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18日《文匯報》的《書緣》專刊上，刊出“錢基博《 現代中國文學史 》再版”信息一則，有云：
“說是《 現代中國文學史 》，其實書中所談的，‘起于王運，終于胡適之'，主要還是近代文學，及進入二十世紀后的所謂‘舊文學'，但此書仍有極可觀之處：一是談近代作家的創作時， 十分注重他們與古典文學的傳承關系。如談王運，歸在‘魏晉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藝術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畫龍點睛之筆。三是作者的文言，實在清粹漂亮。錢基博是錢鐘書的父親，本書自1935年初版后，惟八十年代中期印過一次，存書稀少。現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推出新書。”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我國有四位國學大師： 太倉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吳江金松岑，無錫錢基博。錢基博先生是上海光華大學的中流砥柱，主持文學院及國文系多年，是書成稿七十年后，到新世紀的今天，依然受到學術出版界的重視，推出新版，決不是偶然的。它的可貴之處，正如章學誠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錢基博的學生周振甫說，錢師在此書《編首》敘述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下接現代文學，這正是為了通古今之變。
在評述人物學術生平時，錢師決不隨波逐流，而是獨立思考，顯示其一家之言。如《章炳麟》篇稱：“時論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時論方蔑道德，獎革命，而炳麟不然”；“時論方慕 共和，稱代議，而炳麟不然”；“然世儒之于炳麟，徒贊其經子訓詁之劬，而罕會體國經遠之旨；知賞窈眇密粟之文，未有能傷心刻骨之意”，這樣來推重評介章太炎 ，顯然是不同于當時時人之見，而成為錢師一家之言的。
再舉一例《胡適》篇，評梁啟超與胡適，稱：“一時大師，駢稱梁胡。二公揄衣揚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實倍耳提面命之功，惜無扶困持危之術。啟超之病，生于嫵媚；而適之之病，乃為武譎。夫嫵媚則為面諛，為徇從；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而恣睢，不悟是終身之惑，無有解之一日也。武譎則尚詐取，貴詭獲；人情莫不厭艱巨而樂輕易，畏陳編而嗜新說，使得略披序錄，便膺整理之榮；才握管觚，即遂發揮之快；其幸成未尚不可樂。而不知見小欲速，中于心術，陷溺既深，終無自拔之一日也。”這樣來評論梁胡二公，在當時也是別調，也是錢基博一家之言。在此，錢基博一分為二地評價梁胡治學浮淺，擊中要害，也正是他人未曾覺察到 的。尤其是胡適之病，“略披序錄，便膺整理之榮；才握管觚，即遂發揮之快”，拿今天來說，更趨張皇：能在報刊寫幾篇文章，出版幾本書，便是作家；能畫幾幅畫，公開發表，公開展出，只要有人捧，有媒體吹，便是畫家。此外，所謂大師，所謂專家，成群出籠，處處皆有。可是，真才實學的人，能有幾許。
錢基博教授的一家之言，率直評述，不為親者諱，像胡適在光華大學初創期間，也曾到光華授課，可以說是老相識了。錢基博說真話，認真抨擊，正是學人可貴的品質。
是以，七十年前寫成這部書，到2005年的今天，依然有它生命的價值，依然能發揮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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