍則奠定了現代研究的基礎。60—70年代的研究帶有較強的政治色彩，研究普遍存在著輕視人性、藝術性的缺陷。80年代以后的研究進入了文學、文化、哲學、美學的廣闊視野中，體現了時代學術思潮變革的特征。
20世紀七子派研究大抵圍繞以下三方面展開：一是復古的興起和動因。宋佩韋在《明文學史·引言》中指出，復古興起是對雍容平易的臺閣體和格律謹嚴的茶陵派詩文的“反動”，是對八股文的“反動”。陳柱、劉大杰、鄭振鐸等人的觀點有類于此。任訪秋在贊同宋佩韋所論的同時，補充認為復古也是“對于程、朱思想的反動”⑩。廖可斌認為復古運動的產生實際上還是“中國古典審美理想和古典詩歌審美特征發展變遷的必然結果”B11。二是復古的價值和局限。現代學者對此評價不一。曹聚仁在《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有著怎樣的社會背景》中認為，七子派倡導文必秦漢，“就是要恢復說真實話的本色”B12。宋佩韋在《明文學史》中指出復古運動“正合著時代的要求”。陳柱的《中國散文史》、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都重點指出了前七子文章重在形式的復古之弊。廖可斌指出復古派關注現實，“以復古的形式，不自覺地表達了當時人們力圖擺脫程朱理學的束縛、開始追求主體自由的新的歷史要求”，只是其醉心古典審美理想，思想局限較大B13。三是集中研究了李、何、王等作家及其作品。錢基博、鄭振鐸等人對七子派代表作家雖作了較客觀的評價，但有關研究在80年代后始趨于全面、合理。如郭豫衡的《中國散文史》中認為何景明在經學之外，很重視史學和經世，復古“不貴相襲，而相發明”，所謂文必秦漢，不可一概而論。這些論述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民國學者的探討。
唐宋派在20世紀研究中所受的非議最少。大多數民國學者在斥責桐城派時，對桐城所推重的唐宋派未一概排斥。60年代，學者多指責唐宋派的文論和創作體現了道學家的思想觀念；80年代后的唐宋派研究，則較系統地揭示了唐宋派的思想淵源、散文理論、審美意趣和藝術特色。關于唐宋派與陽明心學的關系是唐宋派研究的一個重心。謝無量、錢基博、鄭振鐸、嵇文甫等人均強調陽明心學對唐宋派的啟迪，后來的學者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更有所發揮，結論各有差別。如馬美信認為，受陽明心學影響，王慎中、唐順之將文學重新置于理學控制之下B14。劉明今、袁震宇認為王慎中、唐順之的文論其實就是陽明所倡的“虛靈明覺之良知”，明乎此，唐宋派與唐宋八大家的文論差異也就比較清楚了B15。廖可斌認為陽明心學是唐宋派形成的首要條件，唐宋派在陽明心學啟迪下倡導主體精神獨立自覺和充分表現B16。陳書錄認為唐宋派開創了王學與文學相互融合的新階段，引導出了理性化與生活化并行、法式之工與自然之美結合的新思潮B17。亦有少數學者對唐宋派文論得益于王學的說法持異議，如左東嶺認為，唐順之早期文論與陽明心學聯系不大，而其晚年變化已超出唐宋派B18。此外，對于唐宋派文章的“本之六經”、題材等問題，亦有一定的研究。周作人等人指責“本之六經”的“正統”氣息，60年代的研究，則將“本之六經”視為虛偽而又輕視文藝的文論代名詞。“文革”后，學者對此又進行了較集中的反思和辯駁。關于唐宋派散文的題材，80年代前的研究多認為唐宋派散文題材狹小，爾后又以反駁觀點為主。
公安派散文研究大抵圍繞公安派的興衰歷史、小品藝術、性靈說等重心展開。30年代，周作人、郁達夫、劉大杰、任訪秋、嵇文甫等人高度評價了公安派文學革新的意義和小品創作成就；而錢基博、朱東潤、陳柱、陳子展作出以否定為主的評價。當代學者則在揚棄中對公安派進行了更為細致深入的探討，從學術思潮變遷、政治經濟變化、社會風尚轉移等方面探究公安之興，充分體現了現代學術的發展。性靈說研究興于30年代，盛于80、90年代。郭紹虞的《性靈說》是民國時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文章認為真與變構成了中郎文論的核心。受時代局限，60年代的主流闡釋認為，性靈說在要求文學充分表現個性的同時，又體現出露骨的唯心觀。80、90年代的探究，一方面是對60年代主流論調的簡單重復，另一方面章培恒等人則認為，性靈說不僅體現了文學表現個人思想感情的要求，而且更接近文學的特質。作家作品研究方面，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在公安派主將袁中郎身上。80年代后，公安派其他重要成員，如江盈科、袁中道、袁宗道等人的散文也開始受到一定的關注。
竟陵派在現代學術史上是一個極難說的話題。20世紀，對于竟陵派的研究，一直在否定與肯定的矛盾中進行。由于錢謙益、朱彝尊及《四庫提要》對竟陵派的抨擊詆毀，使竟陵派成為數百年來被批評的對象。現代學者雖對清人之論進行了反駁，但對竟陵派的認識仍然不夠充分、確切。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學者，肯定其倡導文學“革新”的價值終不可誣。但由于研究者的批評傾向也深受社會動蕩局面的影響，所以有關評論也極其復雜。朱東潤、陳柱整體上持否定批評態度；方孝岳、錢基博、郭紹虞則部分地承認其價值；而周作人、郁達夫、劉大杰、鄭振鐸等人從弘揚文學革新的角度予以肯定。總體上講，民國的爭鳴和研究，相比清代的“竟從擯絕”，格局已發生根本的改觀。60年代的研究陷入狹隘的政治批評范式，這一時期有限的評論性文章，大都給竟陵派加上“消沉”、“脫離現實”一類的評語。“文革”的爆發，最終連這種批評也給廢黜了。80年代，吳調公喊出為竟陵派平反的口號后，不少人依然認為竟陵派創作格局小，路子太窄，不易成大氣候。很顯然，對竟陵派的重新認識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也造成90年代的研究三種現象并存：多耳食而逞臆說；因個人審美偏嗜而過度排斥；進行客觀的探討。
臺閣派、茶陵派散文研究相較七子、公安、竟陵、唐宋派散文研究，要冷寂得多。論臺閣派文章較精當者，當推錢基博與郭豫衡。錢基博在《明代文學》中認為，臺閣之文沖融演迤，三楊推士奇文章特優，楊榮文章體格相近，楊溥刻意遒古。郭豫衡在《中國散文史》中稱士奇學宗濂、洛，文主歐、曾，文章多大雅之音，楊榮文章最能代表臺閣之文的特色。現代學者突破了茶陵派為詩派的傳統認識，不局限于探討其詩歌，還對其散文進行考察，如錢基博的《明代文學》稱東陽文章比宋濂稍安閑，而意則膚泛，《明史》以典雅流麗稱之，譽非其實。馬積高的《宋明理學與文學》、陳書錄的《明代詩文的演變》、劉明今的《明代文學批評史》等論著，都強調了東陽散文是從臺閣到七子的過渡。
20世紀明代散文研究的成就顯而易見，存在的問題和失誤亦不容忽視。民國時期的探討多不夠細切，參與晚明小品論爭者多別具用意。周作人因倡導新散文而溯源公安、竟陵，阿英、朱光潛等強調關注現實而批評公安、竟陵。建國后的大量論著，又多簡單重復，歸有光散文研究即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現代批評者尚談理論，如論公安之文，集力于性靈說，難免與創作實際產生隔閡。一些學者還習慣于給作家分輕重級別，拈所謂的“重”，而避所謂的“輕”，造成大量作家作品長期被冷落、懸置。一些學者沉溺于清代的批評理論范式，也是一大局限，而60、70年代研究造成的歷史局限在80年代后亦未能盡然消除。這些問題都說明，明代散文研究的全面繁榮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我們主張廣拓研究視野，密切關注散文自身研究，避免侈談理論，走出陳舊的批評范式，發展多元的研究和評論，以推動明代散文研究新時代的到來。
①胡適：《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胡適留學日記》，上海書店，1990年，第10頁。②③胡適：《胡適文存》卷一，上海書店，1990年。④周作人：《苦雨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4頁。⑤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危機》，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137頁。⑥任訪秋：《關于袁中郎和他所倡導的文學革新運動》，《文學遺產》1980年第2期。⑦吳調公：《為竟陵派一辯》，《文學評論》1983年第3期。⑧夏咸淳：《明代散文流變初探》，《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8年第3期。⑨吳承學、董上德：《明人小品述略》，《中山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⑩任訪秋：《袁中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7頁。B11B13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17—419頁。B12傅東華主編《文學百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4頁。B14馬美信：《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復旦學報》1993年第6期。B15劉明今、袁震宇：《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6頁。B16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文學遺產》1996年第3期。B17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9頁。B18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452—455頁。
責任編輯：采薇中州學刊2004年第3期從屈原的史官身份解讀其創作2004年5月中 州 學 刊May,2004
第3期(總第141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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